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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唐代李绅(772-846年)所作的《莺莺歌》,和由唐代元稹(779-831年)署名的同题材传奇《莺莺传》。《莺莺传》又名《会真记》,篇目中的“真”字原指仙人,随后,“真”字也被用来指称能够出门在外抛头露面的漂亮女子。在传统社会,大户人家的闺女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会轻易被外人看到。除了在正式相亲的时候闺秀也许会有机会偷觑未来的夫婿,才子和佳人之间的相遇只可能偶然发生在节日郊游踏青、看元宵灯会、去庙里烧香等有限场合。
“会真记”这个题目的意思是主人公张君瑞(张生)和崔莺莺的相遇,并不是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正统宗法渠道,因而属于离经叛道的行为。在《会真记》中,作者借此情爱故事明确表示了男女大欲的正当性:“儿女之心,不能自固。”自唐代以降的几百年间,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深为受众喜爱,经过无数文人、艺人加工改写,编成歌词、戏曲在各地传唱,并且以抄本、刻本的形式广为流传。到了元代,文人王实甫在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完成了情节更为完整、人物更为丰满的杂剧剧本《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从此,“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贾仲明续编《录鬼簿》)。在越来越多的文人以“情”这个关键词来宣扬个性解放的晚明,王实甫的《西厢记》被视为“情词之宗”(凌濛初《谭曲杂札》)、“丽曲之最胜者”(张琦《曲律》)、“古今至文”(李贽《童心说》),风靡朝廷庙堂、市井农家。因此,《西厢记》不但在城乡舞台上倾倒观众,而且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以最多种类的媒材表现最多场景的单一文学作品。
从木刻戏曲插图、彩印版画、扇面、绣品、木雕、牙刻牙雕、陶瓷器、珐琅画、磨砂玻璃画、景泰蓝镶嵌画、珍珠母螺钿镶嵌画,到传为唐寅、仇英等名画家所绘的商业性重彩工笔卷轴画、镜片,以及海上画派名家任薰画的册页等,《西厢记》曲意画在传统和新兴媒材上频繁出现,以各种艺术手法表现的人物形象和场景内容数不胜数。
在形形色色表现《西厢记》故事的题材中,除木刻版戏曲插图以外,首屈一指的当数瓷器。在其他材质上出现的场景,瓷器上几乎都有,全剧五本二十一折,每折戏都有一种以上的故事场景,总共达数十种之多,同一时间点上的场景,往往有不同风格的表现,涉及瓷器成百上千。绘有《西厢记》画面的瓷器器形繁多,有碗、碟、盘、盆、斗、坛、壶、酒盅、笔筒、香筒、粥罐、灯罩、鱼缸、桌屏、铃铛杯、香粉盒、将军罐,以及筒瓶、棒槌瓶、观音瓶等各式瓶。
画面在瓷器上的安排有一器多图和一器一图之分。在大碗、大盘、大棒槌瓶、大圆盖盒等大型器皿上,可以排列多幅甚至整部戏的连环画。例如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有一件高大的康熙青花棒槌瓶,筒形侧面排列场景多达24幅。常见的装饰形式是一器一图组成的成套碟、盘,偶尔也见觚瓶,当初这样成套的有近20件。介于前述两者之间的有碗或者方斗,通常沿外侧一周绘4幅曲意画。
美国洁蕊堂藏有一件康熙五彩方斗,口大底小,属于不能在轮车上拉坯成型的琢器,烧制口沿棱角笔直完美的成品比较困难,弥足珍贵。方斗四面绘《西厢记》曲意图,其中一幅为《佛殿奇逢》—进京赶考的张生途经蒲津关歇脚,去当地古刹普救寺游玩,迎面遇见了因旅途羁留暂住寺内的相国家小姐崔莺莺。平时没有机会见到如此天姿国色的张生,只觉得眼前南海水月观音现身,一时间“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陪伴张生的和尚法聪见到张生行为失态,连忙提醒他休惹事。另一边莺莺的丫鬟红娘注意到附近有陌生男人,赶紧催促小姐移步。莺莺在离去时回首对张生望了一眼。在五彩方斗上,瓷画匠让张生和法聪站在室内,与室外月台上的小姐、丫鬟分属两个空间,以示意男女有别。张生头戴黑幞头,身穿绿绸大衫,手持红折扇。一旁的和尚光着头,着赭色直裰,伸出一手似乎在给张生指点寺内景物,这时张生的注意力已经完全放在了莺莺身上。门洞外红娘着绿衣红裙,外罩釉上蓝彩无袖褙子,手握纨扇,正与莺莺说话。莺莺着红衣绿裙,系着碎花腰裙,正有意无意向张生望去,手中折扇打开,随时可以遮掩脸面。室外红日当头,月台边上筑围栏,栏板之间的柱子装饰雕刻的望柱头,茂盛的芭蕉从墙后探出。在剧本中,张生和莺莺的相遇之处是在大佛殿前,细心的插图设计者通常会在屋内画个佛像。此件方斗的创作者别出心裁,略去了佛像,室内方桌上摆一部书匣,背后衬以山水屏风,将佛堂转换为书房。此画的点睛之笔在于莺莺眼前的一对翩跹彩蝶,以图像象征青年男女一见钟情。
洁蕊堂藏品中还有一款康熙五彩碗,器外开光内绘4幅《西厢记》曲意图,其中一幅为与前一幅场景邻近的《隔墙联吟》。张生自打见了莺莺,即刻害上相思病,决定在普救寺借房住下,以便伺机接近心中的女神。张生从和尚那里打听到莺莺夜间会去花园烧香,就先藏在假山后面等着。待莺莺从角门出来,张生看到月下的莺莺比初见时面容更加标致,似湘陵妃子,如月宫嫦娥,心中爱意氤氲不能自已,遂朗声高吟一绝:“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听闻,芳心被此清新诗句触动,和诗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张生和莺莺通过赓句联吟加深了了解,萌生惺惺相惜之感,奠定了趣味相投的情感基础。
“会真记”这个题目的意思是主人公张君瑞(张生)和崔莺莺的相遇,并不是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正统宗法渠道,因而属于离经叛道的行为。在《会真记》中,作者借此情爱故事明确表示了男女大欲的正当性:“儿女之心,不能自固。”自唐代以降的几百年间,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深为受众喜爱,经过无数文人、艺人加工改写,编成歌词、戏曲在各地传唱,并且以抄本、刻本的形式广为流传。到了元代,文人王实甫在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完成了情节更为完整、人物更为丰满的杂剧剧本《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从此,“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贾仲明续编《录鬼簿》)。在越来越多的文人以“情”这个关键词来宣扬个性解放的晚明,王实甫的《西厢记》被视为“情词之宗”(凌濛初《谭曲杂札》)、“丽曲之最胜者”(张琦《曲律》)、“古今至文”(李贽《童心说》),风靡朝廷庙堂、市井农家。因此,《西厢记》不但在城乡舞台上倾倒观众,而且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以最多种类的媒材表现最多场景的单一文学作品。
从木刻戏曲插图、彩印版画、扇面、绣品、木雕、牙刻牙雕、陶瓷器、珐琅画、磨砂玻璃画、景泰蓝镶嵌画、珍珠母螺钿镶嵌画,到传为唐寅、仇英等名画家所绘的商业性重彩工笔卷轴画、镜片,以及海上画派名家任薰画的册页等,《西厢记》曲意画在传统和新兴媒材上频繁出现,以各种艺术手法表现的人物形象和场景内容数不胜数。
在形形色色表现《西厢记》故事的题材中,除木刻版戏曲插图以外,首屈一指的当数瓷器。在其他材质上出现的场景,瓷器上几乎都有,全剧五本二十一折,每折戏都有一种以上的故事场景,总共达数十种之多,同一时间点上的场景,往往有不同风格的表现,涉及瓷器成百上千。绘有《西厢记》画面的瓷器器形繁多,有碗、碟、盘、盆、斗、坛、壶、酒盅、笔筒、香筒、粥罐、灯罩、鱼缸、桌屏、铃铛杯、香粉盒、将军罐,以及筒瓶、棒槌瓶、观音瓶等各式瓶。
画面在瓷器上的安排有一器多图和一器一图之分。在大碗、大盘、大棒槌瓶、大圆盖盒等大型器皿上,可以排列多幅甚至整部戏的连环画。例如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有一件高大的康熙青花棒槌瓶,筒形侧面排列场景多达24幅。常见的装饰形式是一器一图组成的成套碟、盘,偶尔也见觚瓶,当初这样成套的有近20件。介于前述两者之间的有碗或者方斗,通常沿外侧一周绘4幅曲意画。
美国洁蕊堂藏有一件康熙五彩方斗,口大底小,属于不能在轮车上拉坯成型的琢器,烧制口沿棱角笔直完美的成品比较困难,弥足珍贵。方斗四面绘《西厢记》曲意图,其中一幅为《佛殿奇逢》—进京赶考的张生途经蒲津关歇脚,去当地古刹普救寺游玩,迎面遇见了因旅途羁留暂住寺内的相国家小姐崔莺莺。平时没有机会见到如此天姿国色的张生,只觉得眼前南海水月观音现身,一时间“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陪伴张生的和尚法聪见到张生行为失态,连忙提醒他休惹事。另一边莺莺的丫鬟红娘注意到附近有陌生男人,赶紧催促小姐移步。莺莺在离去时回首对张生望了一眼。在五彩方斗上,瓷画匠让张生和法聪站在室内,与室外月台上的小姐、丫鬟分属两个空间,以示意男女有别。张生头戴黑幞头,身穿绿绸大衫,手持红折扇。一旁的和尚光着头,着赭色直裰,伸出一手似乎在给张生指点寺内景物,这时张生的注意力已经完全放在了莺莺身上。门洞外红娘着绿衣红裙,外罩釉上蓝彩无袖褙子,手握纨扇,正与莺莺说话。莺莺着红衣绿裙,系着碎花腰裙,正有意无意向张生望去,手中折扇打开,随时可以遮掩脸面。室外红日当头,月台边上筑围栏,栏板之间的柱子装饰雕刻的望柱头,茂盛的芭蕉从墙后探出。在剧本中,张生和莺莺的相遇之处是在大佛殿前,细心的插图设计者通常会在屋内画个佛像。此件方斗的创作者别出心裁,略去了佛像,室内方桌上摆一部书匣,背后衬以山水屏风,将佛堂转换为书房。此画的点睛之笔在于莺莺眼前的一对翩跹彩蝶,以图像象征青年男女一见钟情。
洁蕊堂藏品中还有一款康熙五彩碗,器外开光内绘4幅《西厢记》曲意图,其中一幅为与前一幅场景邻近的《隔墙联吟》。张生自打见了莺莺,即刻害上相思病,决定在普救寺借房住下,以便伺机接近心中的女神。张生从和尚那里打听到莺莺夜间会去花园烧香,就先藏在假山后面等着。待莺莺从角门出来,张生看到月下的莺莺比初见时面容更加标致,似湘陵妃子,如月宫嫦娥,心中爱意氤氲不能自已,遂朗声高吟一绝:“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听闻,芳心被此清新诗句触动,和诗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张生和莺莺通过赓句联吟加深了了解,萌生惺惺相惜之感,奠定了趣味相投的情感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