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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隔的东西方文化进行双融学习并超越
东方和西方、亚洲和北美、两种文化和两个大陆，这就是我生活的环境。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致力于研究与教学的连结；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我也参与多样的、有时候甚至相互冲突的活动，例如：各种教学、专业与社群服务，以及管理实务等。不管在日常生活或在工作，我一直努力成为一个文化双融的学习者——这是一个在我早年就已成形的愿望。
个人的经历和愿望
我在台湾一个最偏远的地区出生、长大，我和家人在那里一起生活到17岁才离开。这样的经历使我经常从边缘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今天，我的思想和行为还受到这种边缘视角影响，但是，我的视野却十分广阔。为此我要感谢两位典范导师的指引：一位是我早年的东方导师，另一位则是帮助我走出学术和职涯迷宫的西方导师，这个迷宫如此新奇和不可思议，好比我从落后的家乡来到繁华的纽约一样。
离开台湾之前，我非常幸运能够师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子爱新觉罗·毓鋆，拜入他的门下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毓老师一生都在学习，教学时间超过60年，一直到2011年以106岁的高寿去世3。在他的指导下，我有机会阅读了中国历来16位最著名哲学家的原著，这16位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公元前772年到公元前222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其中，孙子和他的学说对我之后首创的动态竞争理论有着深刻影响。虽然“管理”这个术语对毓老师来说是陌生的，他也从未触及这个概念，但我从老师那里却学会了什么叫做人性管理。
来到西方后，我很幸运也很荣幸在威廉·纽曼的人生最后12年期间，获得他的指导。作为管理学会的第六任主席，威廉不管在管理学界或实务界，都是巨擘。学会享有盛名的William H. Newman 最佳论文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前往沃顿商学院和哥伦比亚商学院任教前，他是詹姆斯·麦肯锡4名下的咨询公司要员。威廉传授给我的至理名言中，有两条我特别铭记于心。第一是“做你自己，然后踏实而坚决地攀上正直和尊严的最顶峰”。当我处于困惑的境地或面临艰难的生涯挑战时，这句话帮助我更通透地思考问题。威廉告诉我如何坚持自己的准则，同时也不损害他人的利益。第二点是，要有远见、超越现状，去发现容易被忽略的事物。从实践的意义来看，这养成了我在逆境中发现机会的能力5。威廉的这些生活教诲常常让我回想自己的文化传统，事实上，我觉得他比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还“中国”6。
我的东西方导师爱新觉罗 · 毓鋆和威廉 · 纽曼（图1），呈现了我文化融合思想形成的起源。
除了两位典范导师的深刻教导外，初到美国时的求学经验对我也有重大影响，这个经验不仅构建了我后来的学术发展根基，并促使我致力去填补东西差距的鸿沟。在1980年代，作为马里兰大学一名新进的博士班留学生（它是录取我的唯一一所学校），我得到老师们极大的帮助。他们关照我，教导我专业技能和人文关怀，这对我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7。当我还在理解西方文化与社会习俗的微妙精髓时，老师们也帮助我适应新环境。透过他们的协助，再加上个人的观察及严格行践，我迈出了走向文化双融的第一步。
融贯东西可以说是我学术与职业生涯的特征。从马里兰大学毕业后，我相继在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与弗吉尼亚大学任教。这些大学的历史与美国的开国元勋及总统都息息相关。可以这样说，我被放在美国传统的中心位置——如果你要在纽约、费城或夏洛茨维尔（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城市）工作和生活，就要能正确地洞察汉米尔顿、富兰克林与杰斐逊留下的历史遗产。这些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领导者，并且超越了那个时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志向是相当双融的）。我能够成为一名平衡的管理学者，相当大程度是因为我在这些学术社群8的经历。更明确地说，我在这些学校所面对的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经验，促使我开始关注学界、企业界及一般人生活中处处存在的分隔现象。另一方面，这些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的各面向文化双融活动也提供了最好的准备。
举例来说，几年前，我曾受邀在几个大型的国际论坛演讲。不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圣保罗或米兰，西方企界领袖最关注的议题都是“中国威胁论”。我那趟旅行的最后一个行程是飞到地球另一端，参加一个在北京举行的会议。在会中，郎咸平（最会挑动群众情绪的金融专家/企业名人，被称为“中国的赖瑞·金（Larry King）” ）的演讲主题是“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新殖民”。我发现自己在南北半球扮演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文化双融角色。对西方听众，我向他们解释，在采用如此强烈的术语“中国威胁论”时，他们还要考虑哪些因素。对中国听众，我建议他们在接受有关中国或西方的沉重论断前，也要考虑再三。考虑是否要纳入其它观点是迈向文化双融的第一步，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基于“让世界变得更小（making the world smaller）”的人生期望，我一直坚定地遵循儒家传统信条：学行合一、知行合一。在这个原则下，我必须桥接教学与实务之间的差异。因此，我的人生一直致力于寻找一个大问题的答案：我们如何超越“二者择一（either/or）”的思想，达到“两者兼具（both/and）”的境界，最终实现文化双融？动态竞争是我过去三十年的研究重心，它为文化双融在学术领域的应用提供了一个直接的例证。
专业路径：文化双融驱动的动态竞争
动态竞争是战略管理领域本身发展出来的研究主轴之一（Hambrick & Chen， 2008）。由于近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如：Lamberg， Tikkanen， Nokelainen， and Suur-Inkeroinen， 2009； Markman， Gianiodis， and Buchholtz， 2009； Kilduff， Elfenbein， and Staw， 2010； Livengood and Reger， 2010； Zhang and Gimeno， 2010； Tsai， Su， and Chen， 2011），学术界对动态竞争的关注与日俱增。2013年，我与Danny Miller使用了一个多面向的框架重新定义动态竞争，并且把研究范畴扩展到企业间竞争的合作与关系（relational）模式，这个框架考虑了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要求，目标是所有相关者都在互动中“水涨船高” （Chen and Miller， 2013）。对我来说，亲身见证这个议题由一种现象（MacMillan， McCaffery， & Van Wijk， 1985）演变成一种理论观点（Chen， 1996； Chen & Miller， 2012）并为此做出贡献，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经验。 动态竞争理论虽然一直在西方发展，但是它许多观点可以追溯自中国哲学思想或传统思想体系。例如，“不可逆转（irreversibility）” （Chen and MacMillan， 1992）这个概念可以在成语“破釜沉舟”里找到。资源转置战略（McGrath， Chen， & MacMillan， 1998）符合“声东击西”这个成语所体现的间接竞争智慧。隐身和选择性攻击（Chen and Hambrick， 1995）与“以小博大”这句成语相关。在分析竞争对手时，以竞争对手为中心的视角（Tsai， Su， & Chen， 2011）验证了中国军事家和哲学家孙子的著名学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此可知，动态竞争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是一个对等地涵盖并整合东西方思想和实务的研究课题。
更根本地说，对偶（duality）与相对性（relativity）乃是形成中国哲学的基础。在汉语中，“仁”有仁慈、果核或水果种子的意思。汉字的“仁”由“二”和“人”组成：每个人的存在都与他人有关系。“人-我-合（self-other-integration）”的概念——即将对立的双方（如，“自己”和“他人”）看作是相互依存的，共同组成了一个整体（“整合”）9——是中国思想的基石。将这种思想和动态竞争链接，“自己”可以理解为一家焦点企业，或是一家焦点企业所发起的行动，而“他人”等同于预期的竞争对手，或是竞争对手所做出的回应。进一步来说，竞争与合作可以看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本质上是双融的，正如“竞争—合作”这个概念所反映出来的意义（Chen， 2008）。在动态竞争中，对偶为行动与回应的关系提供了哲学根据，相对性则构成了企业间两两比较的基础（Chen， 1996）。对偶和相对性乃是动态竞争的两个核心前提。由于具备相关的哲学基础，察觉—动机—能力（AMC）及市场共同性与资源相似性（MC-RS）观点不仅适用于竞争的情境，也适用于合作的分析与应用（Chen & Miller， 2013）。
方法论和架构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全部，西方企业实务的特点是标准化与量化；因此，人们开发了许多工具，用来解决实务问题。相较之下，中国人（广泛地代表东方文化与哲学）因拥有漫长的文化遗产，而倾向于使用经验或行动。两者之间尽管存在差异，但是各有优势。动态竞争强调对偶和相对性，它是中国哲学和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双融整合。为了显示动态竞争如何将东方与西方、哲学与科学，以及学术与实务，做最适切的连结，表1将这类研究的脉络按照四个面向（哲学、系统化知识、案例，以及工具）进行了归纳整理。
另一方面，动态竞争也为管理研究中的微观与宏观整合提供了一个深具发展潜力的平台（Chen & Miller， 2012）。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微观和宏观的分歧一直是管理领域棘手的挑战。
回顾过去，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将西方社会科学典范运用在动态竞争研究中。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中国哲学与我所从事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这让我很惊讶，甚至是震惊（Chen， 2002）。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对偶和相对性，已经对我的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题外话，我也意识到我深深受益于记者泰德·科佩尔（Ted Koppel）的节目。泰德擅长提出尖锐的提问，当我刚到美国之后，非常着迷于他主持的夜间新闻节目“夜线（Nightline）” （Chen， 2010）。他的专业和质问方式影响了我的研究、教学与实务工作）。确实，把不相干的、甚至对立的事物连结在一起丰富了我的知识，也让我的专业有所成长。同样的，对我来说，课堂教学与论文写作或商业演讲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相同的“一”件事（Chen， 2012），仅仅是听众和形式不同而已。
总之，诸如东方与西方、微观与宏观、学术与实务，以及哲学与科学这样的分歧无处不在。因此，正如我所经历的个人与专业旅程，每个人的生活中也处处存在双融整合的机会（表2）。
东方和西方、亚洲和北美、两种文化和两个大陆，这就是我生活的环境。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致力于研究与教学的连结；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我也参与多样的、有时候甚至相互冲突的活动，例如：各种教学、专业与社群服务，以及管理实务等。不管在日常生活或在工作，我一直努力成为一个文化双融的学习者——这是一个在我早年就已成形的愿望。
个人的经历和愿望
我在台湾一个最偏远的地区出生、长大，我和家人在那里一起生活到17岁才离开。这样的经历使我经常从边缘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今天，我的思想和行为还受到这种边缘视角影响，但是，我的视野却十分广阔。为此我要感谢两位典范导师的指引：一位是我早年的东方导师，另一位则是帮助我走出学术和职涯迷宫的西方导师，这个迷宫如此新奇和不可思议，好比我从落后的家乡来到繁华的纽约一样。
离开台湾之前，我非常幸运能够师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子爱新觉罗·毓鋆，拜入他的门下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毓老师一生都在学习，教学时间超过60年，一直到2011年以106岁的高寿去世3。在他的指导下，我有机会阅读了中国历来16位最著名哲学家的原著，这16位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公元前772年到公元前222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其中，孙子和他的学说对我之后首创的动态竞争理论有着深刻影响。虽然“管理”这个术语对毓老师来说是陌生的，他也从未触及这个概念，但我从老师那里却学会了什么叫做人性管理。
来到西方后，我很幸运也很荣幸在威廉·纽曼的人生最后12年期间，获得他的指导。作为管理学会的第六任主席，威廉不管在管理学界或实务界，都是巨擘。学会享有盛名的William H. Newman 最佳论文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前往沃顿商学院和哥伦比亚商学院任教前，他是詹姆斯·麦肯锡4名下的咨询公司要员。威廉传授给我的至理名言中，有两条我特别铭记于心。第一是“做你自己，然后踏实而坚决地攀上正直和尊严的最顶峰”。当我处于困惑的境地或面临艰难的生涯挑战时，这句话帮助我更通透地思考问题。威廉告诉我如何坚持自己的准则，同时也不损害他人的利益。第二点是，要有远见、超越现状，去发现容易被忽略的事物。从实践的意义来看，这养成了我在逆境中发现机会的能力5。威廉的这些生活教诲常常让我回想自己的文化传统，事实上，我觉得他比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还“中国”6。
我的东西方导师爱新觉罗 · 毓鋆和威廉 · 纽曼（图1），呈现了我文化融合思想形成的起源。
除了两位典范导师的深刻教导外，初到美国时的求学经验对我也有重大影响，这个经验不仅构建了我后来的学术发展根基，并促使我致力去填补东西差距的鸿沟。在1980年代，作为马里兰大学一名新进的博士班留学生（它是录取我的唯一一所学校），我得到老师们极大的帮助。他们关照我，教导我专业技能和人文关怀，这对我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7。当我还在理解西方文化与社会习俗的微妙精髓时，老师们也帮助我适应新环境。透过他们的协助，再加上个人的观察及严格行践，我迈出了走向文化双融的第一步。
融贯东西可以说是我学术与职业生涯的特征。从马里兰大学毕业后，我相继在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与弗吉尼亚大学任教。这些大学的历史与美国的开国元勋及总统都息息相关。可以这样说，我被放在美国传统的中心位置——如果你要在纽约、费城或夏洛茨维尔（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城市）工作和生活，就要能正确地洞察汉米尔顿、富兰克林与杰斐逊留下的历史遗产。这些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领导者，并且超越了那个时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志向是相当双融的）。我能够成为一名平衡的管理学者，相当大程度是因为我在这些学术社群8的经历。更明确地说，我在这些学校所面对的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经验，促使我开始关注学界、企业界及一般人生活中处处存在的分隔现象。另一方面，这些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的各面向文化双融活动也提供了最好的准备。
举例来说，几年前，我曾受邀在几个大型的国际论坛演讲。不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圣保罗或米兰，西方企界领袖最关注的议题都是“中国威胁论”。我那趟旅行的最后一个行程是飞到地球另一端，参加一个在北京举行的会议。在会中，郎咸平（最会挑动群众情绪的金融专家/企业名人，被称为“中国的赖瑞·金（Larry King）” ）的演讲主题是“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新殖民”。我发现自己在南北半球扮演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文化双融角色。对西方听众，我向他们解释，在采用如此强烈的术语“中国威胁论”时，他们还要考虑哪些因素。对中国听众，我建议他们在接受有关中国或西方的沉重论断前，也要考虑再三。考虑是否要纳入其它观点是迈向文化双融的第一步，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基于“让世界变得更小（making the world smaller）”的人生期望，我一直坚定地遵循儒家传统信条：学行合一、知行合一。在这个原则下，我必须桥接教学与实务之间的差异。因此，我的人生一直致力于寻找一个大问题的答案：我们如何超越“二者择一（either/or）”的思想，达到“两者兼具（both/and）”的境界，最终实现文化双融？动态竞争是我过去三十年的研究重心，它为文化双融在学术领域的应用提供了一个直接的例证。
专业路径：文化双融驱动的动态竞争
动态竞争是战略管理领域本身发展出来的研究主轴之一（Hambrick & Chen， 2008）。由于近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如：Lamberg， Tikkanen， Nokelainen， and Suur-Inkeroinen， 2009； Markman， Gianiodis， and Buchholtz， 2009； Kilduff， Elfenbein， and Staw， 2010； Livengood and Reger， 2010； Zhang and Gimeno， 2010； Tsai， Su， and Chen， 2011），学术界对动态竞争的关注与日俱增。2013年，我与Danny Miller使用了一个多面向的框架重新定义动态竞争，并且把研究范畴扩展到企业间竞争的合作与关系（relational）模式，这个框架考虑了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要求，目标是所有相关者都在互动中“水涨船高” （Chen and Miller， 2013）。对我来说，亲身见证这个议题由一种现象（MacMillan， McCaffery， & Van Wijk， 1985）演变成一种理论观点（Chen， 1996； Chen & Miller， 2012）并为此做出贡献，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经验。 动态竞争理论虽然一直在西方发展，但是它许多观点可以追溯自中国哲学思想或传统思想体系。例如，“不可逆转（irreversibility）” （Chen and MacMillan， 1992）这个概念可以在成语“破釜沉舟”里找到。资源转置战略（McGrath， Chen， & MacMillan， 1998）符合“声东击西”这个成语所体现的间接竞争智慧。隐身和选择性攻击（Chen and Hambrick， 1995）与“以小博大”这句成语相关。在分析竞争对手时，以竞争对手为中心的视角（Tsai， Su， & Chen， 2011）验证了中国军事家和哲学家孙子的著名学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此可知，动态竞争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是一个对等地涵盖并整合东西方思想和实务的研究课题。
更根本地说，对偶（duality）与相对性（relativity）乃是形成中国哲学的基础。在汉语中，“仁”有仁慈、果核或水果种子的意思。汉字的“仁”由“二”和“人”组成：每个人的存在都与他人有关系。“人-我-合（self-other-integration）”的概念——即将对立的双方（如，“自己”和“他人”）看作是相互依存的，共同组成了一个整体（“整合”）9——是中国思想的基石。将这种思想和动态竞争链接，“自己”可以理解为一家焦点企业，或是一家焦点企业所发起的行动，而“他人”等同于预期的竞争对手，或是竞争对手所做出的回应。进一步来说，竞争与合作可以看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本质上是双融的，正如“竞争—合作”这个概念所反映出来的意义（Chen， 2008）。在动态竞争中，对偶为行动与回应的关系提供了哲学根据，相对性则构成了企业间两两比较的基础（Chen， 1996）。对偶和相对性乃是动态竞争的两个核心前提。由于具备相关的哲学基础，察觉—动机—能力（AMC）及市场共同性与资源相似性（MC-RS）观点不仅适用于竞争的情境，也适用于合作的分析与应用（Chen & Miller， 2013）。
方法论和架构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全部，西方企业实务的特点是标准化与量化；因此，人们开发了许多工具，用来解决实务问题。相较之下，中国人（广泛地代表东方文化与哲学）因拥有漫长的文化遗产，而倾向于使用经验或行动。两者之间尽管存在差异，但是各有优势。动态竞争强调对偶和相对性，它是中国哲学和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双融整合。为了显示动态竞争如何将东方与西方、哲学与科学，以及学术与实务，做最适切的连结，表1将这类研究的脉络按照四个面向（哲学、系统化知识、案例，以及工具）进行了归纳整理。
另一方面，动态竞争也为管理研究中的微观与宏观整合提供了一个深具发展潜力的平台（Chen & Miller， 2012）。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微观和宏观的分歧一直是管理领域棘手的挑战。
回顾过去，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将西方社会科学典范运用在动态竞争研究中。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中国哲学与我所从事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这让我很惊讶，甚至是震惊（Chen， 2002）。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对偶和相对性，已经对我的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题外话，我也意识到我深深受益于记者泰德·科佩尔（Ted Koppel）的节目。泰德擅长提出尖锐的提问，当我刚到美国之后，非常着迷于他主持的夜间新闻节目“夜线（Nightline）” （Chen， 2010）。他的专业和质问方式影响了我的研究、教学与实务工作）。确实，把不相干的、甚至对立的事物连结在一起丰富了我的知识，也让我的专业有所成长。同样的，对我来说，课堂教学与论文写作或商业演讲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相同的“一”件事（Chen， 2012），仅仅是听众和形式不同而已。
总之，诸如东方与西方、微观与宏观、学术与实务，以及哲学与科学这样的分歧无处不在。因此，正如我所经历的个人与专业旅程，每个人的生活中也处处存在双融整合的机会（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