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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一个看似无厘头的问题开始:包法利夫人也是AI吗?
不少谈文学创作的书里,都讲述过福楼拜为“包法利夫人之死”而痛哭的故事。小说中的人物纯属虚构,在其创造者心中却占据了真实的“位格”。有些时候,人物甚至会违反创造者的意志,自行其是,倒逼创造者修改预先的构思——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其例。那些如包法利夫人一般让一代代读者念念不忘的人物,有时显得比现实中的人更加真实。艾柯就曾在某次对话中提到:“据伦敦的一项调查显示,四分之一被提问的人认为丘吉尔和狄更斯是虚构人物,而福尔摩斯和罗宾汉是真实人物。”同为人类所制作,不具肉身,却宛如实存,表现出某些与人相似的能力,足以乱真,乃至逼真——虚构的文学人物,难道不是很像今天被人们乐此不疲地谈论,常常成为科幻作品主角的AI吗?
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所讲的AI是一套为机器赋予类人智能的技术,发端于1956年召开的达特茅斯会议,其原型则来自“图灵机”。被视为“人工智能之父”的图灵,他的人生与他的才能一样传奇。和包法利夫人相似的是,他也是服毒自杀,死于一只浸过了氰化钾的苹果,并且,他的死也可以说和爱欲困境有关。甚至有人提醒我们,图灵给机器赋予灵魂的玄想,或许也与个人爱欲纠缠有关。图灵的悲剧,起因是四十岁时与一个十八九岁的男青年之间“伤风败俗”的关系曝光,必须接受惩罚性的药物“治疗”。图灵的第一个同性恋人是中学时期的同学,两人常热烈地讨论数学和科学,十八岁时初恋的去世,成为他一生之痛,在日后给恋人母亲的信中,他写道:“身体醒着的时候,身体和精神是紧密联结的……当身体死去,身体与精神联结的‘机制’就消失了。而精神或迟或早总会找到一个新的身体……”
这样的联结或许会让某些科技工作者恼羞成怒,但追寻AI技术与“爱欲”的渊源,并非捕风捉影。柏拉图《会饮篇》里借苏格拉底之口,区分了肉体与心灵之爱,肉体之爱欲所求是生儿育女,而“世间有些人在心灵方面比在身体方面还富于生殖力,长于孕育心灵所特宜孕育的东西。这是什么呢?它就是思想智慧以及其他心灵的美质”,“一切诗人以及各行技艺中的發明人”都属于这类心灵上之爱欲者。由此看来,把包法利夫人比拟为AI也并非无稽。在西方思想的源头处,匠人的发明与诗人的创作皆被归因于对智慧的爱欲,文学创作与科技创造都是心灵之中“无中生有”的孕育,不仅同源,而且神似。
然而西方文明进入工业社会后,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分道扬镳,有时近乎势同水火,二者的同源性已经被遗忘。从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计算机时代,再到互联网时代,每次当科技的飞跃式发展引起人们的恐慌焦虑,都有文学家与其他领域的人文知识分子一起,扮演起捣毁纺织机的“卢德分子”。这一波波对技术的疑虑当然有其具体的社会语境和充分的现实合理性。随着技术从人类躯体的延伸与加强,演进为对人类智能的逼真模拟以及对人类生命的重新设计,疑虑也便增殖为一种普遍性的“恐惑”,投射到文学包含影视作品之中。这种“恐惑”的增长,部分也是因为新技术在资本的推动下日益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成为难以摆脱的宰制性力量。
前几年曾有一本《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颇为流行,或许人类被人工智能驯化为提供能源的“电池”,这样的恐怖前景暂时还停留在科幻作品的想象中,但便捷高效的互联网搜索引擎会让人类大脑退化至丧失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的地步,这种的警示很容易让普通读者也倒吸一口凉气。书里把当代人的焦虑与苏格拉底质疑“书写会让记忆衰退”的观点相比照,并引用艾柯的说法,称苏格拉底表达的是“一种永恒的担忧:新的技术成就总是会废除或毁坏一些我们认为珍贵、有益的东西”。其实,艾柯本人倒没有那么忧心忡忡,在他看来,书写系统兴起在古希腊社会,便是那个时代的“新媒体”,就像《巴黎圣母院》所书写之时代的印刷术一样。从历史经验看,书写系统这种“新媒体”最终并没有麻痹人们的记忆能力,反而“挑战并改进了记忆力”,印刷术的兴盛也没有像《巴黎圣母院》中克洛德·孚罗洛牧师担心的那样,摧毁教堂背后的信仰体系——在艾柯看来,人类文化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新”会完全抹杀掉“旧”,反而会从中激发出另外一些可能。回溯这些历史,或许比直接回答网络新媒体是否会让书籍和文学消亡更有意义。
把话题拉回到中国文学的视野。从晚清以来,国人对于科技带来的剧变感受更为强烈,加上与现代社会体系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体验,交织在一起,激发出极为复杂的“恐惑”之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起,原本诞生于西方社会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文化舶来品一股脑儿涌入,在中国文学和影视领域催生出许多仿品,其中对于科技的负面想象与恐惧,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断自我衍生的母题。在狭义上的科幻界,很多时候已经分不清写作者的动机是来自现实场景的触动还是既有作品的影响。所谓“严肃文学”的感受力相对迟钝,但像“微软小冰写诗”这样的事件,同样曾引起一片喧哗。几乎与“小冰事件”同时,韩少功先生发表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一文,对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的命运这个话题进行单刀直入而格局开阔的思考。后来许多关于“AI有没有可能抢作家饭碗”的讨论似乎并没有超出这篇文章的视野和深度,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只有黄昱宁的小说《文学病人》、杨庆祥的论文《与AI的角力——一份诗学和思想实验的提纲》等少数文本提供了有启发性的新视角。
时下很多涉及新兴科技与未来想象的小说,且不论文学品质如何,其视角的雷同便引发了我的困惑。难道在“新技术如何毁坏我们认为珍贵的东西”这个方向之外,文学就没有驰骋想象的空间了吗?当然,科技如何被权力和资本驱使,操控我们的生活,始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书写的主题之一,但“科技恐惧症”式的写作,毕竟遮蔽了问题的更多面向。比如说,表现VR(虚拟现实)如何损毁现实感与自我认知这样的主题,可能忽略了文学自身恰恰也是“虚拟现实”的一种路径。扭曲真实,惑乱人心,毒害心智,当代小说家拒斥VR技术的理由,与《理想国》中要驱逐诗人而列出的罪状是多么相似!如果把“虚拟现实”视为人类实现心灵之爱这一永恒欲求的不断尝试,小说、戏剧、影视乃至VR技术都只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转换到当代认识论的语境下,质疑对唯一“真实”的执念这一任务本来可以让文学与VR技术成为互相砥砺的战友,而非敌手。 幸好还有一些作品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慕明的小说《假手于人》展示了人工智能应用的具体场景(单就这点而言,格局便已超过很多只看过几集《黑镜》便敢下笔的作者):以神经网络建模的方式,保存大匠精湛入神却濒临失传的竹编“手艺”;经过学习而获得进化的人工之“手”,反过来替大匠清除了脑瘤。小说里提到的成都竹编大匠和结尾列举的故宫古钟表修缮师傅、西双版纳雨林里的油纸伞匠、扬州广陵派琴师、福建平潭海柳刻工等,代表着传承千百年来的古老“手艺”,传统语汇里所谓“由技入道”,被翻译为更具當代性的表述:“漫长的自然演化和文化传承中得以开发的人类潜能”。而在这包含了庞大信息量的“传统”面前,人工智能技术被从“怪异巨兽”式的刻板形象中释放出来,变得更像一个战战兢兢专心学习的文弱少年。在同样年轻的硅谷工程师慕明笔下,“旧vs.新”的认知模式被转换为“古老vs.新生”,这样的对照无疑更为贴近人工智能技术现今的发展程度,毕竟构想之中的“强人工智能”离实现尚有不小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当代技术与古老手艺之间的“血缘”被重新激活,打开了全新的空间。
孙望路的《重燃的烧火》在另一种场景下打开了新与旧的关联:在青壮年流入城市后,机器人成了村庄的“继承者”,它们依赖尚不够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为留守老人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陪伴,不仅学做农活、学打麻将,还帮助老人们复活了正月十五“放烧火”的古老习俗。或许可以说,传统现实主义作品里已因套路化而丧失活力的乡村书写,也被科幻想象所重新激活,这让小说结尾显得格外意味深长:“那些火光倔强地不愿意退去,继续在田间地头闪耀着,一旦一个消逝了,立马又会补上去。村庄的人们在捍卫他们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似乎已经消失过很长一段时间。在烈火中重生的传统正在找回它应有的位置。”
陈思安的《滚滚凌河》题材并不新鲜,有血有肉、能爱能恨却脆弱必死的人类与外表冰冷、机能近乎完美并会永生的AI之间的恋情,似乎已被书写过无数次。让这篇小说获得了独特力量的,不是AI的“临终”追忆这一视角,而是把人机之恋置于滚滚长河般的人类爱欲史背景下所带来的深度。AI留下了自创生以来全部的数据,供人们研究“她”与爱人厮守岁月里“那飘浮在每一处细节里的温存相守,那蔓延在每一刻中的理解与支持,所有的相互影响和共同进退”究竟是什么,又怎样产生,她坚信,这些数据“会倾覆一些东西,也会稳稳地举起另一些东西”。小说引用了福柯的说法来解释AI的坚信:“想象一种不合乎法律或自然法则的性行为并不使人困惑,但是那些人开始相爱——那才是问题。制度现在陷入了矛盾;爱的强度穿越了它,它使这一制度继续运行,同时又动摇了它……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重新打开了爱和关系的虚拟性。”
是的,无法“肉体生育”的心灵之爱,就如同技术的创造与文学的想象一样,自古以来便是“不合乎法律或自然法则”的例外现象。这样的例外会发生在人与AI之间,也一定会以不同的样貌发生在未来,以“人工”的方式,以“虚拟”的方式,以“想象”的方式。如果“爱”这样的旧词已被“牢固地占为己有”,那么不断被新的例外所激动、所困惑的人们,不妨像这篇小说所尝试的那样,“可以发明一个新的词汇去形容它。一个含义与价值绝对不会低于‘爱’的,全新的词”。
不少谈文学创作的书里,都讲述过福楼拜为“包法利夫人之死”而痛哭的故事。小说中的人物纯属虚构,在其创造者心中却占据了真实的“位格”。有些时候,人物甚至会违反创造者的意志,自行其是,倒逼创造者修改预先的构思——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其例。那些如包法利夫人一般让一代代读者念念不忘的人物,有时显得比现实中的人更加真实。艾柯就曾在某次对话中提到:“据伦敦的一项调查显示,四分之一被提问的人认为丘吉尔和狄更斯是虚构人物,而福尔摩斯和罗宾汉是真实人物。”同为人类所制作,不具肉身,却宛如实存,表现出某些与人相似的能力,足以乱真,乃至逼真——虚构的文学人物,难道不是很像今天被人们乐此不疲地谈论,常常成为科幻作品主角的AI吗?
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所讲的AI是一套为机器赋予类人智能的技术,发端于1956年召开的达特茅斯会议,其原型则来自“图灵机”。被视为“人工智能之父”的图灵,他的人生与他的才能一样传奇。和包法利夫人相似的是,他也是服毒自杀,死于一只浸过了氰化钾的苹果,并且,他的死也可以说和爱欲困境有关。甚至有人提醒我们,图灵给机器赋予灵魂的玄想,或许也与个人爱欲纠缠有关。图灵的悲剧,起因是四十岁时与一个十八九岁的男青年之间“伤风败俗”的关系曝光,必须接受惩罚性的药物“治疗”。图灵的第一个同性恋人是中学时期的同学,两人常热烈地讨论数学和科学,十八岁时初恋的去世,成为他一生之痛,在日后给恋人母亲的信中,他写道:“身体醒着的时候,身体和精神是紧密联结的……当身体死去,身体与精神联结的‘机制’就消失了。而精神或迟或早总会找到一个新的身体……”
这样的联结或许会让某些科技工作者恼羞成怒,但追寻AI技术与“爱欲”的渊源,并非捕风捉影。柏拉图《会饮篇》里借苏格拉底之口,区分了肉体与心灵之爱,肉体之爱欲所求是生儿育女,而“世间有些人在心灵方面比在身体方面还富于生殖力,长于孕育心灵所特宜孕育的东西。这是什么呢?它就是思想智慧以及其他心灵的美质”,“一切诗人以及各行技艺中的發明人”都属于这类心灵上之爱欲者。由此看来,把包法利夫人比拟为AI也并非无稽。在西方思想的源头处,匠人的发明与诗人的创作皆被归因于对智慧的爱欲,文学创作与科技创造都是心灵之中“无中生有”的孕育,不仅同源,而且神似。
然而西方文明进入工业社会后,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分道扬镳,有时近乎势同水火,二者的同源性已经被遗忘。从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计算机时代,再到互联网时代,每次当科技的飞跃式发展引起人们的恐慌焦虑,都有文学家与其他领域的人文知识分子一起,扮演起捣毁纺织机的“卢德分子”。这一波波对技术的疑虑当然有其具体的社会语境和充分的现实合理性。随着技术从人类躯体的延伸与加强,演进为对人类智能的逼真模拟以及对人类生命的重新设计,疑虑也便增殖为一种普遍性的“恐惑”,投射到文学包含影视作品之中。这种“恐惑”的增长,部分也是因为新技术在资本的推动下日益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成为难以摆脱的宰制性力量。
前几年曾有一本《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颇为流行,或许人类被人工智能驯化为提供能源的“电池”,这样的恐怖前景暂时还停留在科幻作品的想象中,但便捷高效的互联网搜索引擎会让人类大脑退化至丧失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的地步,这种的警示很容易让普通读者也倒吸一口凉气。书里把当代人的焦虑与苏格拉底质疑“书写会让记忆衰退”的观点相比照,并引用艾柯的说法,称苏格拉底表达的是“一种永恒的担忧:新的技术成就总是会废除或毁坏一些我们认为珍贵、有益的东西”。其实,艾柯本人倒没有那么忧心忡忡,在他看来,书写系统兴起在古希腊社会,便是那个时代的“新媒体”,就像《巴黎圣母院》所书写之时代的印刷术一样。从历史经验看,书写系统这种“新媒体”最终并没有麻痹人们的记忆能力,反而“挑战并改进了记忆力”,印刷术的兴盛也没有像《巴黎圣母院》中克洛德·孚罗洛牧师担心的那样,摧毁教堂背后的信仰体系——在艾柯看来,人类文化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新”会完全抹杀掉“旧”,反而会从中激发出另外一些可能。回溯这些历史,或许比直接回答网络新媒体是否会让书籍和文学消亡更有意义。
把话题拉回到中国文学的视野。从晚清以来,国人对于科技带来的剧变感受更为强烈,加上与现代社会体系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体验,交织在一起,激发出极为复杂的“恐惑”之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起,原本诞生于西方社会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文化舶来品一股脑儿涌入,在中国文学和影视领域催生出许多仿品,其中对于科技的负面想象与恐惧,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断自我衍生的母题。在狭义上的科幻界,很多时候已经分不清写作者的动机是来自现实场景的触动还是既有作品的影响。所谓“严肃文学”的感受力相对迟钝,但像“微软小冰写诗”这样的事件,同样曾引起一片喧哗。几乎与“小冰事件”同时,韩少功先生发表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一文,对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的命运这个话题进行单刀直入而格局开阔的思考。后来许多关于“AI有没有可能抢作家饭碗”的讨论似乎并没有超出这篇文章的视野和深度,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只有黄昱宁的小说《文学病人》、杨庆祥的论文《与AI的角力——一份诗学和思想实验的提纲》等少数文本提供了有启发性的新视角。
时下很多涉及新兴科技与未来想象的小说,且不论文学品质如何,其视角的雷同便引发了我的困惑。难道在“新技术如何毁坏我们认为珍贵的东西”这个方向之外,文学就没有驰骋想象的空间了吗?当然,科技如何被权力和资本驱使,操控我们的生活,始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书写的主题之一,但“科技恐惧症”式的写作,毕竟遮蔽了问题的更多面向。比如说,表现VR(虚拟现实)如何损毁现实感与自我认知这样的主题,可能忽略了文学自身恰恰也是“虚拟现实”的一种路径。扭曲真实,惑乱人心,毒害心智,当代小说家拒斥VR技术的理由,与《理想国》中要驱逐诗人而列出的罪状是多么相似!如果把“虚拟现实”视为人类实现心灵之爱这一永恒欲求的不断尝试,小说、戏剧、影视乃至VR技术都只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转换到当代认识论的语境下,质疑对唯一“真实”的执念这一任务本来可以让文学与VR技术成为互相砥砺的战友,而非敌手。 幸好还有一些作品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慕明的小说《假手于人》展示了人工智能应用的具体场景(单就这点而言,格局便已超过很多只看过几集《黑镜》便敢下笔的作者):以神经网络建模的方式,保存大匠精湛入神却濒临失传的竹编“手艺”;经过学习而获得进化的人工之“手”,反过来替大匠清除了脑瘤。小说里提到的成都竹编大匠和结尾列举的故宫古钟表修缮师傅、西双版纳雨林里的油纸伞匠、扬州广陵派琴师、福建平潭海柳刻工等,代表着传承千百年来的古老“手艺”,传统语汇里所谓“由技入道”,被翻译为更具當代性的表述:“漫长的自然演化和文化传承中得以开发的人类潜能”。而在这包含了庞大信息量的“传统”面前,人工智能技术被从“怪异巨兽”式的刻板形象中释放出来,变得更像一个战战兢兢专心学习的文弱少年。在同样年轻的硅谷工程师慕明笔下,“旧vs.新”的认知模式被转换为“古老vs.新生”,这样的对照无疑更为贴近人工智能技术现今的发展程度,毕竟构想之中的“强人工智能”离实现尚有不小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当代技术与古老手艺之间的“血缘”被重新激活,打开了全新的空间。
孙望路的《重燃的烧火》在另一种场景下打开了新与旧的关联:在青壮年流入城市后,机器人成了村庄的“继承者”,它们依赖尚不够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为留守老人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陪伴,不仅学做农活、学打麻将,还帮助老人们复活了正月十五“放烧火”的古老习俗。或许可以说,传统现实主义作品里已因套路化而丧失活力的乡村书写,也被科幻想象所重新激活,这让小说结尾显得格外意味深长:“那些火光倔强地不愿意退去,继续在田间地头闪耀着,一旦一个消逝了,立马又会补上去。村庄的人们在捍卫他们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似乎已经消失过很长一段时间。在烈火中重生的传统正在找回它应有的位置。”
陈思安的《滚滚凌河》题材并不新鲜,有血有肉、能爱能恨却脆弱必死的人类与外表冰冷、机能近乎完美并会永生的AI之间的恋情,似乎已被书写过无数次。让这篇小说获得了独特力量的,不是AI的“临终”追忆这一视角,而是把人机之恋置于滚滚长河般的人类爱欲史背景下所带来的深度。AI留下了自创生以来全部的数据,供人们研究“她”与爱人厮守岁月里“那飘浮在每一处细节里的温存相守,那蔓延在每一刻中的理解与支持,所有的相互影响和共同进退”究竟是什么,又怎样产生,她坚信,这些数据“会倾覆一些东西,也会稳稳地举起另一些东西”。小说引用了福柯的说法来解释AI的坚信:“想象一种不合乎法律或自然法则的性行为并不使人困惑,但是那些人开始相爱——那才是问题。制度现在陷入了矛盾;爱的强度穿越了它,它使这一制度继续运行,同时又动摇了它……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重新打开了爱和关系的虚拟性。”
是的,无法“肉体生育”的心灵之爱,就如同技术的创造与文学的想象一样,自古以来便是“不合乎法律或自然法则”的例外现象。这样的例外会发生在人与AI之间,也一定会以不同的样貌发生在未来,以“人工”的方式,以“虚拟”的方式,以“想象”的方式。如果“爱”这样的旧词已被“牢固地占为己有”,那么不断被新的例外所激动、所困惑的人们,不妨像这篇小说所尝试的那样,“可以发明一个新的词汇去形容它。一个含义与价值绝对不会低于‘爱’的,全新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