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村上春树的价值早已溢出小说家的框架，成为一种人格与态度的表征——自律高效的写作者，跑马拉松，听古典乐与爵士乐，迷恋美国文化，热衷旅行、料理与威士忌，爱猫更甚于狗……“村上热”如潮水般席卷全球，一代代读者前赴后继，供养着日益庞大的“村上产业”。
　　中国也是村上品牌的重要消费国。从《挪威的森林》开始，村上春树的每一本书，总会成为出版市场上的爆款，让大批本土作家羡慕嫉妒。今年3月，村上最新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的简体中译本正式上架，预售时每3秒就卖出一套，正式发售没两天，首印的35万套已全部售罄。
　　锻造这一奇观的，除了生产者村上春树，还有译者林少华。然而，作为村上作品在中国大陆的首位译者，近10年来，村上新作的翻译却接连与他无缘。“就好像自己正闷头吃得津津有味的一碗‘味千拉面’，忽然被人一把端走”，林少华打了个比方。“如今这碗拉面端回来了，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快感，尽管10年过去，熟识感还是大于陌生感，无非是老朋友重见：“这10年你混得怎么样，咱俩又碰上了，你还是那样嘛。”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番话，与其说是不动声色的村上式笑点，不如说是林少华式的接地气的东北幽默。

熔铸了村上所有要素

　　事实上，文艺青年们所沉迷的村上式腔调，从一开始就混上了林少华的气息。自从1989年翻译《挪威的森林》开始，林少华就成了“村上背后的男人”，也见证了这位日本作家在中国的“封神”之路。正如学者张颐武所说：“仅以一支译笔获得如此广泛的大众性影响的，1949年以后，除了傅雷，就是林少华。”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先是曾经的朋友、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在专著中将台湾赖明珠译本与林少华译本进行对比，认为相对于赖译忠实传达村上的“不化妆”文体，林译显得“浓妆艳抹”。一年后，新经典获得村上版权，并推出施小炜的译本。这对林少华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一夜之间，林译几乎已经一无是处”。随后的10年里，“村上产业”在中国依旧长销不衰，“林家铺子”却日益冷清，几乎处于“停产”状态。
　　2017年2月，村上春树出版最新长篇《刺杀骑士团长》，中国各大出版商立即展开了“争夺村上”的角逐厮杀。半年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对外宣布了战果——他们拿下了这本村上新作的中文简体字出版权，并决定请林少华重出江湖，翻译此书。
　　《刺杀骑士团长》一如既往带着鲜明的村上烙印。主人公是一位36岁的肖像画家，和妻子离婚后隐居在东京郊外的山顶别墅中。这间别墅曾是著名画家雨田具彦的旧居。在这里，主人公遇到了拥有豪华别墅的中年男人免色、少女真理慧和一幅名为《刺杀骑士团长》的奇异画作，孤独静谧的生活由此变得波谲云诡，骑士团长从画中走下，带出一段充满暴虐血色的二战历史……
　　10年后再执译笔，林少华直言“如一片彩云飘来头上”。带着日文书稿，他回到老家长春的乡下，躲进村头一座农家院落“闭关”翻译。“早晨6点或6点半开工，晚间11点前后收笔歇息。每天慢则译10页，稿纸上得五千言;快则译20页，得万言上下。平均每天大约译7500字。”
　　在林少华看来，《刺杀骑士团长》熔铸了村上文学迄今为止的所有要素——从现实到梦幻的穿越结构，自《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以来屡见不鲜;被妻子抛弃的孤独男人，几乎是一以贯之的主人公;走下画幅的骑士团长，就像《海边的卡夫卡》中拉皮条的肯德基上校;就连被媒体反复提及的“南京大屠杀”，在村上作品中也并非新话题。整个翻译过程，对林少华来说就是与那些曾翻译过的作品再度遭逢，不需要字典，一气呵成，“我对村上太熟悉了，看到上句已经知道下句了” 。
　　就这样，从7月到9月，手写稿纸1600多页，近50万字，前后历时85天，林少华终于掷笔“出关”，看着房前屋后的花们树们，“借用村上君的说法，心情好得就像夏日阳光下的奶油蛋糕”。

听样板戏的译者和听大门乐队的作者

　　《刺杀骑士团长》是林少华的第四十二本村上译作。20年前的林少华不会想到，自己将作为翻译匠陪伴“村上君”开始中国之旅。
　　林少华与村上属于同代人，降生于“二战”结束后的转折时代，在东西方冷战中同步成长，也接受了弥漫全球的反叛文化洗礼。不同的是，一个在“文革”中，听着样板戏和《东方红》，薅地、锄地、割地，日出日落，风里雨里;一个在“安保学潮”中，听着大门乐队和亨德里克斯，留着胡子，长发及肩，夾杂在学运队伍中朝警察扔石块。
　　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日本，充满躁动的美国流行文化，正悄然改造着川端康成笔下那个月夜松影中的古老国度。少年村上穿着Vans夹克，听着电台里的猫王和沙滩男孩，去旧书店寻找英美原版书，在爵士乐酒吧和电影院里消磨时光。
　　考入早稻田大学后，村上依旧“邋里邋遢地四处游荡”。这时期的日本，学生运动袭天卷地，他却始终以边缘人的身份与潮流若即若离。当学运日渐沦为陈词滥调的口号，村上深感幻灭，他开始走向更个人的领域，在书本、音乐和电影里安身立命。大学期间，村上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高桥阳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们决定厮守终生。1971年，22岁的村上与阳子注册结婚。 　　1978年4月的一个午后，村上春树到神宫球场去看棒球赛，养乐多燕子队对阵广岛鲤鱼队。他一个人斜躺在外场席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球。在养乐多队击球手用球棒击中小球的一瞬间，他突然生出了写小说的念头。
　　那时，村上和阳子经营着一家爵士乐酒吧，白天忙着调鸡尾酒，做三明治，切洋葱;夜深时分，就坐在厨房的饭桌前开始写小说。就这样，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写出了处女作《且听风吟》。小说虽然只有130页，却充斥了各种西方文化的典型：灵犬莱西、米老鼠俱乐部、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歌手马文·盖伊、《花生》漫画中的小鸟伍德斯托克……书中没提到任何日本艺术作品，连写作时也是先用英文、再用日语改写。总之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没有一点“和风”味道。一年后，《且听风吟》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村上春树正式崛起于文坛。
　　此时的中国正迈入改革时代，中日关系也进入新时期。丰田、索尼、松下等日本品牌接踵而来，《追捕》风靡全国，《血疑》《阿信》等电视剧备受追捧，山口百惠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影星。1985年，正在暨南大学任教的林少华，翻译了山口百惠主演的电视剧《命运》，“译一集播一集，因为没有电视机，只好到同事家里，伸长脖子看自己翻译的中国话如何从山口百惠和大岛茂嘴里出来”。
　　1987年，林少华去大阪留学，和两个中国留学生合租一间日式平房，房间里除了天花板和榻榻米几乎一无所有，“整洁得活像太平间”。那一年，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出版，成为有史以来最流行的日文小说。小说的背景设置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校园，讲述了渡边、直子、绿子三人的恋爱故事，其中既有甜美而富于挑逗的青春情爱，也有时代转折中的失落与迷惘。这本书使村上成为真正的“现象级”作家，其读者从十几岁的女生至60岁的家庭主妇，从二十出头的男孩到中年男人，无所不包。
　　那时，林少华醉心于中日古诗比较，研究的是唐诗宋词、和歌俳句中幽玄侘寂的古典之美。尽管每次去书店，都能看到进门处最显眼位置摆放着《挪威的森林》，但“没时间也没闲心打量这花红柳绿的流行玩艺儿”。没想到回国后，当时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李德纯先生极力推荐他翻译《挪威的森林》，再加上经济拮据，71.5元的工资常常入不敷出，为了补贴家用，林少华就接下了翻译活儿。
　　1988年的广州，冬天格外阴冷，林少华蜷缩在暨南大学教工宿舍的房间里，一边反复放着音乐，一边对照日文爬格子。“听样板戏和《东方红》的自己，翻译了听着大门乐队和亨德里克斯的村上春树”，林少华至今仍觉得不可思议。

村上Style

　　1989年7月，第一版《挪威的森林》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封面是一位日本美女，和服半褪，后背裸露。封面右侧印着：“百分之百的纯情，百分之百的坦率，令少男少女倾倒，令痴心读者沉醉。”编辑还分章加了标题，如“月夜裸女”“同性恋之祸”等，害得林少华都不好意思送人。
　　但即使打着这样香艳的宣传，卖得依然不温不火——《挪威的森林》中物质丰富的都市生活，距离彼时的中国毕竟还有段距离。“那时‘大款’们也不过拿着砖头般笨重的‘大哥大’，套着很粗的金项链骑着摩托车，一溜烟往来呼啸。‘小资’‘白领’等都市文化精英尚未风生水起，村上式情调还缺乏规模化的群体。”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的步调日益加速，中国的城市景观被深刻改写，村上的时代降临了。1998年，沉寂近10年后，《挪威的森林》忽然火了。有的书商甚至以车皮为单位来要货，一个车皮就是1吨的装货量。两年内，《挪威的森林》印刷了十次，共计逾20万册，其消费群体正是那些出没于咖啡厅、酒吧、百货商场与俱乐部的白领、小资、文青大军。
　　从借着情色的噱头仍乏人问津，到成为畅销的经典读物，林少华亲历了《挪威的森林》在中国的阅读轨迹。“中国的城市写作，更多的是官场上的贪腐糜烂、职场上的勾心斗角、没完没了的婚外恋，对都市人的困惑、感傷、纠结，尤其是那种孤独感和疏离感缺乏关注。年轻人的城市心理和我们的城市文学出现错位，这个错位使得村上‘乘虚而入’。”林少华说，“读任何文学作品，都是读自己，村上的文字看起来虚无缥缈，但读起来很真实，让你觉得，他写的就是自己。”
　　在为《海边的卡夫卡》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村上春树这样总结自己小说主人公的特质：“我笔下的主人公迄今大多数是二十几岁至三十几岁的男性，他们住在东京等大城市，从事专业性工作或者失业，从社会角度看来，决不是评价高的人，或者莫如说是在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地方生活的人们。可是他们自成一统，有不同于他人的个人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保有一贯性，也能根据情况让自己成为强者。”
　　在某种程度上，村上春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他从日本传统的集体主义中脱身而出，成为一个顽固的个人主义者，在自己的爵士乐酒吧里拮据而自由地生活，“无须挤在满员电车里行色匆匆地赶去上班，更不必冲着令人生厌的老板点头哈腰，还能结识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
　　作为小说家，他拒绝成为沉溺于醇酒妇人的“颓废者”——日本文学中典型的文人形象，坚持过着简单自律的健康生活，自33岁开始长跑，凌晨4点左右起床，泡咖啡，吃点心，开始工作，写五六个小时;下午跑步10公里或游泳1.5公里，然后读一会儿书，听听音乐;晚上9点就寝。
　　作为名人，他独来独往，和文坛保持疏离，与其去参加仪式与派对，“宁可在昏暗潮湿的洞穴中和巨大的独角仙徒手格斗”，也从来不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我可不想被人品头论足，说什么‘哎呀，妈妈，快来看呀！村上春树上电视啦！那张脸长得真好玩’。脸长成什么样，是我的自由吧”。 　　作为一个近70岁的大叔，他毫无说教的严肃，真诚地告诉你生活中一切有趣的事情：怎么切卷心菜，怎么炸牡蛎，怎么熨衣服，哪条跑步路线体验最好，哪种设备更适合听爵士乐，用自己的恐高症、妻管严逗你发笑，或是在网站上一本正经地回复那些诸如“人生最后一顿吃什么”“乌贼有脚有手吗”“如果看到一位裸體女人在阳台上溜达你会有何反应”等千奇百怪的问题……
　　正是这些特质，戳中了读者的心，给予他们面对孤独的勇气，把玩生活中每一点“小确幸”的情怀。对于“村上迷”们来说，村上春树早已不仅是一个作家，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态度，一个永远年轻的精神偶像。

高墙与鸡蛋

　　2003年一个初春的晴朗下午，当林少华在东京港区南青山的“丹麦公寓”第一次见到村上春树时，脑子里浮现的正是“永远的男孩”这一形象：灰白色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里面一件黑T恤，挽着袖口，再加上偏矮的中等个头，“就连已经不很年轻的脸上也带有几分小男孩见生人时的拘谨和羞涩”。“他不主动问什么，但回答提问时，会慢条斯理、有板有眼地侃侃而谈，眼睛向下看着桌面，显得比较腼腆。”林少华回忆，“他说话的语调、用词，以及若有所思的神情，都仿佛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坐在我面前似的。”
　　当谈及孤独问题时，村上如此解释自己小说中孤独与沟通的关系：“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人们总是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进得很深很深。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
　　事实上，当中国读者仍沉迷于讨论直子和绿子谁更适合做女友，或是将村上的书籍作为生活指南，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处处效仿 “村上style”时，村上春树已开始“往下深挖”，探索他所置身的日本历史与社会：《寻羊冒险记》中，他借出场人物之口断言：“构成日本现代性的本质的愚劣性，在于我们同其他亚洲民族的交流中什么也没学到。”《奇鸟形状录》中，他通过滨野军曹之口道出“南京大屠杀”的暴虐：“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扔下井去，再从上面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海边的卡夫卡》中，他通过男孩“弑父”这个情节，寄寓对天皇制度的批判。《地下》中，他采访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受害人和奥姆真理教徒，揭出日本社会弊端的根源。
　　2009年2月25日，村上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大会上发表以《高墙与鸡蛋》为题的演讲，讲述了一段关于父亲的战争往事：
　　我90岁的父亲去年夏天过世了。他是位退休教师，还是兼职僧侣。读研究生时被征召入伍，去中国大陆参加了战争。在我的孩提时代，每天清晨早餐之前，他都要朝着佛龛做长而深沉的祈祷。有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说：“是为死在战地的人们。”
　　7年后，村上把这段父亲的故事，写进了《刺杀骑士团长》中。画家雨田具彦的胞弟继彦，本是才华横溢的钢琴手，被征召入伍后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役。中国战俘们被残忍地砍去脑袋，尸体通通抛入扬子江。扬子江中的鲇鱼把尸体一具具吃掉，“肥得如小马驹般大”。
　　雨田继彦也被长官命令砍下俘虏脑袋，他以颤抖的手握着军刀，砍了3次才砍下，事后呕吐不止，因此受到周围士兵嘲笑。战争结束后，不同于村上父亲的忏悔，作为一种抵抗和交代，他选择了自杀，正如书中所说，“自绝性命是恢复人性的唯一方式”。
　　在林少华看来，村上春树与大江健三郎一样，“都是通过历史记忆，深入日本国民性的黑暗丛林，对暴力和恶反复拷问，追问身为日本人的‘我们’到底是谁”。正如村上在演讲中所说：“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
　　在村上春树的世界，那些“小孤独”的现世安稳、“小确幸”的岁月静好中，永远蛰伏着绵密、精确的大时代与大历史。
　　如果这是一个文学已死的时代，那么村上春树却并未接到葬礼的请柬。他的文学依然活在这个时代。
　　村上春树：日本作家，生于1949年。29岁开始写作，处女作《且听风吟》获日本《群像》新人奖。1987年出版的《挪威的森林》，成为全球畅销书。2009年出版的《1Q84》被誉为“新千年日本文学的里程碑”。写作之余，热衷翻译英语文学作品、跑步、听爵士乐等。
　　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作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1952年生于吉林。著有《落花之美》《小孤独》《异乡人》等。自1989年翻译《挪威的森林》至今，已翻译了42部村上春树著作，“林家铺子”影响中国一代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