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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狙击
本文故事开始的1905年，按干支纪年为乙巳年，属蛇。新世纪的最初十年，犹如一幕大戏，至此正好演到剧半，正派反派，主角配角，尽是龙盘虎踞的一时之豪，就是那些暂时跑龙套的，台下作看客的，也都不安于一时之运命，或拿血一拼，或拿命作豪奢一赌，于那绛紫色的历史天鹅绒大幕后，演绎着幽暗曲折的传奇。
是年1月，俄国发生以“流血星期日”为序幕的革命，黑海舰队战列舰“波将金”号哗变。在远东的冰天雪地中，驻守旅顺的俄军在付出上万人的伤亡代价后向日方投降。落入亚欧两个强国夹缝间的老大帝国，既要防虎，又要防狼，发愤图强当成朝野共识。年初，东京中国留学生集会，吁请清廷立宪。清廷在迁延不决中也有行动，先是废除了凌迟、枭首、戮尸三项非人道的重刑，再是下诏废除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并谋划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北洋六镇新军亦于年中全部练成。4月，年仅二十岁的革命党人邹容在保释出狱前一日，瘐死于上海租界华德路西牢，一时引发物议汹汹。到年底，曾参加拒俄义勇队的留日学生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绝，留下万言绝命书，以期唤起同胞，“去绝非行，共讲爱国”。邹、陈二士，以一身死，作警世洪钟，唤醒百千猛士，皆有古义士之风，从长沙数万人公祭陈天华的规模来看，已然让整个民族热血沸腾。这一年也是清末的暗杀年，处处杀机四伏，血案频传，2月，有湖北省反清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谋刺钦差大臣铁良未遂案，至9月，乃有哄传一时的“刺杀出洋五大臣”案。
故事的开始是在这年7月，安徽芜湖科学图书社逼窄溽热的小楼上，三个年轻人正在密谋一场狙击行动。此三人都是剪掉辫子披着头发的青年，安庆人陈独秀，小字孟侠的桐城人、直隶高等学堂学生吴越，来自江苏丹徒一个世代书香家族的赵声（字伯先）。朝廷7月16日发布诏书，着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考察西洋政治，以为立宪预备，但在身为党人的他们看来，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要揭穿之，惟有迎头狙击。
三人密计中，赵声抢着要北上从事这必死的任务。赵声曾入江南陆师学堂学习军事，自负一身武艺，尤擅左手枪法，年少时在家乡为人鸣不平，曾入狱砸械，是个胡天胡地的主。吴越也毫不相让，争执中，吴越说了一段话，可谓在革命史上影响十分深远。吴问：“合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赵声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说：“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
于是，狙击方案就这么定下了，由吴越北上执行任务。三人分别时，如两千年前燕太子丹在易水畔送荆轲赴秦的情境再现——“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
今人余世存编的《非常道》，把与吴越争北上任务的记为陈独秀，中有“陈独秀20岁时，与革命党人吴越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等语，后又云“后吴引弹于专列，就义，重伤清二臣，时年26岁”，不知典出何处。此则轶事对陈独秀的年龄记述是有误的，吴越1878年生人，陈独秀小一岁，为1879年生人。吴行刺时27岁，陈是年26岁，而非20岁。
吴越自告奋勇领受这一任务，固然出于其抱有的必死之心，也是考虑到他有直隶高等学堂学生身份作掩护。这个出生于桐城一个清寒的读书人家庭的年轻人，好古文，向往古时侠风，他原字孟霞，自作主张改作孟侠，从改名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楷模就是春秋时轻死生、重然诺的侠客，在石破天惊的一击中，让生命如流星划过黑暗的天幕。
三年前，吴越北上投靠堂叔吴汝纶。堂叔是桐城派文章大家，曾做过几任州官，退出政坛后在保定任莲池书院山长，后又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在当地颇有影响力，动用关系把侄子安排在推行新式教育的高等学堂就读，却不知道侄子已经秘密加入“北方暗杀团”，并任支部长。
这个暗杀团是由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义勇队（被取缔后更名军国民教育会）衍生出来的，后来同盟会的两大班底，湖南黄兴、刘揆一等发起的“华兴会”，上海陶成章、蔡元培等发起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光复会的前身），皆是其同志。加入这个秘密组织，身份须严格甄别，其成员皆有徽章以供识别联络。徽章为圆形镍制，一面为轩辕黄帝头像，一面镌刻誓词。组织聘有俄、日教官教习格斗、爆破、刺杀军械等各项技能，其宗旨为力图民族解放、光复汉室，纲领有三，一起义，二暴动，三暗杀。在北方暗杀团名单上排名靠前的有：叶赫那拉氏，满洲亲贵铁良、载湉、奕劻诸人，封疆大隶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
1905年前后的清廷政局复杂而微妙，中枢清流派、地方重臣派、满洲少壮派，还有袁世凯的北洋派，都在想方设法扩充实力，非个中人难以洞悉其秘。然在吴越这样的革命党人看来，管你改良还是立宪，皆是朝廷鹰犬。他说宁愿吾国民为懵懵不醒之国民，也不愿吾国民为半梦半醒之奴隶，因为懵懵不醒之人一旦猛醒，皆会复九世之仇，光复汉室，而半梦半醒之奴隶，名义上立宪保国，实际上不过是清廷奴才。他早就想玩一票大的，以革命的恐怖手段达到“杀一儆百、杀十儆千”之目的。
五大臣出场之前，吴越盯上的是铁良。铁良，满洲镶白旗人，荣禄幕僚出身，曾以兵部侍郎的身份赴日本考察军事，时为襄办练兵大臣，入值军机处，是满洲少壮派的领袖。此人对汉人极为警惕和仇视，电告日本方面只许清国汉族留学生学警察，不许他们学军事，就是他干的；收刮东南各省财富，私自提取上海江海关数十万两银子，编练京师八旗防备汉人，也是他干的。名义上，此人是襄助袁世凯训练新军，实际上几乎是袁的克星。
吴越早就想入京刺杀铁良。他预测，如果一击成功，朝廷必将对汉人大行压制，满汉冲突会愈加剧烈，革命就会愈有希望（“逆贼铁良一杀，而载振、良弼辈必起而大行压制之手段，将不尽灭我汉族而不甘心焉！噫！此其幸事乎？抑其不幸事乎？吾敢断言曰：‘幸事，幸事！’” ）。但没等他动手，湖北一个叫王汉的革命党人提前发动了。1月，铁良以钦差大臣身份南下，巡查各省军事财政，“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决定在其返京途中发动攻击。他约了同伴准备在汉口大智门车站动手，但他们赶到火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走。王汉便带着那把没来得及打响的手枪，只身前往火车北上必经的河南彰德潜伏。几日后，铁良一行乘车到达彰德时，王汉早已携枪候于站内，但因他缺乏枪械训练，举枪对准铁良时，竟然连发不中。追捕中，王汉自忖不能得免，留下遗书和手枪，于道旁投井自杀。 晚清的这些革命党刺客，未经专门暗杀训练，热血上头，仓促上阵，论身手几乎都是蹩脚的。比王汉更为不堪的是一个叫万福华的杀手，一年前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的金谷香菜馆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屡扣扳机，却不闻枪响，原来他从好友刘师培那里借来的那把枪，撞针早已朽坏，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目标大摇大摆在眼前消失。也正因为那把枪没打响，万被逮后，只被判了10年徒刑。
吴越听到王汉在彰德谋刺铁良不成的消息，不免有些失落，因为自己的暗杀计划不得不告夭折了，但对王汉舍身成仁的勇气，他还是相当敬佩的。他说，万、王二子事迹，非勉他人，乃勉我尔。尽管再向铁良动手已经不可能，但身为革命党人，全天下的满人自然都是他的敌人，“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满人的头又岂是割得尽的？现在轮到自己上场了，可千万别再闹前两位的笑话了，踩点、枪械、炸弹，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到，暗杀的预案，自然也是制订得越周详越好。
吴越挑选了两个好友，作他这场暗杀行动的掩护和助手，此两人一个叫张容，一个叫孙岳，年龄相当，都是志在反清的热血青年。张容是他高等学堂的同学，祖籍山东，客籍辽东，祖上为汉军旗人，世代为努尔哈赤守陵，饶有家资。他本名张焕容，因读了邹容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改单名为容，以示追随。此人精于刀术，据说寻常三五人难以近身。那个孙岳，就是日后参加领导过滦州起义、曾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直隶督办兼省长的那位，他是北方同盟会早期成员，早年因击杀地痞入五台山剃度，此前不久，披着袈裟投考保定北洋武备学堂，以优等生成绩入选炮科。正值学堂假期，三人小组于这年夏天秘密潜入北京。
吴越是徽人，以前往来京城必下榻桐城会馆，此次行动为保密计，需另择客栈。当时北京城住店有一惯例，店家为结账方便，以及为店客和访友之间容易查询探访，须将住店客人姓名写在一长方形小木牌上，俗称水牌，公开挂在柜台后面的墙上。若用“安徽吴越”的名字挂出，容易暴露身份不说，事后还会牵连同乡。三人一商量，孙岳选择了一家来京时常住的旅店，位于距正阳门火车站不远的廊房头条一带，以“高阳孙岳”的名字挂牌。选择这家旅店，除了离火车站近，还有一个原因是附近有好几家绸庄布店，便于采购行动时的服装。
吴越决定以炸弹实施暗杀。此次狙击目标共五人，自己单枪匹马，若用手枪，肯定不能把他们一一干掉。炸弹就不一样了，只要一击得手，巨大的威力足以把他们全都送上西天。正好一个叫杨笃生的同志从上海来京，此人系前国子监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与黄克强、宋教仁等谋划在长沙起事，精于炸弹制造，吴越就向他学习炸弹爆破技术。杨笃生告诉他，制造炸弹的技术有两种，一是银药法，即以水银置弹内，抛掷时炸裂，但水银易与硝酸发生反应，使用时极不安全，故不用；另一种是用普通炸药置弹内，用导火线引发。但问题出来了，刺杀机会稍纵即逝，哪容导火线慢腾腾烧过去？后来他们研发出了撞针式法，即炸弹抛掷出去一落地，就以撞针激发爆炸。两人跑到僻静的西山八大处多次练习，手法渐熟，有一次爆炸的声浪引来了巡山清兵盘查，多赖他们机智应对，从容逃脱了。
现在万事俱备，只待探得五大臣离京时间就可动手。等待似乎把时间成倍拉长了，在客栈那些不眠的夜里，吴越写下十三篇文章编成《暗杀时代》一书。序言里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指出，革命年代往往从暗杀年代进化而来，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他认为自己的暗杀是在唤起革命，即便身死，也是引发革命狂飙的一粒火种，“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我同志诸君，勿趋前，勿步后，勿涉猎，勿趔趄。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也！”
在写给未婚妻的两封诀别信里，他跟那个远在桐城的姑娘讨论了一番死生大义，要她克制一己之痛苦，多向法国罗兰夫人学习，“奴隶以生，何如不奴隶而死”，信中还有“吾之意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象耳”的豪迈之语，似乎革命年代已经呼之欲出了。未婚妻亦赋诗三绝，以壮其行。
暗杀哪容得如此沸沸扬扬，事先张扬。他还与堂姐介绍认识的南方女侠秋瑾一起前往前门火车站踩点。后来秋瑾女士先回南方筹备大通学堂的事，他写好了一纸遗嘱交给她，中有“不成功，便成仁”等语。他还写了万言《意见书》，誊清后交给同学张啸岑一份，郑重嘱咐张，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
不几日廷旨下，八月廿六日（按西历为9月24日），着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启程出洋考察。此前一日，吴越已从杨笃生处得知这一消息，是夜，他与张容、孙岳等设宴招待各方友人，席间慷慨悲歌，言谈举止颇为出格，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之悲恸，有人不解，问这酒是为什么而喝，三人笑笑，皆不答。
是日清晨，三人离开旅店，直奔正阳门火车站。着便装的孙岳和张容在通往月台处望风，吴越则怀揣炸弹，一身学堂操衣打扮，伺机往里运动。站内早已戒备森严，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花车，第四节仆役所乘，最后一节装行李。原定发车时间是上午十点，八点刚过，送行的人陆续到达。五大臣中首先到的是徐世昌，接着是绍英、端方、戴鸿慈，最后到的是载泽。
吴越的这身打扮果然混不进去，情急之下，他们去客栈附近的绸布庄购买了一套仆役的衣服，蓝布薄棉袍，皂靴，无花翎的红缨帽，让吴越赶紧换上。趁着站内乱糟糟的当儿，吴越混入随从的队伍进入车站上了第四列车。张容在他身后，因送站的人多，被挤隔到了远处。
在试图由第四列车厢进入中间花车五大臣包厢的时候，一个警觉的卫兵把吴越拦下了。盘问中，吴越答是载泽的随从。他的一口安徽话让卫兵愈发起疑。正纠缠间，又上来几个兵卒。吴越趁机冲进花车。当他准备引爆红布包着的炸弹掷向五大臣时，火车汽笛长鸣一声，随即，火车头后退与车厢接驳，因惯性驱动，引起车厢剧烈震动，他手中的炸弹竟被震落，瞬间引发爆炸。 砰地一声巨响，第三节花车车厢顶上顿时被炸出一个大洞，硝烟中，到处是飞溅的碎木片、鲜血、断肢，哗啦啦地落将下来。徐世昌因前有仆人挡着，只是前额轻伤，顶戴花翎皆被削去。绍英受伤较重，载泽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
吴越当场殉节，孙岳和张容站在月台进口处，距离较远，加之杨笃生掩护，趁着混乱脱险（此处暗杀现场的叙述，参酌了吴越的同学汤谪青的回忆文章《读章士钊书吴越狙击五大臣事后》、绍英的儿子马士良的回忆文章《记五大臣出洋事》等）。
戴鸿慈有日记记当天惊魂一刻：“辰初拜祖，亲友踵宅送行甚众。十时，肩舆至正阳门车站，冠盖纷纭，设席少叙。十一时，相约登车。泽公先行，余踵至。两花车相连，泽、徐、绍三大臣在前车，余与午桥（即端方）中丞在后车。午帅稍后来，坐未定，方与送行者作别，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扰，不知所为。仆人仓皇请余等下车，始知有人发炸弹于泽公车上。旋面泽公，眉际破损，余有小伤。绍大臣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大臣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
当时除了绍英被送往医院外，其他几位大臣当即商定“改期缓行”。次日，戴、徐、端三位早起进宫，戴鸿慈当日记曰：“八时，蒙召见。……余与徐、端两大臣各据所见奏对。皇太后垂廑听纳，复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
几日后，法国画刊“L’illustration”刊出五大臣遭袭击照片三幅，包括暗杀现场被炸毁的车厢，杀手满身血污被炸身亡的纪实照片。京师全城戒严，慈禧一面下令追查，一面传旨为防亡命之徒携炸弹潜入，将颐和园围墙再增三尺有余，并在园内各紧要处架设电话，增派军警昼夜巡逻。
引爆者炸裂胸腹，手足皆断，自躯干以下被炸得七零八落，当场身死，所幸面部尚可辨认。警察部门把死者头部用药水封存，拍成照片，行文至各省，让知情者辨认。更派出各路便衣侦探，到客栈、会馆、庙宇等旅客逗留之处暗访。但由于刺杀者在行动之前制订了周密计划，留下线索极少，以至于事发很长一段时间，此案一直未能侦破，更无人因此案遭受牵连。
且说吴越在直隶高等学堂有一同学，见他开学多日未归，结合其他端倪，开始怀疑刺客是吴越。查办本案的官员问有何物证，此同学披露了一个细节，吴越的一只脚，有六只脚趾。官府马上调看现场残肢，这才锁定凶手身份，确系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吴某。但也有一说，吴越先前下榻的桐城会馆，有个小女孩认出他是在会馆住过的桐城吴公子，前去报官邀赏，遂使真相大白。不管如何，死者的身份不再是个秘密。
此案经办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吴越等三人曾下榻的客栈。尽管吴越行动前为防拖累他人，曾置一信于枕下，声明此次行动与会馆众人无关，但还是有好多无辜者遭到逮捕。桐城人金寿民任保定莲池书院讲习时，是吴越的担保人。吴越出事后，金受牵连入狱。其妻郝漱玉曾任直隶女学堂总教习，后经日本女学生出面，请日本驻华使馆斡旋，慈禧下懿旨：“金寿民马虎成性，不堪录用，驱逐回籍。”金寿民遂与妻子郝漱玉回老家，留住了性命。此是闲话不提。
袁世凯亲自侦办此案，表示要将涉案的贼臣乱党尽数抓捕归案，但吴越是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正好归袁管辖，这岂不是自打巴掌？要不要将吴越的真实身份披露，查办本案的官员犯了难，为了不让袁难堪，他们冥思苦想想出一个办法，给案卷中吴越姓名的 “越” 字，加一“木” 字旁，以示戴木为枷，吴越就这样成了 “吴樾”。手下倪嗣冲查办后向袁世凯禀报， “据云现在诸生并无与吴越亲故知交……至监督以下各员，于吴越在堂之日，未能事先察觉，实因该故犯貌似安分并无异常盲动……知人实难，其情可原。”
正在安徽公学教书的陈独秀从报上得知北京火车站爆炸案的消息，第一时间想到了吴越。他用隐语写信给哥哥的小舅子、时在直隶高等学堂读书的张啸岑：“北京店事，想是吴先生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
不几日，张啸岑回信到，寄来了吴越的两部遗著，《暗杀时代自序》和《意见书》，并说吴越赴难前，曾留有遗言，若遇难，将上述书稿转交杨笃生或陈仲甫。陈独秀将《意见书》节录刊载于自己主编的《安徽俗话报》，后来他将两部书稿并部分烈士遗物寄往上海，蔡元培在吴越追悼会上提到了此事，说：烈士死难后，有陈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内有西式外套一件，此系烈士之遗物，当时系赠杨君，以为纪念云云。
1911年初春，陈独秀在杭州写下六首回忆同道和朋友的诗作，第一首写的就是六年前那场未遂的刺杀案：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千里外，碎身直捣虎狼秦（《存殁六绝句·之一》）。龙眠是桐城西北名山，此处借指吴越老家。这是一个刺客为另一个刺客写下的悼词，在他看来，吴越就是刺秦的荆轲，是一个“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的精神”的君子，一个“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的人。
二、江湖
趁着正阳门车站爆炸案后的混乱，吴越的两个帮手张容和孙岳仓惶出京。孙岳悄没声息回到保定武备学堂潜伏下来，毕业后任北洋陆军第三镇炮兵排长，后升任第九标第三营管带，并秘密加入同盟会，成为该会北方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张容的经历，则要曲折得多。
行刺失败后，张容不敢再回直隶高等学堂，流窜了一段时日，竟然栽在一个叫杨以德的探员手里。这杨以德原系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司事，职掌剪票，因此练就一门过目不忘的本事，凭这本事进了探访局当差。事发那天，杨探员也在车站附近负责安保，张容等三人的异常举动自然也没能逃脱他的眼睛。张容漏网逃脱，东游西荡，还不知自己已被盯梢。
因张容长得五大三粗，杨探员也不敢轻易动手。等张容投宿一家僻静的客栈，熟睡后，杨探员合数人之力，才把他拿获。在狱中，张容除坦承与吴越认识之外，一字不招，乃被判入狱。
台湾作家张大春《丁连山生死流亡》一文，给出了张容的最后结局：
张容入狱没多久，凭靠着江湖人物宫宝森的帮忙，得以越狱。宫宝森拉大师兄丁连山一起劫了狱，还筹措了一笔旅费给张容，让他去日本。张容被拘时，官府也给他的名字戴了枷，以为反叛者的印记，案卷上登记为“张榕”。出狱后他不以为耻，反而正式改为此名，可见其性情豪迈。张榕（下面我们就这样叫他吧）在东京结交了不少浪人，还成了新创的同盟会之一员。武昌首义后不久，他回到东北，发起“奉天联合急进会”，成为方面人物。为什么不去南方而选择回东北呢，一则他在东北有根基，他的祖上曾是在长白山下守皇陵的；二则，有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党人总成不了事，原因乃在于南方的五岭之气尚未结成一龙脉，不如在努尔哈赤发迹之老巢发动，直捣黄龙，革命或朝夕可成。 当时关外与南方革命团体得以桴鼓相应的组织和势力都不大，新军之中只有两号主要人物，一是吴禄贞，一是蓝天蔚。这两人一个被袁世凯收买亲兵暗杀，一个被张作霖拔掉了兵权。张作霖时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倚仗，授与奉天城防司令和剿匪司令之职，军权到手之后，必须找一个对象来立威，便想到了不安分的张榕。此人顶着个“行刺五大臣”与“同盟会同志”的头衔，又传说在东京击败过日本黑龙会的浪人，身手不凡，拿之祭刀，肯定效果非凡。但他又不敢明枪执火撄革命党人之逆鳞，所以只好策划暗杀。
东三省咨议局副局长袁金铠向张作霖报告，张榕在运动东三省独立。张作霖反问道：“那他怎么不来运动我呢？”袁金铠吓了一跳，踌躇起来，以为张作霖也要变节。岂料他这是故弄狡狯，随即道：“要是让他来拉拔拉拔我，你看他会有何手段？”
1912年1月23日，张作霖设下了一个局，他让袁金铠在奉天城最好的饭店德义楼饭庄摆下一饭局，假作有意“因势利导，策动东三省独立”，邀张榕赴席。席间忽然声称，另有紧急公事，必须先走。张作霖离去未及转瞬，两个枪手随即冲进来，把张榕打成了马蜂窝。当场遇袭殒命的还有张榕的两个同志。从那一夜以后，张作霖展开了多次暗杀行动，对象是“急进会”的同党，一个又一个“剪了辫子的可疑人物”。张榕这个名字很快就掩没在一连串的屠杀血案的底层。
但是同为同盟会员、当年营救过他一回的宫宝森却极不甘心。日后，宫宝森在一封给他女儿宫若梅的家书里写道：“而忆昔所以念兹在兹者，岂其革命耶？毋乃报仇而已矣。十年磨剑，以为一快可图，殊不知犹溷落贼之圈套耳！”此处所称之“贼”，当指张作霖。革命家谋革命，江湖儿女图报仇，殊途不同归。
这个故事的余绪已被王家卫演绎成了电影《一代宗师》，与张榕等一干革命党人已无多大干系，包括宫宝森、丁连山等江湖人物的出处，也被剪得七零八落，但王氏电影流光溢彩的镜头，还是把接下来的另一半故事讲得风生水起。
宫宝森想为张榕报仇，张作霖也无时不刻想把张榕的同党一网打尽。时间到了1915年，为支持袁世凯洪宪帝制，张作霖急于肃清当年“急进”会的残兵游勇，他想了一个引蛇出洞之计。
当时奉天城里关着一个精神失常的日本浪人，此人名叫薄无鬼，原是来华襄助革命的，民国成立，没人搭理他了，就发了疯，常在大街上拔刀乱砍。张作霖把这人放了出来，在奉天街头闹事挑衅，砍杀了数人。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把这个浪人当作诱钓金鳌的香饵，前来阻止薄无鬼杀人的，必是党人无疑，一露头就可予以剿杀。
果然有人上钩了，此人就是宫宝森。为不让这个浪人泄露更多革命党人信息，宫宝森决定诛杀之，师兄丁连山虽然一直反对师弟与革命党有干系，但看此人在大街滥杀无辜，也同意了。张大春节录的丁连山回忆录《归藏琐记》中，如是描绘薄无鬼的出场：
“乙卯春，奉天大雪，忽而市井传言，狱中逃出一人，即薄无鬼也。一身簇新武士直裰，上衣交领右袵，三角广袖，胸前系宽带子，绿颜色晶亮好看。下袴似裙，有水云褶缝，十分熠耀。此外，尚有外布衣及大纹，大纹据说乃是家族纹章，似花瓣，于前胸作装饰，缘以菊坠。短刀斜插腰际，长刀在手，若新发于铏，似是初添购的。”
他的观察是细致的，不但浪人手上的长刀是新的，连整个的服饰行头，都是张作霖的险诈安排，就是要拿此诱饵，钓出潜藏不露的革命党人。
宫宝森本想自己出手诛杀此人，丁连山问他：杀人逃刑、被杀送命，与独撑门派将一门武艺发扬光大，哪个容易，哪个更难？宫宝森说，当然是杀人、被杀来得容易，撑持、掌理一门户来得难。丁连山说，那好，我做前面这件容易的，更难的就交给你了。于是，这个八卦门高手，“刻直趋通衢，攫薄无鬼襟而掌杀之”。
“孰易孰难”那两句，与科学图书社楼上吴越与赵声、陈独秀三人的诀别之词何其相似乃尔！却不知是江湖人士抄袭革命党人，还是纯属巧合。丁连山杀人之后亡命天涯，逃到佛山隐姓埋名，做了金楼的一个厨工。
《一代宗师》开头，王庆祥饰演的八卦门掌门宫羽田（原型即为宫宝森）率领众弟子南下广东，在佛山金楼的引退仪式上意欲将掌门人大位传与南派武术大家，借由推动南北武术融合，谋求武林同道支持南京政府。哪料到南方武林人士各种不服。其间，宫宝森喝到一碗肉汤，知道那是多年未见的大师兄手艺，于是大事也不谈了，直接往后厨寻去，果然见到了鬼魅也似隐迹于庖厨的丁连山。他与赵本山饰演的师兄在后厨展开一段对话，方知当年上当的底蕴。
丁连山在《归藏琐记·金楼之会》里记录了师兄弟在庖厨里的这段对话：“我别无长言，仅对宝田道：‘彼日出手杀薄无鬼，我便堕入了鬼道。此后你我便有如衣服，尔为一表，我为一里，尽管彼此相依，却也两不相侔。然南北议和之事，切记不宜横柴入灶、操之过急，你也要学会反穿皮袄！’”
这是一句歇后语，反穿皮袄，意即“装羊”（谐“佯”）。意即以武术同道为号召，为民国效力这样的事，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很可能在革命的号令下反被利用，满心期待落入虚妄，倒不如反穿皮袄“装羊”，顺势而行，而不要“横柴入灶”强行推进。从后来的故事来看，宫宝森听了师兄的话，并未强行推进武林融合并介入波谲云诡的革命潮中，才避免了武术界被政治倾轧的悲剧。
师兄弟在厨灶间说着话呢，外面动起了手来，原来南方武师根本不相信宫宝森说的什么联合，反疑心是北派武师并吞他们的一个阴谋，三言两语不合，宫宝森的弟子马三就与对方以“封门会手”的方式一决高下。马三武功端的厉害，一动手就占尽上风，却没想到，惊动了隔壁烟馆的一个年轻人。此人是当地一个药材商的儿子，平日里不问商贾，只知弄枪使棒，他派人将比武现场情形实时报告，只是 “默拳”，也就是在心里默默演练交手实况，听到某一招式时，一时技痒，跑到金楼要求当面交手。他一出手，不仅打败马三，还伤及了宫宝森，后来倒是意外地败给了宫宝森的女儿宫若梅。
此人本名叶继问，后来去中间继字，改单名为叶问。 话说又过十多年，大江大海，江山易帜，丁连山逃亡到香港，在这里遇见了已然开宗立派的后生。彼时此君已过中年，丁连山也已是个老人了。他对这个年轻人说出了心头遗憾：“天不欲武学昌明，才不叫我晚生二十年，或不教汝早生二十年！”两个宗师级的人物，居然没能凑对搏上一搏，此恨何极！
电影中，叶问是为寻宫家六十四手而从佛山到香港，片中丁连山有台词说，一门之中，有人做面子，就得有人做里子，面子请人吃一支烟，里子就得杀一个人。意思是说师弟宫宝森是八卦门的面子，而他杀人付出了毕生代价，成为一个鬼漂泊江湖数十年，实在是做“里子”的一生。“里子”做惯了，他也有参悟，那就是不争，不争门户，不争心气，也不争政治。电影里，叶问听了这席话顿悟，从此只把毕生所学倾授众生，于是有了后来的咏春之盛，成为一代宗师。
三、“个人浪漫的奇迹”
1905年那个溽热的夏天，陈、吴、赵三人密谋的这场暗杀行动，终以两个月后吴越在北京正阳门外车站自炸身死而草草收场。吴越甘愿以一死保全陈、赵，自是看重此二同志的革命才干，不让他们去涉险。但论加入暗杀组织的时间，陈独秀的资历还要老得多。他是个更老资格的刺杀宗师。
距此一年前，陈独秀还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就应章士钊的邀请，秘密赴过一次上海。在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他见到了军国民教育暗杀团的骨干杨笃生、陶成章等，令他惊异的是，其中一位居然是进士出身、点过翰林院庶吉士的上海爱国女学校长蔡元培。蔡是光绪十八年进士，被房师翁同龢称作“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的“隽材”，此时已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党人。在一个神秘的仪式上，陈独秀宣誓加入了这个暗杀组织，天天和他们一起试验炸弹。他滞留上海的一个多月里，销路看涨的报纸只得停刊了，他跟胆小的合伙人汪孟邹撒了个谎，说自己是在和章士钊等洽谈报纸印刷的事。
在这里他还认识了黄兴、赵声、徐锡麟、秋瑾等党人。黄兴常穿着一双皮底鞋，走起来橐橐作响。赵声穿着一套武官的行头，一来就与徐锡麟谈捐官、做官的事，两人就好像一对官迷。秋瑾的服装举止，完全是个日本女学生的模样，鞠躬礼十分到家。陈独秀后来如是回忆他和蔡元培这一段共事经历：“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召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在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
日后的学界泰斗，竟是暴力救国的始作俑者，说来堪奇，其实也是时风使然。热衷政治暗杀，以为炸弹手枪可以救国，实是清末至民国一大景观。蔡元培是革命党人何海樵介绍加入暗杀团的。何海樵从日本带了六个杀手潜回北京，准备行刺慈禧，但等到经费用完也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于是不得已南下上海活动，发展了蔡元培等。据蔡自述，加入时要举行类似会党的“歃血为盟”的仪式：“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沥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
在试验炸弹前，蔡元培更看重的是毒药，因其易于制作，又隐蔽携带，只要有机会接近目标，就能不露声色除去之。致命毒师蔡元培本人并不懂毒药调制之法，于是他把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师钟宪鬯、俞子夷也吸收进了暗杀团，所需器材由当时上海唯一的理化器材供应机构科学仪器馆供应。俞子夷配制出了氰酸，为了试验其药效，蔡元培让工友弄来一只猫，强迫灌下几滴，猫即中毒而死。但蔡元培认为液体毒药固然药效强，却易被发觉，不如固体粉末佳，于是又从日本购入一批药物学、生药学书籍，继续试验。因进展缓慢，他还异想天开地想用催眠术作辅助暗杀的手段，催着陶成章翻译了好几种催眠术的书。等到他领导的研究小组研发出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他又以为由女子去实施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也更容易接近目标，因此在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并暗暗物色对象，以便培养暗杀种子。
前面说到，万福华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某餐馆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那一节，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万福华事败入狱，章士钊曾到监狱探望，章结束探访出来，没发觉有暗探一路尾随，终于导致暗杀团在新闸路余庆里的秘密驻地被查抄。蔡元培和其他一些侥幸漏网的革命党人暂时躲藏起来，他短暂的刺客经历也就告结束了。
但暗杀的种子既已在革命党人心里着了床，不会那么轻易被抠去。1907年，有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案，随后牵连出已经回到绍兴的秋瑾被捕。徐一度被恩铭所赏识，委任其为安庆巡警学堂堂长。但是徐认为，恩铭的赏识是私人的，杀死恩铭则是为民族国家大义。徐被恩铭的卫队剖心下酒，一同被难的还有巡警学堂数十名学生。到1910年，乃有汪精卫图谋刺杀小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一案。汪精卫邀集同伙，扛了个四十磅之重的炸弹，在载沣上朝必经的银锭桥下埋设时被发现报官，好在清廷为示宽宏，没有处死这个蹩脚的刺客，只把他判无期徒刑了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的这首五言绝句，为他在民国新立后捞足了政治资本，这已是后话了。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清廷日薄西山的十年，平心而论，也是努力加大与现代世界对接的十年。被论家称作“改革运动宪章”的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上谕，虽未提新政二字，其真实含义已近似新的政治体制，包括教育、军事、警务、监狱、法律、司法和立宪政府，可知从体制到思想层面，老大帝国已在孕育一场从传统到现代的“静悄悄的革命”：
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两个月内翻条议以闻。
1905年提上议事日程的立宪考察，不管清廷是出于被迫还是主动寻求，都是顺应朝议民情的一项举措。外派大臣原拟四位，载泽、戴鸿慈、徐世昌和端方，满汉各二，有王公、有廷臣、有疆吏，结构均衡。后又下谕旨加派商部右丞绍英，可见其立宪预备之慎重。据1905年创刊的革命派杂志《醒狮》刊登宋教仁《清太后之宪政谈》的文章披露：“今日满政府有立宪之议，有某大臣谒见西太后，西太后语曰：‘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碍，则必决意实行’云云。”这是上层真实心态的流露，即既不了解立宪为何物，也不拒绝立宪，这就给了革命党人指清廷立宪为假立宪的口实，这一年创刊的《民报》便有这样的表述：“假考察政治之名，以掩天下之耳目”。 立宪之声愈益高涨，几乎已成时代主潮，且舆论已有效带动朝廷，吴越又为何冒死北上、以暗杀手段阻挠五大臣这一先进之举？实是因立宪派与革命派互为仇家，积怨已深，凡是有益于清廷延长国祚的，必成革命党人的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对此，吴越在《意见书》《暗杀时代》里已表露无遗，他认为立宪不过是康、梁保皇党人为重返权力中枢打出的一张牌，“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以诖误国民者，实保皇会人为之倡。宗旨暧昧，手段卑劣。进则不能为祖国洗濯仇耻，退亦不克得满洲信任”，清廷支持立宪，不过是欺骗民意，阻止汉旗复兴，“以欲增重于汉人奴隶义务，以巩固其万世不替之皇基”，所以自己哪怕舍身成仁，也要力阻之：
“越生平既自认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甘为拜服异种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肉体，以剪除此考求宪政之五大臣。”
是以，北京爆炸案不久，当时吴越的身份尚未查出，上海的《申报》就已分析指出，这是立宪派的天敌革命党人干的，其目的不外乎火中取栗、乱中举旗：“揆度情形，必出于反对立宪党者所为无疑，而反对立宪党又非出于旧党而必出于新党中之激烈者无疑。夫新党中之反对立宪党，非所谓革命排满党而谁哉？彼党之主义，在于颠覆满洲政府，故日夜伺中国内乱之起，有间可乘则举革命之旗以起事，其宗旨与立宪如水火之不相入。”
南方立宪派领袖张謇在其自订年谱中愤然说，自古以来，参与革命者有圣贤、权奸、盗贼，革命党人被种族主义鼓动，逆势而动，全无理智，这样的革命者差不多就是一群盗贼：
“政府遣五大臣考察欧洲各国宪法，临行炸弹发于车站……是时革命之说盛矣，事变亦屡见。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尤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然革命者仇视立宪甚，此殆种族之说为之也。”
百日维新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1904年4月发表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提到了革命的广义与狭义之分：“革命主义有广狭，其最广义者，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由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
一群激进的少年，总以为一个新中国必从血浴中出之，抱定炸弹救国的宗旨，而采取此极端行动，正印正了任公“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之论。
就像当时有报章论述指出的，值此两千余年专制中国长梦将醒之际，清廷有立宪之议，如以超越种族之立场观之，实对中国之前途大有裨益，是民众所祷祀以求、馨香以祝之盛事，革命党人摧之愈力，只会滋长反作用力，使立宪的脚步加快。因为执政者已经意识到，只有变法立宪，才能消泯革命，是以派大臣出洋考察之事，不可因其意外而受阻。政府愈要摧锄革命党人，革命反成燎原之势，革命党人愈要阻挠新政，立宪反而刻不缓行，此间消长盈虚，正见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情势之复杂。
爆炸案发生月余后，清廷把耽搁了的立宪考察重新提了上来，新公布的考察名单，载泽、端方、戴鸿慈不变，改派尚其亨和李盛铎代替另有新任的徐世昌和受伤的绍英，仍然是五大臣出洋的阵容。12月7日，戴鸿慈、端方率先出京。11日，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路也离开京城。两支人马先后到达上海。戴、端一行由日本取道太平洋而赴美，载泽一路，首站考察就是日本，因年底事务剧繁，延至次年元月正式动身。
1923年，已成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对二十年前的那个暗杀时代作过一段反思，认为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暗杀者之理想，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之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
四、东渡
“二次革命”甫一发生，袁世凯就免去了南方三个不听话的都督，皖督柏文蔚赫然在列。时任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身处乱军阵中，为驻防军人龚振鹏所捕，差点被绑缚枪决，面对行刑队的枪口，陈仍不改色，顿脚大吼：“要枪决，就快点罢。”幸有一相熟的旅长带兵来救，才捡得一命，仓皇逃到上海。
袁世凯委亲信倪嗣冲为新任皖督兼民政长，倪一到任，就发布通告缉拿革命党人，陈独秀名列“要犯”第一。军警前往他安庆老家查抄，他的两个儿子延年、乔年闻风逃到渌水乡老家陈家剖屋躲避，他的一个侄子被抓走，嗣父陈衍庶（字昔凡）——一个曾在东北担任州官的清末官员——收藏多年的字画也都给抄走了。
陈家是在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手上真正发达的。这位嗣父由举人而知县、知府，官运财运一路亨通。日俄战争时，马匹是紧俏物资，他以官府的名义抽取的牲品税大都装入自家腰包，获银万两，在辽宁和安徽置了上千亩地，还在北京琉璃厂开有一家古玩铺。位于安庆城的陈家大洋房，气派非凡，五进三院，门楼足有丈宽。致仕后的陈衍庶寄情书翰古玩，独钟清初“四王”中的王石谷，据陈独秀自称，他家藏和见过的王画，不下二百件。陈独秀日后一手内劲外秀的汉隶和小篆，就是来自嗣父的影响和这些家藏的熏染。陈后来成为一个革命者，他的反传统观念中，或多或少也有一种仇父情结，连带着这位嗣父喜欢的东西他都要去反，包括王石谷的画，以至日后说出这样的话来，“若想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
陈独秀过继给无后的叔父做嗣子，本应是这庞大家产的惟一继承人，但1913年是陈家的灾年，就在倪嗣冲派军警抄家之前，陈衍庶与英商的一桩大买卖失利，一病不起，陈家的家业已经败得差不多了。这次查抄给本就在走下坡路的陈家以致命打击，陈独秀在上海闻听此事，恨恨不已：“以我之气，恨不得食其人。” 逃到上海，生计当成最大问题。陈独秀说，“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陈独秀，不仅要自己糊嘴，还要养活妻儿。到过他家的人描述说，逼仄的房间里，窗棂和床架之间的绳子上挂满了刚晾上去的尿片，其困窘可想而知。
他最初的设想是卖文为生，可是微薄的稿酬收入哪能支持得了一家开销，他又想投身书业，以编辑为生。他写信给日本的章士钊，请他介绍一个编辑教科书的工作，还动手编辑了一部《新体英文教科书》，又写了一部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交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第一本的销路没有预想中好，第二本又是冷门的学术书，更是乏人问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实在没办法了，他还打算学世界语，以作日后谋生之计，甚至还羡慕起了独身生活的好，说出“以吾国今日经济状态，宜盛行独身主义”这样的混话来。
1914年夏天，陈独秀东渡去了日本。他在雅典娜法语学校学法文，同时帮章士钊编辑一本政论性杂志《甲寅杂志》。照后来的学生傅斯年的说法，那时的他穷得只有一件汗衫，且常不换洗，其中有无数虱子生活。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去日本。从1901年首次赴日迄今，十三年间，陈独秀曾五赴日本，世纪之初汹涌的留日潮于他身上可见一斑。
就像有史家所指出的，百日维新后有过一个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一方面，甲午战败使中国知识阶层开始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向日本学习，另一方面，日本为了阻止俄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推进，也在积极实施“联英联中，抗俄德而图自保”的政策，因此出现了中日关系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革命派、立宪派、保皇党人都以日本为大本营招兵买马，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大量留学生蜂拥日本，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
陈独秀首次赴日的1901年前后，在日留学生不足两百人，到他第三次赴日的1906年，已达约万人。到他第五次赴日的1914年，累计已有约三万名学生到过日本，其成员组成也是五花八门；有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各类专业学堂的高才生，脱离私塾大门的旧书生，有官绅子弟，也有新军士兵，这些人有的可以讲流利的日语，用日文写作，有的则连一个日本假名都不会发音。
在作于三十年代的一篇简短自传《实庵自传》中，陈独秀曾回忆他十八岁那年秋天去南京参加江南乡试的经历。本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已经取得初级功名的年轻人来说，参加乡试、会试等不同级别的国考是踏入帝国官场的晋身正途，但逼窄的贡院场屋里那三场九天的考试成了他人生初年一段很不堪的记忆。奇热的天气、散发着奇臭的矮屋、形同疯癫的考生，使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回想起来就有一种欲呕的心情。他说他“看呆了一两个钟头”，由此联想到了连带自己在内的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这种种联想的结果，是他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的呀”，这次失败的考试带来的冲击，成了他“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
他的由康梁派转向革命派，当是发生在最初两次赴日期间。由维新而转向排满革命，启发民智唤起爱国精神，这也是世纪之交大多革命党人走过的心路轨迹。
1901年，陈独秀首次到日本自费留学时，加入了一个叫励志社的留学生组织，起初，这是个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不涉政治的团体，随着留学生思想的分野，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和平，以邀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演成为排满党，又曰革命党。”激进派视稳健派如仇寇，时常詈骂为清廷走狗，这个基于脆弱友情的组织很快就瓦解了。
1902年秋天，陈独秀第二次赴日在成城学校（东京士官学校的预科）学习陆军时，和刘季平（外号刘三）、潘赞化等加入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青年会，可视为转向革命派的标志。次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和张继、邹容等五人闯入学监姚煜的居室，强行为之剪辫。中国传统语境中，割发如同斩首，非有大恨不至于此，据章士钊记载，这一幕细节为“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其间固然可以见出这班少年野性难驯，也未始不可以看作激进思想浪潮的一个象征。当时在东京弘文学堂日语速成班的浙江学生周树人听闻此事，十多年后还把它写进了小说《头发的故事》里。
受到羞辱的姚煜前往教育部交涉，日方迫于压力，把陈、张、邹三人遣返回国。邹容旋即刊布在日期间写就的反清小册子《革命军》。此后更有章太炎、章士钊等在《苏报》力推，短短数月间，行销上百万册。激荡排满浪潮，奠定革命之思想基础，此后不足十年，乃有武昌首义、民国初创、清帝逊位，此书作者、二十岁就在狱中去世的邹容居功至伟：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惨烈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陈独秀的一生道路，似乎也在1903年这一剪中选定了，毕其一生，他要剪去的就是国人灵魂中的“辫子”。
五、“胸中交战的冰与炭”
陈独秀被遣返回国半年后，他在青年会的朋友苏曼殊也回国了。小名“三郎”的苏曼殊，父亲是横滨英商茶行的买办，生母是日本人，私生混血儿的身份一直使他落落寡合，十六岁就跑到广州蒲涧寺削发为僧。他是因加入“拒俄义勇队”被监护人——也是他表哥——林紫垣断绝了经济资助才不得不辍学回国的。据同学和好友冯自由回忆，这个表哥对他很是苛刻，每月只助十元供上学，这点钱只能让他住最低劣的“下宿屋”，吃掺了石灰的米饭，为了节省火油费，晚上竟不点灯。为了发泄不满，在回国途中的博爱丸上，他给表兄寄出了一份伪遗书，谎称自己投海自尽了。 不知他表哥收到这封恶作剧的信会是什么心情，反正不久就传来了这个少年还活着的消息。穿着一袭破旧布衲的苏曼殊，登岸后先赴苏州，在吴中公学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职，同事中有日后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等。在苏州呆了不到一个月，他又跑到上海，去了一家报馆做翻译。
当时纷纭一时的《苏报》案刚刚尘埃落定。章太炎和邹容被判入狱，《苏报》主笔章士钊在官场有力人物的奥援下，免予追究，他很快找到了新的投资人，创办了一张《国民日日报》。此报既是为接替被查封的《苏报》而生，其排满革命的主张愈加迫切，做法上也更加隐蔽些。就拿报纸日期来说，先用黄帝纪元的纪年办法，后又改用中历干支纪年，反正就是想方设法逃避使用本朝年号，为了不被朝廷追责，一些时评文章也大多署化名。
陈独秀和章士钊负责这张报纸的编辑事务，据章士钊日后回忆，在英租界昌寿里偏楼的报馆办公地点，他和陈独秀常常干到次日凌晨。两人足不出户，头面不洗，因没有多余的换洗衣服，连洗衣都省去了。有一天早晨，章看到陈的竹布蓝衫外套及衬衣领口布满了点点白色之物，多得不可胜数，细视且作蠕动状，章大骇，问：仲甫，此是何物？独秀徐徐自视，答曰：虱耳。
刚到上海的苏曼殊和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等租屋同住，他和陈同居一室。苏曼殊的英语授于西班牙籍老师罗弼·庄湘，远比汉语讲得利索。这样一个汉文功底奇差的人，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忽一日发兴要做诗，就磨着比自己大五岁的陈独秀教。他说在日本的时候曾想跟太炎先生学诗，太炎先生嫌自己底子太差不愿意收。陈独秀对小学和音韵学都有兴趣，也就很尽心地教，和尚作了诗要他改，他也很负责地拿去改了。和尚的诗艺突飞猛进，他的诗掺杂在陈独秀的诗作中，竟至很难分辨出来。
他的两首处女作以“苏非非”的笔名发表在陈独秀编辑的版面上。“蹈海鲁连不帝秦”“易水萧萧人去也”等句，以春秋游侠自任，可见此人胸中奇气。他在日本时的同学冯自由，见他这么一个“性质鲁钝、文理欠通”的家伙一开笔写诗就卓然成家，以为他必有非常之遇，实不知是陈独秀唤醒了此人沉睡的天才，使他成为一个超绝的诗人。学诗、画画之外，他还在翻译法国作家嚣俄（Hugo，今译雨果）的《悲惨世界》，经陈独秀润饰后以《惨社会》为题连载在供职的这家报纸上。但这个翻译家实在太随心所欲了，他对原著的不忠实就像一个花心的丈夫，常常丢开原作乱添乱造，译着译着就会凭空添进去几个原著中没有的故事，借此对社会现状作露骨的讽刺和影射，根本谈不上“信”，以至读者都搞不清他到底是在译书还是著书了。
这段快意的日子并不长，两个月后，这张报纸就因党人内讧、经费不继停刊了。陈独秀由上海潜回安庆，找几个同人办起了另一张报纸《安徽俗话报》，不久迁到芜湖，因为此地有一个叫汪孟邹的朋友创办了科学图书社，以经营教科书等新书报为业，便于发行。陈独秀支付了一笔伙食费，寄宿在科学图书社二楼的一间小屋里。本文开篇说到1905年夏天他和吴越等三人密谋暗杀五大臣，就是在这间小屋里。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二楼堆放杂物并兼作宿舍，光线晦暗，一踩上松朽的楼板就橐橐作响，所幸临街开着一扇小窗，屋顶还有一片亮瓦，看人不至于眼鼻不分。陈独秀就是在这间逼窄的小屋里编报、卷封、付邮，收到上海印好寄来的报纸时再一一分发。
汪孟邹的儿子汪原放根据乃父的回忆，曾如是叙述陈独秀刚来此地时的情形：一位剪掉辫子披着头发的25岁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到科学图书社，汪孟邹跟他说：我这里每天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陈听后平淡地回答：就吃两顿稀粥好。
生活虽然困顿，但墙上一幅此人自题、笔走龙蛇的铭联还是泄露了他不凡的胸次，写的是“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据说此联并非陈独秀完全自撰，是从南宋陈亮的一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化用而来。实际上在当时年轻的崇拜者眼里，这个为人痛快爽直的长发青年简直就是“南宋陈同甫（陈亮字同甫）再世”。
报纸办不下去，连载也告中断，苏曼殊早就吵着要离开上海。开始陈独秀还不许他走，某一日，陈有事外出，苏曼殊约了何梅士一同去看戏，刚到戏馆门口，苏说忘记带钱了，要回宿舍一趟去取，何在戏院门口等了老半天也不见他回来，就返回寓所，发现苏的行李铺盖都不见了，案头一封告别信，草草几言，说他不辞而别的苦衷。陈独秀知道此事后说：原来他恐怕我不放他走，所以趁我出去的机会，特此把梅士骗到戏馆里。这一别，他们要数载后才得再见。
离开上海的苏曼殊先去湖南。闲云野鹤一般游了湘江，参拜了衡山，在雨华庵一个老僧处谈禅说经，盘桓多日后，于这年十二月中旬去了香港。经日本大同学校的同学冯自由介绍，他在《中国日报》社一个叫陈少白的朋友处住了几日，年底又前往广东惠州，在一处破庙拜一老尚为师，重新落发为僧。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窃取了已故师兄遣凡（法名“博经”）在广州雷峰海云寺的度牒，从此便以度牒上所称“新会慧龙寺赞初长老弟子博经”自称，正式以法号“曼殊”招摇于世，原名“元瑛”反倒不大用了。取得了这一合法身份后，这个不安分的和尚又步行至广州，再转乘轮船至香港，回到了他曾经借住的陈少白处。听说保皇党首领康有为也在香港，他突然有了一个冲动，购买了一支手枪准备去暗杀，幸被陈少白力阻，这一可笑的计划才没有实施。
春天，苏曼殊去了南洋，历游暹罗、锡兰，学习梵文。到了夏天，他摇身一变成了长沙实业学堂的一名图画教员（也有一说是舍监），与张继、杨笃生等成了同事。因他个子瘦小，常被调皮的学生侮弄，常背人兀坐，歌哭无常，常被人讥作神经病发作。
此时的湖南暗流涌动，打着兴办实业幌子的华兴公司（即华兴会）正在预谋一场起义。主事者黄兴、刘揆一决定在11月的某一日、即慈禧太后70寿辰那天，全省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时发动。先用预先埋设的炸弹把这些大官们送上西天，尔后以城中新军、武备学堂学生和巡防营为策应，城外哥老会分兵五路响应攻打，待拿下长沙、占领两湖后举兵北伐。但这一军事计划在9月初的时候就告泄密。 事涉当时长沙城内的一个著名学者，从国子监祭酒任上致仕、人称葵园先生的王先谦。王的一个门徒无意间从一个华兴会员的口中得知了这一天大消息，告知乃师，一向视党人如仇寇的王急报巡抚陆元鼎，官府立即着手戒备，并出动差弁缉拿城中首事乱党。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或避走上海，或东渡日本，起义宣告流产。在这乱糟糟的情势下苏曼殊也离开了长沙，此后一年他云游何处，记载阙如。
大约是1906年初，时在芜湖办学的陈独秀奔走沪、皖两地，某一日，他在上海一家小酒馆和朋友吃饭，忽见一个和尚闯将进来，“却是曼殊来也！”直觉告诉陈，他这个小弟比之两年多前变了许多：“此时他僧装而吃酒吃肉，我们劝他改穿西装，他紧执地不肯。但隔了几时，即又自动地改了。问他什么缘故？他说‘吃花酒不方便呀’！此时的曼殊，一切颇和几年前不同，几年前说话很少，几乎不大开口，而此时却会高谈阔论。几年前除了我们以外没有什么朋友，而此时朋友却很多，不但有男朋友，并且有女朋友了。”原来，他那个沉默寡言爱害羞的小兄弟已经成了个风流小和尚了。
实际上，过去的一年里，苏曼殊与陈独秀是通过音讯的。几个月前，他曾在杭州寄了一幅双僧图给陈独秀。1905年秋天离开长沙后，苏曼殊先在上海过了一段花天酒地的日子，然后一个人跑到了西湖边，挂单在雷峰塔下的白云禅院，用熟悉他的朋友的话来说，“后脚还扎在上海的女闾，前脚却已踏进了杭州的寺庙”。某一夜，他与僧友一同泛舟游西湖，看到月色皎洁，佛塔如剑直指夜空，一时兴起，画下了一幅《孥舟金牛湖图》（金牛湖即西湖，相传汉代有金牛现于湖中故名）。画中一僧望月吹笛，一僧横篙击水，趁兴画毕，他在画末自题“乙巳孥舟牛湖寄作仲子”。若说那个吹笛僧是他自身，那个身弯如弓的横篙僧就是陈独秀了。
他是以这幅双僧图卷召唤他的朋友一起遁入空门吗？对于急切用世的陈独秀来说这当然不现实，他只是藉此表达对朋友的思念。此画曾入一个叫蔡哲夫的藏家之手，他在题跋中记录了这年秋天与苏曼殊在孤山脚下的一次偶遇：“乙巳之秋，著书被议，避地如孤山。一日，过灵隐岩前，见一祝发少年，石栏危坐，外虽云衲，内衣毳织贯头，眉宇间悲壮之气逼人。余以为必奇士，大有不得已而为之也。”
是什么让一个原本木讷的青年在短短两年里变得如此放浪形骸？惟有爱情那神妙莫测的力量。陈、章不知，他们的小弟早非吴下阿蒙，而是个经常出入歌场伎院的欢场常客了。就在陈独秀与之重逢之前半年，流寓南京在陆军小学任英语教员的苏曼殊已经被他的同事戏称为“多情种”了，他结识秦淮河歌伎金凤并陷入了一场不可救药的热恋之中。他为之情意殷殷，神魂颠倒，为她写了好多缠绵悱恻的情诗。后来此女从良，他不能再明着去找她，还集了李商隐的诗句送她。刘三说他多情种没错，此人一面钟情世间女子，一面又囿于和尚身份，临阵时常作退缩，佛理与爱情，正是他胸中交战的冰与炭。他的多情与寡情，陈独秀等一干好友不久就会领略着了。
这次酒楼重逢后，苏曼殊跟着陈独秀去了芜湖，在皖江中学任教员。到了皖江中学他才知道，自己竟然与名满天下的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字申叔）成了同事。刘来自扬州一个书香世家，17岁中秀才，18岁中乡试，精研家传《左传》《周礼》，尤擅小学、训诂，文必称六朝，虽然年岁和苏曼殊一般大（苏、刘都生于1884年），但其经文学问，却巍然已为大宗，自在上海结识章太炎（字枚叔）后，改名光汉，一起鼓吹革命，人皆合称章、刘为“海内二叔”。此次他是因在供职的《警钟日报》公开辱骂德国官员遭官府通缉，化名“金少甫”，先在浙江平湖大侠敖嘉熊家匿居了一阵子，再携妻子避居芜湖的。苏曼殊后来才知道，刘师培潜来芜湖之前，已由蔡元培介绍成为光复会的秘密会员了。
皖江中学宁静的表面之下狂澜深藏，刘、苏到来之前，陈独秀与体育教员柏文蔚已在关帝庙前歃血为盟，依照上海的暗杀会成立了“岳王会”。刘师培一边教书，一边也没闲着，襄助陈独秀、柏文蔚等发展党人。只是他入光复会时蔡元培等“以皖省革命事相嘱”，他自居资历，时常要摆出上级的谱，而陈独秀的行事风格是向来不依别人的，这给他们的友情蒙上了一层不快的阴影。
值得附提一笔的是，刘师培的妻子何班（日后改名何震）也是一个奇女子。她出身江苏仪征名门，是一个老孝廉的女儿，能诗善画，人也长得眉眼活泛，饶有姿色。她和刘师培算是表兄妹，婚前非常羞涩，连大门都不迈出的，婚后跟着刘师培到上海入爱国女校读书后简直换了一个人，把俄国虚无党女杰苏菲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罗兰夫人作为人生楷模，时时效仿。
苏曼殊到芜湖不久，马上就觉得了这女子的爽利、能干，和风风火火的办事劲头。几次单独接触，生性敏感的他还捕捉到了这个女子不时扫来的热辣辣的眼风。他有些担心，不知自己能否把持住，生怕闹出绯闻对不住朋友。幸亏学期结束在即，陈独秀邀他暑期同往日本，他悬紧的心才放了下来，但隐隐的也有些失落。
苏曼殊是想趁这个暑假去日本寻找他的生身之母。前面说到苏曼殊是个混血私生子，他的浪荡父亲苏杰生从广东香山跑到横滨，多年打拼挣下了一块很大的产业，娶了一个叫河合仙的日本女子为妾，但苏曼殊的生母不是这个女人，他是苏杰生与这个女子的妹妹河合若子私通生下的。可能是出于对姐姐的愧疚，这个女人生下苏曼殊三个月后就离开了苏家，所以六岁之前苏曼殊一直是由义母河合仙抚养，六岁后再跟随嫡母黄氏回广东原籍。从他懂事起，无日不刻都在想念这个未曾见过的女人。他十五岁开始来日本进横滨大同学校读书，就是存了寻找母亲的念头。但这么多年来去中土、东瀛，他始终没有打探到生身之母的消息。一种说法是她已经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后来嫁给了一个海军军官，时常随舰出海。他相信，只要自己坚持找下去，总会有与这个女人见面的一天。
此时，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正迷上诗歌翻译，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尤为倾心。在他看来，拜伦生长于繁华、富庶的生活，从英国跑到希腊，帮助那里为自由而奋斗的爱国者，一生痴结于恋爱与自由，是一个“热情真诚的自由信仰者”，一个坦白而高尚的精神战士，可称他的异域知己。他说，拜伦的诗像是某种后劲绵长又有奋激性的醇酒，喝得愈多，愈觉得有甜蜜的魔力，觉得它们通篇都充满了神秘、美魔与真实。他曾经在月夜泛舟游湖时对着月光和湖水大声背诵拜伦的《哀希腊》等名篇，诵至动情处大哭，以至船夫都以为他精神病发作。 此次赴日途中，行箧中有他喜欢的多部西文诗集，是他以前的西班牙籍英文教师罗弼·庄湘的女儿雪鸿所赠，海风竟日吹拂，正适于他重读那些暴风雨般的诗句，船抵岸，已译就拜伦长诗《大海》等数篇。几年后，他把船上译诗的经历移花接木般地写进了小说《断鸿零雁记》中。
同船的陈独秀自然也没有闲着，和尚译了诗，要他修改润色，也惹得他手痒，以同样的五言古风译出了拜伦的《留别雅典女郎四首》。那时他还不叫独秀，朋友们都叫他仲甫、由已，或者官名乾生，在译作上署名时，他借用了老家安庆的一座山名，自况“盛唐山民”（日后他易名“独秀”，也是借用了老家的一座山名）。在船上他们还就英译古诗进行了长时间讨论。
苏曼殊说，诗歌之美在乎气体，也就是诗句所传达出的特有气息，但译事固难，他时常为译得不称其意而苦恼，常常为安妥一个词，他都要在甲板上徘徊老半天。“畏友仲子尝论‘不知心恨谁’句，英译微嫌薄弱，衲谓弟以此土人译作英语，恐弥不逮，是犹倭人之汉译，其蹇涩殊出意表也。”（《拜伦诗选》自序）当他们像一对晋宋时代的苦吟诗人一样对着大海斟酌诗句时，实际上是在融通原文之后，反复吟哦，再赋予一种典雅工整的格律形式，这是一种改写，更是一种二度创作，绵延百余年的西诗汉译就在这两个年轻人手中滥觞了。就在他们俩海上翻译拜伦诗作的第二年，周树人在东京写就名篇《摩罗诗力说》，把拜伦作为摩罗诗派的首选人物，作为破中国之萧条的“先觉之声”。那个时代的先觉者们为了寻找精神之出路，树立精神战士之楷模，已经自觉地“别求新声于异邦”了。
这次短暂的寻母无果，暑假就快结束了，在须磨海岸送日本友人水野氏后，苏曼殊就和陈独秀、邓以蛰同船回国。没找到母亲没有让和尚有丝毫不快，相反，他神情欢愉，眼睛潮亮，只有沉浸于爱情中的年轻人才会这般的没心没肺。果然，旅行中途他就按捺不住向两位旅伴说起了在日本与女友相处情意缠绵事，陈独秀与邓以蛰皆说不信，以激之爆出更多猛料。苏曼殊果然沉不住气，取出女人发饰等信物给两友验看，二人传看后，苏曼殊忽将这些情物抛向海中，转身痛哭。陈、邓见他忽悲忽喜，像是触动无限心事，也都有些讪讪。
转眼到了1907年初，“苏报案”三年狱满跑到东京的章太炎向刘师培夫妇发出赴日邀请，刘师培见国内文网日紧，个人行动常被监视，于是决定偕妻东渡。
他们启行的日子是旧历正月初一，同船赴日的还有他妻子的表弟汪公权，一个貌似朴实、实则心机很深的年轻人。刚从温州云游回来的苏曼殊也应邀与他们一同赴日。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他这一仓促决定是个错误。
六、革命夫妻
就在刘师培夫妇赴日不久前，《民报》一周年的纪念会上，章太炎有演说云：“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对古侠客之风的向往，加上东瀛武士道风的渲染、法国革命的启迪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刺激，使当时的留学生中弥漫着流血革命的热切渴望。
刘师培抵达东京，正值清廷要求引渡孙逸仙一案发生之时。日方拒绝了清廷要求，又不愿开罪南方革命党人，乃由内田良平出面资助孙五千元（后又有一商人资助一万元），政府发驱逐令催孙离境。刘师培与章太炎、宋教仁、胡汉民等一同出席了在赤坂三河屋的饯行宴会，宋教仁有日记记载是日情形：
（2月25日下午）三时，至孙逸仙寓。四时，同逸仙、章枚叔、刘申叔、鲁夕卿、胡展堂等至赤坂三河屋。时内田偕宫崎、清藤、和田诸氏等已至。坐良久，遂各一席，有艺伎七八人，轮流奉酒。又良久，歌舞并作，约三四出讫。诸人不觉皆醉，余亦带醉意矣。夜九时始罢。
除了孙逸仙、宋教仁两位大佬，刘师培在东京结识的革命党人还有黄兴、陶成章等，他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还很快成为了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主要作者之一。首次亮相于《民报》的《普告汉人》，他署的是“韦裔”这个典出于《左传》的奇怪笔名。尽管署名佶屈聱牙，火力却十分猛烈。他指出，排满并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就种界而言，则满族之君为异族；就政界而言，则满族之为暴主。今日之讨满，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者也。”当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言论在东京传播时，国内南方革命党人正在湖北黄冈、广东惠州等地发动一场场注定以失败告终的起义，他以写作呼应并抚慰着国内的革命。
当此时也，《民报》正与立宪派主办的《新民丛报》大打笔仗，所争论者，是革命与立宪到底何种适合当下之中国。流亡东京已近十载的梁启超对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还抱有不切实际之幻想，他为清廷背书，抛出“满洲本为明朝藩属，中国亡于满洲绝非亡国”之说，试图调和满汉矛盾，以达其君主立宪之主旨，被汪精卫斥为“无耻”，撰文在《民报》反驳之。但汪读书不多，征引不当，反授对方以口实。刘师培见革命派落了下风，旋即施展他经学家的看家本领，博引史册，洋洋洒洒，写下万字长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指出梁启超“中国不亡”论之谬。此文一出，在东京留学生中不胫而走，被视作“有功民族革命之作”，连章太炎也暗自叹服，说：“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
他在《民报》上接连发表的几篇文章，思想上似乎走得更远。《悲佃篇》主张“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并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另一篇《人类均力说》甚至提出“共产主义”一说，说要“扫荡权力，不设政府，以田为公共之物，以资本为社会公产，使人人做工，人人劳动”。
他那个美丽而不安分的妻子，锋头丝毫不逊须眉，和丈夫翩然东来不久，她就和一帮女界精英发起“女子复权会”，成了一位高举女权旗帜的妇女解放运动者。她仿效秋瑾女士在上海办《中国女报》，办起了《天义》报，对男权社会展开犀利批判，“男子者，女子之大敌”，《女子宣布书》就是这样向男权世界宣战的。一时间，她几乎比丈夫更引人瞩目。
她还成为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徒，宣称“女界”革命应视为“阶级”革命、“经济”革命的根本与前提，只有将妇女革命与经济、种族等革命并行，才能真正消灭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不平等。为了表示自己已获新生，她把父母姓并重，改自己的名字“何班”为“何殷震”，也称“何震”，小字志剑。很快，她出格的言行真要把东京的留学生们“震”住了。 这对锋头正健的革命夫妇迷上在当时最为时尚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主要是因为与日本社会党人等人的交往。他们经常参加日人幸德秋水发起的座谈会，以游山玩水的名义，去东京郊外的一些地方秘密开会。据一个叫陶铸的老同盟会员回忆，刘师培的姻弟汪公权也常参加他们的活动。
相比于刘师培醉心于社会主义，何震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多一点，她的并不正宗的女权主义有着许多无政府主义的调调。这乃是因为，她婚后不久在上海爱国女学读书时就开始接触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何震称，她和姐妹们发起“女子复权会”这个组织，其宗旨只为“破尽女子对于世界之天职，力挽数千载重男轻女之风”。对于女界的办法，她主张一是以暴力强制男子，二是干涉甘受压抑之女子，对于男权社会，一则以暴力破坏社会，二则反对主治者及资本家。
和妻子一样，新学说、新名词也把刘师培这个旧经学大师迷住了，他就像一个用功的好学生，对之心骛神往，每每学至夜深犹不肯上床休息，他有着肺结核病灶的身体越发孱弱了，精气愈益疲乏，但他自己丝毫也没有觉察。
他和好友张继等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在妻子主办的倡言男女平等的《天义》报上，他打出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声称，“近世以来，社会主义盛行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虽有志之士也只知提倡民族主义，而不计民生之休戚，这样的光复大业，即使成功，也只是以暴易暴，他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的目的，就是要研究问题，梳理各种学术和主义，“参互考核，发扬光大，以饷我国民”。
一段时间，刘氏夫妇位于东京小石川区久坚町二十七番瑜伽师地的《天义》报社成为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本营。讲习会定期召开，刘师培和张继轮流主持，某次，刘、张和幸德秋水相继发言后，何震上台作演说，这一演说经她表弟汪公权记录，在《天义》报发表，大意谓：
她对于时下流行的这个学术那个主义，均表示怀疑，只信奉无政府主义，她创办《天义》报的目的，也是一面倡言男女平等，一面倡言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创造一个平等的没有特权阶层的社会，男女平等，正是社会平等之一端，女子争平等权利，也是抵抗特权之一端，这正是她信奉的女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契合之处。尔后她语锋一转，力主通过暗杀来达到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不应是一句空谈，尤重实行。现世界无政府党，以俄国为最盛。俄国无政府党，其进步分三时期：一为言论时代，二为运动时代，三为暗杀时代。今中国欲实行无政府，于以上三事，均宜同时并做。即使同志无多，亦可依个人意志而行，以实行暗杀。盖今日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也。
陈独秀留在芜湖，没有和他们一同出国，但他和党人们的秘密活动早已被官府盯上了，有朋友传信说，安徽巡抚恩铭将要对他们动手，陈独秀闻警，慌忙出逃，也于这年初到了日本，在东京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英文。这样他又可以和苏曼殊共同研读喜欢的欧洲文学了。
当陈独秀于1907年春天来到东京时，正是何氏夫妇风头最劲的时候，他们合开的夫妻档，一个学问博识淹通，一个美艳不可方物，且都是东京城里后起的革命新秀，有“老革命家”章太炎为之站台撑腰。连周作人都说对申叔“神交已久”，虽无缘得识，托一个叫陶望潮的朋友给《天义》报投寄过好些诗文。在东京，陈独秀与何氏夫妇的惟一交集是一同参与了“亚洲和亲会”的发起。但不久后这个有国际背景的组织就解散了。
苏曼殊到东京后，先和章太炎一起住在《民报》社，到七、八月间搬出来和刘师培夫妇同住。东京的革命声浪甚嚣尘上，他反倒成了一个革命的零余者，终日作诗、画画、恋爱，研究古音韵，编译《梵文典》，做一些革命同志看来很是无用的事。
但他似乎认定这些无用的事反倒更能救治自己的灵魂，尤其是与一个叫花雪南的歌伎的恋爱，把他的诗情再一次点燃了。章、刘等人纠合印度、越南、朝鲜的一批革命者发起亚洲民族解放统一战线的“亚洲和亲会”，他的名字虽然忝列发起人中，究其心情，也是无可无不可的。夏天，他和留学东京的周树人频频见面，筹备发起一本《新生》杂志，无果。他的《文学因缘》第一卷却出乎意料顺利地印行了。那时，他的梦想是建一个梵文图书馆。三年前游历锡兰学习梵文的经历使他确信，梵文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八转十罗，微妙瑰琦”，简直如天书一般美妙，世上各种语言，若以文词简丽、表情达意论之，首推梵文，汉文次之，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欧洲番书”，更是要等而下之了。
其间，他还一个人跑出去继续寻找生身之母。他这般孱弱的体质，自然跑不多远，倒是在义母河合仙那里小住了一段时间。小说《断鸿零雁记》叙述主人公“三郎”到日本，乳母怜惜他身体消瘦，“忽仰首，且抚余肩，曰：‘伤哉！不图三郎羸瘠至于斯极！’”当是实情。
与何震有过接触的同时代人，都对她旺盛的精力嗟叹不已，她小小的身量就像一只红泥小火炉，总是向周围辐射着热力。整日忙于宣传女界革命的她，竟然还有闲情跟着苏曼殊学画。她拜苏为师，自称女弟子。苏曼殊有时称她“剑妹”，她丈夫听见也不以为忤。“剑妹”看老师案头的画稿越来越厚，帮他辑了一本《曼殊画谱》，为示推重，还请了章太炎题跋，准备和他的另一部著作《梵文典》一同付印。令人吃惊的是，苏曼殊的养母河合仙也被她拉来为这本画谱作序，序文有说，“吾儿……早岁出家，不相见者十余年，弹指吾儿年二十四矣。去夏始得卷单来东省会，适余居乡，缘悭不遇，今夏重来，余白发垂垂老矣。”读来真有大不堪于其中。
这个泼辣、美艳的女子后来背上“淫悍”的恶名，并非因为她那些出格的女权主义言论，而是因男女情事。男权世界何其坚固，这些来自女界的零星反击挠痒痒还差不多，还可作为革命事业之余遣性悦情的谈资呐。她成为愤怒声讨的对象，乃是因为她有了一位情人，此人即她的表弟汪公权。这就好比丛林中一只美丽的尤物，人人皆可以欣赏其迷人风姿和毒蛇般的妖媚，一旦尤物归于任何一人，必遭群起而攻之了。
刘师培自小身体孱弱，肺结核长年不愈，后来与之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文科教授的周作人描绘过他的形象，说他身体瘦弱，说话声音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这样一个病恹恹的丈夫，偏偏娶了这样一个美妇，无聊的人们对此不禁暗暗要问，他能让他那个喜欢奢侈浮华的女人满足吗？可是革命夫妻的风头委实太健，没有谁敢在这个女人面前自讨没趣。
本文故事开始的1905年，按干支纪年为乙巳年，属蛇。新世纪的最初十年，犹如一幕大戏，至此正好演到剧半，正派反派，主角配角，尽是龙盘虎踞的一时之豪，就是那些暂时跑龙套的，台下作看客的，也都不安于一时之运命，或拿血一拼，或拿命作豪奢一赌，于那绛紫色的历史天鹅绒大幕后，演绎着幽暗曲折的传奇。
是年1月，俄国发生以“流血星期日”为序幕的革命，黑海舰队战列舰“波将金”号哗变。在远东的冰天雪地中，驻守旅顺的俄军在付出上万人的伤亡代价后向日方投降。落入亚欧两个强国夹缝间的老大帝国，既要防虎，又要防狼，发愤图强当成朝野共识。年初，东京中国留学生集会，吁请清廷立宪。清廷在迁延不决中也有行动，先是废除了凌迟、枭首、戮尸三项非人道的重刑，再是下诏废除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并谋划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北洋六镇新军亦于年中全部练成。4月，年仅二十岁的革命党人邹容在保释出狱前一日，瘐死于上海租界华德路西牢，一时引发物议汹汹。到年底，曾参加拒俄义勇队的留日学生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绝，留下万言绝命书，以期唤起同胞，“去绝非行，共讲爱国”。邹、陈二士，以一身死，作警世洪钟，唤醒百千猛士，皆有古义士之风，从长沙数万人公祭陈天华的规模来看，已然让整个民族热血沸腾。这一年也是清末的暗杀年，处处杀机四伏，血案频传，2月，有湖北省反清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谋刺钦差大臣铁良未遂案，至9月，乃有哄传一时的“刺杀出洋五大臣”案。
故事的开始是在这年7月，安徽芜湖科学图书社逼窄溽热的小楼上，三个年轻人正在密谋一场狙击行动。此三人都是剪掉辫子披着头发的青年，安庆人陈独秀，小字孟侠的桐城人、直隶高等学堂学生吴越，来自江苏丹徒一个世代书香家族的赵声（字伯先）。朝廷7月16日发布诏书，着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考察西洋政治，以为立宪预备，但在身为党人的他们看来，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要揭穿之，惟有迎头狙击。
三人密计中，赵声抢着要北上从事这必死的任务。赵声曾入江南陆师学堂学习军事，自负一身武艺，尤擅左手枪法，年少时在家乡为人鸣不平，曾入狱砸械，是个胡天胡地的主。吴越也毫不相让，争执中，吴越说了一段话，可谓在革命史上影响十分深远。吴问：“合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赵声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说：“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
于是，狙击方案就这么定下了，由吴越北上执行任务。三人分别时，如两千年前燕太子丹在易水畔送荆轲赴秦的情境再现——“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
今人余世存编的《非常道》，把与吴越争北上任务的记为陈独秀，中有“陈独秀20岁时，与革命党人吴越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等语，后又云“后吴引弹于专列，就义，重伤清二臣，时年26岁”，不知典出何处。此则轶事对陈独秀的年龄记述是有误的，吴越1878年生人，陈独秀小一岁，为1879年生人。吴行刺时27岁，陈是年26岁，而非20岁。
吴越自告奋勇领受这一任务，固然出于其抱有的必死之心，也是考虑到他有直隶高等学堂学生身份作掩护。这个出生于桐城一个清寒的读书人家庭的年轻人，好古文，向往古时侠风，他原字孟霞，自作主张改作孟侠，从改名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楷模就是春秋时轻死生、重然诺的侠客，在石破天惊的一击中，让生命如流星划过黑暗的天幕。
三年前，吴越北上投靠堂叔吴汝纶。堂叔是桐城派文章大家，曾做过几任州官，退出政坛后在保定任莲池书院山长，后又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在当地颇有影响力，动用关系把侄子安排在推行新式教育的高等学堂就读，却不知道侄子已经秘密加入“北方暗杀团”，并任支部长。
这个暗杀团是由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义勇队（被取缔后更名军国民教育会）衍生出来的，后来同盟会的两大班底，湖南黄兴、刘揆一等发起的“华兴会”，上海陶成章、蔡元培等发起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光复会的前身），皆是其同志。加入这个秘密组织，身份须严格甄别，其成员皆有徽章以供识别联络。徽章为圆形镍制，一面为轩辕黄帝头像，一面镌刻誓词。组织聘有俄、日教官教习格斗、爆破、刺杀军械等各项技能，其宗旨为力图民族解放、光复汉室，纲领有三，一起义，二暴动，三暗杀。在北方暗杀团名单上排名靠前的有：叶赫那拉氏，满洲亲贵铁良、载湉、奕劻诸人，封疆大隶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
1905年前后的清廷政局复杂而微妙，中枢清流派、地方重臣派、满洲少壮派，还有袁世凯的北洋派，都在想方设法扩充实力，非个中人难以洞悉其秘。然在吴越这样的革命党人看来，管你改良还是立宪，皆是朝廷鹰犬。他说宁愿吾国民为懵懵不醒之国民，也不愿吾国民为半梦半醒之奴隶，因为懵懵不醒之人一旦猛醒，皆会复九世之仇，光复汉室，而半梦半醒之奴隶，名义上立宪保国，实际上不过是清廷奴才。他早就想玩一票大的，以革命的恐怖手段达到“杀一儆百、杀十儆千”之目的。
五大臣出场之前，吴越盯上的是铁良。铁良，满洲镶白旗人，荣禄幕僚出身，曾以兵部侍郎的身份赴日本考察军事，时为襄办练兵大臣，入值军机处，是满洲少壮派的领袖。此人对汉人极为警惕和仇视，电告日本方面只许清国汉族留学生学警察，不许他们学军事，就是他干的；收刮东南各省财富，私自提取上海江海关数十万两银子，编练京师八旗防备汉人，也是他干的。名义上，此人是襄助袁世凯训练新军，实际上几乎是袁的克星。
吴越早就想入京刺杀铁良。他预测，如果一击成功，朝廷必将对汉人大行压制，满汉冲突会愈加剧烈，革命就会愈有希望（“逆贼铁良一杀，而载振、良弼辈必起而大行压制之手段，将不尽灭我汉族而不甘心焉！噫！此其幸事乎？抑其不幸事乎？吾敢断言曰：‘幸事，幸事！’” ）。但没等他动手，湖北一个叫王汉的革命党人提前发动了。1月，铁良以钦差大臣身份南下，巡查各省军事财政，“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决定在其返京途中发动攻击。他约了同伴准备在汉口大智门车站动手，但他们赶到火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走。王汉便带着那把没来得及打响的手枪，只身前往火车北上必经的河南彰德潜伏。几日后，铁良一行乘车到达彰德时，王汉早已携枪候于站内，但因他缺乏枪械训练，举枪对准铁良时，竟然连发不中。追捕中，王汉自忖不能得免，留下遗书和手枪，于道旁投井自杀。 晚清的这些革命党刺客，未经专门暗杀训练，热血上头，仓促上阵，论身手几乎都是蹩脚的。比王汉更为不堪的是一个叫万福华的杀手，一年前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的金谷香菜馆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屡扣扳机，却不闻枪响，原来他从好友刘师培那里借来的那把枪，撞针早已朽坏，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目标大摇大摆在眼前消失。也正因为那把枪没打响，万被逮后，只被判了10年徒刑。
吴越听到王汉在彰德谋刺铁良不成的消息，不免有些失落，因为自己的暗杀计划不得不告夭折了，但对王汉舍身成仁的勇气，他还是相当敬佩的。他说，万、王二子事迹，非勉他人，乃勉我尔。尽管再向铁良动手已经不可能，但身为革命党人，全天下的满人自然都是他的敌人，“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满人的头又岂是割得尽的？现在轮到自己上场了，可千万别再闹前两位的笑话了，踩点、枪械、炸弹，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到，暗杀的预案，自然也是制订得越周详越好。
吴越挑选了两个好友，作他这场暗杀行动的掩护和助手，此两人一个叫张容，一个叫孙岳，年龄相当，都是志在反清的热血青年。张容是他高等学堂的同学，祖籍山东，客籍辽东，祖上为汉军旗人，世代为努尔哈赤守陵，饶有家资。他本名张焕容，因读了邹容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改单名为容，以示追随。此人精于刀术，据说寻常三五人难以近身。那个孙岳，就是日后参加领导过滦州起义、曾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直隶督办兼省长的那位，他是北方同盟会早期成员，早年因击杀地痞入五台山剃度，此前不久，披着袈裟投考保定北洋武备学堂，以优等生成绩入选炮科。正值学堂假期，三人小组于这年夏天秘密潜入北京。
吴越是徽人，以前往来京城必下榻桐城会馆，此次行动为保密计，需另择客栈。当时北京城住店有一惯例，店家为结账方便，以及为店客和访友之间容易查询探访，须将住店客人姓名写在一长方形小木牌上，俗称水牌，公开挂在柜台后面的墙上。若用“安徽吴越”的名字挂出，容易暴露身份不说，事后还会牵连同乡。三人一商量，孙岳选择了一家来京时常住的旅店，位于距正阳门火车站不远的廊房头条一带，以“高阳孙岳”的名字挂牌。选择这家旅店，除了离火车站近，还有一个原因是附近有好几家绸庄布店，便于采购行动时的服装。
吴越决定以炸弹实施暗杀。此次狙击目标共五人，自己单枪匹马，若用手枪，肯定不能把他们一一干掉。炸弹就不一样了，只要一击得手，巨大的威力足以把他们全都送上西天。正好一个叫杨笃生的同志从上海来京，此人系前国子监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与黄克强、宋教仁等谋划在长沙起事，精于炸弹制造，吴越就向他学习炸弹爆破技术。杨笃生告诉他，制造炸弹的技术有两种，一是银药法，即以水银置弹内，抛掷时炸裂，但水银易与硝酸发生反应，使用时极不安全，故不用；另一种是用普通炸药置弹内，用导火线引发。但问题出来了，刺杀机会稍纵即逝，哪容导火线慢腾腾烧过去？后来他们研发出了撞针式法，即炸弹抛掷出去一落地，就以撞针激发爆炸。两人跑到僻静的西山八大处多次练习，手法渐熟，有一次爆炸的声浪引来了巡山清兵盘查，多赖他们机智应对，从容逃脱了。
现在万事俱备，只待探得五大臣离京时间就可动手。等待似乎把时间成倍拉长了，在客栈那些不眠的夜里，吴越写下十三篇文章编成《暗杀时代》一书。序言里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指出，革命年代往往从暗杀年代进化而来，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他认为自己的暗杀是在唤起革命，即便身死，也是引发革命狂飙的一粒火种，“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我同志诸君，勿趋前，勿步后，勿涉猎，勿趔趄。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也！”
在写给未婚妻的两封诀别信里，他跟那个远在桐城的姑娘讨论了一番死生大义，要她克制一己之痛苦，多向法国罗兰夫人学习，“奴隶以生，何如不奴隶而死”，信中还有“吾之意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象耳”的豪迈之语，似乎革命年代已经呼之欲出了。未婚妻亦赋诗三绝，以壮其行。
暗杀哪容得如此沸沸扬扬，事先张扬。他还与堂姐介绍认识的南方女侠秋瑾一起前往前门火车站踩点。后来秋瑾女士先回南方筹备大通学堂的事，他写好了一纸遗嘱交给她，中有“不成功，便成仁”等语。他还写了万言《意见书》，誊清后交给同学张啸岑一份，郑重嘱咐张，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
不几日廷旨下，八月廿六日（按西历为9月24日），着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启程出洋考察。此前一日，吴越已从杨笃生处得知这一消息，是夜，他与张容、孙岳等设宴招待各方友人，席间慷慨悲歌，言谈举止颇为出格，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之悲恸，有人不解，问这酒是为什么而喝，三人笑笑，皆不答。
是日清晨，三人离开旅店，直奔正阳门火车站。着便装的孙岳和张容在通往月台处望风，吴越则怀揣炸弹，一身学堂操衣打扮，伺机往里运动。站内早已戒备森严，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花车，第四节仆役所乘，最后一节装行李。原定发车时间是上午十点，八点刚过，送行的人陆续到达。五大臣中首先到的是徐世昌，接着是绍英、端方、戴鸿慈，最后到的是载泽。
吴越的这身打扮果然混不进去，情急之下，他们去客栈附近的绸布庄购买了一套仆役的衣服，蓝布薄棉袍，皂靴，无花翎的红缨帽，让吴越赶紧换上。趁着站内乱糟糟的当儿，吴越混入随从的队伍进入车站上了第四列车。张容在他身后，因送站的人多，被挤隔到了远处。
在试图由第四列车厢进入中间花车五大臣包厢的时候，一个警觉的卫兵把吴越拦下了。盘问中，吴越答是载泽的随从。他的一口安徽话让卫兵愈发起疑。正纠缠间，又上来几个兵卒。吴越趁机冲进花车。当他准备引爆红布包着的炸弹掷向五大臣时，火车汽笛长鸣一声，随即，火车头后退与车厢接驳，因惯性驱动，引起车厢剧烈震动，他手中的炸弹竟被震落，瞬间引发爆炸。 砰地一声巨响，第三节花车车厢顶上顿时被炸出一个大洞，硝烟中，到处是飞溅的碎木片、鲜血、断肢，哗啦啦地落将下来。徐世昌因前有仆人挡着，只是前额轻伤，顶戴花翎皆被削去。绍英受伤较重，载泽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
吴越当场殉节，孙岳和张容站在月台进口处，距离较远，加之杨笃生掩护，趁着混乱脱险（此处暗杀现场的叙述，参酌了吴越的同学汤谪青的回忆文章《读章士钊书吴越狙击五大臣事后》、绍英的儿子马士良的回忆文章《记五大臣出洋事》等）。
戴鸿慈有日记记当天惊魂一刻：“辰初拜祖，亲友踵宅送行甚众。十时，肩舆至正阳门车站，冠盖纷纭，设席少叙。十一时，相约登车。泽公先行，余踵至。两花车相连，泽、徐、绍三大臣在前车，余与午桥（即端方）中丞在后车。午帅稍后来，坐未定，方与送行者作别，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扰，不知所为。仆人仓皇请余等下车，始知有人发炸弹于泽公车上。旋面泽公，眉际破损，余有小伤。绍大臣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大臣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
当时除了绍英被送往医院外，其他几位大臣当即商定“改期缓行”。次日，戴、徐、端三位早起进宫，戴鸿慈当日记曰：“八时，蒙召见。……余与徐、端两大臣各据所见奏对。皇太后垂廑听纳，复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
几日后，法国画刊“L’illustration”刊出五大臣遭袭击照片三幅，包括暗杀现场被炸毁的车厢，杀手满身血污被炸身亡的纪实照片。京师全城戒严，慈禧一面下令追查，一面传旨为防亡命之徒携炸弹潜入，将颐和园围墙再增三尺有余，并在园内各紧要处架设电话，增派军警昼夜巡逻。
引爆者炸裂胸腹，手足皆断，自躯干以下被炸得七零八落，当场身死，所幸面部尚可辨认。警察部门把死者头部用药水封存，拍成照片，行文至各省，让知情者辨认。更派出各路便衣侦探，到客栈、会馆、庙宇等旅客逗留之处暗访。但由于刺杀者在行动之前制订了周密计划，留下线索极少，以至于事发很长一段时间，此案一直未能侦破，更无人因此案遭受牵连。
且说吴越在直隶高等学堂有一同学，见他开学多日未归，结合其他端倪，开始怀疑刺客是吴越。查办本案的官员问有何物证，此同学披露了一个细节，吴越的一只脚，有六只脚趾。官府马上调看现场残肢，这才锁定凶手身份，确系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吴某。但也有一说，吴越先前下榻的桐城会馆，有个小女孩认出他是在会馆住过的桐城吴公子，前去报官邀赏，遂使真相大白。不管如何，死者的身份不再是个秘密。
此案经办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吴越等三人曾下榻的客栈。尽管吴越行动前为防拖累他人，曾置一信于枕下，声明此次行动与会馆众人无关，但还是有好多无辜者遭到逮捕。桐城人金寿民任保定莲池书院讲习时，是吴越的担保人。吴越出事后，金受牵连入狱。其妻郝漱玉曾任直隶女学堂总教习，后经日本女学生出面，请日本驻华使馆斡旋，慈禧下懿旨：“金寿民马虎成性，不堪录用，驱逐回籍。”金寿民遂与妻子郝漱玉回老家，留住了性命。此是闲话不提。
袁世凯亲自侦办此案，表示要将涉案的贼臣乱党尽数抓捕归案，但吴越是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正好归袁管辖，这岂不是自打巴掌？要不要将吴越的真实身份披露，查办本案的官员犯了难，为了不让袁难堪，他们冥思苦想想出一个办法，给案卷中吴越姓名的 “越” 字，加一“木” 字旁，以示戴木为枷，吴越就这样成了 “吴樾”。手下倪嗣冲查办后向袁世凯禀报， “据云现在诸生并无与吴越亲故知交……至监督以下各员，于吴越在堂之日，未能事先察觉，实因该故犯貌似安分并无异常盲动……知人实难，其情可原。”
正在安徽公学教书的陈独秀从报上得知北京火车站爆炸案的消息，第一时间想到了吴越。他用隐语写信给哥哥的小舅子、时在直隶高等学堂读书的张啸岑：“北京店事，想是吴先生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
不几日，张啸岑回信到，寄来了吴越的两部遗著，《暗杀时代自序》和《意见书》，并说吴越赴难前，曾留有遗言，若遇难，将上述书稿转交杨笃生或陈仲甫。陈独秀将《意见书》节录刊载于自己主编的《安徽俗话报》，后来他将两部书稿并部分烈士遗物寄往上海，蔡元培在吴越追悼会上提到了此事，说：烈士死难后，有陈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内有西式外套一件，此系烈士之遗物，当时系赠杨君，以为纪念云云。
1911年初春，陈独秀在杭州写下六首回忆同道和朋友的诗作，第一首写的就是六年前那场未遂的刺杀案：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千里外，碎身直捣虎狼秦（《存殁六绝句·之一》）。龙眠是桐城西北名山，此处借指吴越老家。这是一个刺客为另一个刺客写下的悼词，在他看来，吴越就是刺秦的荆轲，是一个“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的精神”的君子，一个“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的人。
二、江湖
趁着正阳门车站爆炸案后的混乱，吴越的两个帮手张容和孙岳仓惶出京。孙岳悄没声息回到保定武备学堂潜伏下来，毕业后任北洋陆军第三镇炮兵排长，后升任第九标第三营管带，并秘密加入同盟会，成为该会北方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张容的经历，则要曲折得多。
行刺失败后，张容不敢再回直隶高等学堂，流窜了一段时日，竟然栽在一个叫杨以德的探员手里。这杨以德原系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司事，职掌剪票，因此练就一门过目不忘的本事，凭这本事进了探访局当差。事发那天，杨探员也在车站附近负责安保，张容等三人的异常举动自然也没能逃脱他的眼睛。张容漏网逃脱，东游西荡，还不知自己已被盯梢。
因张容长得五大三粗，杨探员也不敢轻易动手。等张容投宿一家僻静的客栈，熟睡后，杨探员合数人之力，才把他拿获。在狱中，张容除坦承与吴越认识之外，一字不招，乃被判入狱。
台湾作家张大春《丁连山生死流亡》一文，给出了张容的最后结局：
张容入狱没多久，凭靠着江湖人物宫宝森的帮忙，得以越狱。宫宝森拉大师兄丁连山一起劫了狱，还筹措了一笔旅费给张容，让他去日本。张容被拘时，官府也给他的名字戴了枷，以为反叛者的印记，案卷上登记为“张榕”。出狱后他不以为耻，反而正式改为此名，可见其性情豪迈。张榕（下面我们就这样叫他吧）在东京结交了不少浪人，还成了新创的同盟会之一员。武昌首义后不久，他回到东北，发起“奉天联合急进会”，成为方面人物。为什么不去南方而选择回东北呢，一则他在东北有根基，他的祖上曾是在长白山下守皇陵的；二则，有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党人总成不了事，原因乃在于南方的五岭之气尚未结成一龙脉，不如在努尔哈赤发迹之老巢发动，直捣黄龙，革命或朝夕可成。 当时关外与南方革命团体得以桴鼓相应的组织和势力都不大，新军之中只有两号主要人物，一是吴禄贞，一是蓝天蔚。这两人一个被袁世凯收买亲兵暗杀，一个被张作霖拔掉了兵权。张作霖时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倚仗，授与奉天城防司令和剿匪司令之职，军权到手之后，必须找一个对象来立威，便想到了不安分的张榕。此人顶着个“行刺五大臣”与“同盟会同志”的头衔，又传说在东京击败过日本黑龙会的浪人，身手不凡，拿之祭刀，肯定效果非凡。但他又不敢明枪执火撄革命党人之逆鳞，所以只好策划暗杀。
东三省咨议局副局长袁金铠向张作霖报告，张榕在运动东三省独立。张作霖反问道：“那他怎么不来运动我呢？”袁金铠吓了一跳，踌躇起来，以为张作霖也要变节。岂料他这是故弄狡狯，随即道：“要是让他来拉拔拉拔我，你看他会有何手段？”
1912年1月23日，张作霖设下了一个局，他让袁金铠在奉天城最好的饭店德义楼饭庄摆下一饭局，假作有意“因势利导，策动东三省独立”，邀张榕赴席。席间忽然声称，另有紧急公事，必须先走。张作霖离去未及转瞬，两个枪手随即冲进来，把张榕打成了马蜂窝。当场遇袭殒命的还有张榕的两个同志。从那一夜以后，张作霖展开了多次暗杀行动，对象是“急进会”的同党，一个又一个“剪了辫子的可疑人物”。张榕这个名字很快就掩没在一连串的屠杀血案的底层。
但是同为同盟会员、当年营救过他一回的宫宝森却极不甘心。日后，宫宝森在一封给他女儿宫若梅的家书里写道：“而忆昔所以念兹在兹者，岂其革命耶？毋乃报仇而已矣。十年磨剑，以为一快可图，殊不知犹溷落贼之圈套耳！”此处所称之“贼”，当指张作霖。革命家谋革命，江湖儿女图报仇，殊途不同归。
这个故事的余绪已被王家卫演绎成了电影《一代宗师》，与张榕等一干革命党人已无多大干系，包括宫宝森、丁连山等江湖人物的出处，也被剪得七零八落，但王氏电影流光溢彩的镜头，还是把接下来的另一半故事讲得风生水起。
宫宝森想为张榕报仇，张作霖也无时不刻想把张榕的同党一网打尽。时间到了1915年，为支持袁世凯洪宪帝制，张作霖急于肃清当年“急进”会的残兵游勇，他想了一个引蛇出洞之计。
当时奉天城里关着一个精神失常的日本浪人，此人名叫薄无鬼，原是来华襄助革命的，民国成立，没人搭理他了，就发了疯，常在大街上拔刀乱砍。张作霖把这人放了出来，在奉天街头闹事挑衅，砍杀了数人。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把这个浪人当作诱钓金鳌的香饵，前来阻止薄无鬼杀人的，必是党人无疑，一露头就可予以剿杀。
果然有人上钩了，此人就是宫宝森。为不让这个浪人泄露更多革命党人信息，宫宝森决定诛杀之，师兄丁连山虽然一直反对师弟与革命党有干系，但看此人在大街滥杀无辜，也同意了。张大春节录的丁连山回忆录《归藏琐记》中，如是描绘薄无鬼的出场：
“乙卯春，奉天大雪，忽而市井传言，狱中逃出一人，即薄无鬼也。一身簇新武士直裰，上衣交领右袵，三角广袖，胸前系宽带子，绿颜色晶亮好看。下袴似裙，有水云褶缝，十分熠耀。此外，尚有外布衣及大纹，大纹据说乃是家族纹章，似花瓣，于前胸作装饰，缘以菊坠。短刀斜插腰际，长刀在手，若新发于铏，似是初添购的。”
他的观察是细致的，不但浪人手上的长刀是新的，连整个的服饰行头，都是张作霖的险诈安排，就是要拿此诱饵，钓出潜藏不露的革命党人。
宫宝森本想自己出手诛杀此人，丁连山问他：杀人逃刑、被杀送命，与独撑门派将一门武艺发扬光大，哪个容易，哪个更难？宫宝森说，当然是杀人、被杀来得容易，撑持、掌理一门户来得难。丁连山说，那好，我做前面这件容易的，更难的就交给你了。于是，这个八卦门高手，“刻直趋通衢，攫薄无鬼襟而掌杀之”。
“孰易孰难”那两句，与科学图书社楼上吴越与赵声、陈独秀三人的诀别之词何其相似乃尔！却不知是江湖人士抄袭革命党人，还是纯属巧合。丁连山杀人之后亡命天涯，逃到佛山隐姓埋名，做了金楼的一个厨工。
《一代宗师》开头，王庆祥饰演的八卦门掌门宫羽田（原型即为宫宝森）率领众弟子南下广东，在佛山金楼的引退仪式上意欲将掌门人大位传与南派武术大家，借由推动南北武术融合，谋求武林同道支持南京政府。哪料到南方武林人士各种不服。其间，宫宝森喝到一碗肉汤，知道那是多年未见的大师兄手艺，于是大事也不谈了，直接往后厨寻去，果然见到了鬼魅也似隐迹于庖厨的丁连山。他与赵本山饰演的师兄在后厨展开一段对话，方知当年上当的底蕴。
丁连山在《归藏琐记·金楼之会》里记录了师兄弟在庖厨里的这段对话：“我别无长言，仅对宝田道：‘彼日出手杀薄无鬼，我便堕入了鬼道。此后你我便有如衣服，尔为一表，我为一里，尽管彼此相依，却也两不相侔。然南北议和之事，切记不宜横柴入灶、操之过急，你也要学会反穿皮袄！’”
这是一句歇后语，反穿皮袄，意即“装羊”（谐“佯”）。意即以武术同道为号召，为民国效力这样的事，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很可能在革命的号令下反被利用，满心期待落入虚妄，倒不如反穿皮袄“装羊”，顺势而行，而不要“横柴入灶”强行推进。从后来的故事来看，宫宝森听了师兄的话，并未强行推进武林融合并介入波谲云诡的革命潮中，才避免了武术界被政治倾轧的悲剧。
师兄弟在厨灶间说着话呢，外面动起了手来，原来南方武师根本不相信宫宝森说的什么联合，反疑心是北派武师并吞他们的一个阴谋，三言两语不合，宫宝森的弟子马三就与对方以“封门会手”的方式一决高下。马三武功端的厉害，一动手就占尽上风，却没想到，惊动了隔壁烟馆的一个年轻人。此人是当地一个药材商的儿子，平日里不问商贾，只知弄枪使棒，他派人将比武现场情形实时报告，只是 “默拳”，也就是在心里默默演练交手实况，听到某一招式时，一时技痒，跑到金楼要求当面交手。他一出手，不仅打败马三，还伤及了宫宝森，后来倒是意外地败给了宫宝森的女儿宫若梅。
此人本名叶继问，后来去中间继字，改单名为叶问。 话说又过十多年，大江大海，江山易帜，丁连山逃亡到香港，在这里遇见了已然开宗立派的后生。彼时此君已过中年，丁连山也已是个老人了。他对这个年轻人说出了心头遗憾：“天不欲武学昌明，才不叫我晚生二十年，或不教汝早生二十年！”两个宗师级的人物，居然没能凑对搏上一搏，此恨何极！
电影中，叶问是为寻宫家六十四手而从佛山到香港，片中丁连山有台词说，一门之中，有人做面子，就得有人做里子，面子请人吃一支烟，里子就得杀一个人。意思是说师弟宫宝森是八卦门的面子，而他杀人付出了毕生代价，成为一个鬼漂泊江湖数十年，实在是做“里子”的一生。“里子”做惯了，他也有参悟，那就是不争，不争门户，不争心气，也不争政治。电影里，叶问听了这席话顿悟，从此只把毕生所学倾授众生，于是有了后来的咏春之盛，成为一代宗师。
三、“个人浪漫的奇迹”
1905年那个溽热的夏天，陈、吴、赵三人密谋的这场暗杀行动，终以两个月后吴越在北京正阳门外车站自炸身死而草草收场。吴越甘愿以一死保全陈、赵，自是看重此二同志的革命才干，不让他们去涉险。但论加入暗杀组织的时间，陈独秀的资历还要老得多。他是个更老资格的刺杀宗师。
距此一年前，陈独秀还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就应章士钊的邀请，秘密赴过一次上海。在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他见到了军国民教育暗杀团的骨干杨笃生、陶成章等，令他惊异的是，其中一位居然是进士出身、点过翰林院庶吉士的上海爱国女学校长蔡元培。蔡是光绪十八年进士，被房师翁同龢称作“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的“隽材”，此时已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党人。在一个神秘的仪式上，陈独秀宣誓加入了这个暗杀组织，天天和他们一起试验炸弹。他滞留上海的一个多月里，销路看涨的报纸只得停刊了，他跟胆小的合伙人汪孟邹撒了个谎，说自己是在和章士钊等洽谈报纸印刷的事。
在这里他还认识了黄兴、赵声、徐锡麟、秋瑾等党人。黄兴常穿着一双皮底鞋，走起来橐橐作响。赵声穿着一套武官的行头，一来就与徐锡麟谈捐官、做官的事，两人就好像一对官迷。秋瑾的服装举止，完全是个日本女学生的模样，鞠躬礼十分到家。陈独秀后来如是回忆他和蔡元培这一段共事经历：“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召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在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
日后的学界泰斗，竟是暴力救国的始作俑者，说来堪奇，其实也是时风使然。热衷政治暗杀，以为炸弹手枪可以救国，实是清末至民国一大景观。蔡元培是革命党人何海樵介绍加入暗杀团的。何海樵从日本带了六个杀手潜回北京，准备行刺慈禧，但等到经费用完也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于是不得已南下上海活动，发展了蔡元培等。据蔡自述，加入时要举行类似会党的“歃血为盟”的仪式：“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沥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
在试验炸弹前，蔡元培更看重的是毒药，因其易于制作，又隐蔽携带，只要有机会接近目标，就能不露声色除去之。致命毒师蔡元培本人并不懂毒药调制之法，于是他把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师钟宪鬯、俞子夷也吸收进了暗杀团，所需器材由当时上海唯一的理化器材供应机构科学仪器馆供应。俞子夷配制出了氰酸，为了试验其药效，蔡元培让工友弄来一只猫，强迫灌下几滴，猫即中毒而死。但蔡元培认为液体毒药固然药效强，却易被发觉，不如固体粉末佳，于是又从日本购入一批药物学、生药学书籍，继续试验。因进展缓慢，他还异想天开地想用催眠术作辅助暗杀的手段，催着陶成章翻译了好几种催眠术的书。等到他领导的研究小组研发出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他又以为由女子去实施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也更容易接近目标，因此在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并暗暗物色对象，以便培养暗杀种子。
前面说到，万福华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某餐馆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那一节，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万福华事败入狱，章士钊曾到监狱探望，章结束探访出来，没发觉有暗探一路尾随，终于导致暗杀团在新闸路余庆里的秘密驻地被查抄。蔡元培和其他一些侥幸漏网的革命党人暂时躲藏起来，他短暂的刺客经历也就告结束了。
但暗杀的种子既已在革命党人心里着了床，不会那么轻易被抠去。1907年，有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案，随后牵连出已经回到绍兴的秋瑾被捕。徐一度被恩铭所赏识，委任其为安庆巡警学堂堂长。但是徐认为，恩铭的赏识是私人的，杀死恩铭则是为民族国家大义。徐被恩铭的卫队剖心下酒，一同被难的还有巡警学堂数十名学生。到1910年，乃有汪精卫图谋刺杀小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一案。汪精卫邀集同伙，扛了个四十磅之重的炸弹，在载沣上朝必经的银锭桥下埋设时被发现报官，好在清廷为示宽宏，没有处死这个蹩脚的刺客，只把他判无期徒刑了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的这首五言绝句，为他在民国新立后捞足了政治资本，这已是后话了。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清廷日薄西山的十年，平心而论，也是努力加大与现代世界对接的十年。被论家称作“改革运动宪章”的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上谕，虽未提新政二字，其真实含义已近似新的政治体制，包括教育、军事、警务、监狱、法律、司法和立宪政府，可知从体制到思想层面，老大帝国已在孕育一场从传统到现代的“静悄悄的革命”：
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两个月内翻条议以闻。
1905年提上议事日程的立宪考察，不管清廷是出于被迫还是主动寻求，都是顺应朝议民情的一项举措。外派大臣原拟四位，载泽、戴鸿慈、徐世昌和端方，满汉各二，有王公、有廷臣、有疆吏，结构均衡。后又下谕旨加派商部右丞绍英，可见其立宪预备之慎重。据1905年创刊的革命派杂志《醒狮》刊登宋教仁《清太后之宪政谈》的文章披露：“今日满政府有立宪之议，有某大臣谒见西太后，西太后语曰：‘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碍，则必决意实行’云云。”这是上层真实心态的流露，即既不了解立宪为何物，也不拒绝立宪，这就给了革命党人指清廷立宪为假立宪的口实，这一年创刊的《民报》便有这样的表述：“假考察政治之名，以掩天下之耳目”。 立宪之声愈益高涨，几乎已成时代主潮，且舆论已有效带动朝廷，吴越又为何冒死北上、以暗杀手段阻挠五大臣这一先进之举？实是因立宪派与革命派互为仇家，积怨已深，凡是有益于清廷延长国祚的，必成革命党人的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对此，吴越在《意见书》《暗杀时代》里已表露无遗，他认为立宪不过是康、梁保皇党人为重返权力中枢打出的一张牌，“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以诖误国民者，实保皇会人为之倡。宗旨暧昧，手段卑劣。进则不能为祖国洗濯仇耻，退亦不克得满洲信任”，清廷支持立宪，不过是欺骗民意，阻止汉旗复兴，“以欲增重于汉人奴隶义务，以巩固其万世不替之皇基”，所以自己哪怕舍身成仁，也要力阻之：
“越生平既自认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甘为拜服异种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肉体，以剪除此考求宪政之五大臣。”
是以，北京爆炸案不久，当时吴越的身份尚未查出，上海的《申报》就已分析指出，这是立宪派的天敌革命党人干的，其目的不外乎火中取栗、乱中举旗：“揆度情形，必出于反对立宪党者所为无疑，而反对立宪党又非出于旧党而必出于新党中之激烈者无疑。夫新党中之反对立宪党，非所谓革命排满党而谁哉？彼党之主义，在于颠覆满洲政府，故日夜伺中国内乱之起，有间可乘则举革命之旗以起事，其宗旨与立宪如水火之不相入。”
南方立宪派领袖张謇在其自订年谱中愤然说，自古以来，参与革命者有圣贤、权奸、盗贼，革命党人被种族主义鼓动，逆势而动，全无理智，这样的革命者差不多就是一群盗贼：
“政府遣五大臣考察欧洲各国宪法，临行炸弹发于车站……是时革命之说盛矣，事变亦屡见。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尤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然革命者仇视立宪甚，此殆种族之说为之也。”
百日维新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1904年4月发表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提到了革命的广义与狭义之分：“革命主义有广狭，其最广义者，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由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
一群激进的少年，总以为一个新中国必从血浴中出之，抱定炸弹救国的宗旨，而采取此极端行动，正印正了任公“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之论。
就像当时有报章论述指出的，值此两千余年专制中国长梦将醒之际，清廷有立宪之议，如以超越种族之立场观之，实对中国之前途大有裨益，是民众所祷祀以求、馨香以祝之盛事，革命党人摧之愈力，只会滋长反作用力，使立宪的脚步加快。因为执政者已经意识到，只有变法立宪，才能消泯革命，是以派大臣出洋考察之事，不可因其意外而受阻。政府愈要摧锄革命党人，革命反成燎原之势，革命党人愈要阻挠新政，立宪反而刻不缓行，此间消长盈虚，正见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情势之复杂。
爆炸案发生月余后，清廷把耽搁了的立宪考察重新提了上来，新公布的考察名单，载泽、端方、戴鸿慈不变，改派尚其亨和李盛铎代替另有新任的徐世昌和受伤的绍英，仍然是五大臣出洋的阵容。12月7日，戴鸿慈、端方率先出京。11日，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路也离开京城。两支人马先后到达上海。戴、端一行由日本取道太平洋而赴美，载泽一路，首站考察就是日本，因年底事务剧繁，延至次年元月正式动身。
1923年，已成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对二十年前的那个暗杀时代作过一段反思，认为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暗杀者之理想，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之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
四、东渡
“二次革命”甫一发生，袁世凯就免去了南方三个不听话的都督，皖督柏文蔚赫然在列。时任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身处乱军阵中，为驻防军人龚振鹏所捕，差点被绑缚枪决，面对行刑队的枪口，陈仍不改色，顿脚大吼：“要枪决，就快点罢。”幸有一相熟的旅长带兵来救，才捡得一命，仓皇逃到上海。
袁世凯委亲信倪嗣冲为新任皖督兼民政长，倪一到任，就发布通告缉拿革命党人，陈独秀名列“要犯”第一。军警前往他安庆老家查抄，他的两个儿子延年、乔年闻风逃到渌水乡老家陈家剖屋躲避，他的一个侄子被抓走，嗣父陈衍庶（字昔凡）——一个曾在东北担任州官的清末官员——收藏多年的字画也都给抄走了。
陈家是在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手上真正发达的。这位嗣父由举人而知县、知府，官运财运一路亨通。日俄战争时，马匹是紧俏物资，他以官府的名义抽取的牲品税大都装入自家腰包，获银万两，在辽宁和安徽置了上千亩地，还在北京琉璃厂开有一家古玩铺。位于安庆城的陈家大洋房，气派非凡，五进三院，门楼足有丈宽。致仕后的陈衍庶寄情书翰古玩，独钟清初“四王”中的王石谷，据陈独秀自称，他家藏和见过的王画，不下二百件。陈独秀日后一手内劲外秀的汉隶和小篆，就是来自嗣父的影响和这些家藏的熏染。陈后来成为一个革命者，他的反传统观念中，或多或少也有一种仇父情结，连带着这位嗣父喜欢的东西他都要去反，包括王石谷的画，以至日后说出这样的话来，“若想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
陈独秀过继给无后的叔父做嗣子，本应是这庞大家产的惟一继承人，但1913年是陈家的灾年，就在倪嗣冲派军警抄家之前，陈衍庶与英商的一桩大买卖失利，一病不起，陈家的家业已经败得差不多了。这次查抄给本就在走下坡路的陈家以致命打击，陈独秀在上海闻听此事，恨恨不已：“以我之气，恨不得食其人。” 逃到上海，生计当成最大问题。陈独秀说，“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陈独秀，不仅要自己糊嘴，还要养活妻儿。到过他家的人描述说，逼仄的房间里，窗棂和床架之间的绳子上挂满了刚晾上去的尿片，其困窘可想而知。
他最初的设想是卖文为生，可是微薄的稿酬收入哪能支持得了一家开销，他又想投身书业，以编辑为生。他写信给日本的章士钊，请他介绍一个编辑教科书的工作，还动手编辑了一部《新体英文教科书》，又写了一部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交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第一本的销路没有预想中好，第二本又是冷门的学术书，更是乏人问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实在没办法了，他还打算学世界语，以作日后谋生之计，甚至还羡慕起了独身生活的好，说出“以吾国今日经济状态，宜盛行独身主义”这样的混话来。
1914年夏天，陈独秀东渡去了日本。他在雅典娜法语学校学法文，同时帮章士钊编辑一本政论性杂志《甲寅杂志》。照后来的学生傅斯年的说法，那时的他穷得只有一件汗衫，且常不换洗，其中有无数虱子生活。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去日本。从1901年首次赴日迄今，十三年间，陈独秀曾五赴日本，世纪之初汹涌的留日潮于他身上可见一斑。
就像有史家所指出的，百日维新后有过一个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一方面，甲午战败使中国知识阶层开始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向日本学习，另一方面，日本为了阻止俄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推进，也在积极实施“联英联中，抗俄德而图自保”的政策，因此出现了中日关系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革命派、立宪派、保皇党人都以日本为大本营招兵买马，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大量留学生蜂拥日本，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
陈独秀首次赴日的1901年前后，在日留学生不足两百人，到他第三次赴日的1906年，已达约万人。到他第五次赴日的1914年，累计已有约三万名学生到过日本，其成员组成也是五花八门；有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各类专业学堂的高才生，脱离私塾大门的旧书生，有官绅子弟，也有新军士兵，这些人有的可以讲流利的日语，用日文写作，有的则连一个日本假名都不会发音。
在作于三十年代的一篇简短自传《实庵自传》中，陈独秀曾回忆他十八岁那年秋天去南京参加江南乡试的经历。本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已经取得初级功名的年轻人来说，参加乡试、会试等不同级别的国考是踏入帝国官场的晋身正途，但逼窄的贡院场屋里那三场九天的考试成了他人生初年一段很不堪的记忆。奇热的天气、散发着奇臭的矮屋、形同疯癫的考生，使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回想起来就有一种欲呕的心情。他说他“看呆了一两个钟头”，由此联想到了连带自己在内的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这种种联想的结果，是他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的呀”，这次失败的考试带来的冲击，成了他“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
他的由康梁派转向革命派，当是发生在最初两次赴日期间。由维新而转向排满革命，启发民智唤起爱国精神，这也是世纪之交大多革命党人走过的心路轨迹。
1901年，陈独秀首次到日本自费留学时，加入了一个叫励志社的留学生组织，起初，这是个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不涉政治的团体，随着留学生思想的分野，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和平，以邀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演成为排满党，又曰革命党。”激进派视稳健派如仇寇，时常詈骂为清廷走狗，这个基于脆弱友情的组织很快就瓦解了。
1902年秋天，陈独秀第二次赴日在成城学校（东京士官学校的预科）学习陆军时，和刘季平（外号刘三）、潘赞化等加入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青年会，可视为转向革命派的标志。次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和张继、邹容等五人闯入学监姚煜的居室，强行为之剪辫。中国传统语境中，割发如同斩首，非有大恨不至于此，据章士钊记载，这一幕细节为“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其间固然可以见出这班少年野性难驯，也未始不可以看作激进思想浪潮的一个象征。当时在东京弘文学堂日语速成班的浙江学生周树人听闻此事，十多年后还把它写进了小说《头发的故事》里。
受到羞辱的姚煜前往教育部交涉，日方迫于压力，把陈、张、邹三人遣返回国。邹容旋即刊布在日期间写就的反清小册子《革命军》。此后更有章太炎、章士钊等在《苏报》力推，短短数月间，行销上百万册。激荡排满浪潮，奠定革命之思想基础，此后不足十年，乃有武昌首义、民国初创、清帝逊位，此书作者、二十岁就在狱中去世的邹容居功至伟：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惨烈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陈独秀的一生道路，似乎也在1903年这一剪中选定了，毕其一生，他要剪去的就是国人灵魂中的“辫子”。
五、“胸中交战的冰与炭”
陈独秀被遣返回国半年后，他在青年会的朋友苏曼殊也回国了。小名“三郎”的苏曼殊，父亲是横滨英商茶行的买办，生母是日本人，私生混血儿的身份一直使他落落寡合，十六岁就跑到广州蒲涧寺削发为僧。他是因加入“拒俄义勇队”被监护人——也是他表哥——林紫垣断绝了经济资助才不得不辍学回国的。据同学和好友冯自由回忆，这个表哥对他很是苛刻，每月只助十元供上学，这点钱只能让他住最低劣的“下宿屋”，吃掺了石灰的米饭，为了节省火油费，晚上竟不点灯。为了发泄不满，在回国途中的博爱丸上，他给表兄寄出了一份伪遗书，谎称自己投海自尽了。 不知他表哥收到这封恶作剧的信会是什么心情，反正不久就传来了这个少年还活着的消息。穿着一袭破旧布衲的苏曼殊，登岸后先赴苏州，在吴中公学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职，同事中有日后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等。在苏州呆了不到一个月，他又跑到上海，去了一家报馆做翻译。
当时纷纭一时的《苏报》案刚刚尘埃落定。章太炎和邹容被判入狱，《苏报》主笔章士钊在官场有力人物的奥援下，免予追究，他很快找到了新的投资人，创办了一张《国民日日报》。此报既是为接替被查封的《苏报》而生，其排满革命的主张愈加迫切，做法上也更加隐蔽些。就拿报纸日期来说，先用黄帝纪元的纪年办法，后又改用中历干支纪年，反正就是想方设法逃避使用本朝年号，为了不被朝廷追责，一些时评文章也大多署化名。
陈独秀和章士钊负责这张报纸的编辑事务，据章士钊日后回忆，在英租界昌寿里偏楼的报馆办公地点，他和陈独秀常常干到次日凌晨。两人足不出户，头面不洗，因没有多余的换洗衣服，连洗衣都省去了。有一天早晨，章看到陈的竹布蓝衫外套及衬衣领口布满了点点白色之物，多得不可胜数，细视且作蠕动状，章大骇，问：仲甫，此是何物？独秀徐徐自视，答曰：虱耳。
刚到上海的苏曼殊和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等租屋同住，他和陈同居一室。苏曼殊的英语授于西班牙籍老师罗弼·庄湘，远比汉语讲得利索。这样一个汉文功底奇差的人，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忽一日发兴要做诗，就磨着比自己大五岁的陈独秀教。他说在日本的时候曾想跟太炎先生学诗，太炎先生嫌自己底子太差不愿意收。陈独秀对小学和音韵学都有兴趣，也就很尽心地教，和尚作了诗要他改，他也很负责地拿去改了。和尚的诗艺突飞猛进，他的诗掺杂在陈独秀的诗作中，竟至很难分辨出来。
他的两首处女作以“苏非非”的笔名发表在陈独秀编辑的版面上。“蹈海鲁连不帝秦”“易水萧萧人去也”等句，以春秋游侠自任，可见此人胸中奇气。他在日本时的同学冯自由，见他这么一个“性质鲁钝、文理欠通”的家伙一开笔写诗就卓然成家，以为他必有非常之遇，实不知是陈独秀唤醒了此人沉睡的天才，使他成为一个超绝的诗人。学诗、画画之外，他还在翻译法国作家嚣俄（Hugo，今译雨果）的《悲惨世界》，经陈独秀润饰后以《惨社会》为题连载在供职的这家报纸上。但这个翻译家实在太随心所欲了，他对原著的不忠实就像一个花心的丈夫，常常丢开原作乱添乱造，译着译着就会凭空添进去几个原著中没有的故事，借此对社会现状作露骨的讽刺和影射，根本谈不上“信”，以至读者都搞不清他到底是在译书还是著书了。
这段快意的日子并不长，两个月后，这张报纸就因党人内讧、经费不继停刊了。陈独秀由上海潜回安庆，找几个同人办起了另一张报纸《安徽俗话报》，不久迁到芜湖，因为此地有一个叫汪孟邹的朋友创办了科学图书社，以经营教科书等新书报为业，便于发行。陈独秀支付了一笔伙食费，寄宿在科学图书社二楼的一间小屋里。本文开篇说到1905年夏天他和吴越等三人密谋暗杀五大臣，就是在这间小屋里。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二楼堆放杂物并兼作宿舍，光线晦暗，一踩上松朽的楼板就橐橐作响，所幸临街开着一扇小窗，屋顶还有一片亮瓦，看人不至于眼鼻不分。陈独秀就是在这间逼窄的小屋里编报、卷封、付邮，收到上海印好寄来的报纸时再一一分发。
汪孟邹的儿子汪原放根据乃父的回忆，曾如是叙述陈独秀刚来此地时的情形：一位剪掉辫子披着头发的25岁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到科学图书社，汪孟邹跟他说：我这里每天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陈听后平淡地回答：就吃两顿稀粥好。
生活虽然困顿，但墙上一幅此人自题、笔走龙蛇的铭联还是泄露了他不凡的胸次，写的是“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据说此联并非陈独秀完全自撰，是从南宋陈亮的一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化用而来。实际上在当时年轻的崇拜者眼里，这个为人痛快爽直的长发青年简直就是“南宋陈同甫（陈亮字同甫）再世”。
报纸办不下去，连载也告中断，苏曼殊早就吵着要离开上海。开始陈独秀还不许他走，某一日，陈有事外出，苏曼殊约了何梅士一同去看戏，刚到戏馆门口，苏说忘记带钱了，要回宿舍一趟去取，何在戏院门口等了老半天也不见他回来，就返回寓所，发现苏的行李铺盖都不见了，案头一封告别信，草草几言，说他不辞而别的苦衷。陈独秀知道此事后说：原来他恐怕我不放他走，所以趁我出去的机会，特此把梅士骗到戏馆里。这一别，他们要数载后才得再见。
离开上海的苏曼殊先去湖南。闲云野鹤一般游了湘江，参拜了衡山，在雨华庵一个老僧处谈禅说经，盘桓多日后，于这年十二月中旬去了香港。经日本大同学校的同学冯自由介绍，他在《中国日报》社一个叫陈少白的朋友处住了几日，年底又前往广东惠州，在一处破庙拜一老尚为师，重新落发为僧。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窃取了已故师兄遣凡（法名“博经”）在广州雷峰海云寺的度牒，从此便以度牒上所称“新会慧龙寺赞初长老弟子博经”自称，正式以法号“曼殊”招摇于世，原名“元瑛”反倒不大用了。取得了这一合法身份后，这个不安分的和尚又步行至广州，再转乘轮船至香港，回到了他曾经借住的陈少白处。听说保皇党首领康有为也在香港，他突然有了一个冲动，购买了一支手枪准备去暗杀，幸被陈少白力阻，这一可笑的计划才没有实施。
春天，苏曼殊去了南洋，历游暹罗、锡兰，学习梵文。到了夏天，他摇身一变成了长沙实业学堂的一名图画教员（也有一说是舍监），与张继、杨笃生等成了同事。因他个子瘦小，常被调皮的学生侮弄，常背人兀坐，歌哭无常，常被人讥作神经病发作。
此时的湖南暗流涌动，打着兴办实业幌子的华兴公司（即华兴会）正在预谋一场起义。主事者黄兴、刘揆一决定在11月的某一日、即慈禧太后70寿辰那天，全省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时发动。先用预先埋设的炸弹把这些大官们送上西天，尔后以城中新军、武备学堂学生和巡防营为策应，城外哥老会分兵五路响应攻打，待拿下长沙、占领两湖后举兵北伐。但这一军事计划在9月初的时候就告泄密。 事涉当时长沙城内的一个著名学者，从国子监祭酒任上致仕、人称葵园先生的王先谦。王的一个门徒无意间从一个华兴会员的口中得知了这一天大消息，告知乃师，一向视党人如仇寇的王急报巡抚陆元鼎，官府立即着手戒备，并出动差弁缉拿城中首事乱党。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或避走上海，或东渡日本，起义宣告流产。在这乱糟糟的情势下苏曼殊也离开了长沙，此后一年他云游何处，记载阙如。
大约是1906年初，时在芜湖办学的陈独秀奔走沪、皖两地，某一日，他在上海一家小酒馆和朋友吃饭，忽见一个和尚闯将进来，“却是曼殊来也！”直觉告诉陈，他这个小弟比之两年多前变了许多：“此时他僧装而吃酒吃肉，我们劝他改穿西装，他紧执地不肯。但隔了几时，即又自动地改了。问他什么缘故？他说‘吃花酒不方便呀’！此时的曼殊，一切颇和几年前不同，几年前说话很少，几乎不大开口，而此时却会高谈阔论。几年前除了我们以外没有什么朋友，而此时朋友却很多，不但有男朋友，并且有女朋友了。”原来，他那个沉默寡言爱害羞的小兄弟已经成了个风流小和尚了。
实际上，过去的一年里，苏曼殊与陈独秀是通过音讯的。几个月前，他曾在杭州寄了一幅双僧图给陈独秀。1905年秋天离开长沙后，苏曼殊先在上海过了一段花天酒地的日子，然后一个人跑到了西湖边，挂单在雷峰塔下的白云禅院，用熟悉他的朋友的话来说，“后脚还扎在上海的女闾，前脚却已踏进了杭州的寺庙”。某一夜，他与僧友一同泛舟游西湖，看到月色皎洁，佛塔如剑直指夜空，一时兴起，画下了一幅《孥舟金牛湖图》（金牛湖即西湖，相传汉代有金牛现于湖中故名）。画中一僧望月吹笛，一僧横篙击水，趁兴画毕，他在画末自题“乙巳孥舟牛湖寄作仲子”。若说那个吹笛僧是他自身，那个身弯如弓的横篙僧就是陈独秀了。
他是以这幅双僧图卷召唤他的朋友一起遁入空门吗？对于急切用世的陈独秀来说这当然不现实，他只是藉此表达对朋友的思念。此画曾入一个叫蔡哲夫的藏家之手，他在题跋中记录了这年秋天与苏曼殊在孤山脚下的一次偶遇：“乙巳之秋，著书被议，避地如孤山。一日，过灵隐岩前，见一祝发少年，石栏危坐，外虽云衲，内衣毳织贯头，眉宇间悲壮之气逼人。余以为必奇士，大有不得已而为之也。”
是什么让一个原本木讷的青年在短短两年里变得如此放浪形骸？惟有爱情那神妙莫测的力量。陈、章不知，他们的小弟早非吴下阿蒙，而是个经常出入歌场伎院的欢场常客了。就在陈独秀与之重逢之前半年，流寓南京在陆军小学任英语教员的苏曼殊已经被他的同事戏称为“多情种”了，他结识秦淮河歌伎金凤并陷入了一场不可救药的热恋之中。他为之情意殷殷，神魂颠倒，为她写了好多缠绵悱恻的情诗。后来此女从良，他不能再明着去找她，还集了李商隐的诗句送她。刘三说他多情种没错，此人一面钟情世间女子，一面又囿于和尚身份，临阵时常作退缩，佛理与爱情，正是他胸中交战的冰与炭。他的多情与寡情，陈独秀等一干好友不久就会领略着了。
这次酒楼重逢后，苏曼殊跟着陈独秀去了芜湖，在皖江中学任教员。到了皖江中学他才知道，自己竟然与名满天下的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字申叔）成了同事。刘来自扬州一个书香世家，17岁中秀才，18岁中乡试，精研家传《左传》《周礼》，尤擅小学、训诂，文必称六朝，虽然年岁和苏曼殊一般大（苏、刘都生于1884年），但其经文学问，却巍然已为大宗，自在上海结识章太炎（字枚叔）后，改名光汉，一起鼓吹革命，人皆合称章、刘为“海内二叔”。此次他是因在供职的《警钟日报》公开辱骂德国官员遭官府通缉，化名“金少甫”，先在浙江平湖大侠敖嘉熊家匿居了一阵子，再携妻子避居芜湖的。苏曼殊后来才知道，刘师培潜来芜湖之前，已由蔡元培介绍成为光复会的秘密会员了。
皖江中学宁静的表面之下狂澜深藏，刘、苏到来之前，陈独秀与体育教员柏文蔚已在关帝庙前歃血为盟，依照上海的暗杀会成立了“岳王会”。刘师培一边教书，一边也没闲着，襄助陈独秀、柏文蔚等发展党人。只是他入光复会时蔡元培等“以皖省革命事相嘱”，他自居资历，时常要摆出上级的谱，而陈独秀的行事风格是向来不依别人的，这给他们的友情蒙上了一层不快的阴影。
值得附提一笔的是，刘师培的妻子何班（日后改名何震）也是一个奇女子。她出身江苏仪征名门，是一个老孝廉的女儿，能诗善画，人也长得眉眼活泛，饶有姿色。她和刘师培算是表兄妹，婚前非常羞涩，连大门都不迈出的，婚后跟着刘师培到上海入爱国女校读书后简直换了一个人，把俄国虚无党女杰苏菲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罗兰夫人作为人生楷模，时时效仿。
苏曼殊到芜湖不久，马上就觉得了这女子的爽利、能干，和风风火火的办事劲头。几次单独接触，生性敏感的他还捕捉到了这个女子不时扫来的热辣辣的眼风。他有些担心，不知自己能否把持住，生怕闹出绯闻对不住朋友。幸亏学期结束在即，陈独秀邀他暑期同往日本，他悬紧的心才放了下来，但隐隐的也有些失落。
苏曼殊是想趁这个暑假去日本寻找他的生身之母。前面说到苏曼殊是个混血私生子，他的浪荡父亲苏杰生从广东香山跑到横滨，多年打拼挣下了一块很大的产业，娶了一个叫河合仙的日本女子为妾，但苏曼殊的生母不是这个女人，他是苏杰生与这个女子的妹妹河合若子私通生下的。可能是出于对姐姐的愧疚，这个女人生下苏曼殊三个月后就离开了苏家，所以六岁之前苏曼殊一直是由义母河合仙抚养，六岁后再跟随嫡母黄氏回广东原籍。从他懂事起，无日不刻都在想念这个未曾见过的女人。他十五岁开始来日本进横滨大同学校读书，就是存了寻找母亲的念头。但这么多年来去中土、东瀛，他始终没有打探到生身之母的消息。一种说法是她已经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后来嫁给了一个海军军官，时常随舰出海。他相信，只要自己坚持找下去，总会有与这个女人见面的一天。
此时，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正迷上诗歌翻译，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尤为倾心。在他看来，拜伦生长于繁华、富庶的生活，从英国跑到希腊，帮助那里为自由而奋斗的爱国者，一生痴结于恋爱与自由，是一个“热情真诚的自由信仰者”，一个坦白而高尚的精神战士，可称他的异域知己。他说，拜伦的诗像是某种后劲绵长又有奋激性的醇酒，喝得愈多，愈觉得有甜蜜的魔力，觉得它们通篇都充满了神秘、美魔与真实。他曾经在月夜泛舟游湖时对着月光和湖水大声背诵拜伦的《哀希腊》等名篇，诵至动情处大哭，以至船夫都以为他精神病发作。 此次赴日途中，行箧中有他喜欢的多部西文诗集，是他以前的西班牙籍英文教师罗弼·庄湘的女儿雪鸿所赠，海风竟日吹拂，正适于他重读那些暴风雨般的诗句，船抵岸，已译就拜伦长诗《大海》等数篇。几年后，他把船上译诗的经历移花接木般地写进了小说《断鸿零雁记》中。
同船的陈独秀自然也没有闲着，和尚译了诗，要他修改润色，也惹得他手痒，以同样的五言古风译出了拜伦的《留别雅典女郎四首》。那时他还不叫独秀，朋友们都叫他仲甫、由已，或者官名乾生，在译作上署名时，他借用了老家安庆的一座山名，自况“盛唐山民”（日后他易名“独秀”，也是借用了老家的一座山名）。在船上他们还就英译古诗进行了长时间讨论。
苏曼殊说，诗歌之美在乎气体，也就是诗句所传达出的特有气息，但译事固难，他时常为译得不称其意而苦恼，常常为安妥一个词，他都要在甲板上徘徊老半天。“畏友仲子尝论‘不知心恨谁’句，英译微嫌薄弱，衲谓弟以此土人译作英语，恐弥不逮，是犹倭人之汉译，其蹇涩殊出意表也。”（《拜伦诗选》自序）当他们像一对晋宋时代的苦吟诗人一样对着大海斟酌诗句时，实际上是在融通原文之后，反复吟哦，再赋予一种典雅工整的格律形式，这是一种改写，更是一种二度创作，绵延百余年的西诗汉译就在这两个年轻人手中滥觞了。就在他们俩海上翻译拜伦诗作的第二年，周树人在东京写就名篇《摩罗诗力说》，把拜伦作为摩罗诗派的首选人物，作为破中国之萧条的“先觉之声”。那个时代的先觉者们为了寻找精神之出路，树立精神战士之楷模，已经自觉地“别求新声于异邦”了。
这次短暂的寻母无果，暑假就快结束了，在须磨海岸送日本友人水野氏后，苏曼殊就和陈独秀、邓以蛰同船回国。没找到母亲没有让和尚有丝毫不快，相反，他神情欢愉，眼睛潮亮，只有沉浸于爱情中的年轻人才会这般的没心没肺。果然，旅行中途他就按捺不住向两位旅伴说起了在日本与女友相处情意缠绵事，陈独秀与邓以蛰皆说不信，以激之爆出更多猛料。苏曼殊果然沉不住气，取出女人发饰等信物给两友验看，二人传看后，苏曼殊忽将这些情物抛向海中，转身痛哭。陈、邓见他忽悲忽喜，像是触动无限心事，也都有些讪讪。
转眼到了1907年初，“苏报案”三年狱满跑到东京的章太炎向刘师培夫妇发出赴日邀请，刘师培见国内文网日紧，个人行动常被监视，于是决定偕妻东渡。
他们启行的日子是旧历正月初一，同船赴日的还有他妻子的表弟汪公权，一个貌似朴实、实则心机很深的年轻人。刚从温州云游回来的苏曼殊也应邀与他们一同赴日。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他这一仓促决定是个错误。
六、革命夫妻
就在刘师培夫妇赴日不久前，《民报》一周年的纪念会上，章太炎有演说云：“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对古侠客之风的向往，加上东瀛武士道风的渲染、法国革命的启迪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刺激，使当时的留学生中弥漫着流血革命的热切渴望。
刘师培抵达东京，正值清廷要求引渡孙逸仙一案发生之时。日方拒绝了清廷要求，又不愿开罪南方革命党人，乃由内田良平出面资助孙五千元（后又有一商人资助一万元），政府发驱逐令催孙离境。刘师培与章太炎、宋教仁、胡汉民等一同出席了在赤坂三河屋的饯行宴会，宋教仁有日记记载是日情形：
（2月25日下午）三时，至孙逸仙寓。四时，同逸仙、章枚叔、刘申叔、鲁夕卿、胡展堂等至赤坂三河屋。时内田偕宫崎、清藤、和田诸氏等已至。坐良久，遂各一席，有艺伎七八人，轮流奉酒。又良久，歌舞并作，约三四出讫。诸人不觉皆醉，余亦带醉意矣。夜九时始罢。
除了孙逸仙、宋教仁两位大佬，刘师培在东京结识的革命党人还有黄兴、陶成章等，他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还很快成为了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主要作者之一。首次亮相于《民报》的《普告汉人》，他署的是“韦裔”这个典出于《左传》的奇怪笔名。尽管署名佶屈聱牙，火力却十分猛烈。他指出，排满并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就种界而言，则满族之君为异族；就政界而言，则满族之为暴主。今日之讨满，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者也。”当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言论在东京传播时，国内南方革命党人正在湖北黄冈、广东惠州等地发动一场场注定以失败告终的起义，他以写作呼应并抚慰着国内的革命。
当此时也，《民报》正与立宪派主办的《新民丛报》大打笔仗，所争论者，是革命与立宪到底何种适合当下之中国。流亡东京已近十载的梁启超对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还抱有不切实际之幻想，他为清廷背书，抛出“满洲本为明朝藩属，中国亡于满洲绝非亡国”之说，试图调和满汉矛盾，以达其君主立宪之主旨，被汪精卫斥为“无耻”，撰文在《民报》反驳之。但汪读书不多，征引不当，反授对方以口实。刘师培见革命派落了下风，旋即施展他经学家的看家本领，博引史册，洋洋洒洒，写下万字长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指出梁启超“中国不亡”论之谬。此文一出，在东京留学生中不胫而走，被视作“有功民族革命之作”，连章太炎也暗自叹服，说：“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
他在《民报》上接连发表的几篇文章，思想上似乎走得更远。《悲佃篇》主张“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并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另一篇《人类均力说》甚至提出“共产主义”一说，说要“扫荡权力，不设政府，以田为公共之物，以资本为社会公产，使人人做工，人人劳动”。
他那个美丽而不安分的妻子，锋头丝毫不逊须眉，和丈夫翩然东来不久，她就和一帮女界精英发起“女子复权会”，成了一位高举女权旗帜的妇女解放运动者。她仿效秋瑾女士在上海办《中国女报》，办起了《天义》报，对男权社会展开犀利批判，“男子者，女子之大敌”，《女子宣布书》就是这样向男权世界宣战的。一时间，她几乎比丈夫更引人瞩目。
她还成为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徒，宣称“女界”革命应视为“阶级”革命、“经济”革命的根本与前提，只有将妇女革命与经济、种族等革命并行，才能真正消灭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不平等。为了表示自己已获新生，她把父母姓并重，改自己的名字“何班”为“何殷震”，也称“何震”，小字志剑。很快，她出格的言行真要把东京的留学生们“震”住了。 这对锋头正健的革命夫妇迷上在当时最为时尚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主要是因为与日本社会党人等人的交往。他们经常参加日人幸德秋水发起的座谈会，以游山玩水的名义，去东京郊外的一些地方秘密开会。据一个叫陶铸的老同盟会员回忆，刘师培的姻弟汪公权也常参加他们的活动。
相比于刘师培醉心于社会主义，何震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多一点，她的并不正宗的女权主义有着许多无政府主义的调调。这乃是因为，她婚后不久在上海爱国女学读书时就开始接触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何震称，她和姐妹们发起“女子复权会”这个组织，其宗旨只为“破尽女子对于世界之天职，力挽数千载重男轻女之风”。对于女界的办法，她主张一是以暴力强制男子，二是干涉甘受压抑之女子，对于男权社会，一则以暴力破坏社会，二则反对主治者及资本家。
和妻子一样，新学说、新名词也把刘师培这个旧经学大师迷住了，他就像一个用功的好学生，对之心骛神往，每每学至夜深犹不肯上床休息，他有着肺结核病灶的身体越发孱弱了，精气愈益疲乏，但他自己丝毫也没有觉察。
他和好友张继等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在妻子主办的倡言男女平等的《天义》报上，他打出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声称，“近世以来，社会主义盛行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虽有志之士也只知提倡民族主义，而不计民生之休戚，这样的光复大业，即使成功，也只是以暴易暴，他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的目的，就是要研究问题，梳理各种学术和主义，“参互考核，发扬光大，以饷我国民”。
一段时间，刘氏夫妇位于东京小石川区久坚町二十七番瑜伽师地的《天义》报社成为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本营。讲习会定期召开，刘师培和张继轮流主持，某次，刘、张和幸德秋水相继发言后，何震上台作演说，这一演说经她表弟汪公权记录，在《天义》报发表，大意谓：
她对于时下流行的这个学术那个主义，均表示怀疑，只信奉无政府主义，她创办《天义》报的目的，也是一面倡言男女平等，一面倡言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创造一个平等的没有特权阶层的社会，男女平等，正是社会平等之一端，女子争平等权利，也是抵抗特权之一端，这正是她信奉的女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契合之处。尔后她语锋一转，力主通过暗杀来达到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不应是一句空谈，尤重实行。现世界无政府党，以俄国为最盛。俄国无政府党，其进步分三时期：一为言论时代，二为运动时代，三为暗杀时代。今中国欲实行无政府，于以上三事，均宜同时并做。即使同志无多，亦可依个人意志而行，以实行暗杀。盖今日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也。
陈独秀留在芜湖，没有和他们一同出国，但他和党人们的秘密活动早已被官府盯上了，有朋友传信说，安徽巡抚恩铭将要对他们动手，陈独秀闻警，慌忙出逃，也于这年初到了日本，在东京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英文。这样他又可以和苏曼殊共同研读喜欢的欧洲文学了。
当陈独秀于1907年春天来到东京时，正是何氏夫妇风头最劲的时候，他们合开的夫妻档，一个学问博识淹通，一个美艳不可方物，且都是东京城里后起的革命新秀，有“老革命家”章太炎为之站台撑腰。连周作人都说对申叔“神交已久”，虽无缘得识，托一个叫陶望潮的朋友给《天义》报投寄过好些诗文。在东京，陈独秀与何氏夫妇的惟一交集是一同参与了“亚洲和亲会”的发起。但不久后这个有国际背景的组织就解散了。
苏曼殊到东京后，先和章太炎一起住在《民报》社，到七、八月间搬出来和刘师培夫妇同住。东京的革命声浪甚嚣尘上，他反倒成了一个革命的零余者，终日作诗、画画、恋爱，研究古音韵，编译《梵文典》，做一些革命同志看来很是无用的事。
但他似乎认定这些无用的事反倒更能救治自己的灵魂，尤其是与一个叫花雪南的歌伎的恋爱，把他的诗情再一次点燃了。章、刘等人纠合印度、越南、朝鲜的一批革命者发起亚洲民族解放统一战线的“亚洲和亲会”，他的名字虽然忝列发起人中，究其心情，也是无可无不可的。夏天，他和留学东京的周树人频频见面，筹备发起一本《新生》杂志，无果。他的《文学因缘》第一卷却出乎意料顺利地印行了。那时，他的梦想是建一个梵文图书馆。三年前游历锡兰学习梵文的经历使他确信，梵文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八转十罗，微妙瑰琦”，简直如天书一般美妙，世上各种语言，若以文词简丽、表情达意论之，首推梵文，汉文次之，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欧洲番书”，更是要等而下之了。
其间，他还一个人跑出去继续寻找生身之母。他这般孱弱的体质，自然跑不多远，倒是在义母河合仙那里小住了一段时间。小说《断鸿零雁记》叙述主人公“三郎”到日本，乳母怜惜他身体消瘦，“忽仰首，且抚余肩，曰：‘伤哉！不图三郎羸瘠至于斯极！’”当是实情。
与何震有过接触的同时代人，都对她旺盛的精力嗟叹不已，她小小的身量就像一只红泥小火炉，总是向周围辐射着热力。整日忙于宣传女界革命的她，竟然还有闲情跟着苏曼殊学画。她拜苏为师，自称女弟子。苏曼殊有时称她“剑妹”，她丈夫听见也不以为忤。“剑妹”看老师案头的画稿越来越厚，帮他辑了一本《曼殊画谱》，为示推重，还请了章太炎题跋，准备和他的另一部著作《梵文典》一同付印。令人吃惊的是，苏曼殊的养母河合仙也被她拉来为这本画谱作序，序文有说，“吾儿……早岁出家，不相见者十余年，弹指吾儿年二十四矣。去夏始得卷单来东省会，适余居乡，缘悭不遇，今夏重来，余白发垂垂老矣。”读来真有大不堪于其中。
这个泼辣、美艳的女子后来背上“淫悍”的恶名，并非因为她那些出格的女权主义言论，而是因男女情事。男权世界何其坚固，这些来自女界的零星反击挠痒痒还差不多，还可作为革命事业之余遣性悦情的谈资呐。她成为愤怒声讨的对象，乃是因为她有了一位情人，此人即她的表弟汪公权。这就好比丛林中一只美丽的尤物，人人皆可以欣赏其迷人风姿和毒蛇般的妖媚，一旦尤物归于任何一人，必遭群起而攻之了。
刘师培自小身体孱弱，肺结核长年不愈，后来与之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文科教授的周作人描绘过他的形象，说他身体瘦弱，说话声音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这样一个病恹恹的丈夫，偏偏娶了这样一个美妇，无聊的人们对此不禁暗暗要问，他能让他那个喜欢奢侈浮华的女人满足吗？可是革命夫妻的风头委实太健，没有谁敢在这个女人面前自讨没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