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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产生以来，良吏群体随之产生，本文从先秦到两汉不同时期的吏治标准，分析当时的吏治状况，从而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得到另一个角度的认识，并总结先秦到两汉良吏群体的整体特征。
关键词：良吏;循吏;酷吏;吏治
什么是良吏？从字面上来看，即为“贤能的官吏”，但在实际情况中，一位官员是否可以被评价为良吏是不易确定的。在正史中，首先为良吏做记载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该传所记5位官员，楚国的孙叔敖楚王正确调整币制、修改车制，引导山民合理采伐，使百姓“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郑国的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掣，童子不犁畔”。鲁国的公仪休奉守廉洁，不受赠鱼，并不营产业，避免与民争利。而楚国石奢、晋国李离因未尽到职责而不惜自杀谢罪。这些为官的做法反映了司马迁对于贤能官员的理想，即：①教化民风，稳定社会;②与民休息，不与民争利;③廉洁自律，不收受惠赠;④恪尽职守，遵循法理。正如在本卷开篇司马迁的叙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循吏”指的是“奉职循理”，不胡作非为。“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在司马迁的观念中，这样能遵循法理情理的“循吏”就是“良吏”。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汉朝实现全国统一百余年以后，随着政权的稳固，地方豪強势力也逐渐膨胀，这种力量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此时更需要代表国家权力的铁腕官员来推行对地方的管理，则带有酷吏性质的官员会越来越多，“酷吏与循吏基本上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凡是循吏辈出的时候，酷吏就少一些，相反，凡酷吏大量涌现的时候，循吏却寥若星辰了。”酷吏崇尚严刑峻法，用严苛细密的法令处理事务，也不乏凭个人好恶来作杀伐决断的。《史记》与《汉书》中所记酷吏，其政治作用可以说是毁誉参半的，而即使是《汉书》中的循吏也与先秦循吏大不相同。汉代早期的官员，以《史记·酷吏列传》中的郅都与《汉书·循吏传》中文翁为代表，两人居于文景后期，郅都“勇有气，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敢于直言劝谏，惩处犯罪的豪强元凶，不畏高官显贵，使其所管地区社会安宁，路不拾遗。文翁则推行教育，用儒家经典训练低级官吏和学子，是所治的蜀郡民风逐渐转变。从郅都和文翁身上可看出，西汉初发展至文景后期，地方官员既需要在地方上用儒家经典推行教化，也需要对已经有上升势头的豪强势力加以堤防。这种吏风的转变到汉武帝时期达到极致，酷吏在此时发挥了巨大作用。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奉行严厉冷酷、打击面非常大的手段来处理不法行为，使得人人自危。这种方式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有效的，但很容易矫枉过正。
汉武帝时期以后，为处理汉武帝时代留下的积弊，在官吏的任用上，显然不能再一味用只知严刑峻法的酷吏，而需要那种既能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又能鼓励生产、促进民风、稳定社会秩序的良吏，在此时期，对官吏的评价已逐渐成型。在班固的《汉书》中为循吏与酷吏分别列传，呈现出了汉武帝时代之后汉代的吏治状况。在此时，官吏的任用标准是能够妥善的治理其所辖区域，汉宣帝强调：“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仇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舆我共此者，其唯良两千石乎！”他对官员的要求非常明确，即“政平讼理”，这样的施政方针也可以使人理解汉代中期的复兴。但是在班固的理念中，良吏的概念甚至比司马迁还要理想化一些，即“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徳怀君子之遗风矣。”把良吏与君子画上了等号，所以，虽然他说“是故汉室良吏，於是为盛，称中兴焉。”但是《汉书·循吏列传》中，只记载了6位官吏，其中还有一人名不副实。这六位官员，都是从地方小吏起家，虽然管辖地区稍显偏远，如文翁治理蜀郡，龚遂治理渤海，召信臣治理九江，但都身体力行的教化风俗，培养人才;厉行节约，开源节流;促进生产，改善民生。此外，他们虽熟悉法令条文但始终用宽和的方式行政，这是这些官吏的中心特点。
进入东汉时期，经过西汉末年多年战乱，随着新王朝的建立，社会经济亟需恢复发展，而同时又存在地方豪强势力庞大的社会情况。在《后汉书·循吏传》中，共列举了12位官员，在东汉初，汉光武帝带头推行勤俭节约、关注民生的主导下，这些勤政爱民的良吏纷纷得到任用，在《后汉书》中，循吏的数量也超过酷吏，可见此时对良吏的要求是基于能使社会生产恢复，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与循吏相对的酷吏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打击地方豪强，包括皇亲贵族、地主望族、外族势力，体现出他们执法严格，这实际上是在社会不稳定因素较多的情况下，用严厉的手段恢复社会秩序，也是官吏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选择。
在东汉初，在皇帝的带动下，官吏的行政风格得到发挥，可以用《后汉书·循吏传·王涣》中的一句话总结，即“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处事公正，方法宽严并济，能严格遵守法律但又不失宽和大度。这种风格不论在循吏中还是酷吏中，在中央还是地方都有所体现，体现出此时一个良吏应有的标准已经成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汉光武帝的提倡节俭，对官吏的廉洁作风第一次有了提倡，尤其是一些执法严格的酷吏，《后汉书》记载他们家无余财，如董宣去世时家中只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周纡“廉洁无资，常筑墼以自给。”这也是酷吏在严格执法中为避免落人口实、授人以柄而做出的举动。
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正史的总结，我们可以总结出先秦到两汉时期良吏的基本特征：①处理问题从社会实际出发，注意减轻百姓负担，代表人物先秦子产;②忠于职守，严格按照法令行使本职工作，代表人物先秦石奢、李离;③熟悉法律条文，善于处理重大紧急案件，代表人物西汉张汤;④积极推动教育，教化民风，培育社会文明风气，代表人物先秦孙叔敖;⑤重视农业生产，兴修农业设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代表人物东汉王景;⑥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用强硬手段打击不法势力与异族入侵，代表人物东汉董宣;⑦刚柔并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手段，西汉黄霸。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关键词：良吏;循吏;酷吏;吏治
什么是良吏？从字面上来看，即为“贤能的官吏”，但在实际情况中，一位官员是否可以被评价为良吏是不易确定的。在正史中，首先为良吏做记载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该传所记5位官员，楚国的孙叔敖楚王正确调整币制、修改车制，引导山民合理采伐，使百姓“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郑国的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掣，童子不犁畔”。鲁国的公仪休奉守廉洁，不受赠鱼，并不营产业，避免与民争利。而楚国石奢、晋国李离因未尽到职责而不惜自杀谢罪。这些为官的做法反映了司马迁对于贤能官员的理想，即：①教化民风，稳定社会;②与民休息，不与民争利;③廉洁自律，不收受惠赠;④恪尽职守，遵循法理。正如在本卷开篇司马迁的叙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循吏”指的是“奉职循理”，不胡作非为。“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在司马迁的观念中，这样能遵循法理情理的“循吏”就是“良吏”。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汉朝实现全国统一百余年以后，随着政权的稳固，地方豪強势力也逐渐膨胀，这种力量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此时更需要代表国家权力的铁腕官员来推行对地方的管理，则带有酷吏性质的官员会越来越多，“酷吏与循吏基本上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凡是循吏辈出的时候，酷吏就少一些，相反，凡酷吏大量涌现的时候，循吏却寥若星辰了。”酷吏崇尚严刑峻法，用严苛细密的法令处理事务，也不乏凭个人好恶来作杀伐决断的。《史记》与《汉书》中所记酷吏，其政治作用可以说是毁誉参半的，而即使是《汉书》中的循吏也与先秦循吏大不相同。汉代早期的官员，以《史记·酷吏列传》中的郅都与《汉书·循吏传》中文翁为代表，两人居于文景后期，郅都“勇有气，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敢于直言劝谏，惩处犯罪的豪强元凶，不畏高官显贵，使其所管地区社会安宁，路不拾遗。文翁则推行教育，用儒家经典训练低级官吏和学子，是所治的蜀郡民风逐渐转变。从郅都和文翁身上可看出，西汉初发展至文景后期，地方官员既需要在地方上用儒家经典推行教化，也需要对已经有上升势头的豪强势力加以堤防。这种吏风的转变到汉武帝时期达到极致，酷吏在此时发挥了巨大作用。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奉行严厉冷酷、打击面非常大的手段来处理不法行为，使得人人自危。这种方式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有效的，但很容易矫枉过正。
汉武帝时期以后，为处理汉武帝时代留下的积弊，在官吏的任用上，显然不能再一味用只知严刑峻法的酷吏，而需要那种既能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又能鼓励生产、促进民风、稳定社会秩序的良吏，在此时期，对官吏的评价已逐渐成型。在班固的《汉书》中为循吏与酷吏分别列传，呈现出了汉武帝时代之后汉代的吏治状况。在此时，官吏的任用标准是能够妥善的治理其所辖区域，汉宣帝强调：“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仇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舆我共此者，其唯良两千石乎！”他对官员的要求非常明确，即“政平讼理”，这样的施政方针也可以使人理解汉代中期的复兴。但是在班固的理念中，良吏的概念甚至比司马迁还要理想化一些，即“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徳怀君子之遗风矣。”把良吏与君子画上了等号，所以，虽然他说“是故汉室良吏，於是为盛，称中兴焉。”但是《汉书·循吏列传》中，只记载了6位官吏，其中还有一人名不副实。这六位官员，都是从地方小吏起家，虽然管辖地区稍显偏远，如文翁治理蜀郡，龚遂治理渤海，召信臣治理九江，但都身体力行的教化风俗，培养人才;厉行节约，开源节流;促进生产，改善民生。此外，他们虽熟悉法令条文但始终用宽和的方式行政，这是这些官吏的中心特点。
进入东汉时期，经过西汉末年多年战乱，随着新王朝的建立，社会经济亟需恢复发展，而同时又存在地方豪强势力庞大的社会情况。在《后汉书·循吏传》中，共列举了12位官员，在东汉初，汉光武帝带头推行勤俭节约、关注民生的主导下，这些勤政爱民的良吏纷纷得到任用，在《后汉书》中，循吏的数量也超过酷吏，可见此时对良吏的要求是基于能使社会生产恢复，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与循吏相对的酷吏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打击地方豪强，包括皇亲贵族、地主望族、外族势力，体现出他们执法严格，这实际上是在社会不稳定因素较多的情况下，用严厉的手段恢复社会秩序，也是官吏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选择。
在东汉初，在皇帝的带动下，官吏的行政风格得到发挥，可以用《后汉书·循吏传·王涣》中的一句话总结，即“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处事公正，方法宽严并济，能严格遵守法律但又不失宽和大度。这种风格不论在循吏中还是酷吏中，在中央还是地方都有所体现，体现出此时一个良吏应有的标准已经成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汉光武帝的提倡节俭，对官吏的廉洁作风第一次有了提倡，尤其是一些执法严格的酷吏，《后汉书》记载他们家无余财，如董宣去世时家中只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周纡“廉洁无资，常筑墼以自给。”这也是酷吏在严格执法中为避免落人口实、授人以柄而做出的举动。
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正史的总结，我们可以总结出先秦到两汉时期良吏的基本特征：①处理问题从社会实际出发，注意减轻百姓负担，代表人物先秦子产;②忠于职守，严格按照法令行使本职工作，代表人物先秦石奢、李离;③熟悉法律条文，善于处理重大紧急案件，代表人物西汉张汤;④积极推动教育，教化民风，培育社会文明风气，代表人物先秦孙叔敖;⑤重视农业生产，兴修农业设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代表人物东汉王景;⑥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用强硬手段打击不法势力与异族入侵，代表人物东汉董宣;⑦刚柔并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手段，西汉黄霸。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