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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写起，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避免与《春秋左传》的重复。
《左传》写到鲁哀公27年（公元前468年），最后留下了一段“后话”，说晋国大夫赵襄子从此痛恨晋国卿大夫智伯，“遂丧之（灭了他）”。智伯贪婪而刚愎自用，故韩、魏“反而丧之（倒戈后灭了他）”。至于怎么灭掉智伯的，《左传》没有讲，《资治通鉴》用倒叙法作了交代。我们的“资治新编”，就从智伯的故事讲起。
谁来接班
晋国是春秋时的大国，晋献公（前677年—前651年在位）时崛起，晋文公重耳（前636年—前628年在位）时称霸，其霸主地位一直延续到了晋悼公（前573年—前558年在位）时期。事实上，自从晋文公作三军设六卿起，六卿一直把握着晋国的军政大权。随着晋国的国君平庸、六卿（即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六家）坐大，晋国内部的分裂日趋严重。到了晋定公（前511年—前474年在位）时，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已被瓜分消灭，晋国还剩下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四卿。
这就是三家分晋的历史背景。《资治通鉴》从此讲起，说的第一件事就是选拔接班人的问题。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资治通鉴》习惯用“初”这个字开头，交代背景。智氏家族说一不二的大家长智宣子，决定选嫡子智瑶为嗣卿。族人智果反对说，智瑶虽有“美鬓高大，骑射兼通，才艺超群，善辩能文，强毅果决”这“五贤”，却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不仁”——为人刻薄寡恩，不懂笼络人心。智果认为，如果不能施政以仁，而是自恃“五贤”强势治国，就不可能获得臣民心悦诚服的拥戴。但智宣子根本听不进劝，因为立嫡以长，是周公灭商后定下的宗法制度。这个制度违背“选贤与能”的原则，但是有利于政局稳定。
与此同时，赵氏家族也在考虑嗣卿人选。赵简子两个儿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究竟立谁为后？赵简子打算考考他们。他把两支写着“训诫之辞”的竹简，分别交到两个儿子手上，叮嘱他们保管好竹简并把上面的话牢记在心。3年后，赵简子问他们，是否还记得竹简上的话。大儿子伯鲁忘得精光，竹简也找不到了。小儿子无恤却背得滚瓜烂熟，竹简就藏在随身的衣袖里。“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显然，赵无恤的谨慎、谦卑、细心，让父亲决定立他为接班人。赵无恤就是赵襄子。
《史記·赵世家》还讲了一件关于赵简子考查接班人的故事。赵简子忧虑谁能来做自己的接班人，相面先生认为赵无恤具有将军的素质，可堪大任。赵简子笑说，这是一个贱婢所生的孩子。相面先生却态度坚决。因为晋国的六卿分掌晋国的六军，缺乏军事才能的接班人是无法撑起门户的。于是，赵简子决定考考孩子们。他告诉孩子们，自己在恒山上藏了一个“宝符”（宝贵的秘密信息），要他们去寻找。结果其他人一无所获，只有赵无恤说，我在山上发现，代地可以攻取下来，“这就是您说的‘宝符’吧”。赵简子点头称许，进一步坚定了立赵无恤为接班人的决心。
这个故事说明，赵简子在立嫡和立贤问题上，选择了后者，没有拘泥于周制中选立嫡长子的传统做法。
何物可依靠
公元前475年，晋定公和正卿赵简子先后去世，按照晋国的制度，智瑶登上了第一执政的宝座，世称智襄子或智伯。
智伯处事强霸，多次想入侵他国。据《战国策·宋卫》记载，智伯想吞并卫国，就先赠以“骏马四、白壁一”来麻痹对方，但未能见效；后来又假装太子出逃，盛兵护卫着太子向卫国方向驰去，也没能得逞。
不久，智伯以攻打越国的名义筹措军费，率先将智氏的一个万户城邑献与晋国国君后，也要韩氏家族献出一座城邑。韩康子不同意，辅臣段规却建议他答应智伯的要求，把祸水外引。段规认为，倘若智伯得寸进尺，再把矛头指向他人，我们就可以静观其变。韩康子觉得有道理，就给了智伯一座万户的城邑。
智伯继而向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第一反应也是觉得智氏欺人太甚，想要拒绝。可他的辅臣任章建议采用“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的骄兵之策，麻痹智氏，并暗中结交利害攸关的盟友，共同对付智伯。老谋深算的魏桓子明白了任章的意思，痛快地给智氏送了一座万户之邑。
志得意满的智伯，进而又逼迫赵襄子献出蔡、高狼等封地。这次他终于踢到了铁板，遭到了赵氏的坚决抵制。于是智伯带上韩、魏的军队一起攻打赵氏。
面对气势汹汹的智氏联军，赵襄子有3个战略要地可以避难：长子、邯郸、晋阳。长子城高池深，邯郸粮草丰足，但是赵襄子都不去——城高池深，说明老百姓的徭役繁重；粮草丰足，说明老百姓的赋税沉重。这些有什么可依恃的？只有尹铎治理的晋阳轻徭薄赋，百姓的人心最可依赖。思索再三，赵襄子最终选择了晋阳作为自己抗击联军的根据地。
当赵襄子逃奔晋阳后，智伯率领三家联军把晋阳城围得水泄不通，甚至决汾水以灌城。晋阳城被围了两年，但晋阳军民始终同仇敌忾，毫不动摇，“沉灶产蛙，民无叛意”。而就在此时，智伯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傲慢霸道和刚愎自用。
一天，智伯与魏恒子、韩康子一起乘车巡视攻城。智伯坐在最尊贵的左侧位置，魏桓子在中间驾车，韩康子在右侧拿着武器护卫。三位卿大夫都是主君，关系却如此不平等。不仅如此，威风十足的智伯还傲慢地说：“我今日才知大水足以亡人国。”这话引起了两个盟友的忧虑，“汾水可以灌（魏都）安邑，绛水可以灌（韩都）平阳也”。贪婪的智伯灭了赵氏后，能放过韩魏吗？
魏、韩二子的忧虑，很快被智伯的谋士絺（音同吃）疵察觉到了。他提醒主公，魏韩必反！智伯疑惑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絺疵回答，从人情事理即可推知！晋阳城破在即，二子不仅没有喜色，反而忧心仲仲，不就是担心唇亡齿寒，赵氏亡，下必及于韩魏吗？
次日，智伯以此质问魏桓子和韩康子。二子矢口否认，说一定是有人充当赵氏的说客，离间我们的关系，想让您怀疑我们而放松了对赵氏的攻击。我们都盼望早日分享赵氏的田土呢，怎么会去做危险的傻事冒犯您呢？智伯相信了二子的辩解，没有丝毫戒备。
《左传》写到鲁哀公27年（公元前468年），最后留下了一段“后话”，说晋国大夫赵襄子从此痛恨晋国卿大夫智伯，“遂丧之（灭了他）”。智伯贪婪而刚愎自用，故韩、魏“反而丧之（倒戈后灭了他）”。至于怎么灭掉智伯的，《左传》没有讲，《资治通鉴》用倒叙法作了交代。我们的“资治新编”，就从智伯的故事讲起。
谁来接班
晋国是春秋时的大国，晋献公（前677年—前651年在位）时崛起，晋文公重耳（前636年—前628年在位）时称霸，其霸主地位一直延续到了晋悼公（前573年—前558年在位）时期。事实上，自从晋文公作三军设六卿起，六卿一直把握着晋国的军政大权。随着晋国的国君平庸、六卿（即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六家）坐大，晋国内部的分裂日趋严重。到了晋定公（前511年—前474年在位）时，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已被瓜分消灭，晋国还剩下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四卿。
这就是三家分晋的历史背景。《资治通鉴》从此讲起，说的第一件事就是选拔接班人的问题。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资治通鉴》习惯用“初”这个字开头，交代背景。智氏家族说一不二的大家长智宣子，决定选嫡子智瑶为嗣卿。族人智果反对说，智瑶虽有“美鬓高大，骑射兼通，才艺超群，善辩能文，强毅果决”这“五贤”，却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不仁”——为人刻薄寡恩，不懂笼络人心。智果认为，如果不能施政以仁，而是自恃“五贤”强势治国，就不可能获得臣民心悦诚服的拥戴。但智宣子根本听不进劝，因为立嫡以长，是周公灭商后定下的宗法制度。这个制度违背“选贤与能”的原则，但是有利于政局稳定。
与此同时，赵氏家族也在考虑嗣卿人选。赵简子两个儿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究竟立谁为后？赵简子打算考考他们。他把两支写着“训诫之辞”的竹简，分别交到两个儿子手上，叮嘱他们保管好竹简并把上面的话牢记在心。3年后，赵简子问他们，是否还记得竹简上的话。大儿子伯鲁忘得精光，竹简也找不到了。小儿子无恤却背得滚瓜烂熟，竹简就藏在随身的衣袖里。“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显然，赵无恤的谨慎、谦卑、细心，让父亲决定立他为接班人。赵无恤就是赵襄子。
《史記·赵世家》还讲了一件关于赵简子考查接班人的故事。赵简子忧虑谁能来做自己的接班人，相面先生认为赵无恤具有将军的素质，可堪大任。赵简子笑说，这是一个贱婢所生的孩子。相面先生却态度坚决。因为晋国的六卿分掌晋国的六军，缺乏军事才能的接班人是无法撑起门户的。于是，赵简子决定考考孩子们。他告诉孩子们，自己在恒山上藏了一个“宝符”（宝贵的秘密信息），要他们去寻找。结果其他人一无所获，只有赵无恤说，我在山上发现，代地可以攻取下来，“这就是您说的‘宝符’吧”。赵简子点头称许，进一步坚定了立赵无恤为接班人的决心。
这个故事说明，赵简子在立嫡和立贤问题上，选择了后者，没有拘泥于周制中选立嫡长子的传统做法。
何物可依靠
公元前475年，晋定公和正卿赵简子先后去世，按照晋国的制度，智瑶登上了第一执政的宝座，世称智襄子或智伯。
智伯处事强霸，多次想入侵他国。据《战国策·宋卫》记载，智伯想吞并卫国，就先赠以“骏马四、白壁一”来麻痹对方，但未能见效；后来又假装太子出逃，盛兵护卫着太子向卫国方向驰去，也没能得逞。
不久，智伯以攻打越国的名义筹措军费，率先将智氏的一个万户城邑献与晋国国君后，也要韩氏家族献出一座城邑。韩康子不同意，辅臣段规却建议他答应智伯的要求，把祸水外引。段规认为，倘若智伯得寸进尺，再把矛头指向他人，我们就可以静观其变。韩康子觉得有道理，就给了智伯一座万户的城邑。
智伯继而向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第一反应也是觉得智氏欺人太甚，想要拒绝。可他的辅臣任章建议采用“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的骄兵之策，麻痹智氏，并暗中结交利害攸关的盟友，共同对付智伯。老谋深算的魏桓子明白了任章的意思，痛快地给智氏送了一座万户之邑。
志得意满的智伯，进而又逼迫赵襄子献出蔡、高狼等封地。这次他终于踢到了铁板，遭到了赵氏的坚决抵制。于是智伯带上韩、魏的军队一起攻打赵氏。
面对气势汹汹的智氏联军，赵襄子有3个战略要地可以避难：长子、邯郸、晋阳。长子城高池深，邯郸粮草丰足，但是赵襄子都不去——城高池深，说明老百姓的徭役繁重；粮草丰足，说明老百姓的赋税沉重。这些有什么可依恃的？只有尹铎治理的晋阳轻徭薄赋，百姓的人心最可依赖。思索再三，赵襄子最终选择了晋阳作为自己抗击联军的根据地。
当赵襄子逃奔晋阳后，智伯率领三家联军把晋阳城围得水泄不通，甚至决汾水以灌城。晋阳城被围了两年，但晋阳军民始终同仇敌忾，毫不动摇，“沉灶产蛙，民无叛意”。而就在此时，智伯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傲慢霸道和刚愎自用。
一天，智伯与魏恒子、韩康子一起乘车巡视攻城。智伯坐在最尊贵的左侧位置，魏桓子在中间驾车，韩康子在右侧拿着武器护卫。三位卿大夫都是主君，关系却如此不平等。不仅如此，威风十足的智伯还傲慢地说：“我今日才知大水足以亡人国。”这话引起了两个盟友的忧虑，“汾水可以灌（魏都）安邑，绛水可以灌（韩都）平阳也”。贪婪的智伯灭了赵氏后，能放过韩魏吗？
魏、韩二子的忧虑，很快被智伯的谋士絺（音同吃）疵察觉到了。他提醒主公，魏韩必反！智伯疑惑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絺疵回答，从人情事理即可推知！晋阳城破在即，二子不仅没有喜色，反而忧心仲仲，不就是担心唇亡齿寒，赵氏亡，下必及于韩魏吗？
次日，智伯以此质问魏桓子和韩康子。二子矢口否认，说一定是有人充当赵氏的说客，离间我们的关系，想让您怀疑我们而放松了对赵氏的攻击。我们都盼望早日分享赵氏的田土呢，怎么会去做危险的傻事冒犯您呢？智伯相信了二子的辩解，没有丝毫戒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