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玛斯·梅辛革19岁时经历了第一次灵魂出窍。那时他正在韦斯特林山，他家乡法兰克福附近的一片山陵地区，参加为期十周的修行。在经过一整天的瑜伽和冥想后，他吃了一小块蛋糕，睡着了。醒来时他觉得背上很痒，试图用手去挠一下，可是他的胳膊像是瘫痪了一样，他想强迫自己的手臂动起来，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一动将他震出身体之外，飘浮在自己的身体之上。他开始观察起这个房间，又惊喜又害怕。他听到有另一个人在呼吸，惊恐之下，他四下里寻找入侵者。过了很久，他才意识到呼吸声是他自己的。
　　上世纪80年代早期，梅辛革还是一个在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大学就读的哲学系学生，研究心物问题。战后，西奥多阿多诺和麦克斯霍克海默把歌德大学的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变成了一个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歌德大学也仍旧是一个政治氛围激进的校园。在英美，哲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正齐力把心灵重新设想成大脑创造出了的纯粹物质的系统。而在悔辛革所在的系里，这种理论是被批判为反人类和具有法西斯主义雏形的。梅辛革自认为是一个激进分子——他的头发长及腰间，甚至觉得自己在抗议美军时被催泪瓦斯驱赶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但他也是个理性主义者，沉浸在分析哲学派的学术著作中，他最终认定了他的灵魂是大脑创造出来的。因此，那次在他看来千真万确发生了的灵魂出窍给了他双重的冲击。难道唯物主义出错了么？难道意识可以脱离物质存在于身体之外？他把自己吓到了，“我以前真是太傲慢了！”
　　梅辛革开始阅读各种灵魂出窍的经历。他了解到，世界上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五的人曾经历过灵魂出窍，发生的时间多为晚上或者是手术以后;并且几千年来，人们将这种经历视为各种关于灵魂的玄学理论的佐证。（许多宗教传统都秉持人有“细微身”，或者说非物质的自身，能够穿越空间。）与此同时，偶尔的夜里，他还会经历灵魂出窍，飘浮在房间里。一天晚上，他试图打开灯（但是没有成功）;他决定飞过窗户去找他的女友，结果醒了过来。梅辛革开始在自己身上实验。遵循了新纪元“灵体游离修炼者”的建议，他从正午就停止进水，凝视他厨房里的一杯水，再在面颊上铺上盐入睡，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在晚上穿越回那杯水里。在一场小型手术之前，他说服麻醉师换一种药剂，让他能及时醒来感受氯胺酮的效力（氯胺酮以诱导灵魂出窍而著名）。盐一点用也没有，而氯胺酮让他经历了几个小时难受的幻觉。梅辛革无法按需随时灵魂出窍，更无法系统地研究这个现象。
　　1983年，心理学家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出版了一本名为《心智模型》的书，书中提出，人的思维运作经常不是动用逻辑准则，而是在脑中操纵世界的模型。如果你想知道你的沙发和地毯搭不搭，你不是用推理得到答案，而是靠想象，你需要在大脑的舞台场景中摆弄家具。在图宾限的一次晚饭上，研究过灵魂出窍的心理学家苏珊布莱克摩尔对梅辛革说，他其实并没有飘浮在房间里，“你很可能是在你的世界模型里移动了心象地图。”“绝对不可能，”梅辛革记得自己这么想。“这些经历太真实了。”后来，他确定布莱克摩尔说对了。读过约翰逊莱尔德的书后，他开始思考，我们所经历的现实，是否是大脑中的舞台场景——现实的表象——而非现实本身。经历一次灵魂出窍就像是在晚上没人使用舞台时去探班。梅辛革开始构思怎么搭建这个模型。某个内部的心智系统肯定像潜意识下隐形的布景师在运作，让痒有痒的感觉，给天空上蓝色，草地上绿色。
　　在梅辛革完善这些理念的同时，灵魂出窍的次数逐渐减少，直至完全终止。他再也没有理会这个问题，并成为业内知名的精神哲学家。直到2003年，他收到一位名为欧拉夫布兰克的瑞士神经科学家发来的消息，布兰克声称自己掌握了如何在人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让他们灵魂出窍的办法。在治疗一名43岁的女癫痫患者时，布兰克用电流刺激她脑内特定的一个部位，患者感觉向上飘浮起来，低头看到了自己的身体。布兰克注意到许多类似的幻觉体验。刺激大脑另一块区域让人觉得有一个分身站在房间另一头。刺激第三块区域给人一种“有人在身边的感觉”——有人在身边晃来晃去，但就是看不到。
　　不清楚如何解释这些结果，布兰克查找了文献，偶然翻到几篇梅辛革的论文。在论文中，梅辛革将心智模型的理念推导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我们不止活在外部世界的模型里，我们还活在我们自己身体、心灵和自我的模型里。这些“自我模型”并非一直反映现实，它们还可以做出非逻辑性的调整。举个例子，它们可以創造出一个存在于身体之外的自我，也就是灵魂出窍。
　　
　　梅辛革和布兰克着手攻坚自我模型。他们携手认知科学家比妮亚伦根哈格尔和特吉塔迪，创造出一套虚拟现实系统，专门诱导发作灵魂出窍。2005年，梅辛革戴上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这个设备配有双屏，一只眼睛能看到一块屏幕，双眼能产生3D世界的错觉。头戴这个装置，他看见了自己的身体，背对着他站在一个房间里。他看着伦根哈格尔轻抚那个身体的背，他也感觉到了，但是这个被抚摸的背好像在他的正前方。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似在空中飘移，或者说在两个身体之间来回拉扯。他想要完全跳进他眼前的身体，可是做不到。他好像被流放在自己的身体之外。这不完全是一次灵魂出窍的体验，但这证明了，动用计算机科技，自我模型可以被轻易操作。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创立了：虚拟化身。
　　2010年至2015年，虚拟现实研究员梅尔斯雷特和马维桑切斯比贝斯同梅辛革和布兰克合作，在由欧盟出资、十四方加盟的项目“虚拟化身和机械虚拟再化身”中工作。在位于巴塞罗那的实验室里，他们用浸入式的虚拟现实技术操纵实验主体的身体模型，这让他们相信，在虚拟现实中占据的身体是他们自己的。“我们误以为身体模型非常稳定，但那只是因为我们没遇到过其他的情况，”桑切斯比贝斯说。对自己身体极度在意的人群——舞蹈演员、运动员和瑜伽修行师一会觉得难以接受虚拟化身，因为他们“放不开”。“但熟能生巧，一次两次以后，你就进入状态了。”近几年来，斯雷特、桑切斯比贝斯和其他虚拟化身的研究人员发现这项技术还能用于治疗和教育。同时，梅辛革协同哲学家迈克尔马达利起草了一份虚拟现实的伦理规范，专门针对“化身”，因为他认为“化身”把虚拟现实和所有其他媒体区分了开来。哲学家们写道，化身后的虚拟体验会深远地改变我们。它会通过我们尚未理解的方式影响我们，重新定义“我们和自己心灵特有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早期，虚拟现实刚具有操作性，研究人员就开始畅想创造各种生动精细迷幻的世界。在回忆录《新万物的黎明》中，虚拟现实行业先锋杰伦勒尼尔回想起他曾大肆宣扬这项技术，他描绘了一只虚拟的200英尺高的紫水晶色的章鱼，头上有个开口，开口里是一个毛茸茸的大洞穴，洞里有一张拥抱你入睡的床。（“虚幻现实扯动了你的灵魂，因为它回应了你童年的哭声，”勒尼尔写道。）后来，电影《黑客帝国》三部曲构想了一个精确到可以以假乱真的虚拟世界。今天，最先进的虚拟现实电子游戏能召唤出美轮美奂的太空站（《孤独回音》）、沙漠（《亚利桑那阳光》）和岩壁（《攀爬》）。目的是让你觉得自己身在他处。
　　虚拟化身的目标截然不同，它会让你觉得你是另一个人。做到这个不需要华丽的画面，而是需要追踪的硬件，让你的虚拟身，本在虚拟镜子前准确地反射你真实的头、脚和手的运动。在斯雷特巴塞罗那大学的实验室里，我戴上了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在上述的镜子里看到了一个穿牛仔裤、T恤和芭蕾平底鞋的年轻女性。我动，她也动。
　　“你会看到一些飘浮的球体，你得去触摸他们，”软件开发员吉耶莫伊鲁雷塔格耶那说道。
　　几个彩球出现在我的手脚附近，我移动四肢去触碰它们。球体消失了，几个新的代替了它们。我碰完几个新的球体后，伊鲁雷塔格耶那解释说，“化身阶段”已经完成——我已经骗过我的大脑让它以为虚拟的四肢是我自己的了。我的虚拟自我并没有感觉特别真实，这个虚拟世界的质量和20世纪90年代的电子游戏旗鼓相当，当我倾向镜子，和我自己对视时，我的脸平面又卡通。就像吸血鬼，我的身体投不出影子。
　　在我的右手边，我听到门里有钥匙的声音。我转身看见一道走廊。走廊尽头，一个人走了进来，他黑头发，穿着米白色的外套。
　　“你这肥婆娘，”他低声说道，“穿得好看点就这么费劲么？”
　　他开始向我走来，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看我！”他吼道。他走到一个衣橱前，看到了我的手机，把它对着墙一扔。
　　我看着，只提起那么点兴趣。他并不比电脑屏幕上的一张图片更吓人。然后，他靠近了，更近了，侵入我的个人空间。在真实世界里，我很高，但我发现自己还是伸长了脖子抬头看着他。当他一点点逼近，直视我的眼睛，我退身屏住了呼吸。我能感觉到自己心跳加快，胸口收紧，两鬓沁出了汗水。我感到身体受到了威胁，好像我真正的身体陷入了危险。“这不是真的。”我告诉自己，可是我仍然感到了害怕。
　　自2011年起，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和实验室合作，在家暴男性的康复方案中使用这个模拟程序。心理学家索菲亚塞恩菲尔德在桑切斯比贝斯的实验室里完成了一组对照研究，并于近期在自然出版社的《科学报告》上发表了出来，研究表明，经历过这项模拟的男性明显能更好地识别女性脸上的恐惧（家暴者往往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在过去的三年里，作为更大规模的康复计划的一部分，还有数以百计的家暴男性在实验室外经历了这项模拟。桑切斯比贝斯和斯雷特因为样本数量小还不愿意发表初步数据，但他们表示家暴男性的再犯率变低了。（“我能对我的前妻感同身受了，”一名男子回忆道。“我以为他要打我，所以我用一只手遮住了脸，”另一个人说。）只看过视频，或者只体验过虚拟现实模拟而没有经历过虚拟化身的男子很少有这样的感悟。
　　斯雷特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英国人，身材瘦小，说话温和，长相年轻到有点令人晾讶。他陪我走到学校的咖啡吧，在一张靠窗的桌边，他试图解释虚拟化身会怎样产生变革。“没人真的懂这到底是什么技术，怎么运用它，”他说，“某种程度上，大脑不知道真实现实和模拟现实的区别。一个二维屏幕的人，和一个与你等高、正视你的人是截然不同的。”
　　在团队各方人员的合作下，斯雷特和桑切斯比贝斯进行了许多附身模拟，展现了身居新的虚拟身体如何才能产生有意义的心理转变。在一项研究中，数位参与者均化身为一个小女孩，围在一个毛绒玩具熊、一个摇摆木马和其他玩具中间，看着她们的母亲责令让她们整理房间。（在虚拟现实研究院多姆娜巴那库的监督下，我试了一下，我弱小的身躯和母亲同我说话时天神般吓人的高度都让我震惊不已。）在另一项研究中，白人参与者会在黑人的虚拟身体里待十分钟左右时间，学习太极。之后他们参与了一项旨在揭示潜意识里种族偏见的测试，得分有显著提高。“这些效果发生得很快，似乎也很持久。”斯雷特說，一周后，白人参与者在种族主义态度上保持相同的结果（种族偏见测试结果在巴塞罗那得到多次应验，伦敦的另一个团队也收到了同样的结果）。化身模拟似乎溜进了认知阈限之下，影响了思想联想和潜意识的部分。斯雷特说，“这不是‘我知’是‘我在’。”
　　斯雷特设想着各种通过虚拟化身有益身心甚至极乐的学习方式。“想象一下，如果你害怕演讲，现在舸以化身为安吉丽娜朱莉，在几千位欢呼的群众面前演说，”他说。（他认为当你化身为安吉丽阳5朱莉后，自信会跟着你回到自己的身体。2015年，斯雷特的团队为巴塞罗那当代文化中心的一个艺术展览搭建了一套虚拟现实技术。在这套虚拟现实中，参与者一起住在迷幻的热带岛屿上，化身为优雅的人形生物，有点像《阿凡达》里的纳美族人。一个半小时的过程中，他们的虚拟身体衰老并死去;死后，参与者在一个闪回里回顾他们虚拟的一生，然后向上飘浮进入一个充满白光的通道。当他们摘下头显设备时，他们在屏幕上看着岛上的同胞为他们立起一座悼念他们的碑。经历过濒死的人会对生命的意义产生新的想法，斯雷特的团队正在研究虚拟死亡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效果。“我们在尝试探索‘永生’的言外之意，我们现在的生命是虚拟生命，就好像，我们死后，把头显摘掉，就到了另一个星球。”他说。
　　虚拟化身并非一路高歌。2015年电子游戏公司卡普空发行了《厨房》，一个虚拟现实恐怖情景的游戏。情景中，玩家被绑在一把椅子上，一个神经错乱的女人拿刀插进了玩家的大腿。虚拟现实游戏《外科手术模拟器》里，玩家要用电钻、骨锯和其他手术工具在手术台上活体解剖痛苦扭动的人形外星生物。像大部分虚拟现实电子游戏一样，《厨房》和《外科手术模拟器》中玩家的动作很奇幻，顶多也只是半化身状态。即便如此，斯坦福业内领先的虚拟现实化身研究员杰里米贝伦森在《按需体验》的书中称，做完一次虚拟活体解剖，他“觉得真的很过意不去，有负罪感。我用自己的手犯下暴行。” 　　他还在书中写道，在游戏的遥控器上按下按钮出拳或开枪，再在屏幕上看结果，和玩浸入式虚拟现实游戏，在游戏里用你的虚拟臂虚拟手去打、去捅你的敌人，或者用一把枪瞄准他再扣动扳机，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在他们的虚拟现实伦理规范中，梅辛革和马达利预言：“用户受到心理创伤的风险会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稳步增强而增加。”梅辛革认为，虚拟的杀人和性暴力应该被禁止。他还担心某些场景会催生心理学家称之为“黑暗三重组”的人格特征：自恋情结、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变态。他惧怕虚拟现实版《西部世界》造成的影响。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想躲也躲不掉，”在喝咖啡时，斯雷特说道，“虚拟现实技术一点点传播，人们会因虚拟现实产生道德恐慌，就像当初漫画和电视问世时一样。它会是万恶之源，大家会大肆批判它。我希望这些公司意识到这点，因为他们得做好准备。”
　　斯雷特是“虚拟化身和机械虚拟再化身”项目的领头人，他协同其他研究人员，和梅辛革一起完善虚拟现实伦理规范。他认为保持警惕是应该的：“虚拟现实会传得很广，传到家家户户。尽管虚拟现实的形式已经三四十年没怎么变过了，就是头戴式设备那一套东西，但是还没有人一小时接一小时、一周接一周、一个月接一个月地花时间在虚拟现实里。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喝完咖啡，斯雷特送我走回实验室。这天尤其冷，校园肃静空旷。杰伦勒尼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虚拟现实最美妙的部分是摘掉头显之后：在一个相对单调的电脑合成世界里沉浸过以后，“一小段时间里，”人们会发觉，在真实的生活中，“最最普通的表面，便宜的木材或者朴素的尘土，都有无限的细节装点着。”我们走着，我对松树叶和水泥的质地着了迷，对楼梯埃舍尔般的多维度和棕榈树上开始堆积的雪花叹为观止。
　　进了大楼，我跟着斯雷特爬了一段楼梯。在楼梯平台上，我们走过一个眼睛充满表现力的高大的人形机器人，白色的塑料皮肤下看得出他金属的骨架。在一个不远的实验室里，心理学家劳拉艾默里奇和机器人学家萨米尔基舒雷，帮我穿上了一件布满白色塑料点的维克罗紧身衣。我戴上耳机和虚拟现实头显。耳机里没有一丝声音，头显也一片黑。有几分钟，我站在那儿，独自沉思。
　　“抱歉，”基舒雷说，“技术难题。”
　　然后，头显启动了，我出现在实验室外楼梯的平台上。我视机器人所视，听机器人所听。基舒雷把一个立镜推到我能看见自己的位置。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脸——机器人的脸——正自内发出亮蓝色的光。
　　机器人跟踪了我的动作。我把我的机械手臂移上移下，头摇来摇去。当我往左边看时，看到了站在楼梯旁的斯雷特，而我的右边，通过窗户我能看见雪花飘散的后院。我头部的运动和机器人的同步有一点延迟，感觉化身了一半，好像我喝多了一样。
　　“视觉上很强大，但是感官运动上有冲突，”基舒雷说，“如果你的头在扭动，但机器人的头不动，这就会导致化身的感觉被打断。”我有些心不在焉，机器人的金属手好像任由我掌控，我被这双手迷住了，我点了点我的兩个头。
　　艾默里奇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来击个掌！”她说。我们击了个掌。她又到我另一边，“现在握个手，”她说。我们握了个手。因为机器人手上的触感没法传递到我的手上，握手只是视觉上的。艾默里奇走开又回来，举起我的大衣，“伸手碰一下你的外套。”慢慢地，我伸出手臂，看着我的金属手指伸向我的衣服碰到了它，指尖麻麻的感觉吓了我一跳，一次幻触。
　　“我感觉到什么了，”我说，集中精力感受着。感觉真的在那儿，一股温暖盘旋的电流。
　　18世纪，哲学家乔治巴克利主张现实只存在于我们的脑中。塞缪尔约翰逊则对这个理念没有一丝耐心;他宣布，“我如此反驳！”然后踢了一脚石头。两个世纪以后，诗人理查德威尔伯赋打油诗一首回应：
　　踢石头，萨姆约翰逊，碎骨头，
　　不过是浮云，浮云做的石头，
　　“那不是真的，不过没关系，”斯雷特看着我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是一次真实的体验。”
　　对于梅辛革来讲，“真实的体验”这种词像是一个有待解开的谜语。他现在六十岁了，外形酬以一个德国版的史蒂夫乔布斯，留着一头短而硬的灰头发，戴着一副玻璃眼镜，一张严肃的脸犹如雕刻，打扮时髦、精神，身上透着一股警觉而可畏的宁静，仿佛四十一年以来，每天都要冥想两次一般。
　　“说来话长，”他带着温和的德国口音说，“我觉得，人类的自我模型分很多层。有些层是透明的，就像我们的体感，好像是绝对真实的。你只要看”——他指向我们旁边的椅子——“椅子就在那里。有些层是不透明的，就像我们的认知层。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思想是内部的心理构建，有真何假。”作为哲学家，梅辛革的想法是想看透叫是否可以变得不透明。在他的著作《不停在的人》和《自我隧道》中，他尝试指出我们自认为真实的体验实际上是由我们的大脑创造出来的虚拟现实的复杂形态。
　　想象一下，你正坐在一架飞机的驾驶舱内，周围是仪器和操纵装置。这是一个未来式的驾驶舱，没有窗户，本该有窗户的地方是一台显示地貌的电脑。在这个驾驶舱里，你可以自如地开你的飞机。但是，我们还有没法解答的问题。你驾驶的飞机是什么型号？（可以是波音777，也可以是空客380。）屏幕E显示的地貌有多准确？（可能夜视软件把黑夜转成了白天。）当你推动引擎，你听到隆隆的轰鸣。这是不是意味着飞机正在加速？这些是可以模拟出的结果吗？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你可能是在飞行模拟器里，也可能在开一架真飞机。在梅辛革看来，我们就是这样活着的。
　　飞机驾驶舱里的仪器向我们汇报俯仰、偏航、速度、燃料、高度、引擎状态等信息。人类的身体要处理更复杂的变量，一方面是我们的身体状况：躯体和四肢的状态，另一面是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感知到什么，感受到什么，想什么;我们的意图、知识和记忆;我们在哪里，是谁。你可能想知道是谁坐在驾驶舱里，掌控着一切。梅辛革觉得没有人坐在那里。“我们”才是仪器，我们的自我意识是仪器数据卖出的总和。仪表盘上，有一个写着“飞行员就位”的指示灯。灯亮，我们就有自我意识;我们感觉自己坐在驾驶舱里，观察控制着这些仪器。当你醒着时，你自然会认为灯一直是亮着的。实际上，灯其实一直是关着的——在我们走神时，在我们大部分的精神生活中——而飞机仍在飞行。 　　关于驾驶舱，有两点事实特别重要：其一，尽管驾驶舱控制飞机，但它本身不是飞机。驾驶舱只是一个模拟、一个模型，属于一个更庞大、更复杂也迥然不同的机器。这个事实的引申意为我们讲述飞机驾驶舱里发生了什么——“我把操纵杆拉上来了”;“我碰到了我的外套”——和现实里整个系统发生了什么是完全不同的。其二是我们看不见这个驾驶舱，这可能更难理解。“你不能认定你的自我模型是模型”，梅辛革在《不存在的人》中写道，“它是透明的，你一看就看穿了。你看不见它，但是你同它一起看。”我们对于现实的精神模型犹如虚拟现实的头显，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存在。透过它们，我们经历着自己的内心生活，并生成实实在在的内心感触，但实际上：
　　从来就没有人是自我，或者说从来没有人拥有过自我，只有有意识的自我模型，而它们还尚不能称之为模型……你现在就是这样一个系统……你在阅读这些句子的同时，你不断地在混淆你自己和你大脑中自我模型激活出的内容。
　　许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不存在的人》里捕述的这些观点时，我以为我读懂了。我读到过被截肢的人会感觉到“幻肢”的存在。当然，这也讲得通，因为他们的身体模型和现实脱节了。我承认我们的内心状态也可以是这样一就像一个失去手臂的人仍能感受到手的存在，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人也可以觉得在使用自由意志。然而直到我拜访了斯雷特的实验室，我才感受到了这些观点的全力。当我化身为机器人的时候，我感受到的幻触——我身体模型的逼真产物——让我一下乱了阵脚。但是难道我不是一直都有感受到幻触么？每当我经历某种情绪，想出一个主意或是做出某种选择，我的自我模型都在对我讲一个故事，一个无比陌生、可能是非个人的进程在我脑中展开，每一次我不都是在和这样一个虚构的故事互动么？我的内心世界也是虚拟的。
　　在一家法兰克福的蛋糕店里——“他们说这是阿多诺带他勾引的女子来的地方;多少历史性的谈话在这里发生！你知道什么是‘控制的幻觉’么？”他不怀好意地问。“如果有人让你丢骰子，而且告诉你丢得点数越高越好，你就会丢得更起劲儿！”他相信很多事物得以控制也是幻想出来的，大脑成像告诉我们，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思考就已经发生了。
　　不过梅辛革表示，如果一个想法跨越了潜意识和意识的界限，我们会觉得“是我引发了这个想法”。引发想法的虚幻感也是自我模型的另一特点，一种在标为“思想”的数据读出从“关”切换到“开”时产生的虚幻感。如果你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个数据读出会在不恰当的时候关停，你就会觉得有其他人在引发你的思想。“心灵需要跟自己解释它是怎么运作的，”他边说边把手摊开。
　　近来，梅辛革在思索修行时冥想的经历。冥想的核心是训练和培养心灵的自主：当冥想者的思想开始游荡，他会注意并抑制那个过程，从而回归到专注呼吸中。“内心说，‘我现在要重新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梅辛革说，“思想说，‘我要重新去游荡。’”他躺在椅子里向后一仰，笑了起来。“解放或脫离精神上的努力有可能会导致新的幻觉。”
　　他一脸安慰地看着我。“这并不代表没有东西是真实的，”他说。“不是说这就是《黑客帝国》里的母体一模拟程序在什么硬件上运行，而是说你不是你的模型。你是整个系统一产生自我模型的生理生物组织，包括它的身体，社会关系和大脑。模型只是系统的一部分。”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和这些相比，我们感受到的“自我”更小，而且不同。
　　这样想的话，原来我们的确拥有细微身，我们还寄居在细微的自我中。当一个人存在时，他觉得他了解世界和他自己。实际上，他感受到的是一个世界的模型，并处在自己的模型中。我们的心灵维系着这些模型，让这些模型构建的本质处于隐形。但是有时他们也会显形，到那时，这些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这个发现有令人泄气之处：原来我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稳固。但同时，理解感受的构建和临时性也同样令人振奋。我们对世界和对自我的感知很真实——怎么能不真实呢？——但我们慢慢理解了我们自己在创造感知的表面真实性中所扮演的角色。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说，“老去的代价”是趁着我们“饱富激情”，获得“为存在加入至高滋味的力量。”
　　在化身后的虚拟现实里，有时能瞥见成为虚拟物体的自己。斯雷特的实验室里，两个心理学家索兰内雷特和塔尼亚约翰斯顿帮我戴上了头显。前一天，成像系统扫描了我的身体;现在，在虚拟世界里，我在虚拟镜中看着一个虚拟的我，穿着我的衣服：蓝衬衫、灰牛仔裤、棕靴子。
　　“我需要你想一个比较私人的、给你的生活造成了一点困难的问题，”我一边过着几个化身圳练，一边听内雷特说，“你把这个问题解释给弗洛伊德听。说完了以后，你按这个按钮，”——她抓住我的手指向一个控制器一“然后你就会进入弗洛伊德的身体。仔细听你说的话，试着给自己一些建议。”
　　虚拟世界启动了。我身处一间宽敞的玻璃房里，坐在一张桌子旁。屋外野花点缀着洒满阳光的草坪。坐在我对面桌子后的，便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我桌上的红灯变绿了。
　　我停顿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开始，“我的母亲住在疗养院，如果探望她的人和我说起她的近况，我就会有罪恶感。”
　　我按下按钮，世界转换了。现在我变成了弗洛伊德。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白衬衫、灰西装一在一旁的镜子里检查了一下我的胡子。坐在对面桌子后的是我的分身，穿着蓝衬衫、灰牛仔裤和棕靴子。他张开嘴，又闭上了。他把双手放在大腿上，低头看着它们。
　　“我的母亲住在疗养院，如果探望她的人和我说起她的近况，我就会有罪恶感。”他用我的声音说道。
　　看着他，我感到着迷、好奇和怜悯。那是我么？他好像是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你为什么有罪恶感？”我以弗洛伊德的身份问道。
　　我按下按钮。现在，我隔着一张桌子坐在弗洛伊德对面。他伸长了脖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你为什么有罪恶感？”他问我。他的音色很奇怪，比我的更年长更低沉。
　　“因为我住得远。”我以我的身份回答。 　　我按下按钮。
　　“你为什么住得远？”我以弗洛伊德的身份问。“能给我讲一下理由吗？”
　　很快，我掌握了节奏。弗洛伊德和我聊了近20分钟。他很有洞察力;他说了些我在日常生活中从来不会对自己说的话。我摘下头显时，我被打动了。我想告诉自己，“聊得不错。”从他的视角，我看上去很不一样，更难过、更寻常、更能被人理解。我告诉自己，要记住那个我。
　　我抬起头看着斯雷特，他与内雷特和约翰斯顿站在一起。“我觉得刚才的谈话让你触及到了你平时压抑自己的一面。”他说。
　　“它完全改变了平时你对自己内心想法的评判标准。”内雷特说。
　　“因为你在你的身体之外，你能看见也能听见自己说话，”斯雷特说，“当你看见你眼前的人向你描述问题时，你的本能反应是去帮助他们。就算这个人是你自己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觉得是在和自己说话，”我说。“就像是真的对话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自我。”斯雷特说，扬起一边眉毛。
　　抵达巴塞罗那前，我问过斯雷特和桑切斯比贝斯能不能让我体验一下虚拟的灵魂出窍。当天晚些时候，在实验室的另一边，我和三个研究员——皮埃尔布尔丹、伊查索巴贝利亚和拉蒙·奥利瓦——坐在一起，他们把几个小震动电机戴在我的手腕和脚腕上。虚拟现实头显内，我看见一个虚拟房间，房间内有一张咖啡桌和一个壁炉。面前的虚拟镜子里，我见到了令人不安的画面：一个身着黑色维克罗服的人，他的眼睛藏在黑色的虛拟现实头显后。那是我，现实世界中的我。
　　“你会在咖啡桌上看到一些图形，”布尔丹说。“用脚追踪它们。”
　　我听见电脑鼠标的点击声。象形文字一样的图形出现在桌上，我追踪了它们。
　　“接下来，你会看到一些弹跳的小球，”奥利瓦说。鼠标点了一下，几个蓝色小球在我身边飞舞起来。因为电击，我感觉到了这些小球，又轻又软。
　　“试着动一下手和脚，”奥利瓦说。我照做了，球体也跟着动了。
　　我坐下，花了几分钟的时间熟悉我周围奇怪的环境。接下来，没有任何预警，我的视角动了起来。我被往后扯，从自己的身体里被扯了出来。一开始，我看见自己的后脑勺，然后是我的背部。我开始往房顶上飘。从那里，我朝下看着坐在椅子里的身体，被包围在打转的球体中。沉默统治了我的大脑。没有思想能够与这次经历匹敌。我并不觉得我离开了自己的身体，我觉得我的身体离开了我。我摘掉头显时，斯雷特和布尔丹正看着我。“体验如何？”斯雷特问。
　　“我不知道，”我说道。
　　“你的感觉？”布尔丹问。
　　“怪怪的，”我说。
　　“有些人有很强烈的反应，”布尔丹说，“他们会大吼大叫，尝试去抓椅子，”他顿了顿，“我觉得这暗示了你可以把你的灵魂从身体里分离出来。这是对死亡的恐惧。”
　　我点了点头，把头显捧在手里。
　　在法兰克福的波斯餐馆吃午饭时，我向梅辛革描述了这次的虚拟体验。我想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在虚拟现实里的灵魂出窍是真的灵魂出窍么？摸到我外套的感觉又如何解释？那是真的么？
　　“想要理解‘真’这个词，其实是个很宏大的问题，”梅辛革说，他眉头紧皱，“很有意思，真实和非真实的界限可能完全混淆了，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他伸手指向我们桌子上的烛火，“在佛家的形而上学里，有一个‘空’的概念。意识到事物的‘空’是指，‘这既不是真的，也不是不存在的。’我们对蜡烛的感知指的是在真实的世界里的真实物件。但是这根蜡烛一我们看到的这根一这是心理上的内容。不过，如果说我们的体验——也就是我们脑中的模型——是不真实的，也是不正确的。它是‘空’的。‘空’可能是他们用来说明一个东西是虚拟模型的说法。‘空’可以是‘虚’。”
　　我听着，手指间揉搓着外套的料子。这件外套是真的，我的手指也是。但是外套在我手指之间的触感，存在过，在我脑中确凿又含糊，可能是“空”的。
　　梅辛革点了杯咖啡。杯子放在一个花哨的银盘上，小巧精美的杯子盛着快要溢出来的咖啡，杯子问是撒了糖的椰枣。我们的服务员用德语告诉我们怎么喝。“多谢，”梅辛革用德语回答，“她说先吃一颗枣，再抿一口咖啡，因为这样苦味和甜味就有对比反差。”我试着吃了一颗枣，把手指上的糖搓掉，接着抿了一口咖啡，她说的对。
　　天色晚了，我们起身去公园散步。我们走着，梅辛革想知道虚幻现实会怎样影响宗教和艺术。“你能不能以‘空’的状态体验自我？”他问，“我的意思是没有自我——没有控制？我在我的生活中发现这种状态通常有一个始也有一个终。”一个微笑打断了他严肃的表情。他笑了。“你知道么，梅尔斯雷特的实验室里有着最酷的东西——我坐在一问虚拟的房间里，房间里烧着咔咔作响的火，还有一面大镜子。我朝下看，空无一人，椅子上是空的。我就喜欢那种感觉。”
　　公园静美。昨夜下过了雨，沙路还湿着。太阳很低，我们的脚印留在沙子上。一个男孩骑车穿过水洼，我们听见水拍打的声音。我又累又兴奋，脑子里满是想法。天是蓝的，草是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