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小说《故乡》中深刻地表达了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在塑造闰土这样辛苦麻木的农民形象的同时，也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尖酸刻薄、唯利是图的杨二嫂形象。作为一个次要人物，有关杨二嫂的笔墨并不多，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用“辛苦恣睢”四个字来描绘再恰当不过，这样的形象深入脑海，使人难以忘怀。
　　一、多角度分析杨二嫂
　　（一）杨二嫂的语言
　　《红楼梦》中，王熙凤出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从侧面写出她的泼辣性格和在贾府的地位。杨二嫂的出场方式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还未看到真人，怪声便穿过耳膜先入为主，在脑海中形成了第一印象。杨二嫂的第一句话作者连用三个感叹号加强其语气，写出了“我”的吃惊，也表现其说话的突然，又突出了声音大、难听、怪异的特点，表现了杨二嫂言语轻率、无所顾忌。
　　杨二嫂对“我”想不起来她是谁十分不满，说话的语气也变得尖酸刻薄，阴阳怪气，随后的话更是暗讽“我”地位高了之后瞧不起像她这样的平民。但是通过“我”的话可以知道“我”并没有发达，也是辛苦奔波的人，杨二嫂口中的贵人只是她的主观臆断，对于一个长时间在外闯荡的人产生的自然联想，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妇女，看到眼前返乡的新型知识分子，自然认为这样的人是阔的。可以看出杨二嫂对地位尊高的人是嫉妒的，也暗含着杨二嫂如今的境遇并不好，属于被瞧不起的那类人。
　　接下来杨二嫂开始讨要东西，开头一句“我对你说”带着长辈对后辈的威严，以此增加自己的底气，使对方在语言攻势下处于弱势地位。为了讨要东西，杨二嫂放低了姿态，态度也有所好转，恭维对方过得好。至于将木器形容为“破烂的”，这里做个猜测，第一，那些木器真的是破的，这样的东西杨二嫂还费尽心思地讨要，她的生活状况可见一斑;第二，那些木器并没有太破，杨二嫂这样说只是为了吹捧和拔高对方身份，让“阔了”的“我”可以送给她。这样一“严”一“慈”相结合，使自己更有可能得到物件，可见多年在社会底层的摸爬滚打，使杨二嫂掌握了一定的说话艺术。
　　然而杨二嫂并没有得到她想要的东西，于是接下来的话有着泄愤的意味。语气词“啊呀呀”和“啊呀啊呀”生动再现了一个算盘落空后磨牙切齿的小市民形象。“放了道台了”“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这些话表达了杨二嫂强烈的不满，虽然文中并未说明其真实性，只是说“我”无言以对，但是可以推测出这些话不是真的。首先，有句歇后语叫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我”的默不作声，并不是对杨二嫂的话表示默认，而是面对一个泼皮无赖的无可奈何，说再多也是浪费口舌。第二，“我”的言语透漏出我的境况并不好。第三，“道台”在当时已经不存在了，民国时期却还讲着清代的“道台”，由此可见封建思想荼毒之深，彰显其精神世界的愚昧与落后。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中没有年轻时的杨二嫂的语言描写，但是从前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可以看出，年轻的杨二嫂必然能说会道，热情好客，不然生意不会如此红火。那么，老年的杨二嫂语言如此刻薄，现实生活中的压迫对人的扭曲改变由此可见。
　　（二）杨二嫂的外貌
　　杨二嫂被称为“豆腐西施”，年轻时的她一定美貌过人。可是，现在呈现在眼前的老年杨二嫂，已经找不到半点美丽的影子。杨二嫂的外貌给人的感觉就是“瘦削”，究其原因便是贫穷。而文中特意提及的“没有系裙”更加印证了这一点，中年妇女劳作等都要系裙，可是杨二嫂连裙都没有，恰恰说明了生活困窘。曾经买卖不错的杨二嫂也落得今天这步田地，说明社会“吃人”，摧残和剥削使她判若两人，令读者动容。
　　（三）杨二嫂的行为
　　小说中关于杨二嫂行为的描写有两处，一是正面描写，“我”亲眼看到的，二是侧面描写，从母亲的嘴里说出来的。
　　第一次动作描写中的关键词“愤愤”表现的正是杨二嫂要东西不成之后的恼怒，“絮絮”是形容说话连续不断，势必要把不满发泄出来，而“慢慢”是因为杨二嫂要把那些难听的话让“我”和母亲听个清楚，让发泄对象听到讽刺挖苦不是比自己私下咒骂要更加解气。“顺便”则说明杨二嫂并没有事先打算拿走手套，她顺手拿走不过是发泄的延续，从语言转到了行为上，既让“我”感受到她的愤怒，又能让她自己得到一丝慰藉。
　　第二次的“碗碟事件”在很大可能上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那十多个碗碟很有可能是杨二嫂埋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杨二嫂有作案动机，她不甘心上次铩羽而归，所以想找机会讨要物件。第二，杨二嫂有充分的作案条件，杨二嫂每日必到，那她对物品摆放的位置，人们搬东西忙活的时间以及闰土和“我们”的谈话肯定有所了解。第三，杨二嫂的表现太过反常，两次行为描写有着巨大的反差，一慢一快，一從容一慌张，飞快地跑掉是怕“我们”反悔不给她狗气杀，更是她怕自己的所作所为败露，所以赶紧逃离现场。另外，为什么杨二嫂不直接拿走那些碗碟，而是费尽心思拿走狗气杀呢？第一，十多个碗碟的目标太大，直接拿走难免不被人发现，埋到灰堆则有可行性，距离近，耗时短，行动方便。第二，碗碟的作用是用来吃饭，而用狗气杀来养鸡可以下蛋、孵化、卖钱，它对于杨二嫂更有用。所以，这是一场杨二嫂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从中不难发现，杨二嫂辛苦恣睢地活着，虽然有些地方可恨，但她也是可怜的人，斤斤计较都是为了生活，是被沉重的生活重担和令人艰难喘息的现实所逼迫。
　　二、杨二嫂形象的作用
　　与闰土相比，杨二嫂只是一个次要人物，通篇涉及杨二嫂的文字只有两处，然而杨二嫂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她在全文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一）与故乡相映衬
　　“我”离乡二十余年，在这么长的时间中故乡肯定不可能一成不变，或是越来越繁荣，或是越来越萧索，很遗憾“我”的故乡是后者。在船上，“我”远远望去便看到没有一丝活气的几个荒村，首先便奠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调，一股悲凉的气息迎面而来。此时“我”还尝试自我安慰，可是回乡之后遇到的两个重要的人使我从这种自欺欺人的状态中走了出来，一个是闰土，一个便是杨二嫂。闰土是一个正面的例子，本质并未变坏，但是受现实染缸的浸泡，已经辛苦麻木了。而杨二嫂则是反面的例子，从原本惨淡经营的小生产者转变成一个蝇营苟且的麻木妇人，这其中的改变恰恰映衬了故乡的改变，闰土和杨二嫂所代表的人与故乡相辅相成，传递出一个不得不令人接受的事实——故乡真的变了，不仅毫无进步，甚至每况愈下，杨二嫂悲剧性的变化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二）与闰土相映衬
　　杨二嫂的巨大变化为下文做了铺垫，即预示着闰土也不是曾经那个戴着银项圈的小英雄了。杨二嫂与闰土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着相似性，他们都是苦苦挣扎的下层人民，闰土从那个活泼的小男孩变得麻木，在现实的漩涡中苦苦挣扎，唯一不变的是他身上依旧有着忠厚老实等美好的品质，他虽然向生活低了头，但是他的改变是保守的变，退守自己的一方天地，以求生存。杨二嫂与闰土截然相反，虽然她也受现实所迫改变自我，但是她的变朝着与闰土相反的方向，她是激进的变，不择手段地牟取私利。所以，杨二嫂是对闰土形象的衬托，使闰土的形象更加丰满和鲜明。
　　（三）人际关系的映衬
　　文中的“我”感慨着人际关系的隔膜，主要有三段关系，“我”和闰土的隔膜、“我”和杨二嫂的隔膜、水生和宏儿没有隔膜。“我”和闰土小时候十分亲密，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物是人非，当闰土喊出那一声老爷时，这段关系的性质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独有偶，曾经那个抱过“我”的杨二嫂，如今变得唯利是图，尖酸刻薄，再无半点情分可言，杨二嫂只想在我的身上图利，“我们”中间同样存在着厚障壁。反观水生和宏儿，不正是年少的“我”和闰土，亲如兄弟，为何他们之间没有隔膜呢？因为他们还小，受封建思想影响小，还体会不到现实担子有多沉重。所以，这更加说明封建等级观念和现实的残酷迫害对人们的毒害之深。
　　三、结语
　　鲁迅对于杨二嫂的塑造十分成功，彰显了文字功力，并寄予其丰富的内涵，展现了一个自私尖刻、辛苦恣睢的农村市镇中的破产小市民形象。虽然有关杨二嫂的笔墨并不多，但其在全篇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深化了小说主题，振聋发聩，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