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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四川一个普通的小县城,父母在我上高中那年双双下岗,母亲还体弱多病。5年前,当我接过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我就下定决心,从此要自己养活自己。5年后,我真的可以很骄傲地告诉自己,我做到了。”2010年6月,黄洋作为代表在复旦大学助学仪式上发言。他不仅靠奖学金养活自己,母亲肝脏手术的费用也基本是靠他的奖学金以及勤工俭学收入支付的。
时隔不到3年,2013年4月16日下午,这个年轻的生命却在上海中山医院飘然远逝。这一天,复旦大学和上海医学院网站首页变成了灰色,校友们则在操场外的栏杆上为他悬挂起上千只寄托哀思的千纸鹤。
一段刚刚开启的人生旅程,一曲刚刚奏响的青春乐章,怎么就这样戛然而止了?而答案更令人心惊、心悸、心寒。
4月18日,警方初步查明,黄洋室友林某因生活琐事与黄洋关系不和,心存不满,经事先预谋,3月31日中午,将其做实验后剩余并存放在实验室内的剧毒化合物带至寝室,注入饮水机槽。4月1日上午,黄洋饮用饮水机中的水后出现中毒症状。
生命最后的16天
让时间先倒转回4月1日。
当天早上,黄洋从寝室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刚喝了一口,发现味道不对。他没有多想,以为是水过期了。为了自己和室友的健康起见,他倒掉了桶里剩余的水,清洗了饮水机。之后,黄洋去了图书馆,准备博士复试。
28岁的黄洋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将近一个月前,他参加了耳鼻咽喉专业博士研究生初试并顺利通过。“时间不够,”黄洋曾对同学说,“我的研究实验还没做完,硕士论文也没写完。”他通常是医院、课堂、实验室三地跑,常常做实验忙到晚上八九点钟,有时会忘了吃饭。偶尔闲下来,就和实验室的同学聊会儿天。
到上午10点左右,黄洋开始恶心、呕吐。中午,他独自步行前往距离学校仅一街之隔的中山医院就诊。医生听他讲述经过后推测,可能饮水机内的桶装水放置时间太长,导致细菌滋生,进而引发食物中毒,就按照胃肠炎治疗,为他开出了抗感染及解痉的处方。正在输液的黄洋拨通了同学莫某的电话,希望莫某过去看他。下午2点,莫某赶到医院,见到了黄洋。他面色惨白,一直抱怨身体发冷。此时,黄洋已经烧到了39.3℃,医院给他打了退烧针。可是,黄洋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
4月2日,黄洋的师兄弟去看他,发现他的手和脸肿了起来,担心不是食物中毒那么简单。经过检查,黄洋肝功能和凝血功能两大项的几个重要指标都不正常,随后,他开始接受保肝及输血治疗。黄洋的导师也听说了此事,带着1万多元赶到医院,安排他住院治疗。
此后几天里,黄洋的病情迅速恶化:鼻孔出血、陷入昏迷……而他的病因依然不明。从四川自贡老家赶来的父亲,住在每天100元的小旅馆里,期待着儿子的康复。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黄洋每年春节才回一次家。家人问起学校的事,他总会说,他跟老师、同学相处得很好。
贫困,也让黄洋学会了节俭。他的高中同学王子巍说:“他爱跑步,之前还想买一双跑步鞋,但一直没舍得买;他还爱唱歌,不过我们只是趁KTV下午打折便宜时才去。”
在病中,黄洋还打电话给复旦大学“圆梦墨脱”志愿者项目的负责人,说等自己痊愈后还会参与到志愿者工作中去。2010年,他曾去西藏墨脱支教。而今年暑假,黄洋本计划带队再度前往墨脱,前期的准备工作,他一直亲力亲为。
4月9日,黄洋的师兄孙某收到一条神秘短信,提醒他注意一种名为N—二甲基亚硝胺的化学药物。毒源终于锁定了,却已无法挽救黄洋的生命。
黄洋无法再去墨脱了,也无法参加7日举行的博士研究生复试,甚至没来得及和远道而来的父亲说上一句话。16天,这个自认“算是有些思想、有些能力、有些热情的好人”就这样默默地走了。
乖乖仔的另一面
4月9日的神秘短信却在无意中牵出了另一个人。
师兄孙某接到短信后,查询了校内的医学论文,发现使用N—二甲基亚硝胺后的实验室小白鼠症状与黄洋的症状十分相似,而相关实验论文的作者正是黄洋的室友林某。11日,上海警方称,在黄洋宿舍饮水机弯管的残余饮用水中,找到了少量N— 二甲基亚硝胺。13日,林某被警方刑事拘留。
林某是广东汕头人,1986年出生。从小到大,他一直是大家眼中的“秀才”、“乖乖仔”。2005年,他以780多分(满分900分)考入中山大学医学院,2010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部。他是按照父母的意愿读医学的,后来逐渐喜欢上医生这个职业。在一次自愿献血活动中,他曾表示:“医乃仁术,爱心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必不可少的。”
他的旧时同学在案发后对媒体记者回忆说,林某从不争强好胜,放假回家时常找旧友打篮球、聚会;也有同学说,他的脾气确实有点古怪,有时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活在自我的世界中。在林某的母亲看来,儿子从未跟周围的小孩红过脸、打过架,在外面受了委屈,只会回家告诉父母。4月15日,林父接到上海来的电话时,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给室友下了毒,还在电话里笑着说:“我儿子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打电话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者浏览了林某的微博,从内容看,他喜欢运动、电影、历史剧以及热播的综艺节目《我是歌手》。有时,他也会感叹高房价、找工作不容易以及青春时光的流逝。谈到为救人而牺牲的武警郑益龙时,他感叹:“英雄的过人之处,常在于他临危不惧,并有舍己为人的潜意识。”元宵节时,他想到了家乡,“家乡肯定是热闹非凡,我仿佛可以看到小区的孩童嬉闹、北路头塞车、老和惠路熙熙攘攘、邻里街坊忙碌拜神明的景象,细细回味,竟有些许喜悦慢慢从心底里涌出,流淌往全身各处,温暖。”一次参加工作面试时,他刚好排在最后,“与前面9位正装出席者相比,我的橙色羊毛衫显得我极其渺小,领导们都不正眼瞧我。”
黄洋生病期间,林某曾前往医院探视,还与同学一起讨论他的病情。“谁都想不到会是他,太让人吃惊了。”黄洋的另一位室友葛某是上海人,很少在宿舍过夜,常住宿舍的只有黄、林二人。葛某称,他们俩没有矛盾,就在3月30日,俩人还在讲笑话。 黄洋的研究方向是耳鼻咽喉,林某则主攻超声,两人在不同的医院实习。林某也没有像黄洋那样打算读博士,而是准备回家乡发展,并已经在中山大学一家附属医院找到了工作。
两个同样学业优秀的年轻人,到底结下了什么样的矛盾?上海警方虽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但并未对外披露林某的作案动机和作案手段,同时告诫公众切勿盲目揣测和传播。至今,连他们周围的同学对此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2012年11月27日,林某曾发布一条微博:“上海的冬夜,开着电脑,在小台灯的光照下,看着各种图文,听着电脑的沙沙声,还有黄屌丝的呼噜声,头脑里偶尔闪过各种念头,随即如云烟随风飘散。”很多人猜测“黄屌丝”就是黄洋。然而,现在已经很难判断这个称呼背后是怎样的一种情感,是调侃抑或是蔑视?
对有毒试剂管理不严
复旦投毒案成为新闻焦点之际,另一桩发生在18年前的案件也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多才多艺的清华大学化学系92级女生朱令,在1994年冬和1995年春至少两次摄入致死剂量重金属铊,导致全身瘫痪、100%伤残、大脑迟钝。
如今,朱令与父母住在北京方庄一幢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塔楼里。当年的美丽少女,已经变成一个身材臃肿的重度残疾人,整天坐在轮椅上,生活无法自理,智商只有六七岁。十几年来,年迈的父母会坚持带她去做康复训练。多数时候,朱令会安静地陷入冥想状态,母亲则会细心地为她擦去口水。而残害朱令的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关于凶手的追查也仅限于网上的各种讨论。
发生在校园里的毒杀案绝非个例。1997年,北京大学发生第二起铊投毒案件。化学系学生王晓龙向江林、陆晨光投毒,前者是报复的对象,后者则被当做下毒的实验品。2004年,扬州大学教师贡昌春出于嫉妒,在另一名教师武辉的饮料瓶中放入秋水仙碱。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常宇庆为了报复,向3名同学的茶杯中注入硝酸铊,导致3人铊中毒。
如今,投毒再一次在大学上演。黄洋死后,他的父母已同意进行尸检,并在上海一家宾馆里等待消息。“也有黄洋一些学法律的同学在帮忙,到时候父母会将黄洋的骨灰带回老家。”黄洋的大姑妈说。
夺去黄洋生命的N—二甲基亚硝胺是一种破坏性模型药物,一般化工、化学系的学生不太会用到,医学、医药学专业的学生做实验可能会用。这是一种黄色液体,能快速溶于水,不易被发现。这种物质属严格管理范围,普通医院并无库存,一般是由课题组购买。通常,学校对高毒剧毒化学药品、试剂管理严格,任何老师、学生都不能轻易进入库房。复旦大学校方表示:“实验室对剧毒药物有管理规定,林某不可能从实验室途径获取投毒药物。”
但据知情人透露,案发后学校内部开会指出,半年前以及不久前实验室曾两次丢失过该药物。多名学生也认为实验室的管理不够规范,黄洋被投的毒物很可能就是出自于实验室。实验室每天都要用到无数剧毒试剂,没有办法次次都监管使用剂量,而对此进行严格登记管理要耗费非常大的人力和财力。“你真心想拿走,肯定有办法。”对有毒试剂的管理不严,也是高校投毒案频发的客观因素之一。
从尊重、敬畏每一个生命开始
就在黄洋离去的前后,人们痛心地发现,连日来,发生在大学的暴力事件竟可以用“层出不穷”来形容:16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男生因琐事刺死室友;17日,南昌航空大学一研究生死于宿舍;同一天,张家港市沙洲职业工学院一学生在校园持水果刀刺伤一人……以至于大学同学在网络上的相互问候变成了“感谢当年不杀之恩”。
是什么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丧失了人性?对此,网友纷纷表示:“没有好的人格和情商,再高的智商也没用。”“教育不仅是知识的单纯累积,更是道德修养的积淀提升。”
众多网友呼吁:当下我们最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的,是从悲剧中反思我们的教育。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初级教育已经异化成了“教育竞技场”。打败对手的教育理念,让涉世未深的孩子感受不到基础教育应该包含的人性之爱,其直接后果便是培养了一群能力超常却没有健全人格的学生。
现行的教育模式,片面强调学生该如何成才,却往往将心理教育置于教育链条的末端。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比例已高达10%,而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进行心理辅导,仍未引起教育者的足够重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从家庭教育入手,树立对于生命的敬畏。“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很多麻烦,有人会选择除掉麻烦,有的人会选择‘忍一忍风平浪静’。做与不做不在于智力,而在于心理上的底线,这个底线和观念、信念有关。如果家长在饭桌上多说些‘伤天害理的事咱不干’这样的话,学校和社会也多进行这样的教育,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就会有一道心理的底线。如果这些统统没有,即便孩子可以达到很高的知识水平,心理底线仍是缺失的。此外,还有对生命敬畏的教育。如果我们的社会对生命充分敬畏,每个人都有一道心理底线,那在犯罪之前就会知道回头。”
黄洋曾在微博中引用《黑暗骑士》的歌词:“善恶的分界,不是对立面,而是每个人那最后纯洁的防线,都逃不过考验。”如何守住最后的纯洁善良?要从尊重、敬畏每一个生命开始。
时隔不到3年,2013年4月16日下午,这个年轻的生命却在上海中山医院飘然远逝。这一天,复旦大学和上海医学院网站首页变成了灰色,校友们则在操场外的栏杆上为他悬挂起上千只寄托哀思的千纸鹤。
一段刚刚开启的人生旅程,一曲刚刚奏响的青春乐章,怎么就这样戛然而止了?而答案更令人心惊、心悸、心寒。
4月18日,警方初步查明,黄洋室友林某因生活琐事与黄洋关系不和,心存不满,经事先预谋,3月31日中午,将其做实验后剩余并存放在实验室内的剧毒化合物带至寝室,注入饮水机槽。4月1日上午,黄洋饮用饮水机中的水后出现中毒症状。
生命最后的16天
让时间先倒转回4月1日。
当天早上,黄洋从寝室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刚喝了一口,发现味道不对。他没有多想,以为是水过期了。为了自己和室友的健康起见,他倒掉了桶里剩余的水,清洗了饮水机。之后,黄洋去了图书馆,准备博士复试。
28岁的黄洋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将近一个月前,他参加了耳鼻咽喉专业博士研究生初试并顺利通过。“时间不够,”黄洋曾对同学说,“我的研究实验还没做完,硕士论文也没写完。”他通常是医院、课堂、实验室三地跑,常常做实验忙到晚上八九点钟,有时会忘了吃饭。偶尔闲下来,就和实验室的同学聊会儿天。
到上午10点左右,黄洋开始恶心、呕吐。中午,他独自步行前往距离学校仅一街之隔的中山医院就诊。医生听他讲述经过后推测,可能饮水机内的桶装水放置时间太长,导致细菌滋生,进而引发食物中毒,就按照胃肠炎治疗,为他开出了抗感染及解痉的处方。正在输液的黄洋拨通了同学莫某的电话,希望莫某过去看他。下午2点,莫某赶到医院,见到了黄洋。他面色惨白,一直抱怨身体发冷。此时,黄洋已经烧到了39.3℃,医院给他打了退烧针。可是,黄洋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
4月2日,黄洋的师兄弟去看他,发现他的手和脸肿了起来,担心不是食物中毒那么简单。经过检查,黄洋肝功能和凝血功能两大项的几个重要指标都不正常,随后,他开始接受保肝及输血治疗。黄洋的导师也听说了此事,带着1万多元赶到医院,安排他住院治疗。
此后几天里,黄洋的病情迅速恶化:鼻孔出血、陷入昏迷……而他的病因依然不明。从四川自贡老家赶来的父亲,住在每天100元的小旅馆里,期待着儿子的康复。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黄洋每年春节才回一次家。家人问起学校的事,他总会说,他跟老师、同学相处得很好。
贫困,也让黄洋学会了节俭。他的高中同学王子巍说:“他爱跑步,之前还想买一双跑步鞋,但一直没舍得买;他还爱唱歌,不过我们只是趁KTV下午打折便宜时才去。”
在病中,黄洋还打电话给复旦大学“圆梦墨脱”志愿者项目的负责人,说等自己痊愈后还会参与到志愿者工作中去。2010年,他曾去西藏墨脱支教。而今年暑假,黄洋本计划带队再度前往墨脱,前期的准备工作,他一直亲力亲为。
4月9日,黄洋的师兄孙某收到一条神秘短信,提醒他注意一种名为N—二甲基亚硝胺的化学药物。毒源终于锁定了,却已无法挽救黄洋的生命。
黄洋无法再去墨脱了,也无法参加7日举行的博士研究生复试,甚至没来得及和远道而来的父亲说上一句话。16天,这个自认“算是有些思想、有些能力、有些热情的好人”就这样默默地走了。
乖乖仔的另一面
4月9日的神秘短信却在无意中牵出了另一个人。
师兄孙某接到短信后,查询了校内的医学论文,发现使用N—二甲基亚硝胺后的实验室小白鼠症状与黄洋的症状十分相似,而相关实验论文的作者正是黄洋的室友林某。11日,上海警方称,在黄洋宿舍饮水机弯管的残余饮用水中,找到了少量N— 二甲基亚硝胺。13日,林某被警方刑事拘留。
林某是广东汕头人,1986年出生。从小到大,他一直是大家眼中的“秀才”、“乖乖仔”。2005年,他以780多分(满分900分)考入中山大学医学院,2010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部。他是按照父母的意愿读医学的,后来逐渐喜欢上医生这个职业。在一次自愿献血活动中,他曾表示:“医乃仁术,爱心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必不可少的。”
他的旧时同学在案发后对媒体记者回忆说,林某从不争强好胜,放假回家时常找旧友打篮球、聚会;也有同学说,他的脾气确实有点古怪,有时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活在自我的世界中。在林某的母亲看来,儿子从未跟周围的小孩红过脸、打过架,在外面受了委屈,只会回家告诉父母。4月15日,林父接到上海来的电话时,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给室友下了毒,还在电话里笑着说:“我儿子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打电话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者浏览了林某的微博,从内容看,他喜欢运动、电影、历史剧以及热播的综艺节目《我是歌手》。有时,他也会感叹高房价、找工作不容易以及青春时光的流逝。谈到为救人而牺牲的武警郑益龙时,他感叹:“英雄的过人之处,常在于他临危不惧,并有舍己为人的潜意识。”元宵节时,他想到了家乡,“家乡肯定是热闹非凡,我仿佛可以看到小区的孩童嬉闹、北路头塞车、老和惠路熙熙攘攘、邻里街坊忙碌拜神明的景象,细细回味,竟有些许喜悦慢慢从心底里涌出,流淌往全身各处,温暖。”一次参加工作面试时,他刚好排在最后,“与前面9位正装出席者相比,我的橙色羊毛衫显得我极其渺小,领导们都不正眼瞧我。”
黄洋生病期间,林某曾前往医院探视,还与同学一起讨论他的病情。“谁都想不到会是他,太让人吃惊了。”黄洋的另一位室友葛某是上海人,很少在宿舍过夜,常住宿舍的只有黄、林二人。葛某称,他们俩没有矛盾,就在3月30日,俩人还在讲笑话。 黄洋的研究方向是耳鼻咽喉,林某则主攻超声,两人在不同的医院实习。林某也没有像黄洋那样打算读博士,而是准备回家乡发展,并已经在中山大学一家附属医院找到了工作。
两个同样学业优秀的年轻人,到底结下了什么样的矛盾?上海警方虽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但并未对外披露林某的作案动机和作案手段,同时告诫公众切勿盲目揣测和传播。至今,连他们周围的同学对此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2012年11月27日,林某曾发布一条微博:“上海的冬夜,开着电脑,在小台灯的光照下,看着各种图文,听着电脑的沙沙声,还有黄屌丝的呼噜声,头脑里偶尔闪过各种念头,随即如云烟随风飘散。”很多人猜测“黄屌丝”就是黄洋。然而,现在已经很难判断这个称呼背后是怎样的一种情感,是调侃抑或是蔑视?
对有毒试剂管理不严
复旦投毒案成为新闻焦点之际,另一桩发生在18年前的案件也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多才多艺的清华大学化学系92级女生朱令,在1994年冬和1995年春至少两次摄入致死剂量重金属铊,导致全身瘫痪、100%伤残、大脑迟钝。
如今,朱令与父母住在北京方庄一幢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塔楼里。当年的美丽少女,已经变成一个身材臃肿的重度残疾人,整天坐在轮椅上,生活无法自理,智商只有六七岁。十几年来,年迈的父母会坚持带她去做康复训练。多数时候,朱令会安静地陷入冥想状态,母亲则会细心地为她擦去口水。而残害朱令的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关于凶手的追查也仅限于网上的各种讨论。
发生在校园里的毒杀案绝非个例。1997年,北京大学发生第二起铊投毒案件。化学系学生王晓龙向江林、陆晨光投毒,前者是报复的对象,后者则被当做下毒的实验品。2004年,扬州大学教师贡昌春出于嫉妒,在另一名教师武辉的饮料瓶中放入秋水仙碱。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常宇庆为了报复,向3名同学的茶杯中注入硝酸铊,导致3人铊中毒。
如今,投毒再一次在大学上演。黄洋死后,他的父母已同意进行尸检,并在上海一家宾馆里等待消息。“也有黄洋一些学法律的同学在帮忙,到时候父母会将黄洋的骨灰带回老家。”黄洋的大姑妈说。
夺去黄洋生命的N—二甲基亚硝胺是一种破坏性模型药物,一般化工、化学系的学生不太会用到,医学、医药学专业的学生做实验可能会用。这是一种黄色液体,能快速溶于水,不易被发现。这种物质属严格管理范围,普通医院并无库存,一般是由课题组购买。通常,学校对高毒剧毒化学药品、试剂管理严格,任何老师、学生都不能轻易进入库房。复旦大学校方表示:“实验室对剧毒药物有管理规定,林某不可能从实验室途径获取投毒药物。”
但据知情人透露,案发后学校内部开会指出,半年前以及不久前实验室曾两次丢失过该药物。多名学生也认为实验室的管理不够规范,黄洋被投的毒物很可能就是出自于实验室。实验室每天都要用到无数剧毒试剂,没有办法次次都监管使用剂量,而对此进行严格登记管理要耗费非常大的人力和财力。“你真心想拿走,肯定有办法。”对有毒试剂的管理不严,也是高校投毒案频发的客观因素之一。
从尊重、敬畏每一个生命开始
就在黄洋离去的前后,人们痛心地发现,连日来,发生在大学的暴力事件竟可以用“层出不穷”来形容:16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男生因琐事刺死室友;17日,南昌航空大学一研究生死于宿舍;同一天,张家港市沙洲职业工学院一学生在校园持水果刀刺伤一人……以至于大学同学在网络上的相互问候变成了“感谢当年不杀之恩”。
是什么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丧失了人性?对此,网友纷纷表示:“没有好的人格和情商,再高的智商也没用。”“教育不仅是知识的单纯累积,更是道德修养的积淀提升。”
众多网友呼吁:当下我们最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的,是从悲剧中反思我们的教育。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初级教育已经异化成了“教育竞技场”。打败对手的教育理念,让涉世未深的孩子感受不到基础教育应该包含的人性之爱,其直接后果便是培养了一群能力超常却没有健全人格的学生。
现行的教育模式,片面强调学生该如何成才,却往往将心理教育置于教育链条的末端。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比例已高达10%,而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进行心理辅导,仍未引起教育者的足够重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从家庭教育入手,树立对于生命的敬畏。“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很多麻烦,有人会选择除掉麻烦,有的人会选择‘忍一忍风平浪静’。做与不做不在于智力,而在于心理上的底线,这个底线和观念、信念有关。如果家长在饭桌上多说些‘伤天害理的事咱不干’这样的话,学校和社会也多进行这样的教育,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就会有一道心理的底线。如果这些统统没有,即便孩子可以达到很高的知识水平,心理底线仍是缺失的。此外,还有对生命敬畏的教育。如果我们的社会对生命充分敬畏,每个人都有一道心理底线,那在犯罪之前就会知道回头。”
黄洋曾在微博中引用《黑暗骑士》的歌词:“善恶的分界,不是对立面,而是每个人那最后纯洁的防线,都逃不过考验。”如何守住最后的纯洁善良?要从尊重、敬畏每一个生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