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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等重要场合多次述及“三大史诗”，以激励中华各族儿女发扬伟大创造精神，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蒙藏民族史诗《格萨（斯）尔》作为三大史诗的重要一员，其传承和发展应借助良好的传播环境，把握新时期的种种机遇，正对“走出去”的种种挑战。对蒙古史诗青年艺人特·呼和牧仁的采访主要关注其在蒙古史诗传播过程中的个人实践，发掘新一代史诗传承人在新时期传承和传播蒙古史诗的典型事例。
早在2006年，我国“三大史诗”《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三大史诗”认识的逐渐加深，其传承和传播也有了新的发展环境和机遇。
蒙藏民族史诗《格萨（斯）尔》和中国其他民族、地区的史诗有着相近的特点，那就是缺乏固定的文学脚本，多为民间口头传承，是讲述英雄事迹的“活态史诗”。因此每一个能够说唱史诗的艺人就成为传承和传播这一活态传统的关键。2018年 5月，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1082人）①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金巴扎木苏，青海省格日尖参、才智，西藏自治区巴旦入选了该批《格萨（斯）尔》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笔者本次的采访对象特·呼和牧仁曾从师于罗布生、乌力吉图等多位演唱《格萨（斯）尔》史诗的著名艺术家，学艺经历丰富。他不仅掌握长篇《格萨（斯）尔》的演唱，而且还是蒙古族曲艺的研究者和传承者，从他的学艺经历、个人追求和演述实践中，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蒙古族《格萨（斯）尔》史诗传播和传承的“昨天”和“今天”，也更能够寄希望于蒙古史诗发展中“冉冉升起的曙光”。
乌哈娜：您前些日子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知行读书会”的分享活动被内蒙古电视台报道，主题是“蒙古史诗《格萨（斯）尔》的传承与传播”，您能简要介绍一下这次活动吗？
特·呼和牧仁：这次活动是内蒙古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的，邀请我作为主讲人，分享“蒙古史诗《格萨（斯）尔》的传承与传播”这一主题，参加活动的人不仅有内蒙古师范大学和其他兄弟院校的师生，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克莱尔·布莱德福德教授。活动被内蒙古电视台和天堂草原音乐网报道。
乌哈娜：那您是怎样为这些老师和同学们介绍《格萨（斯）尔》史诗的？
特·呼和牧仁：我从史诗、蒙古史诗、《格萨（斯）尔》史诗等三个方面做了讲解；首先介绍了史诗的定义和分类，接着介绍了蒙古史诗研究的概况以及它的分类，诸如总体研究、《格萨（斯）尔》研究、《江格尔》研究和其他史诗研究等。我也根据自己的了解和以前查阅的资料对蒙藏《格斯（萨）尔》的关系，蒙藏《格斯（萨）尔》艺人，《格萨（斯）尔》的传承和传播，《格萨（斯）尔》史诗的内容、曲调等内容大致作了讲解。
乌哈娜：这次活动对大家了解蒙古史诗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特·呼和牧仁：是的，大家都表示获益匪浅，来自澳大利亚的外籍教师也表示感受到了蒙古史诗的无限魅力。其实《格斯（萨）尔》除了在我国西藏、青海、内蒙古、新疆、甘肃、辽宁等地区流传以外，还在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图瓦自治共和国广泛流传。它的文本被译成很多种语言，比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波斯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尼泊尔语等。对《格斯（萨）尔》的研究也已经形成了国际视野。中国、蒙古国、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国蒙古学家们的研究更是推动了全世界人民对蒙古史诗的认识。
乌哈娜：真的是十分难得。国内外对蒙古史诗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今年4月15日至22日举办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民族电影展中就有《江格尔》动漫电影的推介活动。中国“三大史诗”的影视资源开发是不是也是蒙古史诗发展过程中的新机遇呢？
特·呼和牧仁：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的民族电影展的主题活动《江格尔赞歌》上，我和老师乌力吉图也为大家演唱了《格萨（斯）尔》选段，这样的活动对传播“三大史诗”文化很有意义，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但是“三大史诗”的影视资源开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毕竟把活态的史诗进行再创作，搬到荧幕上是一个十分大的工程，要考虑到文本的选取、形象的设计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乌哈娜：除了对史诗在影视资源方面进行开发，如何将史诗的保护、传播与“一带一路”战略紧密结合，也是近期学界讨论的热点，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特·呼和牧仁：“一带一路”是习总书记提出的伟大战略决策。文化交流是“一带一路”的一条主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所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中国三大史诗将会随着“一带一路”伟大战略而得到有效的传播。
乌哈娜：是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既要把握机遇也要正视挑战。说起您的老师，除了乌力吉图老師以外，您还曾从师于哪些老师？
特·呼和牧仁：我从2011年开始，学习史诗7年了。我有两个《格萨（斯）尔》史诗的老师，一位是国家级《格萨（斯）尔》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罗布生老师，一位是著名史诗艺术家乌力吉图老师。这两位都是演唱长篇史诗的艺术家。
乌哈娜：您最开始学习《格萨（斯）尔》史诗时是怎样学习的？用笔记录唱词还是录下来跟着学？哪部分比较难？
特·呼和牧仁：最先开始的时候，老师先教我曲调，也就是史诗的音乐，一边听一边记忆，看着老师的手指和弹琴时的动作，听着调子，回来以后自己把记住的调子拉出来，反复记忆；而唱词和内容方面，需要老师具体指点一下，其中包括涉及的民俗知识、宗教知识等。唱词不用照搬，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得照着老师唱的模仿着唱。学到后来，我们就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一些自己的发挥，根据情况做变化，形成自己风格。这就是为什么史诗有活态性，每一次唱的都是不一样的。学习史诗的难点在于音乐和唱词的配合部分。用琴拉出音乐没问题，边拉边唱就难了，嗓音和琴音配合就比较难。 乌哈娜：您可以具体举一些例子吗？每一次演唱大概哪些部分或者哪些词会不一样？哪些部分又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
特·呼和牧仁：即兴发挥时连词变化多，大致的故事情节不会变，有时会根据观众的反应和理解加一些解释进去，比如说：“这个人是曾经打败过四个蟒古思的英雄……”如果时间紧，就不说具体是哪四个蟒古思（蒙古史诗的恶魔形象），如果时间来得及，就给观众解释一下这些蟒古思都分别是什么样的，分别是什么。换成胡仁·乌力格尔的话，比如我提到了“三纲五常”，那就会接下来解释，三纲是什么，五常是什么，等等；如果三分钟之内必须说完，那么就不解释，一语带过了。因此有的史诗时间长是因为解释的部分会占一些时间。
乌哈娜：您能否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史诗的程式化？
特·呼和牧仁：比如描述蟒古思吧，蟒古思的头有固定的数量，比如1、12、15、18、21、25、35、45、55、60、70、90、95、108等这些数，不是随便指个数就行的。一般来说蟒古思的头越多，灵魂越多，蟒古思就越强大，这反过来说明，蟒古思的头越多，殺他的英雄就越强大。另外就是对蟒古思眼睛描述的程式。蟒古思的眼睛大概有两种颜色，一个是黄色的，一个是黑色的，因此有的直接简称为“黄蟒古思”和“黑蟒古思”。黄色和黑色一出现就可以说明这个角色的反面性，所以蒙语里讽刺人、骂人的时候经常借用这两个颜色表达贬义。另外正面性的英雄形象常用白色、红色来描述，偶尔也会有蓝色或绿色。蟒古思的头、眼睛、胸部（尤其是母的蟒古思）、手臂，都有固定的程式。还有就是描述女性英雄有描述女性英雄的程式，描述老人有描述老人的程式。
乌哈娜：您刚才说史诗学习时乐器也是很重要的部分。您主要是用四胡伴奏么？
特·呼和牧仁：琶杰、敖根巴雅尔、叁布拉诺日布、金巴扎木苏、罗布生、乌力吉图等诸多演唱《格萨（斯）尔》的老艺术家和中年艺术家们都是用四胡伴奏说唱的。刚开始我是用四胡伴奏学的。后来为了恢复原有的传统，我学了潮尔（即马头琴的前身），现在用潮尔伴奏说唱。
乌哈娜：看来史诗的演唱是需要很强的记忆力和灵性的。一颗坚守传统的心也很重要。现在跟您一样能演唱长篇《格萨（斯）尔》的同龄人多吗？
特·呼和牧仁：没几个。追溯起来，琶杰大师是最早用四胡演唱《格萨（斯）尔》的艺术家，再接着就是我的老师罗布生，跟他同年龄段的有赤峰巴林右旗的金巴扎木苏老师、叁布拉诺日布老师、敖根巴雅尔老师，下一代的话，有我的另一位老师乌力吉图，还有尼玛敖斯尔、敖特根巴雅尔、巴德玛仁钦、敖根巴特尔、斯钦图等史诗艺人。呼和浩特的包青格勒老师、扎鲁特旗的白赛纳、吉林省前郭尔罗斯的朝鲁蒙用潮尔伴奏说唱。我收的徒弟年龄段跟我差不多。
乌哈娜：您有几个徒弟？他们学的怎么样？
特·呼和牧仁：有10多个，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13岁。他们对史诗内容的理解还可以，但曲调和音乐部分的掌握还需要练习。我不仅教他们学史诗，还教好来宝、祝颂词等曲种。我表演的蒙古族说唱艺术形式有六种：一个是史诗，包括《格萨（斯）尔》《江格尔》等；还有就是好来宝、胡仁·乌力格尔、祝词（祝愿未来的美好）、颂词（歌颂过去和现在）、笑磕（蒙古族相声）。我的“一专多能”对几个形式之间的融汇贯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乌哈娜：这对学术研究的帮助是不是也非常的大？
特·呼和牧仁：是的，我2011年就决定报考民间文学方向的硕士，学术上的研究这两年就相对多了些，学术研究和演唱实践相结合，两者相辅相成。好来宝、胡仁·乌力格尔等蒙古族传统曲艺是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从小学开始我就有了学习四胡的想法，以前学习这些的过程中也听到了家人质疑的声音。毕竟那个时候人们不太理解这些民间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这些年，他们对蒙古史诗和其他科尔沁民间艺术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慢慢理解了我，支持我，我很感谢他们。
学界普遍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少有人能够掌握史诗的长篇幅演唱，用文本记录和保存史诗变得难上加难。加之蒙古史诗传承人对学徒的要求非常高，故新时期蒙古史诗传承面临了诸多难题。而新兴传播媒介的广泛应用，新一代史诗传承人的出现，是改变这些问题的关键。
对特·呼和牧仁的采访围绕其“学艺经历和演述实践”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2016年2月，第二次是2018年3月。一年多的时间，笔者感受了特·呼和牧仁身上由内而外的乐观和开朗，也感受到他作为年轻一代民间艺术传承者的努力与坚持。
近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等重要场合多次述及“三大史诗”，以激励中华各族儿女发扬伟大创造精神，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8年5月24日，“推动‘三大史诗’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三大史诗”的代表性传承人和诸多研究三大史诗和民间口头传统的学者就“三大史诗”的传承和发展再度深入对话、交流。②
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我们既能聆听多位史诗传承人讲述着源自于民族心灵的“昨日”记忆，我们也能阅读多位史诗学者书写的“三大史诗”灿烂“今朝”，而从新一代史诗学徒、青年艺人和民间文化关注者的努力中，我们更能驻足欣赏民间口头传统“冉冉升起的曙光”，看他们如何为民族文化自信力的树立和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添绚烂的一笔。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Z].2018—05—08
②鹰鸽.推动“三大史诗”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工作会议在京召开[J/OL].http：// www.mzhb.com/xinwen/推动三大史诗-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工作会议/，2018-05-25/2018-05-30.
[本文系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蒙古族活态英雄史诗对外传播与翻译研究”（2016NDB065）；2018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一带一路’视阈下蒙古族与鄂温克族民间文学搜集、传播、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82028）的阶段性成果]
早在2006年，我国“三大史诗”《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三大史诗”认识的逐渐加深，其传承和传播也有了新的发展环境和机遇。
蒙藏民族史诗《格萨（斯）尔》和中国其他民族、地区的史诗有着相近的特点，那就是缺乏固定的文学脚本，多为民间口头传承，是讲述英雄事迹的“活态史诗”。因此每一个能够说唱史诗的艺人就成为传承和传播这一活态传统的关键。2018年 5月，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1082人）①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金巴扎木苏，青海省格日尖参、才智，西藏自治区巴旦入选了该批《格萨（斯）尔》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笔者本次的采访对象特·呼和牧仁曾从师于罗布生、乌力吉图等多位演唱《格萨（斯）尔》史诗的著名艺术家，学艺经历丰富。他不仅掌握长篇《格萨（斯）尔》的演唱，而且还是蒙古族曲艺的研究者和传承者，从他的学艺经历、个人追求和演述实践中，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蒙古族《格萨（斯）尔》史诗传播和传承的“昨天”和“今天”，也更能够寄希望于蒙古史诗发展中“冉冉升起的曙光”。
乌哈娜：您前些日子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知行读书会”的分享活动被内蒙古电视台报道，主题是“蒙古史诗《格萨（斯）尔》的传承与传播”，您能简要介绍一下这次活动吗？
特·呼和牧仁：这次活动是内蒙古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的，邀请我作为主讲人，分享“蒙古史诗《格萨（斯）尔》的传承与传播”这一主题，参加活动的人不仅有内蒙古师范大学和其他兄弟院校的师生，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克莱尔·布莱德福德教授。活动被内蒙古电视台和天堂草原音乐网报道。
乌哈娜：那您是怎样为这些老师和同学们介绍《格萨（斯）尔》史诗的？
特·呼和牧仁：我从史诗、蒙古史诗、《格萨（斯）尔》史诗等三个方面做了讲解；首先介绍了史诗的定义和分类，接着介绍了蒙古史诗研究的概况以及它的分类，诸如总体研究、《格萨（斯）尔》研究、《江格尔》研究和其他史诗研究等。我也根据自己的了解和以前查阅的资料对蒙藏《格斯（萨）尔》的关系，蒙藏《格斯（萨）尔》艺人，《格萨（斯）尔》的传承和传播，《格萨（斯）尔》史诗的内容、曲调等内容大致作了讲解。
乌哈娜：这次活动对大家了解蒙古史诗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特·呼和牧仁：是的，大家都表示获益匪浅，来自澳大利亚的外籍教师也表示感受到了蒙古史诗的无限魅力。其实《格斯（萨）尔》除了在我国西藏、青海、内蒙古、新疆、甘肃、辽宁等地区流传以外，还在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图瓦自治共和国广泛流传。它的文本被译成很多种语言，比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波斯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尼泊尔语等。对《格斯（萨）尔》的研究也已经形成了国际视野。中国、蒙古国、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国蒙古学家们的研究更是推动了全世界人民对蒙古史诗的认识。
乌哈娜：真的是十分难得。国内外对蒙古史诗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今年4月15日至22日举办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民族电影展中就有《江格尔》动漫电影的推介活动。中国“三大史诗”的影视资源开发是不是也是蒙古史诗发展过程中的新机遇呢？
特·呼和牧仁：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的民族电影展的主题活动《江格尔赞歌》上，我和老师乌力吉图也为大家演唱了《格萨（斯）尔》选段，这样的活动对传播“三大史诗”文化很有意义，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但是“三大史诗”的影视资源开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毕竟把活态的史诗进行再创作，搬到荧幕上是一个十分大的工程，要考虑到文本的选取、形象的设计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乌哈娜：除了对史诗在影视资源方面进行开发，如何将史诗的保护、传播与“一带一路”战略紧密结合，也是近期学界讨论的热点，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特·呼和牧仁：“一带一路”是习总书记提出的伟大战略决策。文化交流是“一带一路”的一条主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所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中国三大史诗将会随着“一带一路”伟大战略而得到有效的传播。
乌哈娜：是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既要把握机遇也要正视挑战。说起您的老师，除了乌力吉图老師以外，您还曾从师于哪些老师？
特·呼和牧仁：我从2011年开始，学习史诗7年了。我有两个《格萨（斯）尔》史诗的老师，一位是国家级《格萨（斯）尔》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罗布生老师，一位是著名史诗艺术家乌力吉图老师。这两位都是演唱长篇史诗的艺术家。
乌哈娜：您最开始学习《格萨（斯）尔》史诗时是怎样学习的？用笔记录唱词还是录下来跟着学？哪部分比较难？
特·呼和牧仁：最先开始的时候，老师先教我曲调，也就是史诗的音乐，一边听一边记忆，看着老师的手指和弹琴时的动作，听着调子，回来以后自己把记住的调子拉出来，反复记忆；而唱词和内容方面，需要老师具体指点一下，其中包括涉及的民俗知识、宗教知识等。唱词不用照搬，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得照着老师唱的模仿着唱。学到后来，我们就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一些自己的发挥，根据情况做变化，形成自己风格。这就是为什么史诗有活态性，每一次唱的都是不一样的。学习史诗的难点在于音乐和唱词的配合部分。用琴拉出音乐没问题，边拉边唱就难了，嗓音和琴音配合就比较难。 乌哈娜：您可以具体举一些例子吗？每一次演唱大概哪些部分或者哪些词会不一样？哪些部分又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
特·呼和牧仁：即兴发挥时连词变化多，大致的故事情节不会变，有时会根据观众的反应和理解加一些解释进去，比如说：“这个人是曾经打败过四个蟒古思的英雄……”如果时间紧，就不说具体是哪四个蟒古思（蒙古史诗的恶魔形象），如果时间来得及，就给观众解释一下这些蟒古思都分别是什么样的，分别是什么。换成胡仁·乌力格尔的话，比如我提到了“三纲五常”，那就会接下来解释，三纲是什么，五常是什么，等等；如果三分钟之内必须说完，那么就不解释，一语带过了。因此有的史诗时间长是因为解释的部分会占一些时间。
乌哈娜：您能否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史诗的程式化？
特·呼和牧仁：比如描述蟒古思吧，蟒古思的头有固定的数量，比如1、12、15、18、21、25、35、45、55、60、70、90、95、108等这些数，不是随便指个数就行的。一般来说蟒古思的头越多，灵魂越多，蟒古思就越强大，这反过来说明，蟒古思的头越多，殺他的英雄就越强大。另外就是对蟒古思眼睛描述的程式。蟒古思的眼睛大概有两种颜色，一个是黄色的，一个是黑色的，因此有的直接简称为“黄蟒古思”和“黑蟒古思”。黄色和黑色一出现就可以说明这个角色的反面性，所以蒙语里讽刺人、骂人的时候经常借用这两个颜色表达贬义。另外正面性的英雄形象常用白色、红色来描述，偶尔也会有蓝色或绿色。蟒古思的头、眼睛、胸部（尤其是母的蟒古思）、手臂，都有固定的程式。还有就是描述女性英雄有描述女性英雄的程式，描述老人有描述老人的程式。
乌哈娜：您刚才说史诗学习时乐器也是很重要的部分。您主要是用四胡伴奏么？
特·呼和牧仁：琶杰、敖根巴雅尔、叁布拉诺日布、金巴扎木苏、罗布生、乌力吉图等诸多演唱《格萨（斯）尔》的老艺术家和中年艺术家们都是用四胡伴奏说唱的。刚开始我是用四胡伴奏学的。后来为了恢复原有的传统，我学了潮尔（即马头琴的前身），现在用潮尔伴奏说唱。
乌哈娜：看来史诗的演唱是需要很强的记忆力和灵性的。一颗坚守传统的心也很重要。现在跟您一样能演唱长篇《格萨（斯）尔》的同龄人多吗？
特·呼和牧仁：没几个。追溯起来，琶杰大师是最早用四胡演唱《格萨（斯）尔》的艺术家，再接着就是我的老师罗布生，跟他同年龄段的有赤峰巴林右旗的金巴扎木苏老师、叁布拉诺日布老师、敖根巴雅尔老师，下一代的话，有我的另一位老师乌力吉图，还有尼玛敖斯尔、敖特根巴雅尔、巴德玛仁钦、敖根巴特尔、斯钦图等史诗艺人。呼和浩特的包青格勒老师、扎鲁特旗的白赛纳、吉林省前郭尔罗斯的朝鲁蒙用潮尔伴奏说唱。我收的徒弟年龄段跟我差不多。
乌哈娜：您有几个徒弟？他们学的怎么样？
特·呼和牧仁：有10多个，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13岁。他们对史诗内容的理解还可以，但曲调和音乐部分的掌握还需要练习。我不仅教他们学史诗，还教好来宝、祝颂词等曲种。我表演的蒙古族说唱艺术形式有六种：一个是史诗，包括《格萨（斯）尔》《江格尔》等；还有就是好来宝、胡仁·乌力格尔、祝词（祝愿未来的美好）、颂词（歌颂过去和现在）、笑磕（蒙古族相声）。我的“一专多能”对几个形式之间的融汇贯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乌哈娜：这对学术研究的帮助是不是也非常的大？
特·呼和牧仁：是的，我2011年就决定报考民间文学方向的硕士，学术上的研究这两年就相对多了些，学术研究和演唱实践相结合，两者相辅相成。好来宝、胡仁·乌力格尔等蒙古族传统曲艺是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从小学开始我就有了学习四胡的想法，以前学习这些的过程中也听到了家人质疑的声音。毕竟那个时候人们不太理解这些民间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这些年，他们对蒙古史诗和其他科尔沁民间艺术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慢慢理解了我，支持我，我很感谢他们。
学界普遍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少有人能够掌握史诗的长篇幅演唱，用文本记录和保存史诗变得难上加难。加之蒙古史诗传承人对学徒的要求非常高，故新时期蒙古史诗传承面临了诸多难题。而新兴传播媒介的广泛应用，新一代史诗传承人的出现，是改变这些问题的关键。
对特·呼和牧仁的采访围绕其“学艺经历和演述实践”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2016年2月，第二次是2018年3月。一年多的时间，笔者感受了特·呼和牧仁身上由内而外的乐观和开朗，也感受到他作为年轻一代民间艺术传承者的努力与坚持。
近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等重要场合多次述及“三大史诗”，以激励中华各族儿女发扬伟大创造精神，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8年5月24日，“推动‘三大史诗’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三大史诗”的代表性传承人和诸多研究三大史诗和民间口头传统的学者就“三大史诗”的传承和发展再度深入对话、交流。②
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我们既能聆听多位史诗传承人讲述着源自于民族心灵的“昨日”记忆，我们也能阅读多位史诗学者书写的“三大史诗”灿烂“今朝”，而从新一代史诗学徒、青年艺人和民间文化关注者的努力中，我们更能驻足欣赏民间口头传统“冉冉升起的曙光”，看他们如何为民族文化自信力的树立和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添绚烂的一笔。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Z].2018—05—08
②鹰鸽.推动“三大史诗”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工作会议在京召开[J/OL].http：// www.mzhb.com/xinwen/推动三大史诗-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工作会议/，2018-05-25/2018-05-30.
[本文系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蒙古族活态英雄史诗对外传播与翻译研究”（2016NDB065）；2018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一带一路’视阈下蒙古族与鄂温克族民间文学搜集、传播、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8202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