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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带来的两岸交往，以及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往，或许这才是它们最大的价值。
一场内战，把清朝皇帝留下的宝物一分为二，留在了北京和台北。如果从孙中山百岁冥诞、1965年11月12日台北故宫落成开放算起，两岸故宫已经隔海相望50年。
他们直到2009年才首次“手牵手”，两岸故宫院长首次完成互访，并达成“八项共识”。此后，两岸故宫一直保持密切的高层来访和沟通。
“2013年，两岸故宫新任院长再次互访，就进一步的合作内容深入交流，更加密切了两岸故宫的联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在北京故宫的这位“掌门人”看来，50年后的今天，双方的交流已发展到“机制化和常态化的新阶段”。
台北与北京
台北故宫某种程度上也是两岸政治的产物。它的诞生，源自国民党对反攻大陆的绝望。
在逐渐意识到这一目标不可能实现后，台北一方面加强对台湾的建设，一方面倾尽全力与大陆争夺“中国”这一概念的阐释权。
这种意识形态战争，映射到了文化领域。1959年，台湾的“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提出，储存迁台文物的北沟“地位偏僻，交通不便，难以吸引国外游客，如在台北近郊择地兴建，当于宣传华夏文化及发展观光事业，具有双重利益。”
国民党当局决定利用美国的经济援助款兴建这座新的“故宫”。競标中胜出的原本是哈佛大学建筑学硕士王大闳的方案，但这个包含着大面积玻璃幕墙的方案太过西方化，最终遭到高层人士否决。
由于时间紧急，官方起用招标时的评委黄宝瑜进行设计。黄宝瑜是致力于从事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和保护的民间学术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中赴台的唯一成员。他的设计方案比起王大闳要传统得多。
1962年，采用了黄宝瑜方案的新博物院在台北郊外的双溪动工。3年后，正式落成开放，从大陆转运来一直被保存在台中一家糖厂仓库里的文物，最终有了落脚处。
它们客居台湾，是因为政治，它们离开大陆，更是因为政治。
时任“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在回忆录中记载，在他的请求下，1948年11月10日，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召集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讨论文物去留问题，几乎所有与会的理事都支持将文物运至台湾，翁文灏表示：“既然大家都主张搬迁，我也不反对。”蒋介石也支持这一决定。
1948年12月，中华民国海军运输舰中鼎舰来到南京下关港，搬运走了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的七百多箱文物，1935年曾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展出的精品文物大多包括在内。
故宫与世界
“过去，我们对外交流少，台北故宫对外交流多。”在接受采访时，北京故宫原副院长李文儒对台北故宫在促进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上起到的作用评价颇高。
1953年，创办过《时代》、《财富》、《生活》和《体育画报》等知名杂志的美国传媒大亨亨利·卢斯就曾向台湾方面发出邀请，希望故宫文物于次年赴美国展出。蒋介石和卢斯颇有私交，在收到卢斯的电报后，他在和相关负责人的会议上明确说，这场展览是“为了促进国际宣传，这是应当做的事”。
然而，台湾方面担心大陆向有关机构主张文物的所有权，并提起诉讼，让文物有去无回，希望能在展览期间取得司法豁免权。
经过了谈判的拉锯战，直到1961年，这场“中国古艺术品展览”才正式成行，精选的两百多件文物先后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以及旧金山迪杨美术馆展出。展览大获成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共吸引了近50万人参观，美国政界、商界、学界的许多名人来捧场。此后直至大陆改革开放前，台北故宫先后参加了1964年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1970年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和1973年在韩国汉城举行的中国博览会。
正如李文儒所说，台北故宫的宝物走向全球时，北京故宫则游离在世界的视野之外，因为它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
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各地兴起了一轮“破四旧”的风潮，故宫贵为帝王的家宅，自然是红卫兵们破坏的目标。当年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周恩来听说红卫兵即将在第二天去故宫“造反”，立即深夜召开会议，令故宫停止对外开放，并安排北京卫戍区的一个营前去保护。第二天，红卫兵们要强冲，工作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他们劝退了。
这并不意味着故宫可以高枕无忧。故宫博物院内的雕塑馆（奉先殿）被指责为宣扬宗教迷信的场所，“革命群众”们砸掉了这里珍贵的神像，把声讨四川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系列雕塑搬进了金碧辉煌的宫殿。
1970年春，在故宫“整改”中，还有北大红卫兵代表提出太和殿要挖地三尺、将皇帝宝座颠倒搁置，再配上农民起义军雕塑。甚至民国时期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李煜瀛写下的“故宫博物院”匾额都不能被容忍，最后由郭沫若重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字，工人们把原先的匾反过来，在背面刻上郭沫若的字作为匾额。
故宫的重开也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那时候国际上流传“故宫三大殿毁于红卫兵之手”的说法。为了反击流言，1971年，故宫举办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
由于皇家禁地的神秘性，故宫始终是中国对外交往时的一张名片，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不例外。1972年2月的一个雪天，到中国进行“破冰之旅”的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参观了故宫。根据美联社的记载，尼克松在故宫游览了两个小时，仍然意犹未尽。美国总统也没有忘记插科打诨：当参观到太后垂帘听政的房间时，尼克松说：“这和今天没两样。女人总是指指点点。”
四十多年后，故宫已经是越来越多政要访华时的首选，一份不完全统计显示，从2013年4月到2014年3月的一年间，就有1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造访故宫。
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
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结束“文革”，开启改革开放。80年代中期，台湾结束“戒严”，两岸关系开始趋于缓和。故宫又成了两岸之间交流的使者。
早在90年代，两岸故宫之间已经有学术上的交流。2002年12月31日，以文化部副部长身份兼任北京故宫院长的郑欣淼刚一上任，就造访了台北故宫，与台北故宫时任院长杜正胜见面。郑欣淼不仅成为第一个到访台湾的大陆省部级官员，也实现了两岸故宫院长之间的首次会面。
回忆起这次访问，当时跟郑欣淼一同赴台的李文儒用的词是“亲热”：“双方一见面就聊了两个小时的故宫，完全不像预想的那么僵，彼此没有觉得是外人。看完常设的展览，他们还带我们去地下库房，看了很多书画和文档，还看到当年文物南迁时用的箱子都保存在那里。”
此后，两岸故宫的互访交流越发频密。北京故宫研究员祝勇称，2009年，台北故宫有意办以雍正皇帝为主题的展览，然而馆藏文物不够，于是向北京故宫求助。通过两岸故宫院长的互访，北京故宫很爽快地就批准借出37件文物，包括了雍正皇帝的朝服画像、“为君难”印章、西洋装扮雍正刺虎图，还有雍正皇帝用过的武器、马鞍等。其中有三分之一在大陆没有展出过。
“雍正展”只是一个开始。2011年6月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把被烧断为两截的《富春山居图》、临仿本《子明卷》以及黄公望的其他作品在台北展览在一起;2011年10月，台北故宫又举办了“康熙大帝与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比照了同一时期法国与中国两位君主;2013年10月，“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大展”开展，北京故宫借出了45件文物，“康雍乾”盛世三位皇帝的特展都在台北跟观众见面。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两岸故宫在传统管理方法上具有共同性，在具体文物差异上又有很强的互补性。为共同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目前双方已确定于10月联合推出“郎世宁来华300年特展”，届时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郎世宁画弘历射猎聚餐图轴》、《郎世宁画果亲王允礼像册》、《郎世宁八骏图卷》等8幅郎世宁作品将赴台参展。11月，第五届“两岸故宫博物院学术研讨会”将在台北故宫举办。
“加强两岸故宫的交往，能够切实促进两岸同胞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知感和归属感。”他说。
遗憾的是，目前借出文物仍然是北京故宫到台北故宫的单向借出，由于法务层面的问题，台北故宫一直还没有借出文物到大陆过。
（《博客天下》第204期）
一场内战，把清朝皇帝留下的宝物一分为二，留在了北京和台北。如果从孙中山百岁冥诞、1965年11月12日台北故宫落成开放算起，两岸故宫已经隔海相望50年。
他们直到2009年才首次“手牵手”，两岸故宫院长首次完成互访，并达成“八项共识”。此后，两岸故宫一直保持密切的高层来访和沟通。
“2013年，两岸故宫新任院长再次互访，就进一步的合作内容深入交流，更加密切了两岸故宫的联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在北京故宫的这位“掌门人”看来，50年后的今天，双方的交流已发展到“机制化和常态化的新阶段”。
台北与北京
台北故宫某种程度上也是两岸政治的产物。它的诞生，源自国民党对反攻大陆的绝望。
在逐渐意识到这一目标不可能实现后，台北一方面加强对台湾的建设，一方面倾尽全力与大陆争夺“中国”这一概念的阐释权。
这种意识形态战争，映射到了文化领域。1959年，台湾的“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提出，储存迁台文物的北沟“地位偏僻，交通不便，难以吸引国外游客，如在台北近郊择地兴建，当于宣传华夏文化及发展观光事业，具有双重利益。”
国民党当局决定利用美国的经济援助款兴建这座新的“故宫”。競标中胜出的原本是哈佛大学建筑学硕士王大闳的方案，但这个包含着大面积玻璃幕墙的方案太过西方化，最终遭到高层人士否决。
由于时间紧急，官方起用招标时的评委黄宝瑜进行设计。黄宝瑜是致力于从事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和保护的民间学术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中赴台的唯一成员。他的设计方案比起王大闳要传统得多。
1962年，采用了黄宝瑜方案的新博物院在台北郊外的双溪动工。3年后，正式落成开放，从大陆转运来一直被保存在台中一家糖厂仓库里的文物，最终有了落脚处。
它们客居台湾，是因为政治，它们离开大陆，更是因为政治。
时任“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在回忆录中记载，在他的请求下，1948年11月10日，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召集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讨论文物去留问题，几乎所有与会的理事都支持将文物运至台湾，翁文灏表示：“既然大家都主张搬迁，我也不反对。”蒋介石也支持这一决定。
1948年12月，中华民国海军运输舰中鼎舰来到南京下关港，搬运走了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的七百多箱文物，1935年曾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展出的精品文物大多包括在内。
故宫与世界
“过去，我们对外交流少，台北故宫对外交流多。”在接受采访时，北京故宫原副院长李文儒对台北故宫在促进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上起到的作用评价颇高。
1953年，创办过《时代》、《财富》、《生活》和《体育画报》等知名杂志的美国传媒大亨亨利·卢斯就曾向台湾方面发出邀请，希望故宫文物于次年赴美国展出。蒋介石和卢斯颇有私交，在收到卢斯的电报后，他在和相关负责人的会议上明确说，这场展览是“为了促进国际宣传，这是应当做的事”。
然而，台湾方面担心大陆向有关机构主张文物的所有权，并提起诉讼，让文物有去无回，希望能在展览期间取得司法豁免权。
经过了谈判的拉锯战，直到1961年，这场“中国古艺术品展览”才正式成行，精选的两百多件文物先后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以及旧金山迪杨美术馆展出。展览大获成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共吸引了近50万人参观，美国政界、商界、学界的许多名人来捧场。此后直至大陆改革开放前，台北故宫先后参加了1964年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1970年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和1973年在韩国汉城举行的中国博览会。
正如李文儒所说，台北故宫的宝物走向全球时，北京故宫则游离在世界的视野之外，因为它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
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各地兴起了一轮“破四旧”的风潮，故宫贵为帝王的家宅，自然是红卫兵们破坏的目标。当年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周恩来听说红卫兵即将在第二天去故宫“造反”，立即深夜召开会议，令故宫停止对外开放，并安排北京卫戍区的一个营前去保护。第二天，红卫兵们要强冲，工作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他们劝退了。
这并不意味着故宫可以高枕无忧。故宫博物院内的雕塑馆（奉先殿）被指责为宣扬宗教迷信的场所，“革命群众”们砸掉了这里珍贵的神像，把声讨四川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系列雕塑搬进了金碧辉煌的宫殿。
1970年春，在故宫“整改”中，还有北大红卫兵代表提出太和殿要挖地三尺、将皇帝宝座颠倒搁置，再配上农民起义军雕塑。甚至民国时期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李煜瀛写下的“故宫博物院”匾额都不能被容忍，最后由郭沫若重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字，工人们把原先的匾反过来，在背面刻上郭沫若的字作为匾额。
故宫的重开也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那时候国际上流传“故宫三大殿毁于红卫兵之手”的说法。为了反击流言，1971年，故宫举办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
由于皇家禁地的神秘性，故宫始终是中国对外交往时的一张名片，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不例外。1972年2月的一个雪天，到中国进行“破冰之旅”的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参观了故宫。根据美联社的记载，尼克松在故宫游览了两个小时，仍然意犹未尽。美国总统也没有忘记插科打诨：当参观到太后垂帘听政的房间时，尼克松说：“这和今天没两样。女人总是指指点点。”
四十多年后，故宫已经是越来越多政要访华时的首选，一份不完全统计显示，从2013年4月到2014年3月的一年间，就有1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造访故宫。
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
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结束“文革”，开启改革开放。80年代中期，台湾结束“戒严”，两岸关系开始趋于缓和。故宫又成了两岸之间交流的使者。
早在90年代，两岸故宫之间已经有学术上的交流。2002年12月31日，以文化部副部长身份兼任北京故宫院长的郑欣淼刚一上任，就造访了台北故宫，与台北故宫时任院长杜正胜见面。郑欣淼不仅成为第一个到访台湾的大陆省部级官员，也实现了两岸故宫院长之间的首次会面。
回忆起这次访问，当时跟郑欣淼一同赴台的李文儒用的词是“亲热”：“双方一见面就聊了两个小时的故宫，完全不像预想的那么僵，彼此没有觉得是外人。看完常设的展览，他们还带我们去地下库房，看了很多书画和文档，还看到当年文物南迁时用的箱子都保存在那里。”
此后，两岸故宫的互访交流越发频密。北京故宫研究员祝勇称，2009年，台北故宫有意办以雍正皇帝为主题的展览，然而馆藏文物不够，于是向北京故宫求助。通过两岸故宫院长的互访，北京故宫很爽快地就批准借出37件文物，包括了雍正皇帝的朝服画像、“为君难”印章、西洋装扮雍正刺虎图，还有雍正皇帝用过的武器、马鞍等。其中有三分之一在大陆没有展出过。
“雍正展”只是一个开始。2011年6月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把被烧断为两截的《富春山居图》、临仿本《子明卷》以及黄公望的其他作品在台北展览在一起;2011年10月，台北故宫又举办了“康熙大帝与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比照了同一时期法国与中国两位君主;2013年10月，“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大展”开展，北京故宫借出了45件文物，“康雍乾”盛世三位皇帝的特展都在台北跟观众见面。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两岸故宫在传统管理方法上具有共同性，在具体文物差异上又有很强的互补性。为共同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目前双方已确定于10月联合推出“郎世宁来华300年特展”，届时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郎世宁画弘历射猎聚餐图轴》、《郎世宁画果亲王允礼像册》、《郎世宁八骏图卷》等8幅郎世宁作品将赴台参展。11月，第五届“两岸故宫博物院学术研讨会”将在台北故宫举办。
“加强两岸故宫的交往，能够切实促进两岸同胞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知感和归属感。”他说。
遗憾的是，目前借出文物仍然是北京故宫到台北故宫的单向借出，由于法务层面的问题，台北故宫一直还没有借出文物到大陆过。
（《博客天下》第2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