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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孔子，只是个好坏参半的凡人；90年代的孔子，是个影响巨大的学者；进入21世纪，孔子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圣人”
2004年9月28日，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悬挂着“纪念孔子2555年诞辰”的巨大横幅，两边的对联是“先师功德垂青史，儒学精华照五洲”。祭坛上摆放着牛羊猪祭品，香火缭绕。
“文圣吾祖，恩泽海宇。千古巨人，万世先师。”曲阜市市长江成肃立在孔庙大成殿前。诵读了孔子诞辰2555年祭祀大典祭文。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公祭孔子，曲阜市政府官员，社会各界代表，以及海内外游客3000多人参加了祭孔仪式，引起全球瞩目。
2004年之后，祭孔典礼渐趋复杂，规格逐年上升。
2006年的祭祀大典运用诸多现代艺术表现手段建设了一条“朝圣大道”，使用仿古马车组成祭祀行进队列，在72面祭祀大旗的护送下，参加祭孔大典的主要领导和嘉宾乘9辆特制仿古马车从大成桥踏上“朝圣大道”。
2009年的祭孔大典由当时的山东省政协主席主持，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姜大明恭读祭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揭示了由范曾题写的祭孔大典主题词，并在孔庙大成殿向先师孔子敬献花篮。
由“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彻底砸烂”到国家领导人出席祭孔大典，在最近二三十年，孔子走出了一条归圣之路。
政府推动恢复祭孔
祭孔一事典型地反映了孔子身后的际遇。曾亲自参与祭孔大典的一位孔子后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文革”结束之初，孔子后裔一般都在自己家中挂张孔子像祭奠。
上世纪80年代，曲阜组织了“孔子故里游”，让在国内外的孔子后裔、儒学专家到孔子出生地重游，共同探讨孔子思想。作为配套项目，推出了仿古祭孔表演，由当地一个山东梆子剧团承担表演项目——唱礼赞、举旗巡游。可是开香案、献三牲的真正祭祀环节，仍无人敢提出。
直到1993年，孔姓族人才得以第一次真正进行孔子家祭。“这其实也是政府主导的。”上述孔子后人说，当地政府肯定了孔子作为教育家、思想家的地位，并且官方也单独搞了一个简单的祭祀仪式。“不过当时更多的带着推动旅游的色彩，政府希望让世界各地，尤其是国内多了解孔子和曲阜。”
祭祀的放开，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的宽松。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陈明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70年代末，有外国领导人访华时提出要看孔庙，“可是孔子已经被打倒，得先做点舆论铺垫”。
陈明说，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找到《历史研究》杂志，由副总编庞朴写文章。庞朴很低调地肯定孔子是个伟大教育家，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在社会上开出一个新向度。
然后就是李泽厚，他从儒学对国人文化心理的影响作用重新论证了孔子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地位，从学理上奠定一个新基础。
“然而，80年代的主题是解放思想，是政治经济的改革，由于在‘五四’以来的论述中儒家在这两个问题上不仅无足称道而且有阻碍作用，庞朴、李泽厚他们肯定孔子的路向就无从展开。”陈明分析说。
再成“圣人”
上世纪80年代，还有另外几种因素催生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孔子的环境。“以匡亚明《孔子评传》为代表的一系列著述和文章，都对孔子采取了一分为二即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而不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一直呼吁儒教复兴的学者王达三对本刊记者说。与此同时，1984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邓颖超点名谷牧任名誉会长，匡亚明任会长。稍后还创办了《孔子研究》杂志。
“总体而言，这个阶段的‘孔子热’虽有起步，但很不成熟，深受政治气候影响，同时受到以《河殇》为代表的‘西学派’的抵制。”王达三说，要到90年代，对于孔子的学术研究才真正热起来，也越来越接近公正。
“特别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系列著述的出版，对于‘孔子热’和‘儒学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像蒋庆、陈明这样的儒者而不是学者也开始受到关注。”他说，也正是此时，曲阜地方政府和民间合办的祭孔开始浮出水面。
1999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孔子诞辰2550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代表，“这是一个官方释放出的强烈信号。”王达三说。
不过，大体而言，王达三认为，此阶段的“孔子热”还仅限于学界和曲卑，直到新世纪开始，孔子热才算真正突飞猛进，儒家文化呈现出强劲的复苏态势。这十年中，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和国学院，其他高校，如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陆续跟进。
另外，据王达三的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30多所高校竖起了孔子塑像。同时，祭孔热、孔诞热、论语热、读经热、国学热、国服热、祭祖热、古礼热、百家讲坛热、传统节日热、文化遗产热，让人眼花缭乱。
在这一波国学热潮中，2004年具有特别的含义。这一年，蒋庆推动儿童读经。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发起，72位社会各界名流签署《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华人、向国际社会表达文化主张；加上陈明召集的《原道》十周年纪念会——这三大事件使2004年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年”。
陈明的一句话颇有代表性。在《原道》十周年纪念会上，这位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打趣说，自己有点“从边缘到中心”的感觉了。也恰在此年，山东曲阜首次大规模公祭孔子。
“大体而言，这个阶段是孔子热深入民间、影响官方、走向世界，实现全面复兴的十年。”王达三说，“80年代的孔子，只是个好坏参半的凡人；90年代的孔子，是个影响巨大的学者；进入21世纪。孔子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圣人’。”
历史的轨道
孔子的归圣，在王达三看来，除了中国崛起带来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之外，还因为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是应对现实危机和挑战的巨大的思想资源。
“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如今都存有一些‘现代文明病’，比如人心空虚、人际疏离、人情淡漠、道德滑坡、信仰失落、贫富不均，吏治腐败，环境恶化，资源耗竭以及国际霸权等，而孔子思想及儒家文化，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提供不少思想资源。”他说。
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喜所的眼中，这种现象与上世纪早些时候的情形相像。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为核心，以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批判。
“但是，孔子毕竟是中国文化一块坚不可摧的基石。”他说，由新文化运动促成的“五四”运动刚过，复兴孔学即在 一部分新型知识分子中悄然兴起，经过数年发展，不仅恢复了孔子的尊崇地位，而且使孔学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就是现代新儒家。
这一轮孔子复位的背景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西方文明及资本主义思想理论产生了怀疑，寻找新出路。梁启超等人1919年在欧洲进行了一年多的考察，很多著名思想家都劝他不必再从西方“取经”，应该回国好好研究孔子、孟子、老子，用东方文化来重建世界文明。
李喜所说，于是，梁启超、严复等当年积极呼吁学习西方文化的激进思想家在“五四”后都有转向，极力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东方新文明，渐渐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东方文化派。
历史漩涡中的孔子
在其身后的两千多年间，孔子时常处于历史漩涡中。
李喜所说，孔子死后400年间，儒学的运气一直平平，虽经孟子等人丰富发展，却没有引起多少重视，更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时来运转，成为和皇帝齐名甚至高于皇帝的思想权威，“圣人”、“至圣先师”等一顶顶桂冠被戴在头上。
孔子的“圣人”形象维持千年，直到近代才受到挑战，第一个打倒孔子的是洪秀全。太平天国从西方“请”来了上帝，认定上帝是唯一“真神”。他命令太平天国的将士砸孔子牌位，推倒孔子神像，焚烧孔庙，还将儒家经典全部烧毁。在南京，太平天国将孔庙改为屠宰场，把孔子牌位扔到马厩、猪圈里。
其后，孔子被康有为的维新派所用。李喜所说，康有为为了变法维新，把孔子改造成了一位改革的思想家。他的《孔子改制考》，全面阐述孔子的变法思想和与时俱进的历史观，甚至将西方一些平等、自由、民权的思想也安在孔子身上，孔子俨然变成了维新变法的鼻祖。
戊戌变法被镇压，孔子被维新派这样重塑之后，权威降低。
更大的挑战在康有为之后。邹容在《革命军》中系统地批判了孔子为历代封建皇帝所利用、成为推行专制集权的思想政治工具，儒学把国人都变成了唯唯诺诺的“奴仆”。章太炎则批评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是“忠君”的“伪学”，专“以富贵利禄为心”，败坏了社会风气。
去圣乃得真孔子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陈明说自己对于新世纪以来的孔子热和国学热“乐此不疲”。“小康、和谐、以民为本等等都是在儒家思想中得到最充分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命题的确立，为孔子的定位打开了空间，甚至说不引入孔子或儒学，这些概念就会十分单薄。”
李喜所从大历史的眼光出发，对此现象别有看法。“就像一战后的那次国学热一样，现在看起来，当时知识分子的看法还是有问题的。现在也是一样，不要那么绝对，不要因为西方有金融危机就将人家—棍子打死。”
至于此轮孔子热的内涵，李喜所觉得应甄别对待。“他讲的人与人的和谐，要为对方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教育平等，有教无类，重视人的自身修养，都是很好的。”
李喜所提醒说，现在的问题是，从完全打倒到再次神话孔子，不加甄别地宣扬。“‘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本身并不错，但是后来演变为一种官本位，这个就坏了。”
现在需要做的，是还孔子本来面目，“孔子的许多东西是后人添加的，现在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基本是一个假孔子。以至于连孔子文化中许多字义上本来很好的东西，也变成坏的了。比如‘仁义礼智信’，本来没什么不好，但是后来演变为‘伪君子’的画皮，被严厉痛斥。”李喜所说，“求得一个真孔子，还原孔子的教育家地位，于中华文化的复兴意义重大。去圣乃得真孔子吧。”
2004年9月28日，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悬挂着“纪念孔子2555年诞辰”的巨大横幅，两边的对联是“先师功德垂青史，儒学精华照五洲”。祭坛上摆放着牛羊猪祭品，香火缭绕。
“文圣吾祖，恩泽海宇。千古巨人，万世先师。”曲阜市市长江成肃立在孔庙大成殿前。诵读了孔子诞辰2555年祭祀大典祭文。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公祭孔子，曲阜市政府官员，社会各界代表，以及海内外游客3000多人参加了祭孔仪式，引起全球瞩目。
2004年之后，祭孔典礼渐趋复杂，规格逐年上升。
2006年的祭祀大典运用诸多现代艺术表现手段建设了一条“朝圣大道”，使用仿古马车组成祭祀行进队列，在72面祭祀大旗的护送下，参加祭孔大典的主要领导和嘉宾乘9辆特制仿古马车从大成桥踏上“朝圣大道”。
2009年的祭孔大典由当时的山东省政协主席主持，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姜大明恭读祭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揭示了由范曾题写的祭孔大典主题词，并在孔庙大成殿向先师孔子敬献花篮。
由“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彻底砸烂”到国家领导人出席祭孔大典，在最近二三十年，孔子走出了一条归圣之路。
政府推动恢复祭孔
祭孔一事典型地反映了孔子身后的际遇。曾亲自参与祭孔大典的一位孔子后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文革”结束之初，孔子后裔一般都在自己家中挂张孔子像祭奠。
上世纪80年代，曲阜组织了“孔子故里游”，让在国内外的孔子后裔、儒学专家到孔子出生地重游，共同探讨孔子思想。作为配套项目，推出了仿古祭孔表演，由当地一个山东梆子剧团承担表演项目——唱礼赞、举旗巡游。可是开香案、献三牲的真正祭祀环节，仍无人敢提出。
直到1993年，孔姓族人才得以第一次真正进行孔子家祭。“这其实也是政府主导的。”上述孔子后人说，当地政府肯定了孔子作为教育家、思想家的地位，并且官方也单独搞了一个简单的祭祀仪式。“不过当时更多的带着推动旅游的色彩，政府希望让世界各地，尤其是国内多了解孔子和曲阜。”
祭祀的放开，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的宽松。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陈明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70年代末，有外国领导人访华时提出要看孔庙，“可是孔子已经被打倒，得先做点舆论铺垫”。
陈明说，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找到《历史研究》杂志，由副总编庞朴写文章。庞朴很低调地肯定孔子是个伟大教育家，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在社会上开出一个新向度。
然后就是李泽厚，他从儒学对国人文化心理的影响作用重新论证了孔子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地位，从学理上奠定一个新基础。
“然而，80年代的主题是解放思想，是政治经济的改革，由于在‘五四’以来的论述中儒家在这两个问题上不仅无足称道而且有阻碍作用，庞朴、李泽厚他们肯定孔子的路向就无从展开。”陈明分析说。
再成“圣人”
上世纪80年代，还有另外几种因素催生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孔子的环境。“以匡亚明《孔子评传》为代表的一系列著述和文章，都对孔子采取了一分为二即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而不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一直呼吁儒教复兴的学者王达三对本刊记者说。与此同时，1984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邓颖超点名谷牧任名誉会长，匡亚明任会长。稍后还创办了《孔子研究》杂志。
“总体而言，这个阶段的‘孔子热’虽有起步，但很不成熟，深受政治气候影响，同时受到以《河殇》为代表的‘西学派’的抵制。”王达三说，要到90年代，对于孔子的学术研究才真正热起来，也越来越接近公正。
“特别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系列著述的出版，对于‘孔子热’和‘儒学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像蒋庆、陈明这样的儒者而不是学者也开始受到关注。”他说，也正是此时，曲阜地方政府和民间合办的祭孔开始浮出水面。
1999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孔子诞辰2550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代表，“这是一个官方释放出的强烈信号。”王达三说。
不过，大体而言，王达三认为，此阶段的“孔子热”还仅限于学界和曲卑，直到新世纪开始，孔子热才算真正突飞猛进，儒家文化呈现出强劲的复苏态势。这十年中，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和国学院，其他高校，如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陆续跟进。
另外，据王达三的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30多所高校竖起了孔子塑像。同时，祭孔热、孔诞热、论语热、读经热、国学热、国服热、祭祖热、古礼热、百家讲坛热、传统节日热、文化遗产热，让人眼花缭乱。
在这一波国学热潮中，2004年具有特别的含义。这一年，蒋庆推动儿童读经。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发起，72位社会各界名流签署《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华人、向国际社会表达文化主张；加上陈明召集的《原道》十周年纪念会——这三大事件使2004年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年”。
陈明的一句话颇有代表性。在《原道》十周年纪念会上，这位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打趣说，自己有点“从边缘到中心”的感觉了。也恰在此年，山东曲阜首次大规模公祭孔子。
“大体而言，这个阶段是孔子热深入民间、影响官方、走向世界，实现全面复兴的十年。”王达三说，“80年代的孔子，只是个好坏参半的凡人；90年代的孔子，是个影响巨大的学者；进入21世纪。孔子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圣人’。”
历史的轨道
孔子的归圣，在王达三看来，除了中国崛起带来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之外，还因为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是应对现实危机和挑战的巨大的思想资源。
“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如今都存有一些‘现代文明病’，比如人心空虚、人际疏离、人情淡漠、道德滑坡、信仰失落、贫富不均，吏治腐败，环境恶化，资源耗竭以及国际霸权等，而孔子思想及儒家文化，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提供不少思想资源。”他说。
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喜所的眼中，这种现象与上世纪早些时候的情形相像。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为核心，以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批判。
“但是，孔子毕竟是中国文化一块坚不可摧的基石。”他说，由新文化运动促成的“五四”运动刚过，复兴孔学即在 一部分新型知识分子中悄然兴起，经过数年发展，不仅恢复了孔子的尊崇地位，而且使孔学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就是现代新儒家。
这一轮孔子复位的背景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西方文明及资本主义思想理论产生了怀疑，寻找新出路。梁启超等人1919年在欧洲进行了一年多的考察，很多著名思想家都劝他不必再从西方“取经”，应该回国好好研究孔子、孟子、老子，用东方文化来重建世界文明。
李喜所说，于是，梁启超、严复等当年积极呼吁学习西方文化的激进思想家在“五四”后都有转向，极力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东方新文明，渐渐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东方文化派。
历史漩涡中的孔子
在其身后的两千多年间，孔子时常处于历史漩涡中。
李喜所说，孔子死后400年间，儒学的运气一直平平，虽经孟子等人丰富发展，却没有引起多少重视，更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时来运转，成为和皇帝齐名甚至高于皇帝的思想权威，“圣人”、“至圣先师”等一顶顶桂冠被戴在头上。
孔子的“圣人”形象维持千年，直到近代才受到挑战，第一个打倒孔子的是洪秀全。太平天国从西方“请”来了上帝，认定上帝是唯一“真神”。他命令太平天国的将士砸孔子牌位，推倒孔子神像，焚烧孔庙，还将儒家经典全部烧毁。在南京，太平天国将孔庙改为屠宰场，把孔子牌位扔到马厩、猪圈里。
其后，孔子被康有为的维新派所用。李喜所说，康有为为了变法维新，把孔子改造成了一位改革的思想家。他的《孔子改制考》，全面阐述孔子的变法思想和与时俱进的历史观，甚至将西方一些平等、自由、民权的思想也安在孔子身上，孔子俨然变成了维新变法的鼻祖。
戊戌变法被镇压，孔子被维新派这样重塑之后，权威降低。
更大的挑战在康有为之后。邹容在《革命军》中系统地批判了孔子为历代封建皇帝所利用、成为推行专制集权的思想政治工具，儒学把国人都变成了唯唯诺诺的“奴仆”。章太炎则批评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是“忠君”的“伪学”，专“以富贵利禄为心”，败坏了社会风气。
去圣乃得真孔子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陈明说自己对于新世纪以来的孔子热和国学热“乐此不疲”。“小康、和谐、以民为本等等都是在儒家思想中得到最充分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命题的确立，为孔子的定位打开了空间，甚至说不引入孔子或儒学，这些概念就会十分单薄。”
李喜所从大历史的眼光出发，对此现象别有看法。“就像一战后的那次国学热一样，现在看起来，当时知识分子的看法还是有问题的。现在也是一样，不要那么绝对，不要因为西方有金融危机就将人家—棍子打死。”
至于此轮孔子热的内涵，李喜所觉得应甄别对待。“他讲的人与人的和谐，要为对方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教育平等，有教无类，重视人的自身修养，都是很好的。”
李喜所提醒说，现在的问题是，从完全打倒到再次神话孔子，不加甄别地宣扬。“‘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本身并不错，但是后来演变为一种官本位，这个就坏了。”
现在需要做的，是还孔子本来面目，“孔子的许多东西是后人添加的，现在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基本是一个假孔子。以至于连孔子文化中许多字义上本来很好的东西，也变成坏的了。比如‘仁义礼智信’，本来没什么不好，但是后来演变为‘伪君子’的画皮，被严厉痛斥。”李喜所说，“求得一个真孔子，还原孔子的教育家地位，于中华文化的复兴意义重大。去圣乃得真孔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