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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小说家、评论家、英文学者，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极高地位，被称为“国民作家”。他早年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以及成年后对西方文明的学习，两种文化的碰撞使得他的思想别具一格。他的作品不仅表现了日本现代社会的矛盾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还激烈的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同时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本文以《矿工》为例，试图用基拉尔的模仿欲望理论来解读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主体与他者间的特殊关系，从而体现文明开化对人性以及自我主体性的影响。
一、主体与他者间的转换
《矿工》这部作品是作者1908年为《朝日新闻》杂志所写的连载小说，小说以真人真事为素材，同时加入作者自己的想象。作品主要讲述了一个19岁的有钱人家的少爷，为爱情与婚姻等问题而苦恼，因找不到出路想要自杀，却没有勇气，最后选择离家出走，决定自我毁灭的故事。他在途中遇到了骗子长藏，带他到铜山去做矿工，在赶路的过程中，还收纳了两个人——红毛毯和山中少年。到了铜山，他受到嘲笑、愚弄，被跳蚤叮咬，吃了充满土味的南京米，看到了矿工艰辛的劳动现场，邂逅了温暖的矿场主原先生和掘子安。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他仍然选择留下，但因身体原因而无法成为一个矿工，而做了管账的人。他做满五个月后，离开了铜山，回到了东京。
在《矿工》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同于作者其他小说的叙述视角，例如，《三四郎》是第三人称的叙述。而这里采用了第一人称倒叙叙述，即现实当中事情已经发生过了，事后又回想起来，追忆起若干年前的往事，再写下来。并且，作者要公平地写从前的事，在写的过程中也要给予客观的评价，无论好坏。这种叙述方式就使得小说中主人公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常常表现为话语间的格斗，主人公就是讲述者自己，但是现实中的自己与回忆中的自己之间存在多重分裂。在文中主体是一个一直由他者为其作选择的存在，主体是处于被动地位的。作者把人们日常生活中，往往会下意识完成的、成为某系统中“主体”的过程刻画出来。即为了加入完全由他者构建的系统，而将构成自我独立基础的“双重选择性”全部让与他者，通过语言交流的方式让主体服从于他者，最后变成彻底的服从者这其中的过程。
二、欲望介体的介入
基拉尔认为，人类的欲望是来自于对他人的模仿，主体对于自身的欲望根本不了解，在基拉尔的模仿欲望结构中，除了欲望主体，欲望客体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欲望介体，它“既关及主体，又关及客体”。在《矿工》这部小说中，主体与他者二者之间的转换主要体现在对食欲这一欲望客体的模仿，夏目漱石试图从食欲这一原始性欲望的角度，来重新把握以往小说中常出现的以男女关系为中心的性欲、以财产为中心的金钱欲等明确的欲望。与通常小说中看似对情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性欲或金钱欲相比，食欲一直具有生死攸关的迫切性，能够贴近人们欲望的本质。这种欲望现象的描写与基拉尔的模仿欲望理论不谋而合。
在《矿工》中，第一次产生食欲是先由外部刺激产生，因喝茶而产生了肚子饿的欲望，然后发现了目标对象“油炸包子”，却犹豫“吃”还是“不吃”，主人公将选择权转交给长藏，后看到长藏吃下肚，随即自己也吃起来，此时的欲望介体即长藏，最终以模仿他者欲望的形式而进行了此次欲望的实现。第二次产生食欲时，此时主体意识回归，产生了“肚子饿”欲望的自觉。但因身无分文，还是把选择权给了长藏，但长藏并没有寻找饭馆，而是寻找下一个当矿工的人。红毛毯的出现，使主体产生了危机感，后又感到愉快，将其视为伙伴，在相互比较中，又发现了“肚子饿”，不得已用语言传达了自己的欲望，但对于“红薯”这一欲望对象并不满意，但是看到红毛毯拿起地上掉下的红薯吃了起来后，主体随即在他者即红毛毯这一欲望介体的刺激下，吃起了红薯。第三次产生食欲则是当自己到了饭场，遭到了矿工们的愚弄、嘲笑时，老太婆端来了食物，才意识到“肚子饿”。欲望客体“南京米”完全是与主体欲望的期待相对立的，但因为它是成为矿工所必须吃的食物的象征，所以自己也就接受了，而这里的欲望介体就是想要成为矿工的信念。
这三次食欲欲望的表现，可以说将主体与介体，客体之间的转换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旦介体激发了主体的欲望，同时对客体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论是真实的还是仅是主体自身的幻觉），它就会被主体视为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可见，主体的欲望是随着介体的改变而变化的。同时体现了作者在写作時与小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把这个小说看作是对一次性事件的处理，这种事件不可概括，只可以看作把自己意识方向的逆转分割成一个瞬间一个瞬间来进行把握。由此，人们无妨把夏目漱石定位为名副其实追求“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的小说家。
三、反思主体性的丧失
《矿工》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个自我毁灭少年努力想要获得身份认同，想要在社会生存下去的故事。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使得主人公生活在巨大的空虚中，变成了社会的“多余人”，而造成这种自我精神的迷失，恰恰与当时社会推行的欧化政策是分不开的。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成功挤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民族自信感的极度膨胀，让人们逐渐迷失了自我，再加上全社会高举“文明开化”的旗帜，全面学习西方文明，以至于忽略了本土文明。两种文明间的碰撞，也是所谓的“优势”文明与其“他者”化自我间的冲突。文中的主体一直在对成为一个矿工而作出努力，最终还是没能成功，这恰恰反映了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下迷失自我、精神苦闷而找不到出路的现象。诚然，物质文化的发展必然会引起个体生命被物化的现实，但是想要保持个体的自由又无法摆脱物质文化的影响，这也是当下社会人类所面临的困境。
基拉尔认为，在现代人追求自我的外表下，隐藏着的其实是对他者的崇拜，盲目地将他人奉为上帝，会遮蔽、削弱甚至取消自我，人应该坚守属于本己的东西。而早在20世纪初的日本，夏目漱石就已经在许多作品中表明了近代日本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自我本位”的丧失。就像岛崎藤村所说：“从矿山这些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出大社会的小缩影。人性本有善、恶，只因环境的变数，而使善恶更为凸显，所以有像人间地狱的矿山，也有善解人意的人。一切事物的是与非，端看个人以何种心态面对它。而个人所遇到的瓶颈与他人相较，或许就会变得微不足道。”
（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彭蕾（1996-），女，江苏镇江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比较。
一、主体与他者间的转换
《矿工》这部作品是作者1908年为《朝日新闻》杂志所写的连载小说，小说以真人真事为素材，同时加入作者自己的想象。作品主要讲述了一个19岁的有钱人家的少爷，为爱情与婚姻等问题而苦恼，因找不到出路想要自杀，却没有勇气，最后选择离家出走，决定自我毁灭的故事。他在途中遇到了骗子长藏，带他到铜山去做矿工，在赶路的过程中，还收纳了两个人——红毛毯和山中少年。到了铜山，他受到嘲笑、愚弄，被跳蚤叮咬，吃了充满土味的南京米，看到了矿工艰辛的劳动现场，邂逅了温暖的矿场主原先生和掘子安。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他仍然选择留下，但因身体原因而无法成为一个矿工，而做了管账的人。他做满五个月后，离开了铜山，回到了东京。
在《矿工》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同于作者其他小说的叙述视角，例如，《三四郎》是第三人称的叙述。而这里采用了第一人称倒叙叙述，即现实当中事情已经发生过了，事后又回想起来，追忆起若干年前的往事，再写下来。并且，作者要公平地写从前的事，在写的过程中也要给予客观的评价，无论好坏。这种叙述方式就使得小说中主人公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常常表现为话语间的格斗，主人公就是讲述者自己，但是现实中的自己与回忆中的自己之间存在多重分裂。在文中主体是一个一直由他者为其作选择的存在，主体是处于被动地位的。作者把人们日常生活中，往往会下意识完成的、成为某系统中“主体”的过程刻画出来。即为了加入完全由他者构建的系统，而将构成自我独立基础的“双重选择性”全部让与他者，通过语言交流的方式让主体服从于他者，最后变成彻底的服从者这其中的过程。
二、欲望介体的介入
基拉尔认为，人类的欲望是来自于对他人的模仿，主体对于自身的欲望根本不了解，在基拉尔的模仿欲望结构中，除了欲望主体，欲望客体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欲望介体，它“既关及主体，又关及客体”。在《矿工》这部小说中，主体与他者二者之间的转换主要体现在对食欲这一欲望客体的模仿，夏目漱石试图从食欲这一原始性欲望的角度，来重新把握以往小说中常出现的以男女关系为中心的性欲、以财产为中心的金钱欲等明确的欲望。与通常小说中看似对情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性欲或金钱欲相比，食欲一直具有生死攸关的迫切性，能够贴近人们欲望的本质。这种欲望现象的描写与基拉尔的模仿欲望理论不谋而合。
在《矿工》中，第一次产生食欲是先由外部刺激产生，因喝茶而产生了肚子饿的欲望，然后发现了目标对象“油炸包子”，却犹豫“吃”还是“不吃”，主人公将选择权转交给长藏，后看到长藏吃下肚，随即自己也吃起来，此时的欲望介体即长藏，最终以模仿他者欲望的形式而进行了此次欲望的实现。第二次产生食欲时，此时主体意识回归，产生了“肚子饿”欲望的自觉。但因身无分文，还是把选择权给了长藏，但长藏并没有寻找饭馆，而是寻找下一个当矿工的人。红毛毯的出现，使主体产生了危机感，后又感到愉快，将其视为伙伴，在相互比较中，又发现了“肚子饿”，不得已用语言传达了自己的欲望，但对于“红薯”这一欲望对象并不满意，但是看到红毛毯拿起地上掉下的红薯吃了起来后，主体随即在他者即红毛毯这一欲望介体的刺激下，吃起了红薯。第三次产生食欲则是当自己到了饭场，遭到了矿工们的愚弄、嘲笑时，老太婆端来了食物，才意识到“肚子饿”。欲望客体“南京米”完全是与主体欲望的期待相对立的，但因为它是成为矿工所必须吃的食物的象征，所以自己也就接受了，而这里的欲望介体就是想要成为矿工的信念。
这三次食欲欲望的表现，可以说将主体与介体，客体之间的转换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旦介体激发了主体的欲望，同时对客体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论是真实的还是仅是主体自身的幻觉），它就会被主体视为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可见，主体的欲望是随着介体的改变而变化的。同时体现了作者在写作時与小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把这个小说看作是对一次性事件的处理，这种事件不可概括，只可以看作把自己意识方向的逆转分割成一个瞬间一个瞬间来进行把握。由此，人们无妨把夏目漱石定位为名副其实追求“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的小说家。
三、反思主体性的丧失
《矿工》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个自我毁灭少年努力想要获得身份认同，想要在社会生存下去的故事。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使得主人公生活在巨大的空虚中，变成了社会的“多余人”，而造成这种自我精神的迷失，恰恰与当时社会推行的欧化政策是分不开的。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成功挤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民族自信感的极度膨胀，让人们逐渐迷失了自我，再加上全社会高举“文明开化”的旗帜，全面学习西方文明，以至于忽略了本土文明。两种文明间的碰撞，也是所谓的“优势”文明与其“他者”化自我间的冲突。文中的主体一直在对成为一个矿工而作出努力，最终还是没能成功，这恰恰反映了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下迷失自我、精神苦闷而找不到出路的现象。诚然，物质文化的发展必然会引起个体生命被物化的现实，但是想要保持个体的自由又无法摆脱物质文化的影响，这也是当下社会人类所面临的困境。
基拉尔认为，在现代人追求自我的外表下，隐藏着的其实是对他者的崇拜，盲目地将他人奉为上帝，会遮蔽、削弱甚至取消自我，人应该坚守属于本己的东西。而早在20世纪初的日本，夏目漱石就已经在许多作品中表明了近代日本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自我本位”的丧失。就像岛崎藤村所说：“从矿山这些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出大社会的小缩影。人性本有善、恶，只因环境的变数，而使善恶更为凸显，所以有像人间地狱的矿山，也有善解人意的人。一切事物的是与非，端看个人以何种心态面对它。而个人所遇到的瓶颈与他人相较，或许就会变得微不足道。”
（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彭蕾（1996-），女，江苏镇江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