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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生涯和全球经验证明，世界一流的资本市场对于经济成功至关重要。资本市场可为不同规模和业务范围的企业家及企业提供资金。表现1强劲的资本市场通过为储蓄创造回报，可让普通家庭变得更加富裕。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工作重点放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上，以确保在增长和可持续、生产和消费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在此背景下，金融行业的改革势在必行。
简单而言，中国现有增长模式的回报率越来越低。中国领导人应充分认识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目前，中国为国企提供的贷款利率太低，贷款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变成不良贷款的可能。中国应确保国内储户（通常是普通家庭）获得更加公平的回报。
中国人需要成为投资者，而不仅仅是储蓄者。由于普通百姓缺乏良好的投资选择，加之通胀和存款利率较低，其储蓄回报率实际为负。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尤其是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却可以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获得资金。
低成本资金的过量供应将减少市场对企业的约束，从而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同时，由于资金不能投入回报更高的民营企业，还将影响中国经济的效率，而民营企业却是创新的源头和中国经济的未来。
实际上，近期的经济事件和目前的全球挑战表明，金融改革尚需更加大胆—例如开放资本账户和增加汇率的弹性。
我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已经20多年，我坚信他们了解发展资本市场的必要性。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已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银行业的重组、国内债市和股市在持续发展、资产管理行业和监管体系在不断完善。同时，他们还致力于汇率改革，因为他们意识到若非如此，资本市场就无法有效运转。
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取得的改革进展相比，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的脆弱性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反而降低了改革的紧迫性。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中国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势头正在减弱，甚至还出现了“改革疲劳”。我认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应当打破这种疑虑。加快改革，可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应对通胀及其他宏观经济挑战的宝贵工具。
同样道理，中国无法置身于全球事务之外。欧洲金融问题为中国敲响了第二次警钟。毕竟，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仍然过高，因而无法忽视国际市场中发生的变化—长期以来，国际市场需求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
近年出现的全球经济动荡应当增强，而非降低中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性。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不断深化着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与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中国（经济总量为8.2万亿美元），对欧洲和美国（经济总量为30万亿美元）发生的一切不可能游离于外。因此，现在就掌握合适的金融工具，不仅可使中国更好地应对目前的经济危机，还可防范中国自身危机的发生。
我认为，中国应加快改革步伐，采用市场化的汇率机制，而不应继续干预外汇市场。如中国一味积累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和欧洲债券，将会为欧洲和美国更大的结构性赤字买单。如若中国谋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并加快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将为政府提供相应的金融抓手，使其在管理规模庞大、日益复杂的经济时，能够有效应对通胀、降低楼市泡沫风险。
我深知，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改革以及进一步开放金融体系在中国不太受欢迎。有些人担心此类改革会增加、而非减少中国应对危机的脆弱性，但中国既可选择被动防守，也可进行主动进攻。换言之，中国政府也可继续一心一意地制订“五年计划”，缓慢地推动改革，但我认为，中国更需要的却是“五分钟计划”，是立竿见影的改革，从而使政府获得有效应对未来危机的工具。
原因其实很简单。2008年秋，中国应对危机的方式只有一种，即维系增长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刺激计划减轻了全球贸易萎缩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但如果中国当时就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货币和金融政策，应对危机会更加容易。归根结底，这需要可自由兑换和汇率浮动的货币。因此，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符合中国自身利益。而且，汇率改革对于减少经济中的扭曲现象也非常重要，因为经济扭曲将造成信用风险、泡沫和国内经济失衡，进而威胁中国的稳定。
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之前，中国需要具有竞争力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造成的，因为投资者除了地产之外，很难找到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据我所知，资本市场具有竞争力、处于世界级水平的国家，都允许世界一流的金融机构开展公平竞争。
在金融服务行业，风险管理和诚信文化至关重要。合资公司往往不能取得最佳效果。因此，最符合中国利益的做法，是取消对金融服务公司必须合资的要求，消除金融服务公司现有的地域限制，并允许金融服务公司像在其他领先的金融中心那样在中国经营，并接受中国的监管。如此，此类在华跨国公司将争先恐后地雇佣中国员工，并提拔中国人担任高管。
除了结构性调整外，中国（以及美国和欧洲）尚需高效和透明的市场，并施行严格的监管。运转良好的市场可有效配置资金，同时，也可防止金融体系引发隐性风险或泡沫，避免给经济带来反作用和不稳定因素。
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都需改变那些导致不良行为的激励机制。
例如，美国政府的政策加剧了信用和楼市泡沫，以及不可持续的家庭负债率。实际上，在危机发生前，美国家庭负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已达到了历史水平的两倍多。如今，美国家庭仍需一段时间才能将负债降至可持续的水平，然后才能重启消费，助力经济增长。
同时，危机还无情地证明了缺乏透明度和监管不力在信用违约掉期、证券化及回购市场上的危害。
当然，危机也暴露了美国的银行在按揭贷款操作中的缺陷、资本和流动性的不足、风险管理方面的缺陷以及评级机构的严重问题。
美国须进一步明确新的监管规定并采用合理的监管措施。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已快速解决了自身金融体系的此类问题。美国政府通过对银行注资和解冻信贷的方式提振了信心。
当然，在中国和在美国一样，没人会怀疑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资源用以稳定银行，但对中国非银行借贷实施监管仍然是一个难题。因此，结构性调整和金融改革对提高透明度也非常重要。
中国在2009年实施银行贷款刺激方案之后，难免会面临一些棘手的副作用。应对挑战的难度加大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政府干预导致人民币贬值，使央行失去了一种应对通胀的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第二，由于对非银行借贷缺乏充分的监管，中国政策制定者有效收紧流动性的难度加大。所谓的“影子”借贷问题重重，主要是由于缺乏透明度，并且会产生信用风险甚至泡沫。
我无意低估中国在银行业领域取得的成就。例如，中国的银行10年前还处在破产的边缘，而到了2009年已成为政府向经济注入刺激资金的工具。这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银行业改革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步骤。
与所有国企一样，中国的银行面临的下一个挑战就是向商业化机构转型。对整个金融体系来说，确保透明度和监管就意味着解决非银行违规借贷等问题。此类借贷对中国经济是一个重大风险，因为它们和大银行的借贷具有相同的宏观经济影响，但却不受同样的透明度和监管的约束。
非正规借贷是近年来大部分新增信贷的主要来源，而且大多数都是公司对公司的贷款。这些贷款不是像催生美国信用风险的证券那样的神秘工具。由于中国大型国有银行主要是向国企放贷，非正规贷款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为不容易从中国大型国有银行贷款的民营企业提供了资金。近期的违约事件表明，违规贷款存在内在风险。在此意义上，中国需要金融创新和开放，但中国也需要更严格的金融监管和更高的透明度。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些中国人开始怀疑深化金融改革是否明智。我坚信，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工作重点放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上，以确保在增长和可持续、生产和消费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在此背景下，金融行业的改革势在必行。
简单而言，中国现有增长模式的回报率越来越低。中国领导人应充分认识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目前，中国为国企提供的贷款利率太低，贷款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变成不良贷款的可能。中国应确保国内储户（通常是普通家庭）获得更加公平的回报。
中国人需要成为投资者，而不仅仅是储蓄者。由于普通百姓缺乏良好的投资选择，加之通胀和存款利率较低，其储蓄回报率实际为负。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尤其是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却可以低于市场水平的利率获得资金。
低成本资金的过量供应将减少市场对企业的约束，从而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同时，由于资金不能投入回报更高的民营企业，还将影响中国经济的效率，而民营企业却是创新的源头和中国经济的未来。
实际上，近期的经济事件和目前的全球挑战表明，金融改革尚需更加大胆—例如开放资本账户和增加汇率的弹性。
我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已经20多年，我坚信他们了解发展资本市场的必要性。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已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银行业的重组、国内债市和股市在持续发展、资产管理行业和监管体系在不断完善。同时，他们还致力于汇率改革，因为他们意识到若非如此，资本市场就无法有效运转。
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取得的改革进展相比，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的脆弱性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反而降低了改革的紧迫性。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中国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势头正在减弱，甚至还出现了“改革疲劳”。我认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应当打破这种疑虑。加快改革，可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应对通胀及其他宏观经济挑战的宝贵工具。
同样道理，中国无法置身于全球事务之外。欧洲金融问题为中国敲响了第二次警钟。毕竟，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仍然过高，因而无法忽视国际市场中发生的变化—长期以来，国际市场需求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
近年出现的全球经济动荡应当增强，而非降低中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性。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不断深化着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与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中国（经济总量为8.2万亿美元），对欧洲和美国（经济总量为30万亿美元）发生的一切不可能游离于外。因此，现在就掌握合适的金融工具，不仅可使中国更好地应对目前的经济危机，还可防范中国自身危机的发生。
我认为，中国应加快改革步伐，采用市场化的汇率机制，而不应继续干预外汇市场。如中国一味积累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和欧洲债券，将会为欧洲和美国更大的结构性赤字买单。如若中国谋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并加快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将为政府提供相应的金融抓手，使其在管理规模庞大、日益复杂的经济时，能够有效应对通胀、降低楼市泡沫风险。
我深知，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改革以及进一步开放金融体系在中国不太受欢迎。有些人担心此类改革会增加、而非减少中国应对危机的脆弱性，但中国既可选择被动防守，也可进行主动进攻。换言之，中国政府也可继续一心一意地制订“五年计划”，缓慢地推动改革，但我认为，中国更需要的却是“五分钟计划”，是立竿见影的改革，从而使政府获得有效应对未来危机的工具。
原因其实很简单。2008年秋，中国应对危机的方式只有一种，即维系增长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刺激计划减轻了全球贸易萎缩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但如果中国当时就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货币和金融政策，应对危机会更加容易。归根结底，这需要可自由兑换和汇率浮动的货币。因此，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符合中国自身利益。而且，汇率改革对于减少经济中的扭曲现象也非常重要，因为经济扭曲将造成信用风险、泡沫和国内经济失衡，进而威胁中国的稳定。
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之前，中国需要具有竞争力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造成的，因为投资者除了地产之外，很难找到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据我所知，资本市场具有竞争力、处于世界级水平的国家，都允许世界一流的金融机构开展公平竞争。
在金融服务行业，风险管理和诚信文化至关重要。合资公司往往不能取得最佳效果。因此，最符合中国利益的做法，是取消对金融服务公司必须合资的要求，消除金融服务公司现有的地域限制，并允许金融服务公司像在其他领先的金融中心那样在中国经营，并接受中国的监管。如此，此类在华跨国公司将争先恐后地雇佣中国员工，并提拔中国人担任高管。
除了结构性调整外，中国（以及美国和欧洲）尚需高效和透明的市场，并施行严格的监管。运转良好的市场可有效配置资金，同时，也可防止金融体系引发隐性风险或泡沫，避免给经济带来反作用和不稳定因素。
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都需改变那些导致不良行为的激励机制。
例如，美国政府的政策加剧了信用和楼市泡沫，以及不可持续的家庭负债率。实际上，在危机发生前，美国家庭负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已达到了历史水平的两倍多。如今，美国家庭仍需一段时间才能将负债降至可持续的水平，然后才能重启消费，助力经济增长。
同时，危机还无情地证明了缺乏透明度和监管不力在信用违约掉期、证券化及回购市场上的危害。
当然，危机也暴露了美国的银行在按揭贷款操作中的缺陷、资本和流动性的不足、风险管理方面的缺陷以及评级机构的严重问题。
美国须进一步明确新的监管规定并采用合理的监管措施。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已快速解决了自身金融体系的此类问题。美国政府通过对银行注资和解冻信贷的方式提振了信心。
当然，在中国和在美国一样，没人会怀疑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资源用以稳定银行，但对中国非银行借贷实施监管仍然是一个难题。因此，结构性调整和金融改革对提高透明度也非常重要。
中国在2009年实施银行贷款刺激方案之后，难免会面临一些棘手的副作用。应对挑战的难度加大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政府干预导致人民币贬值，使央行失去了一种应对通胀的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第二，由于对非银行借贷缺乏充分的监管，中国政策制定者有效收紧流动性的难度加大。所谓的“影子”借贷问题重重，主要是由于缺乏透明度，并且会产生信用风险甚至泡沫。
我无意低估中国在银行业领域取得的成就。例如，中国的银行10年前还处在破产的边缘，而到了2009年已成为政府向经济注入刺激资金的工具。这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银行业改革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步骤。
与所有国企一样，中国的银行面临的下一个挑战就是向商业化机构转型。对整个金融体系来说，确保透明度和监管就意味着解决非银行违规借贷等问题。此类借贷对中国经济是一个重大风险，因为它们和大银行的借贷具有相同的宏观经济影响，但却不受同样的透明度和监管的约束。
非正规借贷是近年来大部分新增信贷的主要来源，而且大多数都是公司对公司的贷款。这些贷款不是像催生美国信用风险的证券那样的神秘工具。由于中国大型国有银行主要是向国企放贷，非正规贷款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为不容易从中国大型国有银行贷款的民营企业提供了资金。近期的违约事件表明，违规贷款存在内在风险。在此意义上，中国需要金融创新和开放，但中国也需要更严格的金融监管和更高的透明度。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些中国人开始怀疑深化金融改革是否明智。我坚信，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