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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慕尼黑市郊的达豪（ Dachau）集中营 ，大门套小门，小铁门上铸造了两行大字：“ARBEIT MACHT FREI” （“劳动使人自由！”）。
达豪集中营是纳粹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并成为纳粹反人类的标志。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及其同伙上台，3月20日，刚上任11天的慕尼黑警察头子希姆莱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告，要在达豪建立一座劳改营。次日，报纸宣布，这座集中营将能容纳5000罪犯。3月22日，达豪集中营正式启用。当天，第一批囚犯—“政府不喜欢的人”或“人民祸害”被押进集中营。
此后，达豪集中营一直使用了12年，直到1945年被美军解放。这是德国唯一使用如此之久的集中营。德国的纳粹分子，就是在此进行血腥的反人类活动。
80年后的今天，我走进达豪，亲眼目睹了这个非常所在。
首先进入的展室，当年是集中营的管理处，现在开辟为纪念馆，陈列着各种文献资料。第一个强烈印象就是一张大地图，上面标注了纳粹在各地所建的集中营，密密麻麻一大片。纳粹，要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座集中营。
“人种政治”分类学
当年走进这里的囚犯，头发和身上的毛发都被剃光，裸体进行检查、淋浴、消毒，换上囚服。佩戴上用以区分是哪一类人的胸章—涂上不同颜色的一个三角形。然后，被关到囚室中。如今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展品，更无任何装饰品，连颜色也简化到几乎只有黑白两色。两排水泥柱子，一根接一根支撑着囚室，中间什么也没有。看不见的恐怖，似乎还在四下徘徊。
一个展室接一个展室。一张张照片和文字说明，贴在一块块大白布上，白布悬在半空中，微微飘荡，一时间，我觉得自己看到了中国传统殡仪中举起的灵幡。
一张张大照片，显示了纳粹主义的“人种政治”分类学：国家敌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君主主义者、犹太教徒、教会的神职人员以及耶和华见证人、同性恋者，都属于必须从社会上被清除的同一种类，即“人民的祸害”。他们共享一个罪名：“危害国家安全。”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影响广泛，斯宾塞更将这个有待进一步证明的生物进化理论应用到人生的每个方面，发展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中适者生存、弱肉强食都是必然的过程。1872年巴佐特更将该理论应用在民族发展上，形成种族主义。这种思想延续下去，必然产生纳粹运动。
社会民主党人等政治犯佩戴红色三角形；耶和华见证会人，紫色；同性恋者，粉色；吉卜赛人和其他“反社会”或“好逸恶劳”的人，黑色；普通罪犯，绿色。最重要的是，你的名字被取消了，从此按照数字编号，这意味着，从此你不再是人，仅仅是一组数字，随时可以抹掉的几个字母和一个彩色的三角形。
一张张“活人医学实验”的照片，立即让我的心揪了起来。多年前看过《第三帝国的兴亡》，那些“活人医学实验”的故事，曾令我心惊胆颤。现在清晰的画面就在眼前，冻僵了的囚犯被放到热水中，实验人员记录下他们复苏的数据，但照片上显示的却是他们闭上了眼睛。另外的照片显示，高压舱内，囚犯被持续加压，直到死亡，又是“科学数据”，又是死一般的表情。纳粹把这些实验者大都归类于“职业犯罪者”，其实多为战俘。
据《达豪集中营》一书介绍，Dr.Claus Schilling 医生在1942 年开始病毒实验，让1100个囚犯感染上病毒。而后，多少人死于病毒实验永远不可知。同年，党卫军医生拉舍尔（Rascher），于5月15日写信给希姆莱，提出要进行空气压力的医学试验 ，共200多名政治犯和波兰神职人员被实验，其中70%～80%的人死亡。拉舍尔报告说，他们中有的人五脏六腑都爆开了。
1942年8月开始，拉舍尔又进行了冰冻医学实验。党卫军将囚犯穿上制服，浸入装满冰水的大池子中达数小时之久。先后有360至400名囚犯被实验，其中百分之80%～90%的人死亡。
《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说，党卫军医生从事这些“活人医学实验”，德国全国成千上万名第一流的医生都知道他们的罪行，但从所有的文件来看，这些人一生中竟然没一个人提出最轻微的抗议。
这是为什么？
美国思想家薛华在其名著《前车可鉴》中梳理历史：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影响广泛，斯宾塞更将这个有待进一步证明的生物进化理论应用到人生的每个方面，发展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中适者生存、弱肉强食都是必然的过程。1872年巴佐特更将该理论应用在民族发展上，形成种族主义。这种思想延续下去，必然产生纳粹运动。希特勒本人就曾说，自然界定律一定离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基督教和基督教所讲的仁慈应该用“弱肉强食的伦理观”取代。有这种想法，在达豪的种种行径就不难理解，用毒气杀死600万犹太人的行动也就成了自然的结果。
“请记住我们是怎样在这里死亡的”
在极其压抑中，我们走出了这长长的一排展室。展室正中央前，一组深褐色的巨大青铜雕塑，悬在半空，7个只剩下骨头的囚犯身体，犹如骷髅一般，或躺，或跪，弯曲着，倾斜着，向四方伸出了瘦得变形的手和脚，但一面巨大的铁丝网拦住了他们，有的如鸡爪子一般的手正被倒挂在铁丝网上。
这是在饥饿与死亡面前挣扎的囚犯。1968年10月，艺术家Nandor Glid把这组群雕献给了在集中营遇难的纳粹囚犯。雕像下面的大墙上，是两组数字：1933—1945。
雕像面对着空旷的大广场，它能容纳几千人，这就是当年的“点名操场”。
据介绍，点名非常严格。只要囚犯未死，就必须亲自参加点名。即使囚犯死了，但在他未被正式注销前，其他人必须把尸体从囚室中抬到这个人所应在的位置。 站在这里，怎么也无法想象当年站在这里的人，每一天，早晚两次，来这里列队，立正，屏息，被点名，被训斥，被惩罚，被羞辱，被叫出来，被自杀，被枪毙。
《达豪集中营：1933-1945》一书的作者巴巴拉·迪斯特（Barbara Distel）记载了在“点名操场”上发生的一件事。1938年1月23日，一个囚犯逃离了集中营。党卫军命令全体囚犯在操场上站了整整一夜，寒冬，黑夜，阴冷，只有冰凉的小雪花一片片地飘下，落在囚犯的头上，转进脖领子中。那一夜，许多囚犯被冻病，死亡。
“点名操场”边上，有一排木板平房，就是当年的囚室。陈列着囚犯当年使用的木床，上中下3层，最上一层几乎要到棚顶。看过几张照片，苦难中的囚犯，就是趴在这些床上，发出了绝望的目光。
又一间，是抽水马桶，两排，共10几个，对着一字排开。隔壁是洗漱室，有两个圆形的水龙头。还有一个房间的样子像是教室，一些长条凳，一行一行地摆开。
一个个囚犯就是在这里被扔进炉子里，烧成灰烬。日日夜夜，没有呻吟，没有叫喊，没有哭泣，没有写下一行文字，更没有亲人陪伴，只以待罪之身，孤独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化为灰烬。
而达豪集中营著名的军营×建筑，就是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
入口处，在一排松柏的树荫下，立着一块青灰色石碑，上面刻着几个大字：“请记住我们是怎样在这里死亡的。”
我们走进焚尸房，两座焚尸炉就在眼前。每座焚尸炉有两个炉口，现在都敞开着，空空荡荡。而当年，每台一次可以焚烧两三具尸体，一个个囚犯就是在这里被扔进炉子里，烧成灰烬。日日夜夜，没有呻吟，没有叫喊，没有哭泣，没有写下一行文字，更没有亲人陪伴，只以待罪之身，孤独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化为灰烬。
没人知道这两座焚尸炉焚烧了多少囚犯，在集中营后期，这里一天到晚烧个不停，直到达豪解放。美军到此后发现，大约还有7500具尸体没来得及焚烧。衣物堆积如山。
战后，有关部门要拆除这座焚尸房，被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们制止了，他们要留下纳粹的罪证，让世人看到，一个不受限制的极权制度会造成如何的灭顶之灾。
焚尸房与毒气室直接相连。举世闻名的毒气室不到两米高，屋中什么也没有，微弱的光线，从窄小的铁窗口透进来。天棚上有3个不起眼的小洞，毒气就是从这小孔中放进来。据说还有冲洗的下水道口，但我没看到它们在哪里。
我的腿发软了，胸口发闷，那种窒息的感觉好久没有散去，心一阵阵地痛，欲哭无泪。接下来的一个房间，也是空空荡荡，只在门上方写着一行德文—“Brausebad”（淋浴室），被押送到这里的囚犯，被骗说要进去淋浴，他们脱光了衣服，赤身裸体地走进了那一扇门—地狱之门。
焚尸房的一侧，有一个像是花园的去处，高树林立，一道矮墙，分开了树林，地面上，厚厚的一层藤叶，绿色犹存。这里就是处决囚犯的地方，被称为“射击场”。当年，犯人被带到这里，靠墙站好，枪毙。
1941年，第一批苏联战俘被押送到德国，他们在途中受尽折磨，从火车站到集中营，走不动了，就被装进卡车中，到了集中营后，仅仅几天，6000名战俘全部被枪毙。整个二战期间，共有大约370万苏联战俘被送到德国。在达豪枪毙了多少战俘，永远也不可知了。
囚笼里的聚会：“天堂的缩影”
在达豪劳改营，纳粹还发明了另一种折磨人致死的酷刑，就是让犯人从事一种毫无意义的劳动，把一堆石头从这里运到那里，然后，再从那里运回来，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直到人发疯、自杀。由于无法忍受痛苦，看不到活下去的任何意义，一些囚犯选择了自杀或逃亡，但都死了。更让人恐惧的是，当党卫军想摆脱某个囚犯时，他竟然命令囚犯自己吊死自己，不然的话，就慢慢地把你磨死，于此绝境，许多囚犯选择了快速自杀。
弗兰克说：“人会为意义而生，也肯为意义而死。”一旦失去了意义，人就活不下去了。“正因为寻找意义，包括在苦难中活下去的意义，因而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在集中营中，居然出现了宗教热。”弗兰克说，“人就是这么奇特，他必须瞻望永恒，才能够活下去。”
20世纪反映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3本独特著作之一《密室》记录了柯丽·邓·波姆一家在二战期间集中营内的真实经历，它给出了这样的见证：在黑虱遍地、尸体成堆像阴间一般的集中营里，信仰却保有了人的尊严—通过一本藏起来的荷兰文圣经。
柯丽记录下的第28号集中营内的崇拜聚会十分特殊。一次聚会也许包括一群罗马天主教徒用拉丁文诵念圣母经，有一些信义会教徒低声唱一首圣诗，再配上一组东正教妇女的低声吟唱。每一刻她们周围的群众都会增加，大家挤在附近的木台上，或者吊在床边，直到那些高高的床架开始吱喳发声，向下倾斜。这些夜晚灯下的聚会想必是天堂的预告和缩影。在最黑暗的时刻，真理才照得最清晰，显出外面自由世界所没有的合一。
渐渐地，柯丽和姐姐越来越发现自己留在集中营里的“意义”，她们并用实际行动显明爱的力量比恨更大。渐渐的，集中营中的女犯由常常扭打咒骂、毫无尊严的状态转向习惯说“对不起”和“没关系”。从早晨直到夜晚熄灯时止，只要女囚们不必出去排队点名，就聚在一起。这个圈子越来越大，她们好像一群无家可归的弃儿，围着一堆熊熊的烈火 。
柯丽写道，“在集中营有两个不同阶层的生活，二者互相径庭。其中一个是外表看得见的生活，这种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可怕；另一种乃是与神同在的生活，这种生活却一天比一天更好，真而又真，荣上加荣。”
救赎苦难的途径
在小路尽头，我们看到196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修建的3个纪念堂。正中是天主教的纪念堂，两边分别是犹太教纪念堂和基督教的教堂。一切似乎都要带领人进入更深的苦难，在苦难中，受苦人呻吟，哭泣，喊叫，祈祷。
我记起了也曾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为了让世人记住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血腥耻辱，在波士顿一块纪念碑上铭刻的一段话：
起初他们追捕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捕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捕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此后，他们追捕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那时已经再没有剩下一个人为我说话了。
他的诗歌是忏悔，也是警告。
尼莫拉曾经受到人们的误解，在成为牧师之前，他曾在一战中指挥过一艘U型潜艇，也曾在希特勒掌权之前支持过他。实际上，纳粹媒体曾因为他在一战时的表现而将其树为样板。但是，尼莫拉很早就与纳粹决裂。在1933年，他组织了牧师紧急同盟，以保护路德宗的牧师免受警察的骚扰。
根据1936年7月27日的《时代》杂志记录，1936年奥运会前夕，在一份以典型的77宪章风格写就、并被偷运出国境发表的著名宣言中，他与另外9名牧师写信给希特勒：
“我们的人民正努力使神所确立的联合归于破裂。那是一种对抗神的人类自负。就此而论，我们必须警告元首，那就是屡屡向他表达的敬意只能归于神。几年前，元首反对将他的照片悬挂于新教的祭坛上。而今天，他的思想不仅成为政治决策的依据，也成为了道德和法律之源。他本人享有着祭司一般的尊严，甚至成为了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我们要求给予我们的人民自由，以使他们未来能在基督的十字架标记下独立自主，免得我们的子孙诅咒他们的长辈，因为他们将孩子们置于一个与上帝的国度相隔绝的状态中。”
1937年以前，马丁·尼莫拉牧师受到外国媒体和柏林上层有影响的朋友的保护。但最终，他被捕入狱。那时起直到二战结束，他被囚禁在萨克森豪森和达豪集中营里，险被处死。
战后，尼莫拉走出牢房，宣讲了《起初他们》这首忏悔诗并广为人知。他帮助起草了斯图加特悔罪书，在这份声明中，德国各新教教派的牧师正式承认他们对希特勒统治下的苦难负有连带责任。
1945年4月29日，达豪集中营这所人间地狱终于倒塌了。 从1933年3月22日达豪集中营投入使用，到1945年4月29日美军解放达豪集中营，12年间，这里关押的注册囚犯共20万，据最新统计数字，死于达豪集中营的囚犯达41566之多。
德国人和他们的政府，终于有勇气面对自己国家历史上最黑暗一夜，并为此而忏悔。1965年，由于巴伐利亚政府的财政支持，达豪纪念馆终于建立起来并对外开放。现在，这里每年有80多万游客访问。达豪纪念馆传达给世人的最重要信息就是：“Never Again！” （“绝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