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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满译《三国演义》系清代第一部满译汉文小说，属清朝文治肇兴的重要事宜，也是汉、满、蒙古族文化交流的例证。因此，对此进行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学界虽然对此已有所关注，但专题性研究成果仍不多见。本文利用汉、蒙古文种材料，搜集版本编目、书籍著述、学术文章中有关《三国演义》满译研究成果，略加品评，汇成拙文，以供参考。
关键词：满译本《三国演义》；翻译；述评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18-03
清初，基于文化建设和政治巩固的需要，清廷组织翻译了大量汉文典籍，《三国演义》是其中之一。《三国演义》满文翻译经历了太宗、睿王、世祖三个时期。太宗简命达海翻译《三国演义》，因达海病卒而搁置不译；睿王摄政，责令重加翻译；顺治七年译竣，顺治十七年得以刊刻颁众。后世流传形成了满文本和满汉合璧本两大系统，每个系统又形成刻本和抄本等版本，并传至蒙古和锡伯民族。多年来，学界对其专题研究盖寡，边缘研究较多。笔者依据有关版本著录、满文文献、蒙古翻译文学史料，探析满译《三国演义》研究成果，以为今用。
一、版本著录介绍
《三国演义》满译本，因其译成时间的久远、流传地域的广阔，现已散落于中外各大官私图书馆。对于其收藏情况，中外满学家在满文文献整理、编目中多有反映。中国的满文古籍著录始于上世纪30年代由李德启所编《满文文献联合目录》，该书著录了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的满文文献，其中涉及国家图书馆藏满文刻本《三国演义》残16卷（一至十六）、故宫藏全24卷及故宫藏残抄本6卷（七至十二）[1]。蒙古国国家图书馆是蒙古国藏书最多的地方，藏有满文文献8000余册。1959年，蒙古学者L.米谢格《蒙古国立图书馆满文部所藏满文图书目录》著录了该馆所藏满文文献，其中著有满文《三国演义》刻本一部[2]。日本《东洋文库满蒙文部目录》著录了满汉合璧《三国演义》一部四十八册[3]。1979年，《法国国立图书馆满文书目》著录了巴黎国立图书馆藏顺治刻本1部、后世抄本3部、雍正满汉合璧刻本1部、乾隆《三国演义人物评图》1部[4]。1983年，富丽《世界满文文献目录》问世，该书虽名为“世界满文文献”，其主要涉及的却是北京、俄罗斯、日本以及台湾地区所藏满文文献，该书除李德启的《满文文献联合目录》外，增加著录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日本东洋文库图书馆所藏48册满汉合璧《三国演义》以及苏联所藏后世抄本残叶[5]。1991年，黄润华、屈六生《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扩展著录范围，对全国各大小藏书处所藏满文文献进行全面著录。涉及《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藏书处，有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大连市图书馆藏《三国演义》满文刻本，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后世残抄本、齐齐哈尔图书馆藏后世残抄本以及旅顺博物馆所藏《三国演义》满文译本之稿本[6]。2008年，吴元丰等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7]著录了北京地区的包括故宫、第一历史档案馆等8个藏有《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藏书处涉及《三国演义》的纯满文刻本、满汉合璧本以及后世抄本。该书著录较为全面，为后人查閱提供了诸多方便，但是该书著录存在一些书名作者译者弄混、重复著录同一存本等问题。
二、满文文献整理
清代满文翻译了众多汉文古典小说，这些汉文古典小说的满文译本，是满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长期以来，未得到充分的整理与研究，但在其他研究中，偶而会有涉及《三国演义》满文翻译问题。1983年，黄润华《满文翻译小说述略》[8]一文，《三国演义》是文献可考的第一部汉文小说满文翻译，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了《三国演义》满文译本在满族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1984年，黄润华、王小虹译刊《满文译本〈唐人小说〉、〈聊斋志异等序言〉及〈译印三国演义谕旨〉》[9]，该文选择《三国演义》满文译本顺治刻本的卷首所附谕旨和表文，这对后人了解和研究《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细读原满文谕旨和表文，黄、王二人释读，有所舛误，仍待斟酌。2005年，李士娟发表《记满文抄、刻本〈三国演义〉》[10]一文，专门介绍故宫所藏满文《三国演义》抄、刻两种存本，是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研究。认为故宫所藏抄、刻二本在序文上有差异，抄本序文没有睿王谕旨，只有内院表文；然而刻本谕旨和表文都有。这个信息为后人研究满文《三国演义》版本流变以及满文《三国演義》成书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2008年，朱志美先生《满译本〈三国志演义〉》一文[11]以简练的笔触、短小的篇幅，介绍了《三国志演义》顺治七年满文本和雍正年间满汉合璧本。前者甚详，具体介绍了译写年代，译写者以及译刊目的等。相较而言，对满汉合璧本只提出满汉合璧本是纯满文译本之衍生本的观点。2009年，季永海先生《清代满译汉文典籍》一文[12]，属清代汉文典籍满文翻译之介绍性文章。该文所列满译典籍信息对研究者提供诸多方便。认为自皇太极至康熙（1626年-1722年）近百年，多译军事和历史类典籍，而康熙年间多译小说，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纵向信息，极其可贵。但有关《三国演义》满文240回译本，作者认为是将120回译本分作240回而成，此观点是否正确，尚需斟酌。另作者提出，存世19回满文译本，是达海所遗。文中却未见其著录，不知其出处。同年，章伟宏先生《论清前期满文出版传播的特色》一文[13]，就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满文出版传播特色，分别例举，逐一分析，是一篇由翔实资料聚成的文章。作者仔细分析了《三国演义》满译本译写过程，并发现《三国演义》满译本前附奏章与《顺治国史院满文档案》中所附奏章的问题，遗憾的是未进一步阐明。2012年，贺元秀、曹晓丽先生《论满文译本<三国演义>在新疆锡伯族民间的流传及其影响》[14]一文，系满文《三国演义》传播及其影响研究。该文追述了锡伯族西迁历史，认为其西迁之前已接触满文《三国演义》，并带它西迁的史实，但就所带版本未予确定；介绍了锡伯民间所传《三国演义》满译版本，包括顺治七年刻本之抄本、满汉合璧仿刻本及抄本、光绪年间抄本，并提出道光年间仍存抄写的可能性；评析了满译本对锡伯族的影响。但就《三国演义》满译本的成书，存在讹误理解，认为清入关前已经译毕《三国演义》，因此作者提出，不详入关前以刻本还是手抄本形式流传。 三、其他领域研究成果
清代，由于蒙古族和满族的地缘、文化关系，导致审美需求也存在有某些相同性。因此在满族和蒙古族翻译汉文小说时出现了共选作品的情况。因此，学界研究《三国演义》蒙古文译本时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满译《三国演义》。1988年，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15]出版，书中罗列《三国演义》满、蒙译本及其馆藏，这对于了解《三国演义》满、蒙译本的域外流传情况提出了重要线索，为后人查阅域外流传古籍提供了方便，只是该书未涉及蒙古国国立图书馆所藏《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情况。1989年，克劳婷苏尔梦编著、颜保等翻译《中国古典小说的蒙古文译本——尝试性文献综述》一书[16]，辑录了国内外学者关于汉文小说在东方各国的研究成果，探讨了汉文小说在东方各国的传入、及影响。该书前言载法国汉学家克劳婷·苏尔梦所撰序言。该书认为，满译《三国演义》是第一部小说译本，其译者为达海，翻译时间为1631至1647年，发行于1650年。虽然19世纪初识满文者寥寥无几，但翻译活动仍很频繁，满译本催发了其他文字的翻译，书中列举了巴黎1845-1846年发行的法文译本。该书还载有德国学者马丁·吉姆的《汉文小说和短片故事的满文译本》一文[17]，对清初选译《三国演义》原因进行详细分析，认为《三国演义》的军事内容可为满族提供军事借鉴；《三国演义》反映的历史规律为巩固满族的正统性提供了经验。较之国内学者有关《三国演义》满译原因论述，该书更为全面详尽。1996年，英国学者魏安出版《三国演义版本考》[18]，书中专设一节，介绍《三国演义》满文本及其馆藏情况，也探讨翻译底本，指出纯满文本并非译自嘉靖本，而根据A支的另一个版本；满汉合璧本之汉文部份由李卓吾本改写而来。该观点对后人研究《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版本流变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2002年出版的扎拉嘎先生《汉文小说蒙古文古旧译本述略——兼与满文译本书目分类比较研究》一书[19]，作者从满、蒙两个民族文化联系入手，根据目录学资料，提出蒙古族翻译文学史上清代汉文小说经由满文译本转译为蒙古文译本的特殊的翻译历史，认为《三国演义》的最早的蒙古文翻译，走得是汉——满——蒙翻译路径，这对汉、满、蒙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意义重大。2011年，陈岗龙发表《〈三国演义〉满、蒙译本比较研究》[20]，专门研究《三国演义》满、蒙译本关系问题。作者逐字比较《三国演义》汉、满、蒙三种文本，论证了蒙译本从《三国演义》满文本转译而来，这一结论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借鉴。2013年，笔者完成题为《〈三国演义〉满文翻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1]，该文利用文献学、历史学等研究方法专门探讨《三国演义》满文翻译问题：考证了《三国演义》满文翻译的细节问题，填补前人研究所忽略之处；具体探讨了满译本的版本流变和译本特征，并对满译本底本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分析了满译本在锡伯族和蒙古族中的传播影响问题。2014年，聚宝发表《嘉靖本〈三国演义〉蒙译本述略》[22]，通过对嘉靖本《三国演义》的蒙古文抄本、刻本和满文译本以及汉文原著的比较，得出了240回《三国演义》蒙古文译本转译嘉靖本满文抄本的观点。该文推进了《三国演义》汉、满、蒙文关系研究。
本文对《三国演义》满译的译写过程、版本流变以及传播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虽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但仍需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目前，急需搜集满译本各种版本，以掌握满译版本的规律性特点，探寻梳理汉—满—蒙古文译本之间的源流关系。
参考文献：
〔1〕李德启.满文文献联合目录[M].1933.32.
〔2〕L.Mi？觢ig.Ulaγan Baγatur Qota-daki Ulus-un Nom-un Sang-un Manju Nom-un Kümürgen-dür Bayiγ-a Man？u Nom-un Γarcaγ[M].Ulaanbaatar，1959.204.
〔3〕Nicholas Poppe， Neon Hurvitz， Hidehiro Okada.Catalogue of the Manchu-Mongol Section of the Toyo Bunku，The Toyo Bunku & Th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302.
〔4〕Jenne Marie Puyraimond，.Catalogue du Fonds Mandchou， Paris：1979.66-68.
〔5〕富丽.世界满文文献联合目录[M].1983.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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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润华.满文翻译小说述略[J].文獻，1983，（0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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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章伟宏.论清代前期满文出版传播的特色[J].河南大学学报，2009，（01）：85—96.
〔14〕贺元秀，曹晓丽.论满文译本《三国演义》在锡伯族民间的流传及其影响[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2，（04）：57—59.
〔15〕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M].学林出版社，1988.128.
〔16〕克劳婷苏尔梦.中国古典小说的蒙古文译本——尝试性文献综述[A].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C].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3.
〔17〕（德）马丁·吉姆.汉文小说和短片故事的满文译本[A].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C].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130—190.
〔18〕（英）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9〕扎拉嘎.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118.
〔20〕陈岗龙.《三国演义》满、蒙译本比较研究[J].民族文学研究，2011，（04）：5-27.
〔21〕秀云.《三国演义》满文翻译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
〔22〕聚宝.嘉靖本《三国演义》蒙译本述略[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4，（03）：87-89.
关键词：满译本《三国演义》；翻译；述评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18-03
清初，基于文化建设和政治巩固的需要，清廷组织翻译了大量汉文典籍，《三国演义》是其中之一。《三国演义》满文翻译经历了太宗、睿王、世祖三个时期。太宗简命达海翻译《三国演义》，因达海病卒而搁置不译；睿王摄政，责令重加翻译；顺治七年译竣，顺治十七年得以刊刻颁众。后世流传形成了满文本和满汉合璧本两大系统，每个系统又形成刻本和抄本等版本，并传至蒙古和锡伯民族。多年来，学界对其专题研究盖寡，边缘研究较多。笔者依据有关版本著录、满文文献、蒙古翻译文学史料，探析满译《三国演义》研究成果，以为今用。
一、版本著录介绍
《三国演义》满译本，因其译成时间的久远、流传地域的广阔，现已散落于中外各大官私图书馆。对于其收藏情况，中外满学家在满文文献整理、编目中多有反映。中国的满文古籍著录始于上世纪30年代由李德启所编《满文文献联合目录》，该书著录了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的满文文献，其中涉及国家图书馆藏满文刻本《三国演义》残16卷（一至十六）、故宫藏全24卷及故宫藏残抄本6卷（七至十二）[1]。蒙古国国家图书馆是蒙古国藏书最多的地方，藏有满文文献8000余册。1959年，蒙古学者L.米谢格《蒙古国立图书馆满文部所藏满文图书目录》著录了该馆所藏满文文献，其中著有满文《三国演义》刻本一部[2]。日本《东洋文库满蒙文部目录》著录了满汉合璧《三国演义》一部四十八册[3]。1979年，《法国国立图书馆满文书目》著录了巴黎国立图书馆藏顺治刻本1部、后世抄本3部、雍正满汉合璧刻本1部、乾隆《三国演义人物评图》1部[4]。1983年，富丽《世界满文文献目录》问世，该书虽名为“世界满文文献”，其主要涉及的却是北京、俄罗斯、日本以及台湾地区所藏满文文献，该书除李德启的《满文文献联合目录》外，增加著录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日本东洋文库图书馆所藏48册满汉合璧《三国演义》以及苏联所藏后世抄本残叶[5]。1991年，黄润华、屈六生《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扩展著录范围，对全国各大小藏书处所藏满文文献进行全面著录。涉及《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藏书处，有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大连市图书馆藏《三国演义》满文刻本，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后世残抄本、齐齐哈尔图书馆藏后世残抄本以及旅顺博物馆所藏《三国演义》满文译本之稿本[6]。2008年，吴元丰等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7]著录了北京地区的包括故宫、第一历史档案馆等8个藏有《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藏书处涉及《三国演义》的纯满文刻本、满汉合璧本以及后世抄本。该书著录较为全面，为后人查閱提供了诸多方便，但是该书著录存在一些书名作者译者弄混、重复著录同一存本等问题。
二、满文文献整理
清代满文翻译了众多汉文古典小说，这些汉文古典小说的满文译本，是满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长期以来，未得到充分的整理与研究，但在其他研究中，偶而会有涉及《三国演义》满文翻译问题。1983年，黄润华《满文翻译小说述略》[8]一文，《三国演义》是文献可考的第一部汉文小说满文翻译，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了《三国演义》满文译本在满族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1984年，黄润华、王小虹译刊《满文译本〈唐人小说〉、〈聊斋志异等序言〉及〈译印三国演义谕旨〉》[9]，该文选择《三国演义》满文译本顺治刻本的卷首所附谕旨和表文，这对后人了解和研究《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细读原满文谕旨和表文，黄、王二人释读，有所舛误，仍待斟酌。2005年，李士娟发表《记满文抄、刻本〈三国演义〉》[10]一文，专门介绍故宫所藏满文《三国演义》抄、刻两种存本，是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研究。认为故宫所藏抄、刻二本在序文上有差异，抄本序文没有睿王谕旨，只有内院表文；然而刻本谕旨和表文都有。这个信息为后人研究满文《三国演义》版本流变以及满文《三国演義》成书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2008年，朱志美先生《满译本〈三国志演义〉》一文[11]以简练的笔触、短小的篇幅，介绍了《三国志演义》顺治七年满文本和雍正年间满汉合璧本。前者甚详，具体介绍了译写年代，译写者以及译刊目的等。相较而言，对满汉合璧本只提出满汉合璧本是纯满文译本之衍生本的观点。2009年，季永海先生《清代满译汉文典籍》一文[12]，属清代汉文典籍满文翻译之介绍性文章。该文所列满译典籍信息对研究者提供诸多方便。认为自皇太极至康熙（1626年-1722年）近百年，多译军事和历史类典籍，而康熙年间多译小说，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纵向信息，极其可贵。但有关《三国演义》满文240回译本，作者认为是将120回译本分作240回而成，此观点是否正确，尚需斟酌。另作者提出，存世19回满文译本，是达海所遗。文中却未见其著录，不知其出处。同年，章伟宏先生《论清前期满文出版传播的特色》一文[13]，就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满文出版传播特色，分别例举，逐一分析，是一篇由翔实资料聚成的文章。作者仔细分析了《三国演义》满译本译写过程，并发现《三国演义》满译本前附奏章与《顺治国史院满文档案》中所附奏章的问题，遗憾的是未进一步阐明。2012年，贺元秀、曹晓丽先生《论满文译本<三国演义>在新疆锡伯族民间的流传及其影响》[14]一文，系满文《三国演义》传播及其影响研究。该文追述了锡伯族西迁历史，认为其西迁之前已接触满文《三国演义》，并带它西迁的史实，但就所带版本未予确定；介绍了锡伯民间所传《三国演义》满译版本，包括顺治七年刻本之抄本、满汉合璧仿刻本及抄本、光绪年间抄本，并提出道光年间仍存抄写的可能性；评析了满译本对锡伯族的影响。但就《三国演义》满译本的成书，存在讹误理解，认为清入关前已经译毕《三国演义》，因此作者提出，不详入关前以刻本还是手抄本形式流传。 三、其他领域研究成果
清代，由于蒙古族和满族的地缘、文化关系，导致审美需求也存在有某些相同性。因此在满族和蒙古族翻译汉文小说时出现了共选作品的情况。因此，学界研究《三国演义》蒙古文译本时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满译《三国演义》。1988年，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15]出版，书中罗列《三国演义》满、蒙译本及其馆藏，这对于了解《三国演义》满、蒙译本的域外流传情况提出了重要线索，为后人查阅域外流传古籍提供了方便，只是该书未涉及蒙古国国立图书馆所藏《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情况。1989年，克劳婷苏尔梦编著、颜保等翻译《中国古典小说的蒙古文译本——尝试性文献综述》一书[16]，辑录了国内外学者关于汉文小说在东方各国的研究成果，探讨了汉文小说在东方各国的传入、及影响。该书前言载法国汉学家克劳婷·苏尔梦所撰序言。该书认为，满译《三国演义》是第一部小说译本，其译者为达海，翻译时间为1631至1647年，发行于1650年。虽然19世纪初识满文者寥寥无几，但翻译活动仍很频繁，满译本催发了其他文字的翻译，书中列举了巴黎1845-1846年发行的法文译本。该书还载有德国学者马丁·吉姆的《汉文小说和短片故事的满文译本》一文[17]，对清初选译《三国演义》原因进行详细分析，认为《三国演义》的军事内容可为满族提供军事借鉴；《三国演义》反映的历史规律为巩固满族的正统性提供了经验。较之国内学者有关《三国演义》满译原因论述，该书更为全面详尽。1996年，英国学者魏安出版《三国演义版本考》[18]，书中专设一节，介绍《三国演义》满文本及其馆藏情况，也探讨翻译底本，指出纯满文本并非译自嘉靖本，而根据A支的另一个版本；满汉合璧本之汉文部份由李卓吾本改写而来。该观点对后人研究《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版本流变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2002年出版的扎拉嘎先生《汉文小说蒙古文古旧译本述略——兼与满文译本书目分类比较研究》一书[19]，作者从满、蒙两个民族文化联系入手，根据目录学资料，提出蒙古族翻译文学史上清代汉文小说经由满文译本转译为蒙古文译本的特殊的翻译历史，认为《三国演义》的最早的蒙古文翻译，走得是汉——满——蒙翻译路径，这对汉、满、蒙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意义重大。2011年，陈岗龙发表《〈三国演义〉满、蒙译本比较研究》[20]，专门研究《三国演义》满、蒙译本关系问题。作者逐字比较《三国演义》汉、满、蒙三种文本，论证了蒙译本从《三国演义》满文本转译而来，这一结论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借鉴。2013年，笔者完成题为《〈三国演义〉满文翻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1]，该文利用文献学、历史学等研究方法专门探讨《三国演义》满文翻译问题：考证了《三国演义》满文翻译的细节问题，填补前人研究所忽略之处；具体探讨了满译本的版本流变和译本特征，并对满译本底本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分析了满译本在锡伯族和蒙古族中的传播影响问题。2014年，聚宝发表《嘉靖本〈三国演义〉蒙译本述略》[22]，通过对嘉靖本《三国演义》的蒙古文抄本、刻本和满文译本以及汉文原著的比较，得出了240回《三国演义》蒙古文译本转译嘉靖本满文抄本的观点。该文推进了《三国演义》汉、满、蒙文关系研究。
本文对《三国演义》满译的译写过程、版本流变以及传播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虽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但仍需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目前，急需搜集满译本各种版本，以掌握满译版本的规律性特点，探寻梳理汉—满—蒙古文译本之间的源流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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