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酷爱篮球的高二少年,因为一个不高明的玩笑,从此被划为“右派”送往夹边沟,此后又以反革命团伙罪名送监。十年农村改造,摘帽后草草退休,荒诞一生。
　　
　　当孙子还是赖在陈宗海怀里使劲撒娇的年纪,他仰起脑袋,向瘦高的老头发问:爷爷,你年轻时干啥呢?—我呀,我在意大利踢足球啊。爷爷你说个意大利语呗—拉密密塞脚沟,这是发界外球。
　　他是胡诌的。如今孙儿业已成年,那个俏皮的谎言仍时常被拿出来,供大家哈哈一乐。80岁的陈宗海像所有城市老人一样享受着耄耋之年的乐趣,高兴时就出来公园里观光,不高兴就睡大觉看电视。他爱看《百家讲坛》和NBA,尤其是后者。42英寸的液晶屏幕里,大洋彼岸激荡的惊心肉搏,老爷子看得如痴如醉。
　　与儿孙们聊天,多是家常细琐,陈宗海努力扮演好家庭中长者的角色。他记得当年父亲的治家之道:小事不唠叨,大事平心静气讲。那么,自己的过往算什么呢?算不上大事。晚辈们不问,他也懒得提。大家只是隐约知道,老爷子年轻时当过“右派”,送到夹边沟,吃过苦头。
　　他很少出门。如今保持走动的还都是初中时代的朋友,人家来叫,他便配合着过去。坐在他们中间,他觉得自己永远是一个陪聊。对于社交,他提不起一点点兴趣来。
　　去年冬天,陈宗海找一个中医大夫看胃病。大夫说,你这么大年纪,性情还这么暴躁,是生气造成内消化不好。陈宗海抱怨:我是抑郁症,过去的事情老忘不掉。现在还梦到夹边沟,好像有人找我,心跳得突突的把自己惊醒。
　　他尽力避开生活里的一切毛像,那是他荒诞一生的根源。
　　“我相信人是有命运的,”陈宗海说,“我不偷不盗,怎么能有牢狱之灾呢。怪,哎呀,我的妈,真可笑。”他摇摇头,两眼放空,不住自嘲。他埋怨自己年轻时手欠,信手在报纸上涂上的那几笔,毁了一辈子。
　　
　　眼泪
　　那些生命中最绚烂的年华,已如祁连山的雪水般悄然流走。六十年前,中学生陈宗海看着共产党的军队开进了兰州城。对于新政权,他毫无概念。
　　陈家是一个手工作坊家庭。大清朝的曾祖父传下来的300亩黄河盐碱地,却在百年后土改中为老陈家戴上了“半地主式富农”的帽子。祖传做砂锅的手艺让陈宗海感到厌倦,他认为太没技术含量。他成了兄弟姐妹中唯一上学的。
　　1950年,20岁的陈宗海考上西北师大附中。他酷爱篮球,爱打最出风头的前锋。如今他做到的好梦,多半是自己在篮球场上奔跑的身影。
　　对于未来,他并无打算。在可供挥霍的青春里,学而优则仕一类的梦想被远远抛在天边。朝鲜半岛的战火烧到边疆,中国决定出兵。陈宗海亦无太多触动。他承认自己并无太多政治觉悟,他只愿无忧无虑地打球。
　　或许,以后去当个运动员吧,他想。但很快,他还是被裹挟进强大的政治机器。
　　毛岸英战死的消息从远方传来,校园里人们窃窃私语,小心猜测着中南海的反应。有天,他像往常一样往课桌上铺了张报纸。报上有张毛泽东的照片。他盯着他看,他为他感到难过,老年丧子的哀痛仿佛一样笼罩着他。他拿出钢笔,给画中人添上了几滴眼泪。
　　他被指为思想反动,污蔑伟大领袖。校方要求他写材料,交代自己的思想。他生平头一回感到政治的压力,他害怕极了。在检讨中他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污辱。批判会上,积极分子振臂高呼:打倒陈宗海的反动思想!
　　他暗自庆幸,毕竟不是打倒陈宗海。阶级斗争在此时尚没有多年后那般狂热和偏执。但没完没了的汇报检讨,却让陈宗海觉得丢人现眼。读完高二,他决定退学。
　　
　　劳教
　　那个时代的工作没有几十年后这般难找。陈宗海想得简单:找个工作换个环境,就没事了。在家帮父亲做了半年砂锅,他认定自己太过大材小用。表叔介绍他去兰州市建筑公司,当伙食管理员。买菜算账,管工人的吃喝拉撒睡。虽然是干部身份,但他心里却不情愿。
　　1954年元月,建筑公司搞冬训。内部肃反开始了,所有人都要交代1949年前的底细。陈宗海认为与己无关,便不发言。领导开会时发话:有些人犯过严重错误,还不主动交代。陈宗海一想:这不冲着我来的吗?但谁能证明他的清白呢?这样下去岂不又是没完没了。他觉得自己搞定不了这事。左思右想,他向单位请了个长假,回家了。
　　1955年年底,兰州开始公私合营。陈家的砂锅作坊和其他几家砂锅作坊合在一起,组成陶器手工业合作社。此时的陈宗海已经结婚生子。公私合营前,全家凭靠父亲一人的手艺倒也过得去。但合营后所有人都变成了工人,他不能再赖在家里啃老。合作社领导说:你都这么大了,还指着你爹过啊?他当上了合作社的会计,每月工资六十元。
　　进入1956年,形势加速变幻。陈宗海的会计没当上两个月,就被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成立的职工业余学校调去当扫盲教师了。白天给领导些材料搞宣传,晚上给学员上课。
　　“大鸣大放”里,陈宗海一句话也没敢说。领导找他:你谈谈嘛,总有些看法嘛。陈宗海心想,给毛主席画眼泪的事让他晦气了好几年,我哪还敢说什么。
　　一天开会,陈宗海和另一个老师一起抽烟。一片乱哄哄中,整风小组组长宣布:现在开始开会。陈宗海,你不要再说话了。陈宗海大为不忿:我只是抽烟,没有说话啊,你怎么胡点名呢!
　　第二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席卷而来。给毛主席画眼泪的旧事被抖出来,衍生的各种批判如乱箭般飞向陈宗海,他奋力争辩。1958年4月10日,整风小组领导宣布,陈宗海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定为“右派”,保留公职,劳动教养,送往夹边沟。
　　他记得在领导宣布的劳动教养条例里,曾提到不愿参加劳教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他打算放弃公职,这样就能免于劳教。但学校有个反右积极分子来到陈家,向陈母借走了家里的户口本。陈宗海晚上回家一看,自己的户口已经被注销,下面写了一行字:迁往夹边沟农场。“这个王八蛋叫安殿策。”提及此事陈宗海仍难掩愤怒,“人和人的关系已经划到阶级敌人了,再没啥客气了。”
　　家里老父亲说了一句:“这一次不得了。”陈宗海却不以为然:最多一两年。他亲眼所见,1949年的肃毒运动中,旧社会的抽大烟的人被关进戒毒所劳教,国家管饭,一两个月到半年,有些轻微劳动,戒了毒就给放回来。“我还没坏到吸毒那程度,时间还能长吗?”
　　
　　求被捕
　　在夹边沟,陈宗海认识了俞兆远。
　　俞兆远是兰州市西固区劳资科科长,因为一句“征公粮再卖给农民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被打为“右派”,送到夹边沟。这是个聪明人,在夹边沟口粮再吃紧的时候也没有找家里要过一分钱。俞兆远跟管教干部和分队长混得好,“劳动偷懒耍滑不出力,到处偷吃的”。在这里,他与陈宗海成了好哥们。
　　陈宗海积极改造的愿望终于在1959年的劳动节彻底破灭。三千“右派”在此前的劳动中拼尽全力,却只有三人被宣布摘帽。回家的希望的越来越渺茫,这年国庆过完,陈宗海一下子垮下来,连打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俞兆远看陈宗海累成这样,便跟队长建议,把陈调去放水组。那是个轻巧活,挖口子堵口子。重要的是,休息时可以在菜地里偷庄稼吃。
　　“偷着吃,不偷活不了,”陈宗海说,“可能我比别人偷得还多一些。”陈宗海偷大田里的东西,土豆、洋芋、糜子、麦粒,一切能吃的都偷着吃。但他有个原则:偷公家不偷私人的,别人的东西不能偷,那都是救命的。
　　有天夜里,陈宗海跟俞兆远闲聊。俞兆远无意中说起,老家有人过来探亲,说城郊农场劳改犯的生活比这里“右派”好得多。劳改犯每天只劳动八小时,每人每月的口粮是四十斤,这比那却是十个小时以上的工作量,口粮却只有二十四斤。那边饿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