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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底，2500位与会者齐聚达沃斯，商讨“全球”大计。讨论内容主要集中于欧洲和西方，较少涉及其他地区。
过于乐观的“达沃斯共识”
的确，与会者情绪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任何时刻都要乐观。今年的“达沃斯共识”恰逢最坏的局面已经结束（欧元区危机消退）、更好的日子就在眼前（美国避开了财政悬崖，日本依靠“安倍经济政策”快步迈向经济增长）。然而，一些人对今年的达沃斯共识仍心存疑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发布的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全球经济产出在2013年将增长3.5%。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增幅将达到1.4%至2%，日本为1.2%，而欧元区经济则会萎缩0.2%。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将增长5.5%。亚洲发展中国家约将增长7%，其中中国8.2%、印度5.9%、东盟5.5%。拉丁美洲将增长 3.6%，撒哈拉以南非洲5.8%。简言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仍然脆弱，欧洲尚未实现经济复苏。在西方国家以外，亚洲增长尤其强劲。
达沃斯共识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表述最为明确，决策者和专家们显示了对财政政策的不同态度。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站在IMF官方立场上，主张实行财政“整固”，但为避免财政紧缩抑制经济复苏，应“逐步”推行。其他人却主张施行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西方很少有人会继续主张通过施行更加严苛的财政紧缩，削减堆积如山的公共债务。
对于货币政策的共识则更为牢固。重要人物们近乎一致地认为，应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他们推崇最低水平的利率、近来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和欧洲央行（ECB）的数轮大规模量化宽松举措，以及日本央行料将推出的量化宽松措施。许多人都认为，尚有空间实施力度更大的量化宽松。一些专家预测会出现如下情况，诸如央行政治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除了通胀目标之外还对央行设定新的宏观经济目标、通货膨胀再现、资本管制加大、金融业因反感过度监管而越来越多地去全球化。一些人甚至将日本的“安倍经济政策”奉为样板—即协调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这种论调让人深感忧虑。政策制定者和宏观经济专家显然乐意撕毁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规则。当时之所以赋予央行独立性并设置通胀目标，是为了抵御通胀肆虐。而之所以采取根据经济周期平衡预算等财政规则，是为了恢复公共财政的秩序。
国际金融危机后，谨慎的态度已被无所顾忌的恣意妄为所取代。快速上升的公共债务水平（欧盟公共债务相当于GDP的80%以上，如果算上无法清偿的养老金、社会保障和医疗费用负债，则高达450%；美国超过100%，日本220%），以及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大幅扩张，都被认为是“可控的”。考虑到对通胀、利率和税收的中期后果，这种自鸣得意的心态十分危险。这会向储蓄、投资和创业行为，也就是创造财富的行为，传递错误的信号。正如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所言，“短期观点”取代了“长期观点”，短视变成了远见。他指的是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后的几十年里所采取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但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局面。
亚洲的两大局限
这种局面下，亚洲情况如何？答案是，除了日本之外，都比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强。通常而言，亚洲国家预算赤字相当少，公共债务水平也相当低（与GDP的比例平均低于30%）。它们正得益于“东移”的历程，短期内经济表现的差异，正在加速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与西方长期的经济趋同。
然而，亚洲各经济体也面临着两大局限。
首先，通过全球供应链和出口贸易，特别是东亚地区，仍与欧美“挂钩”。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尽管比全球平均水平增长更快，但总量仍然过低，不足以替代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因此，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体，仍将受到西方增长乏力的影响。
其次，在多数亚洲经济体，市场化改革已经停滞。这些经济体仍然存在压抑的商业气候，阻挠着国内及国际贸易和投资，其公共部门规模膨胀，金融和能源市场尤其受限。除香港和新加坡之外，没有哪个亚洲经济体跻身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的前10位，只有其他5个经济体（韩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和日本）位于前25位，亚洲其余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则十分靠后。总体而言，亚洲的经济制度，例如公共管理、产权执法和监管体制都很薄弱，致使营商成本高企。因此，对市场化改革普遍的自满，将抑制亚洲经济的乐观前景。
全球经济中的三巨头—美国、欧盟和中国，超越短期前景，来看一看它们的中期前景。
欧盟：
欧元艰难存续
新的常规观点认为，欧盟领导人已经挽救了欧元，市场信心已经回归。欧盟国家正处在就共同财政规则和银行业监管规则达成协议的过程之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的偿债成本已经下降，私人资本也正在向欧洲回流。
有人担忧，这只是下一场风暴来临前的平静。毕竟欧洲央行向欧洲银行业大规模注入流动性，并做出无上限购买面临困境的主权债务的保证，才得以挽救欧元并维持其存续。
有三个理由怀疑欧元是否能够存在下去。首先，鉴于政府和银行对于无限量廉价资金的依赖，欧洲央行的“火力”，加上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中的纾困基金，可能并不充足。其次，共同的财政规则永远都不会自动产生。各方不可避免地会对这些规则讨价还价，退而求其次接受一个最小公倍数，而不愿（或无力）遵守规则的国家，可能还会破坏共识。第三，财政联盟和其他集中权力的政策，在政治上雄心勃勃，但到头来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最近这一轮自上而下的整合，深深地牵扯到了成员国的肌理，如税收和财政开支，可能会引发民粹主义的反弹。
欧盟面临着两种局面：要么在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中，不断地像救火一样挽救失灵的货币；要么欧元区迟早都会解体。此外，欧盟整体上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少之又少。在南部外围国家，改革已经启动，但以全球标准来看仍然有限。欧洲很多国家仍然背负着高到难以为继的债务、税收和福利负担。 中国：
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乍看上去，中国似乎呈现出十分不同的图景。中国的强劲增长仍在持续，也仍有巨大的赶超增长潜力。在中国不乏雄心壮志、勤勉、节俭和创业精神，这与欧洲许多国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与欧盟一样，中国存在日益增多的结构性经济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可能预示着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甚至可能崩盘。
过去几年里，中国推动国有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已经阻碍了市场改革。为了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强有力的财政和货币刺激，主要是通过国有银行针对国有企业提供的。这些措施壮大了公共部门，后者吸纳了巨额资本和大量能源，但仅雇佣了13%的劳动力，其代价是生产力更高、劳动力更密集的国内私人部门和跨国企业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也加剧了国民经济中的结构性扭曲。
“中国模式”导致了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目前接近GDP的一半），同时抑制了私人部门的消费（约占GDP的三分之一），也抑制了工资和就业的增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巨大的资本浪费加剧了“不平衡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也即将终结。因此，中国经济需要“再平衡”。需要降低储蓄和投资在GDP中的比重，同时提高投资效率和私人消费。
这就需要采取供应层面的改革，主要是资本、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上述改革比以往产品市场的改革更为艰难，因为它需要打破中国执政阶层核心的既得利益。此点对于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牢固联系尤为明显。它是市场经济快速转变的迫切需求，与尚未改革的官僚体制之间的冲突之处。
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再平衡、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市场化改革不太可能落实，至少落实得不够。未来10年，中国可能会遭遇经济明显放缓，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至5%至6%，市场化、活跃的社会与尾大不掉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冲突也会加剧。这也会加大中国处理地区和全球问题的难度。
美国：
变革的曙光已现
对于美国的常规看法很悲观，其公共债务规模正在快速增大，政治体制也陷入了僵局。
堆积如山的公共债务存在巨大问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去杠杆化”的力度比欧洲更大，家庭和银行都大幅降低了债务负担。此外，美国经济也正在进行三项结构性转变。其一，美国正处在一场能源革命的初期阶段，国内页岩油气及原油产量大幅提高，能源成本仅为欧洲的一半；其二，美国即将开始一场基于先进材料技术的制造业革命；其三，美国的跨国公司，主要是服务行业企业，已准备好通过满足亚洲及其他新兴市场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的需求，获取巨大利润。所有这三场革命都没有在欧洲或其他地区发生。
这些转变的发生并不是一场意外，它们都源自于私有产权受到保障、企业可以自由经营、思想可以自由传播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其基础是崇尚个人自由的文化和开放的社会。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这一直是美国在世界上的过人之处。
同样，美国政治体制“陷入僵局”也被夸大了。首先，美国正在就经济议题展开公开热烈的辩论，其中展现出了各种不同的哲学和道德观。而与此相比，欧盟和中国并没有这种公开辩论。其次，美国政策精英的背景和经验差异比欧盟和中国更为明显。许多人的职业生涯中曾接连在政府、商界和学术界供职，这就能让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更自由地传播，也增大了灵活性和便捷性。第三，美国的联邦体制使政府治理去中心化，这能够促使解决问题的试验在全国各州、各城市蓬勃展开并互相借鉴。
在托马斯·曼的《魔山》（Magic Mountain）一书中，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Hans Castorp）来到了达沃斯的疗养院，他打算小住三周，结果却在那里待了7年。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很可能会在“疗养院”里待上7年甚至更长时间。美国脱离“疗养院”的速度很可能比欧洲更快。中国现在还没进“疗养院”，但如果不革除弊病，最终有可能身陷其中。
过于乐观的“达沃斯共识”
的确，与会者情绪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任何时刻都要乐观。今年的“达沃斯共识”恰逢最坏的局面已经结束（欧元区危机消退）、更好的日子就在眼前（美国避开了财政悬崖，日本依靠“安倍经济政策”快步迈向经济增长）。然而，一些人对今年的达沃斯共识仍心存疑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发布的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全球经济产出在2013年将增长3.5%。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增幅将达到1.4%至2%，日本为1.2%，而欧元区经济则会萎缩0.2%。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将增长5.5%。亚洲发展中国家约将增长7%，其中中国8.2%、印度5.9%、东盟5.5%。拉丁美洲将增长 3.6%，撒哈拉以南非洲5.8%。简言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仍然脆弱，欧洲尚未实现经济复苏。在西方国家以外，亚洲增长尤其强劲。
达沃斯共识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表述最为明确，决策者和专家们显示了对财政政策的不同态度。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站在IMF官方立场上，主张实行财政“整固”，但为避免财政紧缩抑制经济复苏，应“逐步”推行。其他人却主张施行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西方很少有人会继续主张通过施行更加严苛的财政紧缩，削减堆积如山的公共债务。
对于货币政策的共识则更为牢固。重要人物们近乎一致地认为，应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他们推崇最低水平的利率、近来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和欧洲央行（ECB）的数轮大规模量化宽松举措，以及日本央行料将推出的量化宽松措施。许多人都认为，尚有空间实施力度更大的量化宽松。一些专家预测会出现如下情况，诸如央行政治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除了通胀目标之外还对央行设定新的宏观经济目标、通货膨胀再现、资本管制加大、金融业因反感过度监管而越来越多地去全球化。一些人甚至将日本的“安倍经济政策”奉为样板—即协调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这种论调让人深感忧虑。政策制定者和宏观经济专家显然乐意撕毁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规则。当时之所以赋予央行独立性并设置通胀目标，是为了抵御通胀肆虐。而之所以采取根据经济周期平衡预算等财政规则，是为了恢复公共财政的秩序。
国际金融危机后，谨慎的态度已被无所顾忌的恣意妄为所取代。快速上升的公共债务水平（欧盟公共债务相当于GDP的80%以上，如果算上无法清偿的养老金、社会保障和医疗费用负债，则高达450%；美国超过100%，日本220%），以及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大幅扩张，都被认为是“可控的”。考虑到对通胀、利率和税收的中期后果，这种自鸣得意的心态十分危险。这会向储蓄、投资和创业行为，也就是创造财富的行为，传递错误的信号。正如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所言，“短期观点”取代了“长期观点”，短视变成了远见。他指的是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后的几十年里所采取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但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局面。
亚洲的两大局限
这种局面下，亚洲情况如何？答案是，除了日本之外，都比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强。通常而言，亚洲国家预算赤字相当少，公共债务水平也相当低（与GDP的比例平均低于30%）。它们正得益于“东移”的历程，短期内经济表现的差异，正在加速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与西方长期的经济趋同。
然而，亚洲各经济体也面临着两大局限。
首先，通过全球供应链和出口贸易，特别是东亚地区，仍与欧美“挂钩”。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尽管比全球平均水平增长更快，但总量仍然过低，不足以替代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因此，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体，仍将受到西方增长乏力的影响。
其次，在多数亚洲经济体，市场化改革已经停滞。这些经济体仍然存在压抑的商业气候，阻挠着国内及国际贸易和投资，其公共部门规模膨胀，金融和能源市场尤其受限。除香港和新加坡之外，没有哪个亚洲经济体跻身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名的前10位，只有其他5个经济体（韩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和日本）位于前25位，亚洲其余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则十分靠后。总体而言，亚洲的经济制度，例如公共管理、产权执法和监管体制都很薄弱，致使营商成本高企。因此，对市场化改革普遍的自满，将抑制亚洲经济的乐观前景。
全球经济中的三巨头—美国、欧盟和中国，超越短期前景，来看一看它们的中期前景。
欧盟：
欧元艰难存续
新的常规观点认为，欧盟领导人已经挽救了欧元，市场信心已经回归。欧盟国家正处在就共同财政规则和银行业监管规则达成协议的过程之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的偿债成本已经下降，私人资本也正在向欧洲回流。
有人担忧，这只是下一场风暴来临前的平静。毕竟欧洲央行向欧洲银行业大规模注入流动性，并做出无上限购买面临困境的主权债务的保证，才得以挽救欧元并维持其存续。
有三个理由怀疑欧元是否能够存在下去。首先，鉴于政府和银行对于无限量廉价资金的依赖，欧洲央行的“火力”，加上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中的纾困基金，可能并不充足。其次，共同的财政规则永远都不会自动产生。各方不可避免地会对这些规则讨价还价，退而求其次接受一个最小公倍数，而不愿（或无力）遵守规则的国家，可能还会破坏共识。第三，财政联盟和其他集中权力的政策，在政治上雄心勃勃，但到头来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最近这一轮自上而下的整合，深深地牵扯到了成员国的肌理，如税收和财政开支，可能会引发民粹主义的反弹。
欧盟面临着两种局面：要么在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中，不断地像救火一样挽救失灵的货币；要么欧元区迟早都会解体。此外，欧盟整体上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少之又少。在南部外围国家，改革已经启动，但以全球标准来看仍然有限。欧洲很多国家仍然背负着高到难以为继的债务、税收和福利负担。 中国：
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乍看上去，中国似乎呈现出十分不同的图景。中国的强劲增长仍在持续，也仍有巨大的赶超增长潜力。在中国不乏雄心壮志、勤勉、节俭和创业精神，这与欧洲许多国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与欧盟一样，中国存在日益增多的结构性经济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可能预示着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甚至可能崩盘。
过去几年里，中国推动国有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已经阻碍了市场改革。为了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强有力的财政和货币刺激，主要是通过国有银行针对国有企业提供的。这些措施壮大了公共部门，后者吸纳了巨额资本和大量能源，但仅雇佣了13%的劳动力，其代价是生产力更高、劳动力更密集的国内私人部门和跨国企业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也加剧了国民经济中的结构性扭曲。
“中国模式”导致了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目前接近GDP的一半），同时抑制了私人部门的消费（约占GDP的三分之一），也抑制了工资和就业的增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巨大的资本浪费加剧了“不平衡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也即将终结。因此，中国经济需要“再平衡”。需要降低储蓄和投资在GDP中的比重，同时提高投资效率和私人消费。
这就需要采取供应层面的改革，主要是资本、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上述改革比以往产品市场的改革更为艰难，因为它需要打破中国执政阶层核心的既得利益。此点对于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牢固联系尤为明显。它是市场经济快速转变的迫切需求，与尚未改革的官僚体制之间的冲突之处。
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再平衡、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市场化改革不太可能落实，至少落实得不够。未来10年，中国可能会遭遇经济明显放缓，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至5%至6%，市场化、活跃的社会与尾大不掉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冲突也会加剧。这也会加大中国处理地区和全球问题的难度。
美国：
变革的曙光已现
对于美国的常规看法很悲观，其公共债务规模正在快速增大，政治体制也陷入了僵局。
堆积如山的公共债务存在巨大问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去杠杆化”的力度比欧洲更大，家庭和银行都大幅降低了债务负担。此外，美国经济也正在进行三项结构性转变。其一，美国正处在一场能源革命的初期阶段，国内页岩油气及原油产量大幅提高，能源成本仅为欧洲的一半；其二，美国即将开始一场基于先进材料技术的制造业革命；其三，美国的跨国公司，主要是服务行业企业，已准备好通过满足亚洲及其他新兴市场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的需求，获取巨大利润。所有这三场革命都没有在欧洲或其他地区发生。
这些转变的发生并不是一场意外，它们都源自于私有产权受到保障、企业可以自由经营、思想可以自由传播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其基础是崇尚个人自由的文化和开放的社会。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这一直是美国在世界上的过人之处。
同样，美国政治体制“陷入僵局”也被夸大了。首先，美国正在就经济议题展开公开热烈的辩论，其中展现出了各种不同的哲学和道德观。而与此相比，欧盟和中国并没有这种公开辩论。其次，美国政策精英的背景和经验差异比欧盟和中国更为明显。许多人的职业生涯中曾接连在政府、商界和学术界供职，这就能让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更自由地传播，也增大了灵活性和便捷性。第三，美国的联邦体制使政府治理去中心化，这能够促使解决问题的试验在全国各州、各城市蓬勃展开并互相借鉴。
在托马斯·曼的《魔山》（Magic Mountain）一书中，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Hans Castorp）来到了达沃斯的疗养院，他打算小住三周，结果却在那里待了7年。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很可能会在“疗养院”里待上7年甚至更长时间。美国脱离“疗养院”的速度很可能比欧洲更快。中国现在还没进“疗养院”，但如果不革除弊病，最终有可能身陷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