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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90年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建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中华教育会和广学会三个教育文化机构,从事以学校教科书为主的西方书籍编译工作,此举适应了近代中国早期教会学校及新式学堂的教学需要,有助于推进新教育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对西学东渐及思想观念进步产生积极作用。我们在肯定西方传教士教科书编译活动进步意义的同时,也应对其西方意识观念渗透带来的消极性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