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这是对学界泰斗们的真实写照。他们有的埋头研究，冷对名利，带给人们的是暖暖的幸福;有的敢于在热点发声，底气源于长年沉静的思考。即将过去的2018年里，这样的老院士们又有十几位离我们而去。他们的“冷”与“热”，值得我们思索铭记。

程开甲：永远的中国“核司令”

　　2018年12月18日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党中央表彰了100名改革先锋，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位列其中;随后几天，央视也公布了“感动中国”2018年度候选人物，其中也有程开甲的名字。然而，这位老院士再也不能登台领奖。就在大约一个月前的11月17日，他与世长辞，享年101岁。
　　程开甲出生于江苏吴江，1937年，他被浙江大学物理系录取。日本全面侵华后，他随浙大西迁，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始钻研相对论和基本粒子。他的学术论文在《自然》和《剑桥哲学杂志》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
　　1946年，程开甲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玻恩的学生。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没有听从导师对他的挽留，而是于1950年毅然回国。他先是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后来又到南京大学工作，坐起了学术研究的“冷板凳”。
　　就在程开甲全身心地投入科研之时，1960年，他被分配到当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所，被任命为研究所的技术副所长。这次调动，是钱三强亲自点将、邓小平最后批准的。从此，他隐姓埋名，在学术界销声匿迹20多年，在外界看来，这段时间，他是彻底地“冷”了。
　　然而在核试验基地，他负责的工作是最关键的。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确定后，中央决定由程开甲全面负责核武器试验中的技术问题。程开甲后来回忆说：“当时主要的难点是，不知道爆炸的具体全过程。在没有经验与外援的条件下，要求我们在两年内完成从提出具体试验计划、测试项目，直到现场实施，以及完成大量的研究工作，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为此，他废寝忘食，全心钻研。有一天早上，程开甲走进办公室，一个人关上门考虑问题，把吃饭、午睡的时间全忘记了。当他把问题想清楚，开心地走出办公室时，已是下午1点多了。他走过其他房间，发现大家都在床上午休，非常生气，劈头盖脸地批评：“研究的时间这么紧，你们居然还敢在上班时间睡大觉？”其他人不禁哈哈大笑。经过提醒，他才恍然大悟，不好意思地转身走了。

　　凭着这股劲头，在当年的试验中，程开甲解决了一系列理论和技术难题。西北核技术研究所原总工程师、当年程开甲眼中的“基地新来的年轻人”郝明礼说：核武器研究分试验和制造两部分，程开甲是中国核武器试验的开创者和领路人，“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位”。因为这样的贡献，他被称为中国“核司令”。
　　程开甲还带出一支高水平人才队伍，培养出10位院士和40多位将军。在学生和后辈眼中，他对年轻人总是和善地耐心指导，但遇到科学问题时又非常坚持原则。
　　1982年，程开甲离开核试验基地，担任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转入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1999年，程开甲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党中央、国务院于2014年为他颁发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习近平主席親自将“八一勋章”颁授给这位杰出科学家。这些，是国防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而在程开甲看来，“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是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
　　离开戈壁滩后的程开甲，一直保持着那个年代简单、俭朴的生活方式。他的一位浙江大学的校友回忆，在程开甲的书房里，“一块独立支架的黑板上，还留着一些公式演算的字迹。黑板边放着一叠叠手写标签的录音卡带，家人介绍说，那是程先生当年在大漠深处做研究时，从电台录下来的古典音乐。”
　　程开甲一生有很多职务，但他头脑里从没有“权力”二字，他一辈子都不承认自己是个“官”：“我满脑子自始至终只容得下科研工作和试验任务，其他方面我很难搞明白。有人对我说‘你当过官’，我说‘我从没认为我当过什么官，我从来就认为我只是一个做研究的人’。”
　　有人曾问晚年的程开甲：“要是你当时听了导师玻恩的建议留在英国，现在会怎样？”他感慨：“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决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程开甲一生的追求，诚如他的口述自传的标题：“创新、拼搏、奉献”。

王梦恕：持续发声的“高铁代言人”

　　80岁的王梦恕于2018年9月20日去世，人们长叹“高铁院士”去了天堂。和一般的学者不同，王梦恕在公众眼中的身份不仅是著名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是在媒体上的“高铁代言人”“热门发声者”。

　　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王梦恕是调查组领导之一，在调查组还没有结论时，他就对外发布观点，认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管理不当，而不是技术问题，不能就此对中国高铁失去信心。 　　这之后，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为中国高铁辩护。有人曾质疑中国高铁技术，王梦恕自信地告诉他们：根本不用质疑，现在中国的隧道技术、轨道技术、桥梁技术都是世界领先，各国专家都很认可。
　　这些言论让他不时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直到近些年，再提起那些事，王梦恕仍然心气难平。让他在意的不是别人怎么议论他，而是有些人对高铁技术的不客观评价。
　　在动车事故之前，王梦恕就一直以敢言著称。2003年，南水北调以明渠为主、仅在穿过黄河以及一些城市地带时使用隧道的规划公布，王梦恕就表示不认同。同年年底，北京奥运主场馆“鸟巢”开工，原方案有个顶盖，他从技术上认为不妥，建议取消顶盖、扩大屋顶开孔。把意见反映给有关部门被拒，他就直接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淇写信。最终，“鸟巢”的建设方案接受了他的意见，这带来了直接的效果：场馆安全性得到进一步提高，用钢量比原设计减少了22.3%。

　　王梦恕总是在一些事件中发出“少数派”声音，说了很多体制内官员不能说或者不敢说的话，这让他引来毁誉交加。
　　尤其是他在2013-2017年担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期，每年全国两会都会被记者团团围住，记者们都知道只要找到他，新闻就一定有料，甚至咬定他一定会说出可以上标题的“金句”——他有问必答，从不躲闪。王梦恕的有些言论如“反对铁道部改革”“高铁上没必要提供WiFi”不为大众接受，也被后来的实践推翻，但这并未让他直率的性格改变。
　　他曾说：“做人要学武则天，死后留块无字碑，任人评价。所以，我不在乎。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说真话，社会就没希望了。”他又说：“我父亲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你应该出人头地，出人头地的目的是为了给老百姓办事。一个院士要是成天考虑自己，会被人瞧不起。”
　　实际上，王梦恕在自己的领域耐住的寂寞，与其在公众领域的发声，可谓“冰火两重天”。
　　儿时的王梦恕梦想成为铁路工人，詹天佑是他的偶像。1957年，王梦恕进入唐山铁道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前身）桥隧系桥梁专业学习。在校期间，他去在建的铁路成昆线考察实习，结果工地由于施工技术、生产工艺落后等原因，施工隧道掌子面发生了大面积塌方事故，造成八死一伤。经历此事后，王梦恕在大学第四年分专业时主动申请将专业改为隧道工程建设。
　　从热门专业转向做冷门学问，这是为了什么？“当时很多人看到隧道这么复杂危险，都不愿意选择这个专业，令我坚持下去的原因是我有个梦想，那就是让隧道施工不死一个人，而且要马上实现。”很多年以后，王梦恕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了原因。
　　为了这个梦想，他开始奔波在大江南北。1980年底，衡广复线大瑶山隧道开始建设，这条隧道是当时全国最长的双线电气化铁路隧道。作为铁道部科研所总工程师的他带领24人的攻关小组，自己画线、钻孔、装药、引爆，冒着浓烟冲向掌子面观察爆破效果，经常在洞里一待就是20多个小时。最终，大瑶山隧道提前一年半开通，缩短铁路路程近15公里，使火车时速从50公里增至100公里以上，并且改变了中国百年来的隧道修建工法。
　　从中国第一条地下铁道到中国第一条海底公路隧道，许多重大工程建设中，都有王梦恕的身影。在治学时，他一直跟学生强调的是：工程学科要与具体工程项目相结合，一定要到现场进行试验，要在工程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
　　他对此身体力行，一年中有一两百天都在工地上。直到生命中的最后一两年，他依然冒着危险，坚守在施工第一线，哪里有问题，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对他热爱的这项事业，他可以赞誉、批判，但绝不愿意离开。
　　王梦恕2017年5月第一次脑溢血住院。说起他生病的原因，他的学生、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谭忠盛说：王梦恕对工作很执着，直到晚年还在超负荷工作，他工作强度大，身体太劳累。
　　到了2017年年底，他的身体恢复后，还给学生们开过一次会，鼓励年轻人：“干工作一切要從国家需要出发。”

林尊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