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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一声声巨响震撼寰宇，一朵朵红蘑菇云光耀中华大地。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奇迹,让世人目不暇接，惊呼不已！是哪路神仙帮助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造出如此惊人的奇迹？中国的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泰勒（美国氢弹之父）是谁？他在哪里？
1986年7月29日，当一个人永远地闭上了他那智慧的眼睛，当党和人民怀着极大的悲痛隆重地追悼他的时候，全世界才认识了两弹元勋——邓稼先。
半世情缘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的一个书香门第。祖上是开书法、篆刻一代新风的清代金石第一大家邓石如。稼，乃田野秀实之禾，取自《朱熹集》中“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寄托了父母的良好愿望，也与稼先的性格和风雨人生不谋而合。
邓稼先5岁入学，先后在武定侯和四存小学就读。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后又转人崇德中学。在比他高两班的同学杨振宁的热情指导下，他对数学、物理发生了极大的兴趣。1941年7月，17岁的邓稼先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这里聚集着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吴大猷、张文裕等一大批著名的物理学前辈，他的好友杨振宁又成了他的学长。名师严教，良师益友，为邓稼先在核物理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邓稼先顺利地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临行前，他坚定地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
1948年秋，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从上海乘船飘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在导师德尔哈尔教授和贝林凡特教授指导下，开始了核物理《氘核的光致蜕变》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在繁忙的学习工作中，邓稼先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普渡大学分会。他一方面宣传国内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一方面拼命读书，夜以继日地工作。由于生活拮据，他的饭食非常简单，一顿只是几片面包一点香肠，经常受到同屋挚友杨振宁的接济。患难之交，更加深了他们“亲如兄弟”的友谊。寒来暑往，不到两年时间，他就读满学分，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年仅26岁，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
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使邓稼先激动不已，他与“留美协会”总会的人们聚集在邓肯湖畔，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进步歌曲，畅谈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
1950年8月29日，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即婉言谢绝了恩师德尔哈尔的挽留，放弃了摘取科学桂冠的机会和优厚的待遇，毅然决定回国，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客轮。1950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这里他度过了一生最平稳最幸福的八年科研生涯。1953年，29岁的邓稼先和五四运动著名学生领袖许德珩教授的长女许鹿希女士结婚。许鹿希比邓稼先小四岁，当年就读于北大医学院时，在邓稼先物理实验课的教学中彼此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况且两家又是世交，一切便很自然地发展下去了。
1954年，邓稼先兼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协助钱三强、吴有训工作，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立志要为新中国，为科学事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神秘的参数
1958年10月的一天，二机部副部长、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神秘地对他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说完，他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
“研究原子弹！我能行吗？”面对如此重大、光荣和艰巨的任务，“娃娃博士”不免有些惶恐。
“能行！你就和大家一起干吧！这是祖国对你的信任。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相信你能干好的！”钱三强信任地拍着他稚嫩的肩膀说。
一切从头开始。他们最初接受的任务很明确：向苏联专家学习，看懂那颗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一车皮的俄文资料。邓稼先从几所著名学府挑来了28位新毕业的大学生，等待着苏联专家前来培训。
然而，原子弹模型和俄文资料始终没有到来，他们等到的却是1959年6月20日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屈辱。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震怒了，向全党发出了战斗的动员令。
二机部刘杰部长严肃地对邓稼先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自己干。”
邓稼先点点头，中华民族不屈的烈火在他的心中熊熊燃起。“娃娃博士”率领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大学生队伍，在北京郊区一座不起眼的灰色小楼里，开始了向神秘的原子王国的艰难跋涉。
一切从零开始，他们谁也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回事。邓稼先作为核五期研究所理论部主任、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首先办起“原子理论扫盲班”，并亲自讲课，辅导。他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围着长条桌，翻译外文资料作为教材。他们一人读，大家译，读完一章，也就译完一章，然后又连夜刻蜡纸油印装订成册，分发给大家学习。邓稼先的两弹事业艰辛而漫长的历程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这里起步了。
生性开朗的邓稼先变得沉默寡言了，在科学探索的漫天迷雾中，他在选择原子弹研制的主攻方向。他感到了重大决策前的焦躁和不安，他那装满原子核理论的大脑里，质子、中子、电子变幻出无穷无尽的组合。他在出神，他在走神，他在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人类不屈抗争的不朽旋律……终于天亮了，邓稼先拨开重重迷雾，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的重要开拓性贡献。
他将科研人员按三个方向分成了三组，他全面掌握并亲自领导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组的研究，用仅有的一台每秒钟只能运算几百次的乌拉尔电子计算机和手摇计算机，甚至算盘，模拟原子弹的爆炸状态和反应过程。在没有任何实验的条件下，他创造性地运用外推法，用数学计算推算原子弹高温高压下的状态方程。
邓稼先在茫茫科海中，搜寻到了用于中子星球研究的托马斯--费米天文物理理论，并创造性地加以修改和运用，推导原子弹高温高压下的核材料状态方程，并巧妙地与低压区轴状态方程相连接，得出相当大区域之内完整的状态方程，从而满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要求。这又是邓稼先在原子弹攻关科研中的重大贡献之一。在原子弹总体力学的计算中，有个参数对探索原子弹原理有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一开始，他们就遇到了这个疑难的参数。按苏联专家的结论，爆炸的原子弹内部要达到A百万个大气压。为验证这个数字，邓稼先带领他的“青年近卫军”夜以继日地进行着紧张的计算，每计算一次不知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劳动。那单调、机械的动作，每个人都要重复千万次，还要把得出的数据记在比桌子还大的图表上，一次要填几万个。由于计算工具有限，需要三班人马轮换上阵，昼夜不停地加班加点……经过了数月奋战，反复计算了四次，结果都与那个苏联专家的结论相去甚远。问题究竟在哪里呢？1961年，中央选调了国内一流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和一百多名大学生前来助阵，理论部成了一个群英荟萃的科学殿堂。平日里文质彬彬的专家学者和大学生，往往为了一个方案、一个公式、一个数据争论得面红耳赤。
随着手摇计算机发出的单调“哒哒”声响，每一次计算，他们都加进去了一些新的因素。第五次，第六次……第九次反复计算结束了，计算手稿几乎装满整个库房。“不管怎么说，A百万个大气压的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邓稼先用科学严谨的反复计算彻底推翻了苏联专家的结论，但是历经九次计算的成果是否完全准确呢？由于无法借鉴，无从鉴定，这一突破性成果还难以确认。
在这紧要关头，年轻的物理学家周光召从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回国参战了。他作为力学攻关的负责人，令人信服地从物理角度，科学地论证了邓稼先用特性线法所做的计算结果的正确性。迷团顿释，理论部一片欢腾。
邓稼先当即决定三管齐下：周光召、周毓鳞等带领力学组继续解决原子弹内部所有的力学问题，邓稼先亲率一支部队开拓新的领域。经过周而复始的计算，一个神秘的参数终于出现在他的眼前。
“就是这个数字！”邓稼先拍案而起，惊临四座。
经过反复验算都是这样一个数字：原子弹爆炸时会产生M百万个大气压！
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败的最神秘的数字！从否定权威的错误中，邓稼先找到了自己，找到了核武器内部的运动规律，取得了具有应用价值、突破性的关键的理论成果。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成果啊！这被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称之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是多么不寻常的挑战权威的壮举啊！
石破天惊
1962年9月21日，二机部向党中央送上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毛主席批示：“同意，很好。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3年3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在这份决定命运的历史性文件上签字的，是刚刚39岁的邓稼先。
大战前夕，邓稼先向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汇报原子弹试验的最后准备情况，由于紧张，他竟双手颤抖，大汗淋漓，结巴得说不出话来。
周总理开玩笑地说：“稼先同志，我们都是上年纪的人了，你要是如此紧张，我们会吓出心脏病来的。”
在场的人都笑起来，邓稼先也笑了，紧张情绪顿然消失了。
大漠深处，一百多米的铁塔高耸人云，像一把凌空的利剑。千军万马都屏住了呼吸，严阵以待，等待着这个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
“10、9、8、7……2、1，起爆！”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个耀眼的“太阳”从广阔的地平线上骤然升起，人们透过有色眼镜看到一道强烈的闪光，一个炽热的火球，一朵巨大的蘑菇状云，翻滚着，燃烧着，升腾着……
“成功了！成功了！”大地上响起山呼海啸般的欢呼，世界被震撼了。新中国建国仅15年，就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比美国的预料早了5年，比苏联的预料早了10年。
然而，中国原子弹总设计师邓稼先，此时还没有来得及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就被一位领导拽上小车，而后换乘飞机，火速赶回北京——他的母亲病危了。邓稼先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跪在病榻前：“姆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母亲用力睁开眼睛，呆呆地望着双膝下跪的儿子，露出了欣慰满意的笑容……邓稼先呜咽了，愧疚地紧紧握住母亲皮包骨头的手，轻轻贴在脸上。老太太看了儿子最后一眼，安详地合上了眼睛。
晴空霹雳
邓稼先送走了母亲，又马不停蹄地投入了氢弹的艰难研制工作。
1965年元月，毛主席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总理下达任务：要尽快研制氢弹，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根据中央战略部署：“两年准备，争取高水平”，直接研制一颗重量不超过一吨、当量不小于100万吨的氢弹。一个新的战役打响了。
在邓稼先主任领导下，承担氢弹预先研究的手敏率领30多位年轻人从原子能研究所调入了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与主战场汇合，并担任理论部副主任。这对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北大师生又历史性地结合到了一起，开始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
为了加快氢弹研制速度，1965年9月底，邓稼先根据于敏的建议,另辟蹊径，提出了六字号和七字号两个方案，决定兵分两路：大部分人力继续留在北京探索突破氢弹的途径，由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华东计算所，利用J501计算机对加强型原子弹模型进行优化计算。
经过两个月的奋战，上海传来惊人的喜讯：“路子比较明确，速来！”在青海基地掌握各路进程的邓稼先接到于敏从上海发来的电报，兴奋得一宿没睡。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上海,像抱了一个“金娃娃”一样乐得合不上嘴，又是撒糖块又是掏钱叫人去买“好吃的”。在仔细了解了情况后，邓稼先迅速返回北京，立即组织有关专家对上海突破氢弹原理的方案进行集体“会诊”，对氢弹方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和完善，从而一个被外国人称为氢弹研制的“邓--于方案”诞生了，攻克氢弹的第一炮打响了。
1966年5月9日和 12月28日经过两次成功的“热试验”，充分证明了“邓--于方案”的正确性，一个伟大的时刻到来了。
1967年6月17日，一架从马兰机场起飞的726号轰—6甲型飞机，在大漠核试验场3万米的高空抛出了一枚银白色的圆柱型航弹，接着是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中国人民成功地爆炸了一颗氢弹。继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中国人又神速地赶在法国人的前面，只用了2年8个月就爆炸了氢弹，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中国创造了世界氢弹研制史上的奇迹。苏联总理柯西金面对报信的塔斯社记者，半天说不出话来；法国总统戴高乐召集手下大发雷霆……邓稼先却和欢腾的人群一样，热泪纵横。这喜悦、激动和幸福的泪水，滚动着，闪烁着，迸发出璀璨的民族之光和生命之光。
大漠忠魂
从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核试验起，邓稼先就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模式——亲临第一线。他长年累月地东奔西走风餐露宿，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的生活，亲自领导了15次核试验，次次成功，人称“福将”。但谁能体会到其中的艰辛？神圣的使命，巨大的风险，大漠的风刀霜剑，染白了他的鬓发。1972年，邓稼先担任了核武器研究院的副院长，1979年，担任院长，被称为“难得的帅才”。在新的核武器研制钟，他依然遵循着从安装到试验都要亲临现场的工作模式，常常是下了汽车就上飞机，下了飞机就上汽车奔赴第一线。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他总是不顾安危，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在这些一触即发的生死关头，他都站在工作人员身旁，给作业者极大的宽慰。
在一次航弹试验时，因降落伞破裂，原子弹从高空坠落地上。为了避免毁灭性的后果，邓稼先竟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在手里仔细检验……事后他第一次破例与二机部赵副部长在大漠上合影留念。因为凭着他的直觉，自己已经受到了致命的辐射伤害。
听说邓稼先“抱”了原子弹，一种不祥的预感就开始在妻子许鹿希心中浮荡了。从这以后，邓稼先每次从试验基地回到北京的家中，许鹿希都要问：“你又吃了多少中子？”
“你别疑神疑鬼。”邓稼先说。
许鹿希没办法，就在家中给他抽血留尿，然后带到医学院去化验。化验结果出来了：“
老邓的转氨酶很高！”
“老邓的小便里带有放射性物质！”
“老邓的白血球染色体呈粉末状！”
……
许鹿希不容分说地拉着邓稼先去请一位教授检查，结果肝脏也破损了，身体内又一次发现有放射物，而且放射物已经侵入了骨髓。
“你怎么能这样！”许鹿希发火了。在邓稼先的一再乞求下，最终许鹿希还是把他放走了。就这样，邓稼先在大漠深处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春秋。他的健康严重透支，身体明显地一年不如一年，有几次在现场昏倒，爬起来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每遇到这种情况，人们就劝他到医院去，但他总是忙于组织一次次重大试验而脱不开身。
1984年底，邓稼先又在沙漠深处核基地指挥第二代新式核武器的试验，这是“六五”计划中的最后一次试验。他从帐篷向试验场走去，步履艰难地说：“你们架我一下，架我一下！”说完就气喘吁吁地趴在两位技术人员的肩上。这些天来他天天都在拉肚子，虚脱了就吃几块糖，喝几口水，又开始紧张工作；昏倒了，醒来后仍然执意不肯离开，当他被别人搀扶着站起来后，立即去和一位女工程师抢着去装雷管：“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女工程师急了：“我们的事业不能没有你，你不能去！”
“我是院长，得听我的命令！”邓稼先也急了，他平生第一次使用了自己院长的权威。试验以重大突破而告结束，这是邓稼先一生中继原子弹、氢弹之后的第三个重要里程碑。然而，邓稼先却带着第二代核武器试验成功的喜悦，与罗布泊永别了。
“你赶快去查，不能再拖了！”当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妻子面前时，已经痛得已无法自制，妻子急了。
1985年7月25日，在妻子一再催促下，邓稼先才利用在北京开会的间隙，到解放军301总医院检查了身体。检查后，医生立即给他开了住院证明。
邓稼先焦急地说：“我不能住院。我正在开会。”
医生严肃地看着他：“你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吗？癌症！”邓稼先心里一下子清楚了。这位风雨兼程，艰苦拼搏，隐姓埋名了28年的科学斗士，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轰然倒下了……
永恒的骄傲
1985年8月10日，是邓稼先做手术的日子。许鹿希静静地坐在病榻前，眼含泪水地望着丈夫昏睡中浮肿的脸，无声的痛楚噬咬着她的心。作为邓稼先的妻子，作为一名医学教授， 她知道丈夫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知道她和家人将面临着什么。
消息传到北戴河，中央领导震惊了。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专程赶回北京，一早就来到医生办公室坐下来，等待医院的手术结果。国防科工委接通了西半球某国政府的电话，吁请提供总统用过的特效良药。
结果出来了，癌细胞已经无情地扩散了。邓稼先舍生忘死地工作，使他的身体彻底垮了，并失去了最宝贵的治疗时机。张爱萍沉默了，巨大的痛楚撕裂着他的心。这位身经百战的将 军眼睛湿润了。邓稼先慢慢清醒过来，张爱萍伏在他的床边痛惜地轻声问道：“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没有。组织上不要再为我麻烦了，不要给国家再添不必要的浪费。”邓稼先又平静地对许鹿希说：“希希，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地哭了。许鹿希强忍着泪水，沉默着，凝视着，他们彼此都明白，从他接受任务的那天起，就把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了，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实践着他的选择和诺言。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非常关心邓稼先的病情和治疗，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前往他的病榻探望。张爱萍将军亲自主持治疗方案，每次手术他都在外等候。共和国几乎调动了最强的医疗力量，来挽救邓稼先的生命，但是太晚了。
1986年7月17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看望病重的邓稼先，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代表党和国家高度赞扬了他的杰出贡献。邓稼先特意穿上已经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胸前佩带着“五一”奖章，在妻子的搀扶下站了起来，身体虚弱得大汗淋漓。他激动地说：“核事业需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我只不过做了一点儿应该做的工作。”
从此，他再没能起来。夫妻两人总是默默地相对，几十年风雨同舟、相濡以沫，他们的心是相通的。生命之火正在一点点地熄灭，妻子惊恐地看着这一切，心如刀绞。
女儿典典从美国赶了回来，邓稼先抱着她哭了。1978年，典典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美国博士研究生，遥隔大洋，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现在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了，却又生离死别。他强忍着剧烈的疼痛，想坐起来好好看看典典，但是已力不从心了。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许鹿希急忙上前问道。
邓稼先轻轻地摇了摇头，不一会儿突然又像想起了什么，用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断断续续地说：“不要搞遗体告别，也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惊动太多的人……”他的头靠在女儿的身上静静地睡着了，睡得那样平静，那样深沉……
“希希……”声音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1986年7月29日，一颗炽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生命离开躯体的那一刻，邓稼先的床边摆放着核试验基地——马兰的同志们千里迢迢给他送来的一盆马兰花，这支呈雪青色、带着淡淡清香的小花，是大漠深处的一个美好情感的命名和不屈精神的象征，人们知道他们的院长离不开基地，放不下他的工作。在他的床头，放着一份与于敏合著的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那是他在病榻上用生命的智慧和最后的一丝气力，向党和人民献上的一片忠诚和未来高科技领域十年的辉煌。
消息传到北戴河，正在开会的中央领导同志沉默了。党中央决定：要追悼他，要公开隆重地追悼他，追悼这位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无名英雄。
张爱萍将军带着党中央的委托，从北戴河火速赶回北京。面对邓稼先的遗容，他声泪交加，奋笔挥毫，写下了荡气回肠的壮丽诗篇：
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自当先，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功勋泽人间。
1986年8月3日，党和人民怀着极大的悲痛在北京隆重地召开了追悼大会，追悼中国人民的伟大功臣、两弹元勋邓稼先同志。
当中国原子弹的神秘历程和邓稼先的事迹公诸于天下的时候，人们震惊了，世界震惊了。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邓稼先半个多世纪的挚友杨振宁博士，专门撰文悼念邓稼先：
“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许鹿希）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
编/杜松
邓稼先（1924一1986）
安徽省怀宁县人。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58年8月调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1964年2月改为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1972年起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曾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他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他立即组织力量，探索了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为氢弹试验成功做出重要贡献。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86年7月29日，当一个人永远地闭上了他那智慧的眼睛，当党和人民怀着极大的悲痛隆重地追悼他的时候，全世界才认识了两弹元勋——邓稼先。
半世情缘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的一个书香门第。祖上是开书法、篆刻一代新风的清代金石第一大家邓石如。稼，乃田野秀实之禾，取自《朱熹集》中“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寄托了父母的良好愿望，也与稼先的性格和风雨人生不谋而合。
邓稼先5岁入学，先后在武定侯和四存小学就读。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后又转人崇德中学。在比他高两班的同学杨振宁的热情指导下，他对数学、物理发生了极大的兴趣。1941年7月，17岁的邓稼先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这里聚集着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吴大猷、张文裕等一大批著名的物理学前辈，他的好友杨振宁又成了他的学长。名师严教，良师益友，为邓稼先在核物理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邓稼先顺利地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临行前，他坚定地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
1948年秋，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从上海乘船飘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在导师德尔哈尔教授和贝林凡特教授指导下，开始了核物理《氘核的光致蜕变》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在繁忙的学习工作中，邓稼先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普渡大学分会。他一方面宣传国内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一方面拼命读书，夜以继日地工作。由于生活拮据，他的饭食非常简单，一顿只是几片面包一点香肠，经常受到同屋挚友杨振宁的接济。患难之交，更加深了他们“亲如兄弟”的友谊。寒来暑往，不到两年时间，他就读满学分，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年仅26岁，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
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使邓稼先激动不已，他与“留美协会”总会的人们聚集在邓肯湖畔，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进步歌曲，畅谈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
1950年8月29日，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即婉言谢绝了恩师德尔哈尔的挽留，放弃了摘取科学桂冠的机会和优厚的待遇，毅然决定回国，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客轮。1950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这里他度过了一生最平稳最幸福的八年科研生涯。1953年，29岁的邓稼先和五四运动著名学生领袖许德珩教授的长女许鹿希女士结婚。许鹿希比邓稼先小四岁，当年就读于北大医学院时，在邓稼先物理实验课的教学中彼此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况且两家又是世交，一切便很自然地发展下去了。
1954年，邓稼先兼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协助钱三强、吴有训工作，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立志要为新中国，为科学事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神秘的参数
1958年10月的一天，二机部副部长、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神秘地对他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说完，他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
“研究原子弹！我能行吗？”面对如此重大、光荣和艰巨的任务，“娃娃博士”不免有些惶恐。
“能行！你就和大家一起干吧！这是祖国对你的信任。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相信你能干好的！”钱三强信任地拍着他稚嫩的肩膀说。
一切从头开始。他们最初接受的任务很明确：向苏联专家学习，看懂那颗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一车皮的俄文资料。邓稼先从几所著名学府挑来了28位新毕业的大学生，等待着苏联专家前来培训。
然而，原子弹模型和俄文资料始终没有到来，他们等到的却是1959年6月20日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屈辱。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震怒了，向全党发出了战斗的动员令。
二机部刘杰部长严肃地对邓稼先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自己干。”
邓稼先点点头，中华民族不屈的烈火在他的心中熊熊燃起。“娃娃博士”率领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大学生队伍，在北京郊区一座不起眼的灰色小楼里，开始了向神秘的原子王国的艰难跋涉。
一切从零开始，他们谁也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回事。邓稼先作为核五期研究所理论部主任、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首先办起“原子理论扫盲班”，并亲自讲课，辅导。他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围着长条桌，翻译外文资料作为教材。他们一人读，大家译，读完一章，也就译完一章，然后又连夜刻蜡纸油印装订成册，分发给大家学习。邓稼先的两弹事业艰辛而漫长的历程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这里起步了。
生性开朗的邓稼先变得沉默寡言了，在科学探索的漫天迷雾中，他在选择原子弹研制的主攻方向。他感到了重大决策前的焦躁和不安，他那装满原子核理论的大脑里，质子、中子、电子变幻出无穷无尽的组合。他在出神，他在走神，他在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人类不屈抗争的不朽旋律……终于天亮了，邓稼先拨开重重迷雾，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的重要开拓性贡献。
他将科研人员按三个方向分成了三组，他全面掌握并亲自领导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组的研究，用仅有的一台每秒钟只能运算几百次的乌拉尔电子计算机和手摇计算机，甚至算盘，模拟原子弹的爆炸状态和反应过程。在没有任何实验的条件下，他创造性地运用外推法，用数学计算推算原子弹高温高压下的状态方程。
邓稼先在茫茫科海中，搜寻到了用于中子星球研究的托马斯--费米天文物理理论，并创造性地加以修改和运用，推导原子弹高温高压下的核材料状态方程，并巧妙地与低压区轴状态方程相连接，得出相当大区域之内完整的状态方程，从而满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要求。这又是邓稼先在原子弹攻关科研中的重大贡献之一。在原子弹总体力学的计算中，有个参数对探索原子弹原理有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一开始，他们就遇到了这个疑难的参数。按苏联专家的结论，爆炸的原子弹内部要达到A百万个大气压。为验证这个数字，邓稼先带领他的“青年近卫军”夜以继日地进行着紧张的计算，每计算一次不知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劳动。那单调、机械的动作，每个人都要重复千万次，还要把得出的数据记在比桌子还大的图表上，一次要填几万个。由于计算工具有限，需要三班人马轮换上阵，昼夜不停地加班加点……经过了数月奋战，反复计算了四次，结果都与那个苏联专家的结论相去甚远。问题究竟在哪里呢？1961年，中央选调了国内一流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和一百多名大学生前来助阵，理论部成了一个群英荟萃的科学殿堂。平日里文质彬彬的专家学者和大学生，往往为了一个方案、一个公式、一个数据争论得面红耳赤。
随着手摇计算机发出的单调“哒哒”声响，每一次计算，他们都加进去了一些新的因素。第五次，第六次……第九次反复计算结束了，计算手稿几乎装满整个库房。“不管怎么说，A百万个大气压的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邓稼先用科学严谨的反复计算彻底推翻了苏联专家的结论，但是历经九次计算的成果是否完全准确呢？由于无法借鉴，无从鉴定，这一突破性成果还难以确认。
在这紧要关头，年轻的物理学家周光召从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回国参战了。他作为力学攻关的负责人，令人信服地从物理角度，科学地论证了邓稼先用特性线法所做的计算结果的正确性。迷团顿释，理论部一片欢腾。
邓稼先当即决定三管齐下：周光召、周毓鳞等带领力学组继续解决原子弹内部所有的力学问题，邓稼先亲率一支部队开拓新的领域。经过周而复始的计算，一个神秘的参数终于出现在他的眼前。
“就是这个数字！”邓稼先拍案而起，惊临四座。
经过反复验算都是这样一个数字：原子弹爆炸时会产生M百万个大气压！
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败的最神秘的数字！从否定权威的错误中，邓稼先找到了自己，找到了核武器内部的运动规律，取得了具有应用价值、突破性的关键的理论成果。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成果啊！这被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称之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是多么不寻常的挑战权威的壮举啊！
石破天惊
1962年9月21日，二机部向党中央送上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毛主席批示：“同意，很好。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3年3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在这份决定命运的历史性文件上签字的，是刚刚39岁的邓稼先。
大战前夕，邓稼先向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汇报原子弹试验的最后准备情况，由于紧张，他竟双手颤抖，大汗淋漓，结巴得说不出话来。
周总理开玩笑地说：“稼先同志，我们都是上年纪的人了，你要是如此紧张，我们会吓出心脏病来的。”
在场的人都笑起来，邓稼先也笑了，紧张情绪顿然消失了。
大漠深处，一百多米的铁塔高耸人云，像一把凌空的利剑。千军万马都屏住了呼吸，严阵以待，等待着这个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
“10、9、8、7……2、1，起爆！”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个耀眼的“太阳”从广阔的地平线上骤然升起，人们透过有色眼镜看到一道强烈的闪光，一个炽热的火球，一朵巨大的蘑菇状云，翻滚着，燃烧着，升腾着……
“成功了！成功了！”大地上响起山呼海啸般的欢呼，世界被震撼了。新中国建国仅15年，就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比美国的预料早了5年，比苏联的预料早了10年。
然而，中国原子弹总设计师邓稼先，此时还没有来得及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就被一位领导拽上小车，而后换乘飞机，火速赶回北京——他的母亲病危了。邓稼先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跪在病榻前：“姆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母亲用力睁开眼睛，呆呆地望着双膝下跪的儿子，露出了欣慰满意的笑容……邓稼先呜咽了，愧疚地紧紧握住母亲皮包骨头的手，轻轻贴在脸上。老太太看了儿子最后一眼，安详地合上了眼睛。
晴空霹雳
邓稼先送走了母亲，又马不停蹄地投入了氢弹的艰难研制工作。
1965年元月，毛主席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总理下达任务：要尽快研制氢弹，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根据中央战略部署：“两年准备，争取高水平”，直接研制一颗重量不超过一吨、当量不小于100万吨的氢弹。一个新的战役打响了。
在邓稼先主任领导下，承担氢弹预先研究的手敏率领30多位年轻人从原子能研究所调入了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与主战场汇合，并担任理论部副主任。这对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北大师生又历史性地结合到了一起，开始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
为了加快氢弹研制速度，1965年9月底，邓稼先根据于敏的建议,另辟蹊径，提出了六字号和七字号两个方案，决定兵分两路：大部分人力继续留在北京探索突破氢弹的途径，由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华东计算所，利用J501计算机对加强型原子弹模型进行优化计算。
经过两个月的奋战，上海传来惊人的喜讯：“路子比较明确，速来！”在青海基地掌握各路进程的邓稼先接到于敏从上海发来的电报，兴奋得一宿没睡。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上海,像抱了一个“金娃娃”一样乐得合不上嘴，又是撒糖块又是掏钱叫人去买“好吃的”。在仔细了解了情况后，邓稼先迅速返回北京，立即组织有关专家对上海突破氢弹原理的方案进行集体“会诊”，对氢弹方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和完善，从而一个被外国人称为氢弹研制的“邓--于方案”诞生了，攻克氢弹的第一炮打响了。
1966年5月9日和 12月28日经过两次成功的“热试验”，充分证明了“邓--于方案”的正确性，一个伟大的时刻到来了。
1967年6月17日，一架从马兰机场起飞的726号轰—6甲型飞机，在大漠核试验场3万米的高空抛出了一枚银白色的圆柱型航弹，接着是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中国人民成功地爆炸了一颗氢弹。继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中国人又神速地赶在法国人的前面，只用了2年8个月就爆炸了氢弹，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中国创造了世界氢弹研制史上的奇迹。苏联总理柯西金面对报信的塔斯社记者，半天说不出话来；法国总统戴高乐召集手下大发雷霆……邓稼先却和欢腾的人群一样，热泪纵横。这喜悦、激动和幸福的泪水，滚动着，闪烁着，迸发出璀璨的民族之光和生命之光。
大漠忠魂
从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核试验起，邓稼先就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模式——亲临第一线。他长年累月地东奔西走风餐露宿，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的生活，亲自领导了15次核试验，次次成功，人称“福将”。但谁能体会到其中的艰辛？神圣的使命，巨大的风险，大漠的风刀霜剑，染白了他的鬓发。1972年，邓稼先担任了核武器研究院的副院长，1979年，担任院长，被称为“难得的帅才”。在新的核武器研制钟，他依然遵循着从安装到试验都要亲临现场的工作模式，常常是下了汽车就上飞机，下了飞机就上汽车奔赴第一线。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他总是不顾安危，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在这些一触即发的生死关头，他都站在工作人员身旁，给作业者极大的宽慰。
在一次航弹试验时，因降落伞破裂，原子弹从高空坠落地上。为了避免毁灭性的后果，邓稼先竟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在手里仔细检验……事后他第一次破例与二机部赵副部长在大漠上合影留念。因为凭着他的直觉，自己已经受到了致命的辐射伤害。
听说邓稼先“抱”了原子弹，一种不祥的预感就开始在妻子许鹿希心中浮荡了。从这以后，邓稼先每次从试验基地回到北京的家中，许鹿希都要问：“你又吃了多少中子？”
“你别疑神疑鬼。”邓稼先说。
许鹿希没办法，就在家中给他抽血留尿，然后带到医学院去化验。化验结果出来了：“
老邓的转氨酶很高！”
“老邓的小便里带有放射性物质！”
“老邓的白血球染色体呈粉末状！”
……
许鹿希不容分说地拉着邓稼先去请一位教授检查，结果肝脏也破损了，身体内又一次发现有放射物，而且放射物已经侵入了骨髓。
“你怎么能这样！”许鹿希发火了。在邓稼先的一再乞求下，最终许鹿希还是把他放走了。就这样，邓稼先在大漠深处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春秋。他的健康严重透支，身体明显地一年不如一年，有几次在现场昏倒，爬起来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每遇到这种情况，人们就劝他到医院去，但他总是忙于组织一次次重大试验而脱不开身。
1984年底，邓稼先又在沙漠深处核基地指挥第二代新式核武器的试验，这是“六五”计划中的最后一次试验。他从帐篷向试验场走去，步履艰难地说：“你们架我一下，架我一下！”说完就气喘吁吁地趴在两位技术人员的肩上。这些天来他天天都在拉肚子，虚脱了就吃几块糖，喝几口水，又开始紧张工作；昏倒了，醒来后仍然执意不肯离开，当他被别人搀扶着站起来后，立即去和一位女工程师抢着去装雷管：“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女工程师急了：“我们的事业不能没有你，你不能去！”
“我是院长，得听我的命令！”邓稼先也急了，他平生第一次使用了自己院长的权威。试验以重大突破而告结束，这是邓稼先一生中继原子弹、氢弹之后的第三个重要里程碑。然而，邓稼先却带着第二代核武器试验成功的喜悦，与罗布泊永别了。
“你赶快去查，不能再拖了！”当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妻子面前时，已经痛得已无法自制，妻子急了。
1985年7月25日，在妻子一再催促下，邓稼先才利用在北京开会的间隙，到解放军301总医院检查了身体。检查后，医生立即给他开了住院证明。
邓稼先焦急地说：“我不能住院。我正在开会。”
医生严肃地看着他：“你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吗？癌症！”邓稼先心里一下子清楚了。这位风雨兼程，艰苦拼搏，隐姓埋名了28年的科学斗士，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轰然倒下了……
永恒的骄傲
1985年8月10日，是邓稼先做手术的日子。许鹿希静静地坐在病榻前，眼含泪水地望着丈夫昏睡中浮肿的脸，无声的痛楚噬咬着她的心。作为邓稼先的妻子，作为一名医学教授， 她知道丈夫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知道她和家人将面临着什么。
消息传到北戴河，中央领导震惊了。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专程赶回北京，一早就来到医生办公室坐下来，等待医院的手术结果。国防科工委接通了西半球某国政府的电话，吁请提供总统用过的特效良药。
结果出来了，癌细胞已经无情地扩散了。邓稼先舍生忘死地工作，使他的身体彻底垮了，并失去了最宝贵的治疗时机。张爱萍沉默了，巨大的痛楚撕裂着他的心。这位身经百战的将 军眼睛湿润了。邓稼先慢慢清醒过来，张爱萍伏在他的床边痛惜地轻声问道：“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没有。组织上不要再为我麻烦了，不要给国家再添不必要的浪费。”邓稼先又平静地对许鹿希说：“希希，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地哭了。许鹿希强忍着泪水，沉默着，凝视着，他们彼此都明白，从他接受任务的那天起，就把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了，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实践着他的选择和诺言。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非常关心邓稼先的病情和治疗，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前往他的病榻探望。张爱萍将军亲自主持治疗方案，每次手术他都在外等候。共和国几乎调动了最强的医疗力量，来挽救邓稼先的生命，但是太晚了。
1986年7月17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看望病重的邓稼先，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代表党和国家高度赞扬了他的杰出贡献。邓稼先特意穿上已经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胸前佩带着“五一”奖章，在妻子的搀扶下站了起来，身体虚弱得大汗淋漓。他激动地说：“核事业需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我只不过做了一点儿应该做的工作。”
从此，他再没能起来。夫妻两人总是默默地相对，几十年风雨同舟、相濡以沫，他们的心是相通的。生命之火正在一点点地熄灭，妻子惊恐地看着这一切，心如刀绞。
女儿典典从美国赶了回来，邓稼先抱着她哭了。1978年，典典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美国博士研究生，遥隔大洋，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现在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了，却又生离死别。他强忍着剧烈的疼痛，想坐起来好好看看典典，但是已力不从心了。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许鹿希急忙上前问道。
邓稼先轻轻地摇了摇头，不一会儿突然又像想起了什么，用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断断续续地说：“不要搞遗体告别，也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惊动太多的人……”他的头靠在女儿的身上静静地睡着了，睡得那样平静，那样深沉……
“希希……”声音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1986年7月29日，一颗炽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生命离开躯体的那一刻，邓稼先的床边摆放着核试验基地——马兰的同志们千里迢迢给他送来的一盆马兰花，这支呈雪青色、带着淡淡清香的小花，是大漠深处的一个美好情感的命名和不屈精神的象征，人们知道他们的院长离不开基地，放不下他的工作。在他的床头，放着一份与于敏合著的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那是他在病榻上用生命的智慧和最后的一丝气力，向党和人民献上的一片忠诚和未来高科技领域十年的辉煌。
消息传到北戴河，正在开会的中央领导同志沉默了。党中央决定：要追悼他，要公开隆重地追悼他，追悼这位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无名英雄。
张爱萍将军带着党中央的委托，从北戴河火速赶回北京。面对邓稼先的遗容，他声泪交加，奋笔挥毫，写下了荡气回肠的壮丽诗篇：
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自当先，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功勋泽人间。
1986年8月3日，党和人民怀着极大的悲痛在北京隆重地召开了追悼大会，追悼中国人民的伟大功臣、两弹元勋邓稼先同志。
当中国原子弹的神秘历程和邓稼先的事迹公诸于天下的时候，人们震惊了，世界震惊了。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邓稼先半个多世纪的挚友杨振宁博士，专门撰文悼念邓稼先：
“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许鹿希）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
编/杜松
邓稼先（1924一1986）
安徽省怀宁县人。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58年8月调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1964年2月改为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1972年起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曾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他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他立即组织力量，探索了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为氢弹试验成功做出重要贡献。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