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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渔先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自2010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颇受读者喜爱，四月份即第二次印行。许多学者对该书也称赞有加，不乏溢美之词，甚至誉其“雄辩地证明了科学思维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荣辱的极端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话大致是不错的，在这部七万多字的著作中，作者的确为我们详尽地分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指出了这种传统思维模式的弊病所在。笔者在这里就不再复述了，只想斗胆质疑一个问题，即“中国人的思维混乱而且僵化，是我们社会不能进步的根本原因”吗？抑或说能认定中国的“病象有多种，诸如文化、体制等等；但病根只有一个：传统思维模式”吗？显然，立论者在这里将思维方式与文化、制度完全剥离开来了，并无视文化和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得出了“中国落后的根源不是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和专制统治、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制度和体制等因素”，“根本性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的结论。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在笔者看来，思维科学原本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思维模式的形成与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与制度和体制、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乃是紧密相连，根本无法割断的。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追根溯源恐怕还是得归结于文化。首先从语言文字的形成上看，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字则是语言的书面形式；思维活动也好，思维方式也好，都必须附丽于语言和文字。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古代的埃及和古代的希腊，先民最初的书写符号都是象形文字。但自西方采用脱胎于象形文字的拼音字母后，就形成了以拼音字母表示音符的拼音文字和语言。中国的汉字则是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经过篆隶的演变，尤其是文言文与日常口语的分离，书面文字就成了只有读书人才能理解的表意方块字。再加上汉字的词缺少词尾变化对词性的规定，其语义的模糊性与多义性远比拼音文字要大得多，就连读书人也只能“以意度之”，各自产生分别不同的理解，久而久之，便养成一种重悟性轻理性的习惯。显而易见，表意文字比拼音文字更直观更感性，更易于引发人们的形象思维。中国古代之所以文学繁荣而科学缺位，文学之中又以诗歌创作最早最盛，小说戏剧的创作则发展迟缓成熟较晚，不能说与我们汉字的特点无关。有些文字或符号甚至能够让人萌生某种朦胧的神秘感。比如，为今人所推崇备至的远古典籍《周易》，数千年来，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神秘文化，又直接影响甚至左右了我们的思维，并将其定格成一种思维模式。当然，这部“经典”也为当今的某些“周易大师”提供了若干“课题”，让他们得以从各自的所悟所感去任意地解说和阐发；再兼职给人看个风水算个命什么的，岂不是致富的捷径？想想看，这种陈腐的文化传统怎么可能导致逻辑科学的生成？在后来的诸子百家论辩中，也多擅长取譬和比类，擅长以杜撰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西方的古代寓言大多是独立成篇的文学创作，于形象之中蕴含若干人生的哲理；可中国古代的寓言却大多是为游说和辩驳“量身定做”，然后嵌进论者支离破碎的说教中去的。表意文字的形象性、模糊性和多义性，使得人们不得不注重直观的感性而忽略逻辑的理性；而这种对直观感性的注重和逻辑理性的缺失，反过来又加重了汉语语言的模糊性与多义性。就语言之所指与能指的关系而言，表意的方块字无疑比拼音字母文字的随意性更大，能指的范围也更宽泛。这样，造成“概念模糊”这一“致命的思维弱点”，同时“也为偷换概念、转移话题和诡辩术留下了空隙”就在所难免了。五四时期，曾有不少人提出过废除汉字。这一主张虽说有些偏激和草率，但他们确实是看到了方块字的症结所在。只不过以汉语拼音来代替方块汉字恐怕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出的依旧是原有的单个汉字，并非如其他拼音文字的语种是以单词作为表意单位。就像前面曾提及的，许多拼音文字的单词本身可以通过不同的前缀或词尾的变化，对词性及其语法功能予以相对明确的界定，其模糊性和多义性自然比汉字要小得多。汉语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了，就以楚渔的这本著作来说吧，书名本身就隐含着歧义——它既可以看作是一个偏正结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主谓结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两种结构所表达的分明是两个不同的意思，而作者的本义指的应该是后者，但如果不看书名的副标题，读者很可能就会做出前一种解释。
思维方式与文化之相辅相成，几乎近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它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同样如此，因为一个专制社会是容不得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的，是容不得对现实的追问和对真理的追求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思想专制和愚民政策的桎梏之下，思维科学根本就无处生根。古希腊之所以能诞生那么多擅长理性思考和逻辑思维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不能不说是得力于当时雅典的城邦制度，正是人类这一早期民主政治的存在，使西方人数千年来都一直延续了对“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严肃考问。中国则截然不同，最晚从尧、舜、禹三代开始，社会就已然定位于“家长制”了。周代以降，更是以严格的宗法礼治将社会严密地掌控起来。“我是谁？”你是子民。“从哪儿来？”从你爹娘的血缘里来。“到哪儿去？”君父叫你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这种没有丝毫自由与平等的制度，将培育出怎样一种文化，形成怎样一种思维，难道不是已经不言而喻了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此家天下培植起来的只能是孔子所心仪和推崇的礼乐文化，而在礼治的框架内，只有盲目的崇拜，决无自由的信仰；只有对君王的臣服，决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所谓“百家争鸣”实质上不过是“百家争宠”罢了，无非是为了博得君王的青睐，让君王从己而非他。一旦“争鸣”起来，需要的就不是什么求真的逻辑思维，而是一味地设法将论敌驳倒，将君王蒙住。于是，狡辩、诡辩便大行其道，别说“轻视概念”，简直就是在有意地玩弄概念。语言文字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在西方语言中也不是没有，但对可能产生歧义的词语往往都会做出严密的逻辑界定；而我们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大人先生们，却颇得意于汉语的这种模糊性和多义性，因为概念越模糊就越易于偷换，就越便于他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作者在该书中有力地批判了中国的流氓文化，功不可没；然而，不正是这种成王败寇的流氓文化在恶意地“偷换概念、转移话题”、强行地“狡辩”和“诡辩”，才造成国人的思维中理性的缺失吗？在这种皇权专制的社会里，真假是非的判断完全由成败来决定，不可置疑地任权柄来划分，根本无须进行什么逻辑论证！掌握了权力也就掌握了真理，哪还需要什么逻辑思维呢？在形式逻辑的各种推理中，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前提必须真实，否则，即使论证的过程再严密也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可一旦前提的真实与否完全由掌握了话语权的人来认定时，平民百姓又如何进行合乎逻辑的证明？辩证法就是这样因权力的强奸而沦为诡辩论的。在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里，连常识都常常被歪曲，真相更是大量地被遮蔽，人们又如何能充满好奇心、敢于怀疑和追求真理呢？作者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呼吁“改造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是我国教育的头等大事”，可是，如果不彻底改革当前的教育体制，你能改造得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吗？
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过程逐渐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可人是在社会中实践呀，人的实践离得开人所生存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形态么？当我们在批判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时，决不能忽略“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和专制统治、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制度和体制等因素”的根源性和决定作用。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跟西方社会发展进程并非完全一致，尤其是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界定上，已有不少知名学者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这里就不再多说。中国自秦始皇开始的皇权专制跟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确实不一样，以至高无上的个人独裁为特征的专制集权是欧洲那些国家所不曾有过的。作者一再谈到中国古代的“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此话颇有点近于天方夜谭，即便有过也是有着严格边界的，那就是绝不能非议皇上和朝廷，绝不能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人类最早的形象思维而言，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有过原始的图腾崇拜，可哪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将“龙的图腾”由“龙”而“真龙天子”地崇拜了几十个世纪，直到前些年某地方政府还耗资千万破坏山林的生态去修筑一条钢筋水泥的“巨龙”？不错，古代的中国人可以信任何一个“神”，也可以不信任何一个“神”，但他们敢不信朝廷不信官府吗？可以不拜鬼神，可面对上至皇上下至县令，他们敢不纳头跪拜吗？至于儒家思想，自“独尊儒术”之后，便成为中国思想专制的特有意识形态，一代又一代的儒生，除了读、注、笺、疏经书之外，他们又能做什么又会做什么呢？虽然日韩等国也曾纷纷引进过儒学，但人家仅仅是把它当作一种思想学说，从未将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只有在思想专制的社会里，理性才会被扼杀，诡辩才能自圆其说，广大民众一个个也就只剩下被蒙蔽和被愚弄的份儿了。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和政治生态之中，人们根本就不可能通过实践将自己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中国的礼治文化和专制制度，早已将一种明显缺乏理性的思维方式定格成模式，并成为一种“传统思维模式”了。皇权专制和儒家文化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也就制约了国人的思维两千多年，最终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才是症结的根本所在！
最后还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落后的反义词是先进而不是强大。要建设一个“经济、科技和军事强国”，首先得拥有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制度。没有制度的保证，思想是无法冲破牢笼的。还有，该书开篇就说“中国的历史，从宋代以后就由盛而衰”，后文又借外国学者的话说，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古代已经成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照此说来，宋朝以前的中国是颇为强大的，那么按照作者的逻辑，那时国人的思维也应该比较科学了，所谓的传统思维模式不过是在明清之后才形成的，这种说法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再说，“强大”也不一定不挨打呀，甲午海战时，中国的北洋水师的装备比起日本海军来明显地高出一筹，怎么就被人家打得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呢？“强大”也不一定能造福呀，像该书所称道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尽管成为了“经济、科技和军事强国”，但他们的“强大”最终给人类带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灾难！即使在他们本国，希特勒和斯大林对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的迫害也是有目共睹的，斯大林甚至将当时的遗传学家几乎杀光，他本人竟然还大言不惭地成为语言学家，妄图用俄语来称霸世界呢！
综上所述，楚渔先生对中国人传统思维模式的批判，笔者是颇为赞同的，也曾班门弄斧地多次在拙作中言及这个问题；但将思维跟文化和制度剥离开来，并将思维模式认作是导致这个落后的根本原因，笔者就不敢苟同了。思维方式、文化观念、社会制度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并相互促进（或促退）。中国的落后和停滞不前，其根本原因还是应该从这三个方面综合去找，抑或说其根源正在于僵化的传统文化、传统体制和传统思维模式，忽视其中任何一项都会失之片面；脱离文化改造和制度改革而一味地奢谈思维模式的改变，无异于纸上谈兵，客观上还会蒙蔽和误导广大读者。
话大致是不错的，在这部七万多字的著作中，作者的确为我们详尽地分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指出了这种传统思维模式的弊病所在。笔者在这里就不再复述了，只想斗胆质疑一个问题，即“中国人的思维混乱而且僵化，是我们社会不能进步的根本原因”吗？抑或说能认定中国的“病象有多种，诸如文化、体制等等；但病根只有一个：传统思维模式”吗？显然，立论者在这里将思维方式与文化、制度完全剥离开来了，并无视文化和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得出了“中国落后的根源不是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和专制统治、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制度和体制等因素”，“根本性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的结论。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在笔者看来，思维科学原本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思维模式的形成与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与制度和体制、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乃是紧密相连，根本无法割断的。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追根溯源恐怕还是得归结于文化。首先从语言文字的形成上看，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字则是语言的书面形式；思维活动也好，思维方式也好，都必须附丽于语言和文字。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古代的埃及和古代的希腊，先民最初的书写符号都是象形文字。但自西方采用脱胎于象形文字的拼音字母后，就形成了以拼音字母表示音符的拼音文字和语言。中国的汉字则是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经过篆隶的演变，尤其是文言文与日常口语的分离，书面文字就成了只有读书人才能理解的表意方块字。再加上汉字的词缺少词尾变化对词性的规定，其语义的模糊性与多义性远比拼音文字要大得多，就连读书人也只能“以意度之”，各自产生分别不同的理解，久而久之，便养成一种重悟性轻理性的习惯。显而易见，表意文字比拼音文字更直观更感性，更易于引发人们的形象思维。中国古代之所以文学繁荣而科学缺位，文学之中又以诗歌创作最早最盛，小说戏剧的创作则发展迟缓成熟较晚，不能说与我们汉字的特点无关。有些文字或符号甚至能够让人萌生某种朦胧的神秘感。比如，为今人所推崇备至的远古典籍《周易》，数千年来，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神秘文化，又直接影响甚至左右了我们的思维，并将其定格成一种思维模式。当然，这部“经典”也为当今的某些“周易大师”提供了若干“课题”，让他们得以从各自的所悟所感去任意地解说和阐发；再兼职给人看个风水算个命什么的，岂不是致富的捷径？想想看，这种陈腐的文化传统怎么可能导致逻辑科学的生成？在后来的诸子百家论辩中，也多擅长取譬和比类，擅长以杜撰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西方的古代寓言大多是独立成篇的文学创作，于形象之中蕴含若干人生的哲理；可中国古代的寓言却大多是为游说和辩驳“量身定做”，然后嵌进论者支离破碎的说教中去的。表意文字的形象性、模糊性和多义性，使得人们不得不注重直观的感性而忽略逻辑的理性；而这种对直观感性的注重和逻辑理性的缺失，反过来又加重了汉语语言的模糊性与多义性。就语言之所指与能指的关系而言，表意的方块字无疑比拼音字母文字的随意性更大，能指的范围也更宽泛。这样，造成“概念模糊”这一“致命的思维弱点”，同时“也为偷换概念、转移话题和诡辩术留下了空隙”就在所难免了。五四时期，曾有不少人提出过废除汉字。这一主张虽说有些偏激和草率，但他们确实是看到了方块字的症结所在。只不过以汉语拼音来代替方块汉字恐怕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出的依旧是原有的单个汉字，并非如其他拼音文字的语种是以单词作为表意单位。就像前面曾提及的，许多拼音文字的单词本身可以通过不同的前缀或词尾的变化，对词性及其语法功能予以相对明确的界定，其模糊性和多义性自然比汉字要小得多。汉语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了，就以楚渔的这本著作来说吧，书名本身就隐含着歧义——它既可以看作是一个偏正结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主谓结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两种结构所表达的分明是两个不同的意思，而作者的本义指的应该是后者，但如果不看书名的副标题，读者很可能就会做出前一种解释。
思维方式与文化之相辅相成，几乎近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它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同样如此，因为一个专制社会是容不得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的，是容不得对现实的追问和对真理的追求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思想专制和愚民政策的桎梏之下，思维科学根本就无处生根。古希腊之所以能诞生那么多擅长理性思考和逻辑思维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不能不说是得力于当时雅典的城邦制度，正是人类这一早期民主政治的存在，使西方人数千年来都一直延续了对“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严肃考问。中国则截然不同，最晚从尧、舜、禹三代开始，社会就已然定位于“家长制”了。周代以降，更是以严格的宗法礼治将社会严密地掌控起来。“我是谁？”你是子民。“从哪儿来？”从你爹娘的血缘里来。“到哪儿去？”君父叫你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这种没有丝毫自由与平等的制度，将培育出怎样一种文化，形成怎样一种思维，难道不是已经不言而喻了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此家天下培植起来的只能是孔子所心仪和推崇的礼乐文化，而在礼治的框架内，只有盲目的崇拜，决无自由的信仰；只有对君王的臣服，决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所谓“百家争鸣”实质上不过是“百家争宠”罢了，无非是为了博得君王的青睐，让君王从己而非他。一旦“争鸣”起来，需要的就不是什么求真的逻辑思维，而是一味地设法将论敌驳倒，将君王蒙住。于是，狡辩、诡辩便大行其道，别说“轻视概念”，简直就是在有意地玩弄概念。语言文字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在西方语言中也不是没有，但对可能产生歧义的词语往往都会做出严密的逻辑界定；而我们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大人先生们，却颇得意于汉语的这种模糊性和多义性，因为概念越模糊就越易于偷换，就越便于他们根据各自的需要，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作者在该书中有力地批判了中国的流氓文化，功不可没；然而，不正是这种成王败寇的流氓文化在恶意地“偷换概念、转移话题”、强行地“狡辩”和“诡辩”，才造成国人的思维中理性的缺失吗？在这种皇权专制的社会里，真假是非的判断完全由成败来决定，不可置疑地任权柄来划分，根本无须进行什么逻辑论证！掌握了权力也就掌握了真理，哪还需要什么逻辑思维呢？在形式逻辑的各种推理中，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前提必须真实，否则，即使论证的过程再严密也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可一旦前提的真实与否完全由掌握了话语权的人来认定时，平民百姓又如何进行合乎逻辑的证明？辩证法就是这样因权力的强奸而沦为诡辩论的。在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里，连常识都常常被歪曲，真相更是大量地被遮蔽，人们又如何能充满好奇心、敢于怀疑和追求真理呢？作者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呼吁“改造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是我国教育的头等大事”，可是，如果不彻底改革当前的教育体制，你能改造得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吗？
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过程逐渐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可人是在社会中实践呀，人的实践离得开人所生存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形态么？当我们在批判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时，决不能忽略“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和专制统治、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制度和体制等因素”的根源性和决定作用。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跟西方社会发展进程并非完全一致，尤其是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界定上，已有不少知名学者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这里就不再多说。中国自秦始皇开始的皇权专制跟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确实不一样，以至高无上的个人独裁为特征的专制集权是欧洲那些国家所不曾有过的。作者一再谈到中国古代的“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此话颇有点近于天方夜谭，即便有过也是有着严格边界的，那就是绝不能非议皇上和朝廷，绝不能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人类最早的形象思维而言，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有过原始的图腾崇拜，可哪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将“龙的图腾”由“龙”而“真龙天子”地崇拜了几十个世纪，直到前些年某地方政府还耗资千万破坏山林的生态去修筑一条钢筋水泥的“巨龙”？不错，古代的中国人可以信任何一个“神”，也可以不信任何一个“神”，但他们敢不信朝廷不信官府吗？可以不拜鬼神，可面对上至皇上下至县令，他们敢不纳头跪拜吗？至于儒家思想，自“独尊儒术”之后，便成为中国思想专制的特有意识形态，一代又一代的儒生，除了读、注、笺、疏经书之外，他们又能做什么又会做什么呢？虽然日韩等国也曾纷纷引进过儒学，但人家仅仅是把它当作一种思想学说，从未将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只有在思想专制的社会里，理性才会被扼杀，诡辩才能自圆其说，广大民众一个个也就只剩下被蒙蔽和被愚弄的份儿了。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和政治生态之中，人们根本就不可能通过实践将自己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中国的礼治文化和专制制度，早已将一种明显缺乏理性的思维方式定格成模式，并成为一种“传统思维模式”了。皇权专制和儒家文化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也就制约了国人的思维两千多年，最终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才是症结的根本所在！
最后还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落后的反义词是先进而不是强大。要建设一个“经济、科技和军事强国”，首先得拥有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制度。没有制度的保证，思想是无法冲破牢笼的。还有，该书开篇就说“中国的历史，从宋代以后就由盛而衰”，后文又借外国学者的话说，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古代已经成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照此说来，宋朝以前的中国是颇为强大的，那么按照作者的逻辑，那时国人的思维也应该比较科学了，所谓的传统思维模式不过是在明清之后才形成的，这种说法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再说，“强大”也不一定不挨打呀，甲午海战时，中国的北洋水师的装备比起日本海军来明显地高出一筹，怎么就被人家打得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呢？“强大”也不一定能造福呀，像该书所称道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尽管成为了“经济、科技和军事强国”，但他们的“强大”最终给人类带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灾难！即使在他们本国，希特勒和斯大林对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的迫害也是有目共睹的，斯大林甚至将当时的遗传学家几乎杀光，他本人竟然还大言不惭地成为语言学家，妄图用俄语来称霸世界呢！
综上所述，楚渔先生对中国人传统思维模式的批判，笔者是颇为赞同的，也曾班门弄斧地多次在拙作中言及这个问题；但将思维跟文化和制度剥离开来，并将思维模式认作是导致这个落后的根本原因，笔者就不敢苟同了。思维方式、文化观念、社会制度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并相互促进（或促退）。中国的落后和停滞不前，其根本原因还是应该从这三个方面综合去找，抑或说其根源正在于僵化的传统文化、传统体制和传统思维模式，忽视其中任何一项都会失之片面；脱离文化改造和制度改革而一味地奢谈思维模式的改变，无异于纸上谈兵，客观上还会蒙蔽和误导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