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检察官8月25日正式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没收前总理他信及其家族名下的22亿美元财产。上万名抗议者26日强行进入位于泰国首都曼谷的总理府、财政部和曼谷警察局，占领国家电视台，包围数座政府建筑，向总理沙马施加压力，要求政府下台。此前由于他信夫妇涉嫌多项贪污指控，泰国最高法院允许他信夫妇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出席开幕式，但规定其11日必须回国出席听证。但11日上午他信夫妇并未在听证会上露面，随后他信从英国向泰国国家电视台传真了一份签字文件，宣布由于他和家人在法庭上没有受到公正对待，他在英国寻求政治避难。8月15日，泰国最高法院宣布将对他信夫妇的贪污罪进行缺席审判，他信一方律师的申诉也遭到法院拒绝。泰国检方也启动了争取引渡他信夫妇回国的程序。半年来，他信从一个上千民众夹道欢迎的流亡政治领袖沦落为千人示威要求引渡的罪犯，连一直将其视作幕后政治领袖的人民力量党高层人士也表示流亡是明智之举，但他们表示赦免他信将有利于国家内部的和解，他信此次赴英国避难也是与人民力量党内高层商量达成的共识。他信再次流亡与人民力量党的妥协战术证明泰国政界正在寻求政治和解来解决长期以来的严重分歧甚至分裂，也是民粹主义逐渐向民主主义过渡的结果。
　　
　　他信时代的民粹与分裂
　　
　　除了坐大并经常发动政变的军方外，泰国民主的威胁还来自于城乡两个分裂的民主以及由此衍生的民粹主义激情。
　　多年经济发展失衡造成了严重的城乡结构性分裂，曼谷及邻近5府发展最快，与之毗邻的10府次之，其他府特别是北部和东北部山区极其落后，而泰国农村人口超过全国人口一半，泰王的农村自给自足发展方案使农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日益被边缘化，他信时代“三年缓债”、“三十铢治百病”、“农村发展基金”等复兴农村方案刚收到成效便遭遇政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受过良好教育的曼谷中产阶级与尚在与贫困作战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对政治民主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希望能够构建成熟的公民社会，能够保障其隐私权、财产权等公民权利；后者在行使政治民主权利时很大程度上以个人或社区的利益为转移，在他们的政治意识里，那些经常拜访他们、为其叫苦诉冤并为其社区上马很多公共工程的候选人才是理想的领袖。在民主进程中，占人口多数的穷人选票容易把民粹派政客推上权力中心，被东北部山区视为救星的他信上台让中产阶级深感不安，在他们看来，民粹政治家杀富济贫的扶贫方案造成的威胁比专制独裁来得更为直接，“三十铢治百病”计划使许多医生为了捍卫其经济利益而逃离了医院。媒体和学者则唯恐主流民主价值观遭受冲击，于是这些原本反对专制和军事政变的群体，出于对“视野狭隘、举止粗鄙”的民粹势力的厌恶，站在了政变的一方，有利益受损之虞的中产阶级不再是民主的中坚力量。
　　2007年8月进行的宪法全民公投充分体现出泰国两个民主的分裂，全国选举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此次全民公决共收到2598万张票，在曼谷地区65.69％赞成，34.31％反对；在东北部地区62.85％反对，36.82％赞成；被视为民主党基地的南部地区88.3％赞成，11.7％反对。2007年12月举行的国会下院大选仍然逃脱不了城乡两个民主的撕扯，尽管民主党也开始借用他信的民粹策略，向农民和城市贫民承诺将会启用比他信政府更为优厚的倾斜政策；并用减税政策拉拢工商界，这对疲弱的泰国经济而言是不堪承受的，最终会自食失信于民的恶果。
　　城乡分裂的民主以及他信杀富济贫的关注弱势群体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来民粹主义，泰爱泰党以及人民力量党的胜利都是民粹主义占上风的例证。他信的民粹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弱势群体的同时也成就了其个人以及所属政党的政治胜利，但对于经济较弱的泰国而言，这种方式注定了其短命的上升轨迹。这也是民粹主义升降的历史规则。
　　相对于这样那样的正义而言，民粹主义要实际得多，它从来没有一种确定的核心价值观，英国学者保罗·塔戈特在对世界范围内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案例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民粹主义有一个基本属性，那就是概念上存在不确定性。政治学者以赛亚·伯林甚至把民粹主义戏称为灰姑娘与后妈之间的情结，在前者眼中，那些带来其不幸命运的阶层都可以归入后妈类别，而这种愤恨很容易沦为政客加以利用的空心化却又有效的政治工具。民粹主义极易被那些实施向弱势群体利益倾斜的政客或者政党吸引，并为了自身利益考虑，在民选时代，他们会借助手中的选票把这些政客送入权力中心位置。在那些制度化程度比较低且已走上民主发展道路的国家，如果经济发展程度较低且贫富差距较大并呈现日益加大的趋势，民粹主义成为这些国家发展道路上难以避免的政治怪圈。然而民粹主义的空心性也决定了短命性。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民粹主义可以被任何政治派别，用各种能够吸引那些对获得选票最有利阶层的手段来填充内容。
　　
　　中间道路任重道远
　　
　　此次他信仓促避难，不但是反对党不断施压的结果，也是一直被视作其政治操盘手的人民力量党与各党派妥协的结果。然而泰国民主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其社会断裂以及其他原因，这种背景才为他信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市场。而深层次结构性危机不可能短时间内得以解决，反对党与人民力量党的起诉和赦免他信方案都非万全之策。
　　自2008年初回国以来，他信一直面对多项贪污指控，他被指控曾在2003年帮助妻子乍朴曼从一个政府机构手中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了曼谷中心一块黄金地段地皮。7月，泰国刑事法院认定朴乍曼在一桩多年前的股票交易中逃税事实成立，判处她三年监禁。针对他信夫妇的贪污案，泰国最高法院主张对其进行缺席审判，反对党也力促此事，而人民力量党则在积极为他信寻求赦免，党内高层人士表示应该对他信宽恕，持不同解决方式的双方都宣称自己所采取的途径有利于分裂的泰国社会的和解。对于本来就对他信及其民粹政策并不感冒的曼谷市民而言，他信流亡是罪犯在逃避罪责。8月19日曼谷市民聚集英国驻泰国大使馆要求引渡他信回国，他们表示“他信并非政治难民，而是规避逮捕令的罪犯”。示威民众要求英国方面7日内进行回复。社会各界对他信态度的差异也是社会分裂的见证。
　　对于面临结构性分裂的泰国而言，试图走妥协性的中间道路任重而道远，再加上他信时代的复杂而又棘手的遗产让未来的政界在民主的道路上如履薄冰。
　　他信执政时期的遗产如此丰富却又充满着矛盾，他带领着泰国走出金融危机，用铁腕手段镇压毒品走私以及泰南分裂势力，并实行向弱势群体利益倾斜的政策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然而在经济实力较弱的泰国实行惠民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对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开刀，这必然引起后者的 戒心，这也是他信很难得到曼谷等中产阶级以上聚居地选民选票的原因。他信打击毒品走私以及镇压泰南分裂势力的行动也被指侵犯人权，增加了一直寻求政治自治的泰南对曼谷政府的不信任。2006年9月军事政变后，他信政府被迫下台。一位在他信平息南部动乱行动中痛失亲人的老妇徒步来到曼谷，庆祝他信下台。在泰南，这位老妇的心态绝非个例。
　　
　　他信主义并非寿终正寝
　　
　　然而人民力量党的妥协战术或许只是权宜之计，毕竟已经走上民主化道路的泰国必须通过民选的方式来决定执政政府的组成。在这种情况下他信流亡以及曼谷数千市民的示威游行并不能被解读为以民粹主义为特征的他信主义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因为2007年12月人民力量党在大选中胜出再次验证了他信主义在泰国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其所得选票主要来自原属他信支持者阵营的东北部，体现着他信的影响力依然存在，而在人民力量党党魁沙玛曾就任市长的曼谷市得票率很低，人民力量党的竞选纲领俨然是他信时代政策的翻版，选民通过选择沙玛来曲线支持他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军事政变后他信主义意外地赢得了反对党的青睐。先前强烈反对他信政策的民主党在2007年底的大选中模仿其民粹策略，向农民和城市贫民承诺将会启用比他信政府更为优厚的倾斜政策。大选后获胜的人民力量党为首组建的新政府，在政策上，沙玛政府公布的新政纲贯彻了他信主义，不但吸收了他信政策的民粹精华，恢复他信时期对农民和小业主的贷款资助、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就连他信政府备受争议的打击南部毒品走私政策也照搬过来。
　　从根本上看，他信主义在军事政变后仍保持如此生命力是泰国在巨大城乡结构情况下必然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上世纪60年代泰国实行政府主导的外向型经济，造就了以曼谷为中心的富裕的都市圈，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利益却被忽视，几十年下来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一旦实行政治民主化，占据人数优势的贫民就有机会利用选票把民粹政客选上台，于是民粹色彩浓厚的他信主义应运而生。在泰国城乡差距未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缓解之前，他信主义不会从泰国政界完全退场。就世界范围内民主化道路而言，民粹主义大都发生在政治制度化程度偏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且在不平衡经济光谱的两边利益得不到关注的一方又占据着人数优势的国家，在这种国家，民主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利益迥然阶层的跷跷板，只有在两边人口数量的巨大差异通过经济发展、缓解贫富差距以及实现社会机会平等公开公正透明化等途径来解决。而泰国社会阶层也处于中产阶级萎缩、弱势群体规模过大和掌握着大多数资源的既得利益群体处于少数的倒金字塔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滋生民粹主义的土壤，也是社会动荡不已的温床。
　　
　　编辑：陈畅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