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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启动之年，改革二字，无疑是这一年中国经济的主题。
2013年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规划了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蓝图，而接下来的这一年则被各方给予“厚望”。高层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决心有多大，改革障碍有多大，以及改革道路有多曲折，这一年的变化会给出部分答案。
这一年，中国第一次在官方话语系统中将GDP增长的数据限定在“7.5%”的上下浮动，中国经济正式进入重质量，而不光看速度的“经济新常态”。此外，各方面的经济改革几乎是齐头并进式推进，金融改革、国企改革、资源价格改革等老大难问题再次启动。
和30多年前的那一场改革相似，2014年启动的本轮改革主要模式也是“放权”。民营银行的放开、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其出发点都是简政放权，扩大准入。但不能忽略的现实是，世易时移，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内部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早已不同于30多年前，“放权”式的改革并不能包治百病。
人们总说“历史会惊人地相似”，时隔35年，两轮经济改革路径的确存在某些明显的共通之处。
2013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修订了《公司法》，新法将于2014年3月1日起施行。“2014新公司法”共修改了12个条款，将公司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取消了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这是一次最明显不过的“放权”式改革，并由此启动了2014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
对当下中国来说，产能过剩、消费不足这些问题已是老生常谈。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在各大城市，创业热情同样高涨，于是国家抛弃了所谓“资本主义尾巴”的说法，鼓励返城青年作为个体户在城市开门创业，启动了中国企业群体的一次大复兴。
本次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同样推动了创业热情，至少从数据看是乐观的。统计显示，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后，最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国内新增注册公司显著增加，改革半年时间内，新登记的市场主体659.59万户，同比增长15.75%。
但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市场主体新注册的热情并不一定说明了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的坚挺。
当下，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已逐渐被国内外人士所完全接受。2011年，中国GDP增速为9.2%，2012年，降至7.8%，2013年，为7.7% 。对于2014年的中国GDP增速，大多数机构都把预测数字定在了7.4%至7.5%的区间之内。换言之，GDP“保八”的游戏在2012年结束之后，并未有过“温和调整”，而是直接向下跌去。
在数据之外，更应看到本质的问题。对当下中国来说，产能过剩、消费不足这些问题已是老生常谈。它们只是现象，更深层的问题是权力或者说行政手段的介入，破坏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机制。广受诟病的过剩产能，其伴随的必然是投资的不断加码，其背后又是廉价资金的运用，以及金融市场风险定价机制的形同虚设。
金融体系的最大问题是，大部分金融资源都是以权力或者“关系”来调配的，所以才会不计后果地涌入“铁公基”和那些收益率极低的领域。可喜的是，所有人都认识到调配扭曲的症结是管制，于是中国开始逐渐推动了金融改革，从2014年年初的民营银行申报热开始，民间资本都像打了鸡血，纷纷上书请办银行，准备从金融管制开放的大餐中分羹一杯。
事实上，金融改革可看作价格改革的一部分。所谓价格改革，几乎是中国30多年改革历程中从未缺席过的主题。改革开放之初，普通中国人最憎恶的腐败问题莫过于价格“双轨制”，比方说，很多“官二代”会从权力部门拿到低价的商品配额，然后转手到市场赚取一笔巨额差价。
而如今，这场价格改革仍是一场未竟的改革。30多年来，资金、土地、能源等领域价格改革都没有真正完成。价格改革的停滞，直接导致了生产性要素的价格无法市场化，其价格没有市场化，便永远都有寻租的空间。更要紧的是，直接破坏了企业生产链条的“公平性”，更直接在经济体中形成一个背靠权力“收租”的群体，高利贷放贷者、有“关系”的地产商、周滨之类的“民营”能源巨头都是此中人。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普通中国人的创业艰难，并非因为中国人缺乏商业的智慧，而是背负着太重的“租金”。
经济增速下滑，其本质是“政府公司化”发展模式正在走向穷途末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必然需要真正的公司群体。实际上，中国经济当下最不缺乏的便是资金，真正的好公司一定不会缺乏投资，也不会在乎那几万元的注册资本。因此，即便修改了《公司法》，放开市场准入，只要“租金”的问题没有改变，中国人的创业热情很快便會被新一轮的经济形势变动打得七零八落。
中国“有经济而无企业”之忧，何时能解？
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是解药吗？
2014年11月，在浙江乌镇出席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介绍，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四家企业进入全球互联网公司十强。看起来，中国已经成为互联网产业的强国。
一直以来，中国的“四大行”、“三桶油”等“特许经营”企业长期雄踞世界500强榜单，但它们并不能让中国人骄傲。而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则足以让中国人兴奋，因为这个行业看起来体现了市场“公平正义”的自由价值，大企业和好企业也体现了这个国家在该产业的真正实力。
2014年年底，在纽交所上市的阿里巴巴，市值超越了3000亿美元，远超过了美国最大的电商企业亚马逊，也超过了亚马逊和另一家电商巨头eBay公司的市值总和。权威统计数据还显示，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网民已增长至6.32亿，而到2015年，这个数字将超过8.5亿。换言之，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还将因为网民技术膨胀而迎来新一轮发展。 但一个有趣的问题是，2014年的中国经济，“新经济”和“旧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谓冰火两重天。“旧经济”好坏的最直接体现莫过于股市，A股在经历长期低迷之后，终于在年底迎来一轮暴涨，散户纷纷重操旧业。但遗憾的是，几天之后，A股便进入暴跌。没有好企业，光靠高杠杆的融资，怎么能撑得起股市的长期繁荣？
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意见》的精神和此前半年公布的三中全会决议完全一致，是决议的具体化。按照《意见》的精神，中国将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企业和居民投融资渠道，以此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股市是企业的股市，企业质量是市场好坏的根本。因此，《意见》围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这一目标，提出了诸如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规范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鼓励建立市值管理制度、开展员工持股计划等措施，希望以此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运营质量。不过，上市公司的质量靠的必然不是一纸文件，而是根本的改革。这个改革不光在于股市的监管，也在于整个企业营商环境的脱胎换骨。
“新经济”的好和“旧经济”的不好，其存在都扎根于中国现有的营商环境。以电商巨头为例，其运营的重要逻辑是中小商贸企业“地租”成本太高，而影响普通消费产品定价过高，导致普通中国人无法去商场消费。而电商则解决了这个问题，物美价廉的商品，它们其实意味着电商巨头“拿走了”商业地产商的蛋糕，分给了中小商贸企业和网购者。王健林和马云持续几年的“豪赌恩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新经济”，并非中国经济的“解药”。中国的电商巨头，其市值能够超越美国同侪，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国的营商环境存在极大差异。这个差异造成了“新经济”的火，也造成了饱受各种“租金”困扰的“旧经济”的冷。而互联网经济在中国的火爆程度早已近乎夸张，这并不完全是好事。
对后发国家来说，35年是一个里程碑，似乎也是一个“坎”。1961年，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执掌韩国的军政大权，1962年制定“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韩国经济从此进入了快车道。1996年，韩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差不多在35年的时间里，韩国加入号称“世界富国俱乐部”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式由发展中国家变为发达国家。
但这个国家很快为其“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付出了代价。在这个模式之下，国家通过金融、税收等措施，以举国之力支持几家大企业搞研发，打造外向型经济。这样做虽然短时间内打造了一批世界级企业和品牌，但其负面效果不容忽视。
经过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底，韩国的人均GDP从1996年的1万多美元下降到了6000多美元，缩水40%。危机之前，韩国全国的金融公司为2103家，金融危机后，仅存在一半。韩国的发展，其症结之一也在于其资源，尤其是金融的配置并不完全靠市场，而是靠政策的倾斜，那么危险必然会临近。
对中国而言，由于巨大的母国市场的存在，以及高储蓄率的“金融保险效应”的原因，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看起来不大，但内部和外部的金融风险亦不能等闲视之。
除GDP增速的下行之外，另一个数据的变动也不容忽视。在12月初，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出现了不小的下跌，跌近6.1855元，刷新了2014年7月23日以来的近4个多月低位。
人民币走软的原因，固然有美国退出QE政策影响，但更大程度上必然是内部经济变动在本币比值上的反应。曾经，强大的“中国制造”奠定了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的基础，而如今，人民币贬值预期已若隐若现。
可以说，不论从内部还是外部经济环境来看，中国经济改革势在必行，并且步伐必须加快。但从目前来看，改革并不是那么轻松。
金融改革一直被认为是新一轮改革的重心，而银行业改革更是重心的重心。公众普遍认为，银行机构的多元化是银行改革的必要路径，因此，民营银行被寄予了极高期望。但遗憾的是，监管最终只批准了5家民营银行，而在2014年，更有参与试点的民营企业“退出”了民营银行的试点。
民营银行热冷却的背后，是真正的金融改革迟迟没有推进。一方面，中国的银行供给早已属于严重过剩的阶段，尽管中国人的个人负债率很低，但企业部门的负债率已经“赶英超美”，这背后都是银行的“产能过剩”。民营资本对进入这个“产能过剩”的领域，其实存在着严重的信心不足。
更重要的是，银行改革的“双轮”必然是机构的多元化和利率的市场化，但后面一个“轮子”的改革受到了阻礙。目前，监管部门放开了贷款利率的限制，但并未放开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管制意味着国有银行仍然可以获得低成本的储蓄资金。在这种模式下，显然无法改变目前这种普通国民对金融机构和大国企进行“利率补贴”的格局。
在这种格局下，国有银行必然会把更多的资金以廉价贷给国有企业。事实上，按照统计数据，中国银行业超过一半的贷款都贷向国有企业，国企不计风险成本的资金运用模式才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大阻碍。
那么，改革国企吧。2014年，可以说是国企的改革年，目前的改革方式主要是混合所有制，在央企陆续推出各种改革方案之后，地方国资部门也纷纷出台各种文件，形成了一波国企改革的热潮。但实际上，改革仅仅停留在宣传上，真正参与改革的民间资本并不多。
时间回溯到1978年，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年头，当年国家财政收入仅1132亿。201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129143亿元，比1978年增长100多倍。35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国力的确得到了提升，但经济发展的质量，尤其是企业的质量才是未来改革应该关注的重点。
2013年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规划了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蓝图，而接下来的这一年则被各方给予“厚望”。高层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决心有多大，改革障碍有多大，以及改革道路有多曲折，这一年的变化会给出部分答案。
这一年，中国第一次在官方话语系统中将GDP增长的数据限定在“7.5%”的上下浮动，中国经济正式进入重质量，而不光看速度的“经济新常态”。此外，各方面的经济改革几乎是齐头并进式推进，金融改革、国企改革、资源价格改革等老大难问题再次启动。
和30多年前的那一场改革相似，2014年启动的本轮改革主要模式也是“放权”。民营银行的放开、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其出发点都是简政放权，扩大准入。但不能忽略的现实是，世易时移，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内部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早已不同于30多年前，“放权”式的改革并不能包治百病。
“有经济而无企业”
人们总说“历史会惊人地相似”，时隔35年，两轮经济改革路径的确存在某些明显的共通之处。
2013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修订了《公司法》，新法将于2014年3月1日起施行。“2014新公司法”共修改了12个条款，将公司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取消了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这是一次最明显不过的“放权”式改革，并由此启动了2014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在各大城市，创业热情同样高涨，于是国家抛弃了所谓“资本主义尾巴”的说法，鼓励返城青年作为个体户在城市开门创业，启动了中国企业群体的一次大复兴。
本次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同样推动了创业热情，至少从数据看是乐观的。统计显示，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后，最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国内新增注册公司显著增加，改革半年时间内，新登记的市场主体659.59万户，同比增长15.75%。
但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市场主体新注册的热情并不一定说明了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的坚挺。
当下，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已逐渐被国内外人士所完全接受。2011年，中国GDP增速为9.2%，2012年，降至7.8%，2013年，为7.7% 。对于2014年的中国GDP增速，大多数机构都把预测数字定在了7.4%至7.5%的区间之内。换言之，GDP“保八”的游戏在2012年结束之后，并未有过“温和调整”，而是直接向下跌去。
在数据之外，更应看到本质的问题。对当下中国来说，产能过剩、消费不足这些问题已是老生常谈。它们只是现象，更深层的问题是权力或者说行政手段的介入，破坏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机制。广受诟病的过剩产能，其伴随的必然是投资的不断加码，其背后又是廉价资金的运用，以及金融市场风险定价机制的形同虚设。
金融体系的最大问题是，大部分金融资源都是以权力或者“关系”来调配的，所以才会不计后果地涌入“铁公基”和那些收益率极低的领域。可喜的是，所有人都认识到调配扭曲的症结是管制，于是中国开始逐渐推动了金融改革，从2014年年初的民营银行申报热开始，民间资本都像打了鸡血，纷纷上书请办银行，准备从金融管制开放的大餐中分羹一杯。
事实上，金融改革可看作价格改革的一部分。所谓价格改革，几乎是中国30多年改革历程中从未缺席过的主题。改革开放之初，普通中国人最憎恶的腐败问题莫过于价格“双轨制”，比方说，很多“官二代”会从权力部门拿到低价的商品配额，然后转手到市场赚取一笔巨额差价。
而如今，这场价格改革仍是一场未竟的改革。30多年来，资金、土地、能源等领域价格改革都没有真正完成。价格改革的停滞，直接导致了生产性要素的价格无法市场化，其价格没有市场化，便永远都有寻租的空间。更要紧的是，直接破坏了企业生产链条的“公平性”，更直接在经济体中形成一个背靠权力“收租”的群体，高利贷放贷者、有“关系”的地产商、周滨之类的“民营”能源巨头都是此中人。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普通中国人的创业艰难，并非因为中国人缺乏商业的智慧，而是背负着太重的“租金”。
经济增速下滑，其本质是“政府公司化”发展模式正在走向穷途末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必然需要真正的公司群体。实际上，中国经济当下最不缺乏的便是资金，真正的好公司一定不会缺乏投资，也不会在乎那几万元的注册资本。因此，即便修改了《公司法》，放开市场准入，只要“租金”的问题没有改变，中国人的创业热情很快便會被新一轮的经济形势变动打得七零八落。
中国“有经济而无企业”之忧，何时能解？
互联网并不是全部
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是解药吗？
2014年11月，在浙江乌镇出席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介绍，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四家企业进入全球互联网公司十强。看起来，中国已经成为互联网产业的强国。
一直以来，中国的“四大行”、“三桶油”等“特许经营”企业长期雄踞世界500强榜单，但它们并不能让中国人骄傲。而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则足以让中国人兴奋，因为这个行业看起来体现了市场“公平正义”的自由价值，大企业和好企业也体现了这个国家在该产业的真正实力。
2014年年底，在纽交所上市的阿里巴巴，市值超越了3000亿美元，远超过了美国最大的电商企业亚马逊，也超过了亚马逊和另一家电商巨头eBay公司的市值总和。权威统计数据还显示，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网民已增长至6.32亿，而到2015年，这个数字将超过8.5亿。换言之，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还将因为网民技术膨胀而迎来新一轮发展。 但一个有趣的问题是，2014年的中国经济，“新经济”和“旧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谓冰火两重天。“旧经济”好坏的最直接体现莫过于股市，A股在经历长期低迷之后，终于在年底迎来一轮暴涨，散户纷纷重操旧业。但遗憾的是，几天之后，A股便进入暴跌。没有好企业，光靠高杠杆的融资，怎么能撑得起股市的长期繁荣？
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意见》的精神和此前半年公布的三中全会决议完全一致，是决议的具体化。按照《意见》的精神，中国将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企业和居民投融资渠道，以此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股市是企业的股市，企业质量是市场好坏的根本。因此，《意见》围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这一目标，提出了诸如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规范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鼓励建立市值管理制度、开展员工持股计划等措施，希望以此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运营质量。不过，上市公司的质量靠的必然不是一纸文件，而是根本的改革。这个改革不光在于股市的监管，也在于整个企业营商环境的脱胎换骨。
“新经济”的好和“旧经济”的不好，其存在都扎根于中国现有的营商环境。以电商巨头为例，其运营的重要逻辑是中小商贸企业“地租”成本太高，而影响普通消费产品定价过高，导致普通中国人无法去商场消费。而电商则解决了这个问题，物美价廉的商品，它们其实意味着电商巨头“拿走了”商业地产商的蛋糕，分给了中小商贸企业和网购者。王健林和马云持续几年的“豪赌恩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新经济”，并非中国经济的“解药”。中国的电商巨头，其市值能够超越美国同侪，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国的营商环境存在极大差异。这个差异造成了“新经济”的火，也造成了饱受各种“租金”困扰的“旧经济”的冷。而互联网经济在中国的火爆程度早已近乎夸张，这并不完全是好事。
“放开”不等于“改革”
对后发国家来说，35年是一个里程碑，似乎也是一个“坎”。1961年，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执掌韩国的军政大权，1962年制定“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韩国经济从此进入了快车道。1996年，韩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差不多在35年的时间里，韩国加入号称“世界富国俱乐部”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式由发展中国家变为发达国家。
但这个国家很快为其“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付出了代价。在这个模式之下，国家通过金融、税收等措施，以举国之力支持几家大企业搞研发，打造外向型经济。这样做虽然短时间内打造了一批世界级企业和品牌，但其负面效果不容忽视。
经过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底，韩国的人均GDP从1996年的1万多美元下降到了6000多美元，缩水40%。危机之前，韩国全国的金融公司为2103家，金融危机后，仅存在一半。韩国的发展，其症结之一也在于其资源，尤其是金融的配置并不完全靠市场，而是靠政策的倾斜，那么危险必然会临近。
对中国而言，由于巨大的母国市场的存在，以及高储蓄率的“金融保险效应”的原因，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看起来不大，但内部和外部的金融风险亦不能等闲视之。
除GDP增速的下行之外，另一个数据的变动也不容忽视。在12月初，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出现了不小的下跌，跌近6.1855元，刷新了2014年7月23日以来的近4个多月低位。
人民币走软的原因，固然有美国退出QE政策影响，但更大程度上必然是内部经济变动在本币比值上的反应。曾经，强大的“中国制造”奠定了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的基础，而如今，人民币贬值预期已若隐若现。
可以说，不论从内部还是外部经济环境来看，中国经济改革势在必行，并且步伐必须加快。但从目前来看，改革并不是那么轻松。
金融改革一直被认为是新一轮改革的重心，而银行业改革更是重心的重心。公众普遍认为，银行机构的多元化是银行改革的必要路径，因此，民营银行被寄予了极高期望。但遗憾的是，监管最终只批准了5家民营银行，而在2014年，更有参与试点的民营企业“退出”了民营银行的试点。
民营银行热冷却的背后，是真正的金融改革迟迟没有推进。一方面，中国的银行供给早已属于严重过剩的阶段，尽管中国人的个人负债率很低，但企业部门的负债率已经“赶英超美”，这背后都是银行的“产能过剩”。民营资本对进入这个“产能过剩”的领域，其实存在着严重的信心不足。
更重要的是，银行改革的“双轮”必然是机构的多元化和利率的市场化，但后面一个“轮子”的改革受到了阻礙。目前，监管部门放开了贷款利率的限制，但并未放开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管制意味着国有银行仍然可以获得低成本的储蓄资金。在这种模式下，显然无法改变目前这种普通国民对金融机构和大国企进行“利率补贴”的格局。
在这种格局下，国有银行必然会把更多的资金以廉价贷给国有企业。事实上，按照统计数据，中国银行业超过一半的贷款都贷向国有企业，国企不计风险成本的资金运用模式才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大阻碍。
那么，改革国企吧。2014年，可以说是国企的改革年，目前的改革方式主要是混合所有制，在央企陆续推出各种改革方案之后，地方国资部门也纷纷出台各种文件，形成了一波国企改革的热潮。但实际上，改革仅仅停留在宣传上，真正参与改革的民间资本并不多。
时间回溯到1978年，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年头，当年国家财政收入仅1132亿。201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129143亿元，比1978年增长100多倍。35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国力的确得到了提升，但经济发展的质量，尤其是企业的质量才是未来改革应该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