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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并不是一本整体巴勒斯坦地区的通史。本卷的任务只是对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过去和现在，作一个简要的、由古及今的通史性的叙述。
根据巴勒斯坦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我们在设计《中东国家通史》的整体结构时，把巴勒斯坦地区分为《以色列卷》和《巴勒斯坦卷》。分别勾画出同一地区、两个不同民族历史变迁、发展轨迹和文明交往特征，既是从现实出发、进而追溯和反思历史，从历史的高度，审视现实；又从政治、经济、人文、地缘环境诸因素，考察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过程。
严格地说，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巴勒斯坦人。确切的称谓应该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公元前二世纪大流散前，犹太人已成为一个民族。在阿拉伯帝国统治的长期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过程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成为阿拉伯民族一部分。他们和历史上的犹太人以及后来从各地区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都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巴勒斯坦人。这两个不同文明的民族，在巴勒斯坦经历了复杂的联系，建立了多变的关系，组成了堪称史家探索不尽的文明交往史。
鉴于《以色列卷》主要是论述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过去和现在，而且着重写十九世纪以后的历史，所以在本卷专设概述巴勒斯坦古代历史和文明的绪论，反映这一地区古文明肇端时期的总貌。这也为巴勒斯坦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提供历史背景。
巴勒斯坦人可以把他们的历史远溯至迦南和腓力斯时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可寻根至当地的奈伯特国和罗马帝国时期第三巴勒斯坦。但阿拉伯帝国时期形成文明交往的结果——阿拉伯性和伊斯兰性，则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直接祖源。
变化始于犹太人大批离开之后这一地区的第二次转折性文明变迁。这是阿拉伯文明在巴勒斯坦居统治地位的变迁。巴勒斯坦的主体民族由犹太人变为阿拉伯人。伊斯兰教成为绝大多数居民的信仰。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一个很独特的民族。奥斯曼帝国近四百年的统治，经济、文化、政治结构和内外交往的极其落后状态，家族之争与部族矛盾，精英家族的政治依附性，都给民族的独立发展，造成严重障碍。二十世纪初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虽然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觉醒起了促进作用，但影响弱、传播慢、独立性差。从1919年到1928年间召开的七次巴勒斯坦人大会，都没有提出明确的巴勒斯坦独立的目标。民族独立意识之弱，于此可见一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长期居住在巴勒斯坦，却一直处于依附地位。不仅是政治组织上的依附，而且是思想理论上的依附。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思想理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长期摆脱不了南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依附。只是在1936-1939年巴勒斯坦人起义前夕，民族主义党派才联合提出了建立巴勒斯坦独立民族政府的要求。反观犹太复国主义，在1896年就有《犹太国》的系统理论与计划。此后便以越来越强劲之势，积极主动在巴勒斯坦推行建国目标。这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差距之所在。
巴勒斯坦地区从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地区，因此有必要简述它的地缘特征。
据一项新的基因研究结果显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全球29个国家的1371名男子的Ｙ染色体调查分析结果证实，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基因都来自最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共同祖先。此项研究的纽约大学医学院人类遗传项目负责人哈里·奥斯特勒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四千多年来他们一直保留着他们中东人的遗传根基。”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同属闪米特语系。
巴勒斯坦由于地缘特征而兼有海洋与大陆双重文明性质，并呈现出融汇东西方文明的多样性风貌。
巴勒斯坦的地缘特征赋予了它浓郁的宗教文明色彩。耶路撒冷集中体现了东西方宗教文明交往中折射聚焦点的特色。它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些世界性宗教的文明圣地。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共存与冲突，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多次成为军事政治事变之地。
巴勒斯坦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三角地带。三大洲文明地缘的边缘环境，特别是东西方陆路、海路交通的要津地位，政治、军事、商贸利益都长期驱使着各种力量在这里征战角逐。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巴勒斯坦的商贸、军事战略地位，更加重要。
巴勒斯坦的地缘特征，在外部政治交往中集中表现为西方各大帝国扩张力量的前沿阵地和东西方力量冲突的缓冲地带。而在内部交往中，作为巴勒斯坦的主要民族的犹太人，自公元二世纪到十九世纪末的长达十七个世纪时间，基本上与巴勒斯坦没有什么联系；而从公元七世纪直到十九世纪末，阿拉伯人一直是巴勒斯坦的主要民族。此后的五十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特别是1948年之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为争取各自民族对巴勒斯坦的权利，发生了频繁而激烈的冲突和战争。国土地缘始终是生存和安全利益的核心。
在中东地区冲突中，巴以冲突尤其引人瞩目。
巴以冲突是当代文明交往武装化的典型个案之一。以下三个年代是它转折点：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冲突发展为战争。从此开始了一个犹太小国在军事上对抗众多阿拉伯国家的格局。众多阿拉伯国家对联合国分治决议持反对立场，巴勒斯坦国未能成立。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阿以冲突。
1967年的 “六五”战争。为时仅六天，打破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以后所形成的格局。以色列武装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加沙、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既成事实，而拟议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却一直耽搁下来。
2000年的起义和镇压冲突被巴勒斯坦权利捍卫者哈南·阿什拉维称之为“巴勒斯坦历史上——以及巴以关系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这是巴以冲突的第三个转折点，它再一次改变了中东格局。
这次武装冲突的显著特点是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争夺圣地主权的冲突，以及对圣地的袭击，给巴以双方和解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冲突中对圣地的破坏，把争夺土地的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融于一体，从而为中东和平造成了复杂的变数。
对2000年9月开始的巴以冲突，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新的中东格局》的文章。他指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不只是由于土地、政治或宗教。对于阿拉伯领导人和阿拉伯人民来说，冲突原因还有现代化问题。这是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发达社会和一个没有实现现代化、并想归咎于他人的不发达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还提出了阿拉伯领导人把焦点放在贸易、发展和民主化的“新中东”或是把焦点放在反对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的“旧中东”问题。他认为，2000年9月以后的巴勒斯坦起义，是巴勒斯坦年轻人用格瓦拉式的暴动，来反对现代社会的象征以色列和他们国家衰落重要因素的领导人。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中东的冲突和战争浪潮，掩盖了中东的社会变革与经济的变化。以色列的现代化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中东的日本”。中东的阿拉伯国家，虽也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但都没有实现现代化。因此，对阿拉伯各国来说，现代化应当成为他们议事日程上的主要问题。
但是指责巴勒斯坦领导人没有真正给国内的年轻人选择是否走实现现代化这条道路的机会，却是不符合实际的。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建立。没有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那里能谈得上走实现现代化这条道路的机会《耶路撒冷邮报》保守派专栏作家赫布·凯诺宁在纪念以色列独立53周年的文章中说，目前的冲突使“大部分以色列人认识到，以色列作为惟一犹太国家在中东的存在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国土报》的专栏作家吉迪恩·萨梅特在纪念独立日的文章中说，“为了使以色列实现真正的独立，被占领的土地的独立是不可避免的。”
解决巴以冲突这个当代人类文明交往难题的途径，惟一正确的抉择是是两个生活在巴勒斯坦同一地区、各不相同文明民族之间的和解。
和解离不开国际调解的配合。巴以冲突早已不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事件，各种国际组织，都已显示出其作用。要真正实现公正全面的中东持久和平，无论是以色列的实力政策或巴勒斯坦的以惩罚促外交，还是今后主导中东和谈的国际机制，均宜改弦更张。
巴以冲突是通向和解的“血门”。冲突虽是人类文明交往中的严重病痛，但也表现出人们从困扰和损失中挣脱困境的努力。巴以冲突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具有广阔思考空间的文明交往个案，对它进行追踪研究，从中会获取规律性的启示。（本刊有删节）
（《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杨辉著，商务印书馆2002年4月版，23.00元）
根据巴勒斯坦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我们在设计《中东国家通史》的整体结构时，把巴勒斯坦地区分为《以色列卷》和《巴勒斯坦卷》。分别勾画出同一地区、两个不同民族历史变迁、发展轨迹和文明交往特征，既是从现实出发、进而追溯和反思历史，从历史的高度，审视现实；又从政治、经济、人文、地缘环境诸因素，考察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过程。
严格地说，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巴勒斯坦人。确切的称谓应该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公元前二世纪大流散前，犹太人已成为一个民族。在阿拉伯帝国统治的长期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过程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成为阿拉伯民族一部分。他们和历史上的犹太人以及后来从各地区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都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巴勒斯坦人。这两个不同文明的民族，在巴勒斯坦经历了复杂的联系，建立了多变的关系，组成了堪称史家探索不尽的文明交往史。
鉴于《以色列卷》主要是论述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过去和现在，而且着重写十九世纪以后的历史，所以在本卷专设概述巴勒斯坦古代历史和文明的绪论，反映这一地区古文明肇端时期的总貌。这也为巴勒斯坦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提供历史背景。
巴勒斯坦人可以把他们的历史远溯至迦南和腓力斯时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可寻根至当地的奈伯特国和罗马帝国时期第三巴勒斯坦。但阿拉伯帝国时期形成文明交往的结果——阿拉伯性和伊斯兰性，则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直接祖源。
变化始于犹太人大批离开之后这一地区的第二次转折性文明变迁。这是阿拉伯文明在巴勒斯坦居统治地位的变迁。巴勒斯坦的主体民族由犹太人变为阿拉伯人。伊斯兰教成为绝大多数居民的信仰。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一个很独特的民族。奥斯曼帝国近四百年的统治，经济、文化、政治结构和内外交往的极其落后状态，家族之争与部族矛盾，精英家族的政治依附性，都给民族的独立发展，造成严重障碍。二十世纪初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虽然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觉醒起了促进作用，但影响弱、传播慢、独立性差。从1919年到1928年间召开的七次巴勒斯坦人大会，都没有提出明确的巴勒斯坦独立的目标。民族独立意识之弱，于此可见一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长期居住在巴勒斯坦，却一直处于依附地位。不仅是政治组织上的依附，而且是思想理论上的依附。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思想理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长期摆脱不了南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依附。只是在1936-1939年巴勒斯坦人起义前夕，民族主义党派才联合提出了建立巴勒斯坦独立民族政府的要求。反观犹太复国主义，在1896年就有《犹太国》的系统理论与计划。此后便以越来越强劲之势，积极主动在巴勒斯坦推行建国目标。这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差距之所在。
巴勒斯坦地区从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地区，因此有必要简述它的地缘特征。
据一项新的基因研究结果显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全球29个国家的1371名男子的Ｙ染色体调查分析结果证实，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基因都来自最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共同祖先。此项研究的纽约大学医学院人类遗传项目负责人哈里·奥斯特勒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四千多年来他们一直保留着他们中东人的遗传根基。”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同属闪米特语系。
巴勒斯坦由于地缘特征而兼有海洋与大陆双重文明性质，并呈现出融汇东西方文明的多样性风貌。
巴勒斯坦的地缘特征赋予了它浓郁的宗教文明色彩。耶路撒冷集中体现了东西方宗教文明交往中折射聚焦点的特色。它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些世界性宗教的文明圣地。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共存与冲突，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多次成为军事政治事变之地。
巴勒斯坦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三角地带。三大洲文明地缘的边缘环境，特别是东西方陆路、海路交通的要津地位，政治、军事、商贸利益都长期驱使着各种力量在这里征战角逐。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巴勒斯坦的商贸、军事战略地位，更加重要。
巴勒斯坦的地缘特征，在外部政治交往中集中表现为西方各大帝国扩张力量的前沿阵地和东西方力量冲突的缓冲地带。而在内部交往中，作为巴勒斯坦的主要民族的犹太人，自公元二世纪到十九世纪末的长达十七个世纪时间，基本上与巴勒斯坦没有什么联系；而从公元七世纪直到十九世纪末，阿拉伯人一直是巴勒斯坦的主要民族。此后的五十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特别是1948年之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为争取各自民族对巴勒斯坦的权利，发生了频繁而激烈的冲突和战争。国土地缘始终是生存和安全利益的核心。
在中东地区冲突中，巴以冲突尤其引人瞩目。
巴以冲突是当代文明交往武装化的典型个案之一。以下三个年代是它转折点：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冲突发展为战争。从此开始了一个犹太小国在军事上对抗众多阿拉伯国家的格局。众多阿拉伯国家对联合国分治决议持反对立场，巴勒斯坦国未能成立。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阿以冲突。
1967年的 “六五”战争。为时仅六天，打破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以后所形成的格局。以色列武装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加沙、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既成事实，而拟议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却一直耽搁下来。
2000年的起义和镇压冲突被巴勒斯坦权利捍卫者哈南·阿什拉维称之为“巴勒斯坦历史上——以及巴以关系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这是巴以冲突的第三个转折点，它再一次改变了中东格局。
这次武装冲突的显著特点是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争夺圣地主权的冲突，以及对圣地的袭击，给巴以双方和解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冲突中对圣地的破坏，把争夺土地的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融于一体，从而为中东和平造成了复杂的变数。
对2000年9月开始的巴以冲突，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新的中东格局》的文章。他指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不只是由于土地、政治或宗教。对于阿拉伯领导人和阿拉伯人民来说，冲突原因还有现代化问题。这是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发达社会和一个没有实现现代化、并想归咎于他人的不发达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还提出了阿拉伯领导人把焦点放在贸易、发展和民主化的“新中东”或是把焦点放在反对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的“旧中东”问题。他认为，2000年9月以后的巴勒斯坦起义，是巴勒斯坦年轻人用格瓦拉式的暴动，来反对现代社会的象征以色列和他们国家衰落重要因素的领导人。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中东的冲突和战争浪潮，掩盖了中东的社会变革与经济的变化。以色列的现代化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中东的日本”。中东的阿拉伯国家，虽也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但都没有实现现代化。因此，对阿拉伯各国来说，现代化应当成为他们议事日程上的主要问题。
但是指责巴勒斯坦领导人没有真正给国内的年轻人选择是否走实现现代化这条道路的机会，却是不符合实际的。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建立。没有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那里能谈得上走实现现代化这条道路的机会《耶路撒冷邮报》保守派专栏作家赫布·凯诺宁在纪念以色列独立53周年的文章中说，目前的冲突使“大部分以色列人认识到，以色列作为惟一犹太国家在中东的存在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国土报》的专栏作家吉迪恩·萨梅特在纪念独立日的文章中说，“为了使以色列实现真正的独立，被占领的土地的独立是不可避免的。”
解决巴以冲突这个当代人类文明交往难题的途径，惟一正确的抉择是是两个生活在巴勒斯坦同一地区、各不相同文明民族之间的和解。
和解离不开国际调解的配合。巴以冲突早已不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事件，各种国际组织，都已显示出其作用。要真正实现公正全面的中东持久和平，无论是以色列的实力政策或巴勒斯坦的以惩罚促外交，还是今后主导中东和谈的国际机制，均宜改弦更张。
巴以冲突是通向和解的“血门”。冲突虽是人类文明交往中的严重病痛，但也表现出人们从困扰和损失中挣脱困境的努力。巴以冲突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具有广阔思考空间的文明交往个案，对它进行追踪研究，从中会获取规律性的启示。（本刊有删节）
（《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杨辉著，商务印书馆2002年4月版，2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