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而言，“阶级”是近百年来最为复杂、敏感且重要的概念之一。完全可以说，若抽离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就不可能完整、深入地认识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和文化。

壹

　　阶级之于社会革命，犹如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所说的“范式”，唯其主题更宏大，价值更重要，影响更深远。从范式的角度看阶级，广义地说，它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路线和方法的改变；狭义地说，它的实践成果起了示范作用，一方面开辟了新的革命路径，空前地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支持者，使他们脱离社会革命的其他竞争模式，另一方面又为后继者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阶级概念出现较早，至迟在17世纪已被西方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们广泛使用。但对阶级理论作系统地阐释，并成熟地运用于分析和解决革命问题，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创举。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是他们的标志性成果。马恩之后，将阶级作为社会革命的范式，以列宁的成就最为突出。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苏俄的建立，可视作他的杰作。在中国，运用阶级理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始于清末民初，迄于改革开放前夕。
　　20世纪初，中国人一经接触阶级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即为其所吸引。1908年，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在《天义报》发表《共产党宣言》译文时，特加序言说，宣言要旨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五四运动后，关注阶级理论的人日益增多，一批知识分子因接受阶级斗争学说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回忆说，1920年第一次看到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他从这些书中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从此，他放弃社会改良主张，转变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上世纪20年代，谈阶级、辟阶级在新派青年中流行开来。无产阶级光荣，资产阶级可耻，代表了当时最为一般的阶级观念，有国民党左派青年甚至提出欲与中共争当无产阶级的代表。工农运动能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国民革命前期能得到民众支持，阶级理论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社会动员和思想启蒙作用。而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反过来促进了阶级观念的传播，无论认同还是反对阶级斗争，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人们都不能避免它的影响。到20年代末，阶级观念已在中国人心中扎下了根。

贰

　　值得注意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实践，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化具有两面性，情况相当复杂。从其积极方面说，是对经典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和活学活用。以毛泽东、陈独秀、李达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充分注意到了人的主观意志和能动作用，注重考察人的阶级认同、阶级立场和阶级观念，而不是将阶级分析仅仅建立在经济地位的基础之上。1926年，毛泽东撰写了名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他的阶级分析，既重视客观因素，以各阶级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地位划分社会等级，又密切关注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和行为，关注各阶级的革命主动性。毛泽东等人不仅在理论上克服了当时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经济地位决定论倾向，而且最大限度地扩大了阶级基础，壮大了革命队伍，孤立了敌人，适应了中国国情——社会经济落后、工人阶级不发达的状况下搞革命。因为，按照当时对于唯物史观的一般性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属于经济的发展进程，阶级斗争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毛泽东等人用阶级斗争调动人的积极性，以弥补在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下搞革命的短板，意义不容低估。正如时人李达所说，“若忽视这种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不去助长阶级斗争的运动，社会革命是不可期待的”。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观能动力量，捍卫并提高了阶级斗争在社会革命中的地位。中共“一大”后，阶级斗争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政党理论，并逐渐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特色的革命理论体系。严格意义上说，在阶级斗争学说传入之前，中国有工人、农民，而无工农阶级。这不难理解。诚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所说，如果一个社会阶级存在的客观条件似乎得到了满足，但由于其成员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共同身份，还没有组织起来，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他们就不是一个阶级。法国当代著名学者雷蒙·阿隆也指出：
　　社会阶级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意识时才真正存在，但倘若不承认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有阶级意识，一个阶级只有当它发现它要对其他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它才具有自我意识。
　　孙中山曾形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鲁迅将中国人比作“看客”。短时间内，中共能将文化素质较低的广大民众组织起来，阶级观念和阶级意识的觉醒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革命，动员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的过程，就是培养、普及和提高工农群众阶级观念、阶级觉悟和阶级斗争意识的过程。阶级成了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利器。
　　人们在传播和接受阶级理论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视阈加以解读。比如将儒家的均平思想、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理想，掺入其中。有些人将阶级产生的根源归于贫富不均，将阶级斗争化约为消除贫富差距和打倒有产阶级，将革命目标定为人人无差别地平等和财富的共产公有。这种入乡随俗式的解读，的确方便了中国人特别是对西方现代社会了解不多的下层劳苦大众的理解，易于引起他们的共鸣。革命成功后，阶级斗争的热情没降反升，阶级斗争的作用被持续夸大。然而，《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所强调的阶级斗争的大前提——“每一歷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即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性地位，却遭到了严重忽视。无视社会历史基础，不重视发展生产力，片面夸大阶级意志的作用，最终，阶级斗争由积极的变为了消极的。
　　改革开放后，全面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谐论取代冲突论，现代化理论、民族主义理论取代阶级分析，代表了潮流。学界对阶级问题和阶级分析方法失去了兴趣，出现了所谓的“告别革命”和“去阶级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心由革命史转向现代化史。包括国民革命在内，近代史上凡与阶级革命、阶级斗争等问题相关的研究迅速降温，一段时间陷入了沉寂。这自然不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

叁

　　21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分化现象日渐突出，贫富差距扩大，政治信仰弱化，社会矛盾和冲突成了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阶级理论有所复兴。一些学者主张“回到马克思”，“重返阶级分析”，借鉴和运用马克思等人的经典理论研究中国问题。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史、“文化转向”等各种学术思潮纷至沓来。它们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对于社会不平等等问题的批判，以及它们的文化阐释理论等，激发了中国学者对近代以来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革命历史的新思考。其中，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前后这段时间的历史是讨论的重点之一。
　　在诸多研究这段历史的著作中，张文涛的新著《国民革命前后的阶级观念研究》，具有自己的新意和特色。
　　其一，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审视和阐释国民革命前后的政治进程。國民革命首先是不同政治集团、政治派别的较量。学界从政治史角度并结合各派别背后的国际关系、社会经济利益等做了较多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和社会经济利益与人的具体行动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其中，人的思想观念和主观意志往往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揭示思想观念的变化及其对于重大事件的作用与反作用，无疑有益于细化既有的研究。在这方面，阶级观念就是一个观察和研究国民革命前后社会历史进程的好窗口。阶级既是一个政治实体，一个政治概念工具，又是时人的一种观念形态，具有政治与文化的交互性。透过这个窗口，有助于认识包括群体意志在内的思想文化如何塑造了国共两党的政治观念，规定了两党的政治行为，而两党政治观念的差异如何影响了国民革命的进程。
　　其二，系统揭示了国共两党阶级观念的演变，及双方的内在联系、矛盾和冲突。过去学界从阶级范畴入手，对中共的阶级观念研究较多。该书摒弃了国、共对立的思维定式，将国民党与中共的阶级观念放在同样的学术位置，遵循双方由合作到分裂、对峙的历史演变脉络，在与中共的比较中系统分析国民党阶级观念的历史内涵和前后变化。作者指出：国共两党的阶级观念有其共享的阶级范畴、思维方式和思想资源，双方是“因相近而区分”，双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阶级斗争范围的认定不同。中共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致力于唤醒工农的阶级意识、扩大其领导基础，当工农阶级与地主、资本家等发生冲突时，他们致力于维护工农阶级的利益。国民党以全民党自居，支持工农阶级参加革命，但反对完全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主张将工农阶级的斗争限制在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范围内。随着阶级观念的强化以及工农运动的开展，国民革命呈现出由多阶级的合作走向工农阶级的革命之态势，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加剧。双方因阶级观念不同，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不同，合作最终破裂。这些说法有一定辩证性，揭示了国共两党阶级观念的复杂面相，突显了思想观念对于中国革命进程的作用力。
　　其三，阶级认同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认同，但由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外源性，故又夹杂着复杂的文化认同。阶级观念特别是阶级斗争，系国民革命前后知识阶级讨论的焦点之一，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政治选择和分化组合。该书对国共两党对待知识阶级的态度，以及知识阶级对待阶级斗争的态度，分析比较深入；而对于知识阶级对待阶级理论和阶级斗争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以及知识阶级与农民阶级在阶级观念认同上的差异性，尚可从文化认同等角度继续加以探究。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历史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