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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海惩治腐败第一案，被枪决的对象是南下干部欧震，事发于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此时，新中国尚未正式宣告成立。
意志薄弱，金屋藏娇
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榆林分局局长刘永祥拿着卷宗来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李士英的办公室，汇报了一起内部人员作案的经过。
1949年6月8日，榆林分局的民警欧震奉命协同公安部查处蒋帮空军司令部第21电台台长毕晓辉非法藏匿武器的案件。
那天上午，欧震陪同公安部办案人员来到榆林区毕家，敲开门后，欧震问前来开门的年轻女士：“毕晓辉在家吗？”开门的女士见是身着戎装的警察，先是一惊，随后面无表情地回答：“他一个多月以前离家后就没回来过，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欧震一脸严肃地告知女士：“告诉你吧，他早已逃往台湾了，你是他的什么人？”“我是他的姨太太。”对方一脸的惊慌。
欧震通报说：“我们是公安部的特派员，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要了解你丈夫毕晓辉的情况，同时还要对你家进行搜查，请你配合。”欧震说罢，又追问道，“这里还住着谁？”年轻的女子回答说：“还有毕先生的大太太。”
欧震与公安部的特派员分别询问了两个不知所措的女人，也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他们出示了搜查证后，在其家中查获了几支枪，公安人员根据她们积极配合检查的态度，给予了宽大处理。
欧震人虽离去，但他对那个年轻漂亮、气质高雅的毕晓辉二姨太朱氏一见钟情，其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在他的心里挥之不去。
已是深夜了，欧震躺在寝室的床上，脑子里始终浮现着朱氏风姿绰约的诱人倩影，冲动之下竟不顾领导的三令五申和铁纪钢规，一骨碌爬起来忘乎所以地直往毕家赶去。
欧震来到毕家门口，犹豫了一下，壮着胆子敲了门。开门的正是朱氏，见公安人员深夜又上门，她张着嘴吓得魂不守舍。
欧震像老熟人一般径自来到客厅，趾高气扬地坐下后盘起腿，虎着脸对着惊魂未定的朱氏严厉说道：“还有许多问题你上午没交代清楚，多亏我在公安部特派员面前替你们美言了几句才算过关，但事情还没完，你看怎么办？”朱氏自然听出了弦外之音，苦苦地哀求：“警察同志，求你放我们一马，你需要什么，一定满足你的要求。”说罢朱氏取出4枚银元，胆战心惊地递给欧震：“这是一点小意思，等以后事情过去了，一定重谢。”
欧震接过银元漫不经心地往裤兜里一揣，装着为难地说：“现在共产党对你丈夫和你们犯下的罪行肯定是要追究的，我是负责处理你们案件的办案员，我会尽力帮你开脱的。”朱氏低着头说：“对你的大恩大德，我是感激不尽。”欧震色眯眯地望着对方，意味深长地问：“到时你打算如何报答我啊？”朱氏嗫嚅着说：“随你，只要我能办到。”
欧震望着她那迷人的眸子，情不自禁地坐到了朱氏的身边，一把搂住了她。朱氏闭着眼睛，不敢反抗。此时此刻，她想到丈夫已远走高飞，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顺着他也是个依靠。于是她就半推半就地跟他来到外边。
有了一夜情，欧震并不甘心，他还想长期霸占这个到手的可心女人。为了避人耳目，欧震让当地留用的旧警察帮他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弄内找了一间房子，竟然金屋藏娇起来。
一块银元，露出破绽
一天，欧震闲着无事便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取出银元把玩起来，突然有人闯进他的办公室，他吓得立刻将银元扔进抽屉里，马上关上抽屉。但他惊慌扔银元的一瞬，却被来者老刘撞见了。
那时，公安人员生活比较艰苦，有银元是稀罕之事。欧震不是原来的上海旧警察，家又不在上海，故一般难以搞到银元，一定来路不正。
榆林分局刘局长听到部下汇报此事后，感到虽是小事，但不能麻痹，立刻派人找来欧震让他讲清楚。开始他不承认有银元，后来又编了一个谎言来掩盖：“銀元是朋友送的。”调查的干部问：“哪个朋友送的，你把他的名字写下来，我们马上去核实。”欧震说不出来，难以自圆其说。
欧震心里清楚，这不是一枚银元的小事，而是关系到玩弄女人的大事，他更清楚公安有着铁的纪律，一旦说出来后果不堪设想，故他抱定死不开口的宗旨。
刘局长下决心对欧震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并成立了专案组。
尽管欧震坚不吐实，但是刘局长没有善罢甘休，而是派人对欧震身边的人进行了解。有个旧警察开始有些顾虑，以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样，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没有说出实情，后来通过调查干部反复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后，他被共产党的干部认真彻查腐败的真诚态度所感化，终于和盘托出：“那天，欧震曾对我说是老家要来人，委托我帮忙找个住处。我是个旧警察，感到自己低人一等，为了讨好南下的解放军干部，以后能为自己说点好话，帮个忙，便利用过去当警察的老关系，为欧震找到了一处房子，而且是免费使用。为了掩人耳目，他对邻居称朱氏是乡下来的未婚妻。”
有了这个线索，案件有了突破口。欧震金屋藏娇的尾巴终于露了出来。
专案组迅速前往现场，欧震和朱氏同居状况被当场发现，还在其居住的地方搜出许多赃款，这是朱氏的老公毕晓辉留下的财产。
组织上掌握了欧震与国民党军官姨太太同居的事实后，做了朱氏的思想工作，她抽泣着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和自己的心理活动。朱氏的交代，使组织上掌握了欧震犯罪的全部证据。欧震如梦初醒，吓得痛哭流涕，请求组织上给予一条出路。
刘局长汇报完案情有些担心地说：“欧震是南下干部，公开处理恐怕政治影响不好。”
李士英局长听罢刘局长汇报后，拍案而起，愤怒地说：“我们在丹阳待命时，对接管上海的干部进行了反复的教育，他到了上海才几天就如此胆大妄为，实在是罪不可恕。此事性质严重，务必严惩。不要怕丢丑，几千人的队伍出一两个败类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亡羊补牢，尤为未晚。只有公开处理了，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才能杜绝这类腐败案的再次发生。”
陈毅挥毫：同意枪毙
在接管大上海前，为了防止这些从乡村到大城市来的执法人员违法乱纪、被糖衣炮弹击中，李士英特意组织了接管干部进行学习和讨论，对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入城纪律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强调，大家都表了态，怎么还是有人顶风违法，李局长百思不得其解。
上海激战时，25岁的欧震随山东省公安厅厅长李士英所率的共产党第一支红色警察部队南下到丹阳待命，5月26日，他又随李士英进入上海，成了上海市公安局榆林分局接管工作的军代表。
此时此刻，李士英想到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接管上海时，那些接收大员争相抢夺金子、房子、车子、女子、票子，使饱受沦陷之苦的上海市民大失所望，老百姓称此举为“五子登科”。他们还编了一句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后，李士英痛心疾首地拿起笔在报告上沉重地批下了如下文字：“欧震敲诈勒索，诱奸妇女，目无法纪，应予枪毙，以维纪律。”
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宋时轮、政委郭化若批示：“执行枪决。”潘汉年副市长函示：“此犯自应枪决。”
7月14日，李士英亲自起草文稿、判决书，呈报陈毅市长核示，陈毅市长挥亳写下了刚劲有力的四个大字：“同意枪毙。”
欧震被判处死刑的消息经各大报纸刊登后，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欧震上刑场的那一天，刑场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人们亲眼目睹了腐败分子欧震的下场。
一声清脆的枪响结束了欧震的生命，也警示了所有手握权力的党员干部。
1949年8月15日，《解放日报》以醒目的版面公布了欧震的罪行，并发表了《革命纪律不容破坏》的短评。
陈毅市长也多次在大会上强调：“我们是解放上海、改造上海呢？还是被上海人撵走？我们是红的大染缸，要把上海染红，我们不要红的进去，黑的出来！”
欧震事件的严厉处理，对上海所有的党员干部起到了警示作用，对遏制腐败、匡正风气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刘名远荐自《解放日报》）
意志薄弱，金屋藏娇
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榆林分局局长刘永祥拿着卷宗来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李士英的办公室，汇报了一起内部人员作案的经过。
1949年6月8日，榆林分局的民警欧震奉命协同公安部查处蒋帮空军司令部第21电台台长毕晓辉非法藏匿武器的案件。
那天上午，欧震陪同公安部办案人员来到榆林区毕家，敲开门后，欧震问前来开门的年轻女士：“毕晓辉在家吗？”开门的女士见是身着戎装的警察，先是一惊，随后面无表情地回答：“他一个多月以前离家后就没回来过，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欧震一脸严肃地告知女士：“告诉你吧，他早已逃往台湾了，你是他的什么人？”“我是他的姨太太。”对方一脸的惊慌。
欧震通报说：“我们是公安部的特派员，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要了解你丈夫毕晓辉的情况，同时还要对你家进行搜查，请你配合。”欧震说罢，又追问道，“这里还住着谁？”年轻的女子回答说：“还有毕先生的大太太。”
欧震与公安部的特派员分别询问了两个不知所措的女人，也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他们出示了搜查证后，在其家中查获了几支枪，公安人员根据她们积极配合检查的态度，给予了宽大处理。
欧震人虽离去，但他对那个年轻漂亮、气质高雅的毕晓辉二姨太朱氏一见钟情，其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在他的心里挥之不去。
已是深夜了，欧震躺在寝室的床上，脑子里始终浮现着朱氏风姿绰约的诱人倩影，冲动之下竟不顾领导的三令五申和铁纪钢规，一骨碌爬起来忘乎所以地直往毕家赶去。
欧震来到毕家门口，犹豫了一下，壮着胆子敲了门。开门的正是朱氏，见公安人员深夜又上门，她张着嘴吓得魂不守舍。
欧震像老熟人一般径自来到客厅，趾高气扬地坐下后盘起腿，虎着脸对着惊魂未定的朱氏严厉说道：“还有许多问题你上午没交代清楚，多亏我在公安部特派员面前替你们美言了几句才算过关，但事情还没完，你看怎么办？”朱氏自然听出了弦外之音，苦苦地哀求：“警察同志，求你放我们一马，你需要什么，一定满足你的要求。”说罢朱氏取出4枚银元，胆战心惊地递给欧震：“这是一点小意思，等以后事情过去了，一定重谢。”
欧震接过银元漫不经心地往裤兜里一揣，装着为难地说：“现在共产党对你丈夫和你们犯下的罪行肯定是要追究的，我是负责处理你们案件的办案员，我会尽力帮你开脱的。”朱氏低着头说：“对你的大恩大德，我是感激不尽。”欧震色眯眯地望着对方，意味深长地问：“到时你打算如何报答我啊？”朱氏嗫嚅着说：“随你，只要我能办到。”
欧震望着她那迷人的眸子，情不自禁地坐到了朱氏的身边，一把搂住了她。朱氏闭着眼睛，不敢反抗。此时此刻，她想到丈夫已远走高飞，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顺着他也是个依靠。于是她就半推半就地跟他来到外边。
有了一夜情，欧震并不甘心，他还想长期霸占这个到手的可心女人。为了避人耳目，欧震让当地留用的旧警察帮他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弄内找了一间房子，竟然金屋藏娇起来。
一块银元，露出破绽
一天，欧震闲着无事便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取出银元把玩起来，突然有人闯进他的办公室，他吓得立刻将银元扔进抽屉里，马上关上抽屉。但他惊慌扔银元的一瞬，却被来者老刘撞见了。
那时，公安人员生活比较艰苦，有银元是稀罕之事。欧震不是原来的上海旧警察，家又不在上海，故一般难以搞到银元，一定来路不正。
榆林分局刘局长听到部下汇报此事后，感到虽是小事，但不能麻痹，立刻派人找来欧震让他讲清楚。开始他不承认有银元，后来又编了一个谎言来掩盖：“銀元是朋友送的。”调查的干部问：“哪个朋友送的，你把他的名字写下来，我们马上去核实。”欧震说不出来，难以自圆其说。
欧震心里清楚，这不是一枚银元的小事，而是关系到玩弄女人的大事，他更清楚公安有着铁的纪律，一旦说出来后果不堪设想，故他抱定死不开口的宗旨。
刘局长下决心对欧震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并成立了专案组。
尽管欧震坚不吐实，但是刘局长没有善罢甘休，而是派人对欧震身边的人进行了解。有个旧警察开始有些顾虑，以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样，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没有说出实情，后来通过调查干部反复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后，他被共产党的干部认真彻查腐败的真诚态度所感化，终于和盘托出：“那天，欧震曾对我说是老家要来人，委托我帮忙找个住处。我是个旧警察，感到自己低人一等，为了讨好南下的解放军干部，以后能为自己说点好话，帮个忙，便利用过去当警察的老关系，为欧震找到了一处房子，而且是免费使用。为了掩人耳目，他对邻居称朱氏是乡下来的未婚妻。”
有了这个线索，案件有了突破口。欧震金屋藏娇的尾巴终于露了出来。
专案组迅速前往现场，欧震和朱氏同居状况被当场发现，还在其居住的地方搜出许多赃款，这是朱氏的老公毕晓辉留下的财产。
组织上掌握了欧震与国民党军官姨太太同居的事实后，做了朱氏的思想工作，她抽泣着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和自己的心理活动。朱氏的交代，使组织上掌握了欧震犯罪的全部证据。欧震如梦初醒，吓得痛哭流涕，请求组织上给予一条出路。
刘局长汇报完案情有些担心地说：“欧震是南下干部，公开处理恐怕政治影响不好。”
李士英局长听罢刘局长汇报后，拍案而起，愤怒地说：“我们在丹阳待命时，对接管上海的干部进行了反复的教育，他到了上海才几天就如此胆大妄为，实在是罪不可恕。此事性质严重，务必严惩。不要怕丢丑，几千人的队伍出一两个败类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亡羊补牢，尤为未晚。只有公开处理了，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才能杜绝这类腐败案的再次发生。”
陈毅挥毫：同意枪毙
在接管大上海前，为了防止这些从乡村到大城市来的执法人员违法乱纪、被糖衣炮弹击中，李士英特意组织了接管干部进行学习和讨论，对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入城纪律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强调，大家都表了态，怎么还是有人顶风违法，李局长百思不得其解。
上海激战时，25岁的欧震随山东省公安厅厅长李士英所率的共产党第一支红色警察部队南下到丹阳待命，5月26日，他又随李士英进入上海，成了上海市公安局榆林分局接管工作的军代表。
此时此刻，李士英想到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接管上海时，那些接收大员争相抢夺金子、房子、车子、女子、票子，使饱受沦陷之苦的上海市民大失所望，老百姓称此举为“五子登科”。他们还编了一句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后，李士英痛心疾首地拿起笔在报告上沉重地批下了如下文字：“欧震敲诈勒索，诱奸妇女，目无法纪，应予枪毙，以维纪律。”
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宋时轮、政委郭化若批示：“执行枪决。”潘汉年副市长函示：“此犯自应枪决。”
7月14日，李士英亲自起草文稿、判决书，呈报陈毅市长核示，陈毅市长挥亳写下了刚劲有力的四个大字：“同意枪毙。”
欧震被判处死刑的消息经各大报纸刊登后，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欧震上刑场的那一天，刑场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人们亲眼目睹了腐败分子欧震的下场。
一声清脆的枪响结束了欧震的生命，也警示了所有手握权力的党员干部。
1949年8月15日，《解放日报》以醒目的版面公布了欧震的罪行，并发表了《革命纪律不容破坏》的短评。
陈毅市长也多次在大会上强调：“我们是解放上海、改造上海呢？还是被上海人撵走？我们是红的大染缸，要把上海染红，我们不要红的进去，黑的出来！”
欧震事件的严厉处理，对上海所有的党员干部起到了警示作用，对遏制腐败、匡正风气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刘名远荐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