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书》及其他
　　
　　
　　孙退谷所辑《山书》十八卷，以崇祯一朝的奏疏，补苴这一期章奏史实之阙，与同类史著、史料相较，又多有入载详备之善。如这一朝的几件大事，虽同见于《明史》、《明通鉴》、《国榷》、《烈皇小识》等正史、野史，但限于篇幅与体例，经史家的一番去取，皆简而又简了；而在《山书》中，却尽量多地保存了奏疏原文，读来竟像是君臣奏对的现场记录，辞气、口吻，以至于紧张激烈的气氛，亦有如闻见。如卷十一“争执纲常”条下所载崇祯帝平台召对，黄道周直颜抗辩的场面，就实在是一出极精彩的戏剧。
　　在此之前，少詹事黄道周具疏言不当起复正在守制的陈新甲为宣大总督，又疏纠也是未终制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不当夺情入阁。这道理本来讲得很好，但帝却疑其有私。原因是此番内阁缺员枚卜，道周也列名其中，结果未被简用，崇祯便推想他心怀怨望，借个题目攻击已被简任入阁的杨嗣昌。于是以心存私欲是问，遂有道周劲气直词之辩。这一长达五千余言的“现场记录”，当日情景，直使人得见仿佛。且枝末的详尽，又令人揣知台下的别一番情形。当日帝曰：“你都是虚话，一生学问止学得这佞口。”道周不服，又辩忠佞。同时在场的杨嗣昌说道：“皇上所论，诚是诛意之法。道周亦冒盛名，望求优容。”帝曰：“这便是优容了。”于是，“赐瓜果点心。各官谢出，复召回听谕”，如此这般一番。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就在崇祯不打算重处道周，下部议，拟降三级之时，又有刑部主事张若麒(此册排印本将“麒”误排作“麟”)上“拥戴不效怨望纷然”一疏纠道周，专拣挑动圣怒之言以进，如“数日以来，天谕既颁，群党藉藉，”“至有谓召对之日，黄道周犯颜批鳞，古今未有，而皇上为之理屈者”，“要使古今未有之好话，尽出自道周之口；而凡可以归过君父者，无所不至”。疏上，“降道周六级，调外用”。但是此句之后却又补缀一言：“杨嗣昌奏移张若麒于兵部”，于是不免令人起疑：这一两不相干之事，可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循迹，检孙退谷的另一部著述《春明梦余录》，方知正是那位平台召对之时奏请优容的杨嗣昌，“惧道周复用，急募人上疏参之。职方司郎中王新擢太仆寺少卿，示其意于乡试所售士刑部主事张若麒，遂上‘拥戴不效怨望纷然’一疏……”而这位刑部官员久谋兵部，终于因此得以偿愿。这真是同样精彩的一幕戏外戏了！(若麒后降清，在《清史列传》中被列入《贰臣传》)而这位“察察为明”的皇上口口声声斥责出以公心的黄道周是怀抱私欲，却眼睁睁将满腹私心的杨嗣昌倚为“盐梅”、“干城”，也正是扮演了一个可笑亦复可悲的角色。
　　详于他著之例尚不少。据书首所附诏文及作者题署，知《山书》是奉康熙四年八月谕旨，呈送清政府纂修《明史》之用的。但《明史》纂修者在使用时十分谨慎，黄云眉作《明史考证》对此著多所征引，并对《明史》因种种避忌而略去的部分加以辨析，故虽有那一部皇皇史著问世，这本《山书》仍有它存在的价值。
　　孙退谷的其它几部著作也很有名，如记录有明一代典章制度的《春明梦余录》，具有地方志性质的《天府广记》，考证鉴赏书画作品的《庚于销夏记》。作者本人的身世遭际，也有些意思。他是崇祯四年进士，后因降附李自成，福王时被定入从贼案。及又降附清朝，起授吏科都给事中，官至兵部左侍郎，加衔为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如此行迹，便颇为士林所不齿，他自己也是有些愧怍的，晚年作《天府广记》，对未能死节一事，作了不少剖白。卷三十四在记兵部主事成德时谈到，方李自成入京之际，他与成德约以同死，成率全家，先已尽节，而孙入玉凫堂书架后自缢，却被一位书者呼众救下；继又潜服片脑两许，然呕吐不死。最后携其长子同赴井中，仍被旧仆救出，“吐血水斗余，死而复苏”。乃又有一位起义军中的纪功司差人将之带往苏州胡同，他求以速死，这位差人却“温言慰藉”，“日以饮食馈送”，等等。这一大节与他所作的题目本来无多关联的剖白文字，可信程度如何，不必去论，但最后写道：“今见两公(按即成德与翰林院侍讲马世奇)手札，从容就义，临危犹辱推及，惭愧欲死。八十之老，行见两公九原，或鉴此区区苦衷也”，垂暮之年，发此悲慨，大约还是真情吧。虽然这对于今天读他的著作的人，已无太大的意义了。
　　
　　(《山书》，[清]孙承泽辑，裘剑平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6.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