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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在我国陕西汉中发生了首例“安乐死”事件。不久，死者的女儿以谋杀罪控告了医生。对此，检察机关于1989年9月批准逮捕了被告，受理此案的汉中市人民法院也于1990年3月15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在庄严的法庭上，麦芒对针尖，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公诉人说：“在现今的中国，任何人对他人实施‘安乐死’都是违法的；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辩护人则声称：“被告人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而解除病人的痛苦本来就是医生的职责，一个医生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工作，何罪有之?”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也许是法官出于慎重而未立即判决。于是，此案一拖就是6年，直至1992年6月28日汉中市人民法院才再度开庭，断然作出了被告无罪的终审判决，终于使这桩长达6年之久轰动全国的“安乐死”案件划上了句号。
下面，首先让我们看看——
何谓“安乐死”
“安乐死”，英文为Euthanasia，意为“安乐的死法”。就是用死亡来使病人安逸地摆脱痛苦。换言之，是对那些救活无望，行将告别人世而陷于垂死挣扎中的病人，采用药物或其它措施促使其安然死去。这样，“安乐死”即主张由医务人员用医学方法去帮助临终病人非自然死亡，它包括“被动安乐死”和“主动安乐死”两种。前者指通过“不给或撤除治疗而导致病人死去”；后者指通过“注射药物或其它方法，积极地促使病人安然离去”。它的公开提出在西方已有50多年的历史，如今巳如同浪潮一样冲击着西方世界，似乎大有风行之势。但在我国。情况却大不一样，至1987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才首次召开了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会。从而使其得以在我国公开亮相。目前，它已成为我国医学、法学和伦理学界辩论的热门话题，但它还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确实是——
众说纷纭
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医学不可能彻底解除临终病人痛苦和挽留其生命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是有价值的。其一，个人能真正掌握自己的生死大权，可消除无法避免和无法忍受的临终痛苦，体现人有生的权利，也有免受疾病折磨的权利，维护人的尊严。其二。死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安乐死”可使病人免遭痛苦，减轻家庭和国家的负担，是一种理想的归宿方式，是目前在死亡过程中最佳的价值选择。其三。从伦理学意义上讲，它充实了医学人道主义的内容。尊重濒死者的愿望，结束低质量的生命，有利于民族的兴旺、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实施“安乐死”，乍眼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但细而观之，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符合道德的，而且表明了人类自身文明化程度的提高。
然而，反对者则以人道主义为依据，认为医生对病人“赠”其“安乐死”，人为地结束病人的生命，违反了人类自然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悖于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天职。实为变相杀人，慈善杀人，是极不人道的可恶行为。它还将给人提供报复和犯罪的条件，退化人的求生本能，消极医学科学的发展，而且还与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社会习俗和现行的法律准绳、医德标准，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和对抗。因此，认为“安乐死”在我国不宜实施和不可能获得社会认可。
由此看来，在当今中国的条件下，“安乐死”的实施，从总体上看，又必然是——
困难重重
这是因为，在当前，我国既缺乏现行法律的有力保证，又在医学与伦理学上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证，更缺少有效的“安乐死”宣传理论，特别在我们这个富有浓烈人情味的国度里，传统的道德观念依然在维系着某种感情，封建文化中愚昧落后的弊端和温情脉脉的面纱，似乎又总是与“安乐死”无缘。因此，即便是“安乐死”被证实是科学和道德的东西，也必然难以在实践中为人们所接受。难怪有人预言：“安乐死有被所谓‘情感’扼杀在襁褓之中的危险。”甚至就连那个开创了我国第一个“主动安乐死”先例的医生，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被告，虽然被人们誉为“第一个吃螃蟹”的英雄。后来也为此而后悔不迭，说是“干了件大糊涂事”，看来，今天如果还有人送来同样一只“螃蟹”，他肯定是不会再吃第二次的。说明“安乐死”在我国仍然还是一个尚未降生的“婴儿”，一切都还在希望与绝望中挣扎。但人们毕竟还是看到，在当前国内外“安乐死”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人们传统的道德观念，也不可能不受到极大的动摇，由此人们完全有理由——
满怀信心
尽管“安乐死”目前在我国仍受到非议，很难名正言顺地实施，但“安乐死”作，为人类自身文明化的一个环节和因素，是人类自身不断完善和文明进步的象征，它的根本目的是旨在减轻临终病人的痛苦，消除患者和家庭的精神、心理以及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作为一项医疗行为，医生基于病人的请求为其实施“安乐死”，也就不存在所谓对人的生命权利的侵犯，相反，是对病人权利和利益的充分尊重与保护。当前，全世界每天约有10余万人在绝症的煎熬中死去。有30多万人依靠药物维系着发发可危的生命，许多人虽然没有尝试过“折磨死”的滋味，但人们都目睹过“折磨死”的惨景。按理，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应该是幸福的，人们不但要求“生得欢乐”，而且还要求“死得安祥”。因而不管人们过去、现在和将来如何看待“安乐死”，其最终必将被人们所接受。从目前“安乐死”在我国和世界的发展势头来看，我国自1988年9月天津医学院成立全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所”后，如今已有多家医院设置了专为临终病人服务的专门病房。英国的临终关怀机构有200余家，美国则多达2000余家。又据北京有关方面对500例的问卷调查表明，认为“安乐死”可行者为399例，占79.8％；1989年2月中央电台还收到350多封听众来信，其中90％以上的人都赞成实施“安乐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月9日，荷兰议会已通过了于1994年开始实施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安乐死”的法律，使实施“安乐死”受到法律保护。上述现状表明，“安乐死”在西方，同时也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开始萌动，人们已发现了新观念的端倪，开始了科学地面对人生，人们的道德选择已开始由习俗化、情感化，向理性化、社会化过渡。人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优死”的一项措施，“安乐死”在我国一定能像计划生育、优生、优育一样，最终被承认其社会意义、道德价值和法律地位而得以贯彻实施，它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和采取哪种方式的问题罢了。因此，只要我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医学科学、卫生事业发展的实际，借鉴国外经验，正确地制定法律条文，“安乐死”在我国的实施，就一定能变为：合情，合理，合法!
在庄严的法庭上，麦芒对针尖，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公诉人说：“在现今的中国，任何人对他人实施‘安乐死’都是违法的；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辩护人则声称：“被告人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而解除病人的痛苦本来就是医生的职责，一个医生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工作，何罪有之?”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也许是法官出于慎重而未立即判决。于是，此案一拖就是6年，直至1992年6月28日汉中市人民法院才再度开庭，断然作出了被告无罪的终审判决，终于使这桩长达6年之久轰动全国的“安乐死”案件划上了句号。
下面，首先让我们看看——
何谓“安乐死”
“安乐死”，英文为Euthanasia，意为“安乐的死法”。就是用死亡来使病人安逸地摆脱痛苦。换言之，是对那些救活无望，行将告别人世而陷于垂死挣扎中的病人，采用药物或其它措施促使其安然死去。这样，“安乐死”即主张由医务人员用医学方法去帮助临终病人非自然死亡，它包括“被动安乐死”和“主动安乐死”两种。前者指通过“不给或撤除治疗而导致病人死去”；后者指通过“注射药物或其它方法，积极地促使病人安然离去”。它的公开提出在西方已有50多年的历史，如今巳如同浪潮一样冲击着西方世界，似乎大有风行之势。但在我国。情况却大不一样，至1987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才首次召开了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会。从而使其得以在我国公开亮相。目前，它已成为我国医学、法学和伦理学界辩论的热门话题，但它还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确实是——
众说纷纭
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医学不可能彻底解除临终病人痛苦和挽留其生命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是有价值的。其一，个人能真正掌握自己的生死大权，可消除无法避免和无法忍受的临终痛苦，体现人有生的权利，也有免受疾病折磨的权利，维护人的尊严。其二。死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安乐死”可使病人免遭痛苦，减轻家庭和国家的负担，是一种理想的归宿方式，是目前在死亡过程中最佳的价值选择。其三。从伦理学意义上讲，它充实了医学人道主义的内容。尊重濒死者的愿望，结束低质量的生命，有利于民族的兴旺、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实施“安乐死”，乍眼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但细而观之，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符合道德的，而且表明了人类自身文明化程度的提高。
然而，反对者则以人道主义为依据，认为医生对病人“赠”其“安乐死”，人为地结束病人的生命，违反了人类自然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悖于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天职。实为变相杀人，慈善杀人，是极不人道的可恶行为。它还将给人提供报复和犯罪的条件，退化人的求生本能，消极医学科学的发展，而且还与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社会习俗和现行的法律准绳、医德标准，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和对抗。因此，认为“安乐死”在我国不宜实施和不可能获得社会认可。
由此看来，在当今中国的条件下，“安乐死”的实施，从总体上看，又必然是——
困难重重
这是因为，在当前，我国既缺乏现行法律的有力保证，又在医学与伦理学上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证，更缺少有效的“安乐死”宣传理论，特别在我们这个富有浓烈人情味的国度里，传统的道德观念依然在维系着某种感情，封建文化中愚昧落后的弊端和温情脉脉的面纱，似乎又总是与“安乐死”无缘。因此，即便是“安乐死”被证实是科学和道德的东西，也必然难以在实践中为人们所接受。难怪有人预言：“安乐死有被所谓‘情感’扼杀在襁褓之中的危险。”甚至就连那个开创了我国第一个“主动安乐死”先例的医生，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被告，虽然被人们誉为“第一个吃螃蟹”的英雄。后来也为此而后悔不迭，说是“干了件大糊涂事”，看来，今天如果还有人送来同样一只“螃蟹”，他肯定是不会再吃第二次的。说明“安乐死”在我国仍然还是一个尚未降生的“婴儿”，一切都还在希望与绝望中挣扎。但人们毕竟还是看到，在当前国内外“安乐死”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人们传统的道德观念，也不可能不受到极大的动摇，由此人们完全有理由——
满怀信心
尽管“安乐死”目前在我国仍受到非议，很难名正言顺地实施，但“安乐死”作，为人类自身文明化的一个环节和因素，是人类自身不断完善和文明进步的象征，它的根本目的是旨在减轻临终病人的痛苦，消除患者和家庭的精神、心理以及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作为一项医疗行为，医生基于病人的请求为其实施“安乐死”，也就不存在所谓对人的生命权利的侵犯，相反，是对病人权利和利益的充分尊重与保护。当前，全世界每天约有10余万人在绝症的煎熬中死去。有30多万人依靠药物维系着发发可危的生命，许多人虽然没有尝试过“折磨死”的滋味，但人们都目睹过“折磨死”的惨景。按理，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应该是幸福的，人们不但要求“生得欢乐”，而且还要求“死得安祥”。因而不管人们过去、现在和将来如何看待“安乐死”，其最终必将被人们所接受。从目前“安乐死”在我国和世界的发展势头来看，我国自1988年9月天津医学院成立全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所”后，如今已有多家医院设置了专为临终病人服务的专门病房。英国的临终关怀机构有200余家，美国则多达2000余家。又据北京有关方面对500例的问卷调查表明，认为“安乐死”可行者为399例，占79.8％；1989年2月中央电台还收到350多封听众来信，其中90％以上的人都赞成实施“安乐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月9日，荷兰议会已通过了于1994年开始实施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安乐死”的法律，使实施“安乐死”受到法律保护。上述现状表明，“安乐死”在西方，同时也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开始萌动，人们已发现了新观念的端倪，开始了科学地面对人生，人们的道德选择已开始由习俗化、情感化，向理性化、社会化过渡。人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优死”的一项措施，“安乐死”在我国一定能像计划生育、优生、优育一样，最终被承认其社会意义、道德价值和法律地位而得以贯彻实施，它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和采取哪种方式的问题罢了。因此，只要我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医学科学、卫生事业发展的实际，借鉴国外经验，正确地制定法律条文，“安乐死”在我国的实施，就一定能变为：合情，合理，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