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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芝圃，河南省杞县人。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先后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豫皖苏军区副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河南省委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1967年10月病故。近年笔者多次采访吴芝圃家人、身边工作人员和河南省有关同志。
嗜书一辈子
笔者在采访过程中，吴芝圃的胞弟吴振国、女婿佀志广、吴芝圃1961年至1966年的保健医生梁同印均提到他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嗜书，说他一辈子爱读书，他拥有的每本书，几乎都有一段令人回味和感动的故事。
吴振国：我父亲吴钦堂是个老中医，古文基础比较好。我哥吴芝圃，原名叫吴殿祥。从小在老家随父亲念《四书》、《诗经》，养成晨读习惯，黎明即起，读书背书。1922年，哥哥16岁开始接触有关社会主义著作。1927年，哥哥组织豫东农民武装起义失败，被判处无期徒刑，被迫离开杞县，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每天仍然天不亮就起床读书。1938年，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成立，哥哥任司令员。其他领导干部是人骑马，哥哥的马主要用来驮书。解放后河南省政府给他分配的家中办公室，也成了他的书房，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书。每天坚持凌晨5点钟就起床读书。他说，我工作比较忙，白天晚上都有会，又要经常下乡下厂搞调查，读书只有靠早晨。他几十年来持之以恒，天天鸡鸣而起读书，不容易。
哥哥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他一生的津贴工资，除了抚养孩子外，基本上都用在了买书上。
佀志广：我的岳父吴芝圃参加革命几十年，唯一的财产就是书。在广州，中南局安排他家住进梅花村原陈济棠别墅。三个大客厅，最大的一间，陈济棠原用来跳舞。岳父则全部用来放书。岳父当年从河南运到广州的50多箱书，满满地放了一大屋子。每本书都是他自己亲自放上架。广州天气潮湿，他每年都要检查一次。我岳父病故后，他的一部分书被赠送给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还有一部分书仍留在广州。
梁同印：吴芝圃有非常多的书。我曾问过他，他死后这些书怎么办？他说将来有可能就让人运回河南，书上盖一个“吴芝圃藏书”章，为家乡的读者服务。我觉得现在仍留在广州的那些书也应该运回河南，在郑州搞个吴芝圃藏书屋，供大家参观浏览使用。因为他生前有这样一个心愿。
说起吴芝圃的藏书，几乎每本都有一段令人回味和感动的事。就说购买《清史稿》吧。吴芝圃在河南任职时，经常去北京开会。古旧书店一听说他到北京了，就来找他。他有个小本子，上面写着他想要买的书名。但他往往没有那么多钱买齐这些书。他在京常常一有时间就到古旧书店看书，一看半天，舍不得动弹，书店送来凳子让他坐。一次看《清史稿》，一问35元，买不起，坐在那里看了两个多小时。中午回到北京饭店，还是想买，下午就叫我去，凑了35元让我买了回来，还再三叮嘱我不要还价。
吴振国：我哥哥一辈子喜欢读书，文化程度比较高。他的原配是我父亲包办的，两人16岁结婚。1927年，原配病故，留下一个儿子，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1929年，哥哥23岁时，头顶国民党反动政权判的无期徒刑帽子，身患伤寒，秘密回到家中养病。我父亲又给哥哥结了一门亲，就是宋传芬，嫂子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小脚，典型的农村妇女。但哥哥和她的感情一直很好。兄嫂孩子多，彭雪枫父亲曾笑着说嫂子是“革命的老母鸡”。生了一群孩子：白妮、黑妮、红妮、小五、小六、老七。
吴永杞（吴芝圃二女儿）：我家老七是个儿子，上面都是女儿，但父亲对我们都很疼爱，记得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女儿，躲过敌人围追抓捕，来到部队中父亲身边。父亲用慈爱的目光一一扫视着我们，热情地对母亲说：“欢迎你带着我们的娃娃兵胜利归来！”那种兴奋和疼爱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和母亲的感情很深。
梁同印：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鼓动吴芝圃离婚。他不予理会。我问过他为什么？他说，共产党员不能忘本！1929年自己有病回家，躲抓捕，人家老宋没有嫌弃。当时“左”倾路线当道，鼓动四处暴动，要求各级党组织搞钱买枪，是他老丈人卖了十亩地付的枪钱。他不能忘本。宋大姐虽然长相很一般，又是小脚，但吴芝圃和她几十年相敬如宾，很少红脸。吴芝圃不吸烟，不喝酒，不跳舞。新中国成立之初，吴芝圃喜欢看戏，有同志提意见，此后他再也不看戏了，“说改，就完全彻底地改”。吴芝圃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活作风一丝不苟。
一生廉洁，勇于自我批评
吴芝圃家人及梁同印对笔者谈了很多吴芝圃生活上的往事，他们都说，吴芝圃一生廉洁自律，不仅对自己，对家人也是一样。对于自己“大跃进”时期在河南的工作失误，他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他的内疚感及深刻自责一直伴随到临终。
梁同印：吴芝圃多年没有呢子大衣。河南省几大领导班子就数他一人没有呢子大衣。冬天，中央领导下来视察工作，吴芝圃总是穿着一身厚棉袄陪同，其他领导干部也就不便穿呢子大衣。像省委常委宋致和，妻子是河南省高院院长，又没有小孩，生活比较好，衣服也多。但只要和吴芝圃一起出门，都不好意思穿呢子大衣。省委办公厅注意到这个问题，觉得长期下去对河南省领导形象有些影响。就去问吴芝圃家人：吴书记有没有呢子大衣？宋大姐实话实说：俺家没有。省委办公厅就给吴芝圃做了一件。下次外出，吴芝圃就穿上了呢子大衣，他以为是宋大姐给做的。不久，吴芝圃和警卫员一起过党的组织生活，会上警卫员提意见说吴芝圃穿公家做的大衣。吴芝圃这才知道呢子大衣的来历，赶忙向公家补交了大衣钱，还给家里人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定下规矩：此后不许瞒着他接受公家任何东西！那几个月，为了那件呢子大衣，吴芝圃家生活水平下降了一大截。
这种事情在那个时代是很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啊！领导干部从上到下都比较注意“闻过则喜”。吴芝圃对宋大姐管得很严，宋大姐从1929年开始，就担负为革命放哨送信等工作，后来一起在部队从事革命工作。解放后，河南省委安排宋大姐担任机关大院图书管理员，当时大院干部子女年龄都比较小，放学后喜欢到图书馆看书，宋大姐对他们严格管理，不许孩子们损坏和拿走图书。宋大姐工作认真、热情，但工资很低。1962年吴芝圃要调广州去中南局，就让河南省委给宋大姐办了提前退休，每月50元退休金。吴芝圃去世后，中南局才敢为宋大姐恢复了土地革命时期老红军待遇，因为吴芝圃在世时坚决反对，组织部门办不成。
吴芝圃生前，宋大姐没有去过一次北京，即使挂一节公务车，车里空荡荡的，吴芝圃也不让家人同去，说干部家属不能讨公家便宜。他有不少老战友，如张震等人想见宋大姐，也未能同行。对孩子们更是这样。吴芝圃到中南局工作后一次因公回河南，坐公务车。三女儿吴白云和男朋友佀志广也有事回河南。他们在读大学没有钱，希望随同坐个便车，吴芝圃不允许。后来还是佀志广家从河南寄了200元，他们自己另外买的车票。
吴白云（吴芝圃三女儿）：父亲一生自律，生活十分俭朴，但对别人很大方。解放后，我们家姊妹多，生活并不宽裕，父亲还主动抚养几个烈士子弟，长期资助他们。
吴晓红（吴芝圃四女儿）：父亲在河南工作时，过年经常带我们到市郊农村拜年。像走亲戚一样，坐公交车去，每次带一两个孩子，从来不在下面吃饭，都是自带干粮，或回来吃。父亲不许我们吃村里和农家食物，怕增加村里负担。记得只有一次父亲同意我接受村里的礼物，那是社员自家做的柿饼，且只许拿4个，带给弟弟妹妹，现在回想起来，那柿饼很甜。
吴振国：哥哥对全家人要求都比较严格。说起来，我家参加革命都比较早。抗战爆发，河南成立豫东抗日部队时，我们全家都参加了革命，包括父亲和我。在战争中牺牲了6位亲人。父亲是个老中医，在部队救死扶伤，做了很多工作。刚解放时，省里成立军政门诊部，不久改为省直门诊部，1953年又改为省中医院。医院党组提名父亲担任名誉院长，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将任命书都写好了。哥哥知道后，不同意，请收回任命。父亲一辈子医术高明，哥哥却不让父亲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只管认真看病。三年困难时期，听说毛主席带头降了工资，哥哥自己主动降一级工资。哥哥还叫我父亲不要工资，要求从他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供养父亲，省卫生厅没有同意。他还鼓动我父亲不涨工资，所以，我父亲从1958后一直没有涨工资。
1957年反右时，我在铁路运输学校读书，我们班上有7个调干生，带薪学习，生活穿衣比较讲究。这种现象现在来看是不算问题的，但那时确实让人看不惯。在团支部生活会上，互相提意见，我就提出来，说调干生脱离大家，在班上影响不好。团支部书记也是一个调干生。反右运动开始后，他就组织同学批斗我，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鼓动大家打我右派。那时候各个学校按人数比例分右派名额。这样，我的右派帽子在劫难逃。我感到非常委屈，星期六回家，就对哥哥说这件事，表示要向上级鸣冤。哥哥叫我不要这样做，说事情总有搞清楚的一天。他作为省委书记不能给学校打招呼，要尊重基层组织的意见。如此一来，我被打成了“右派”。1961年党中央要求对右派进行“甄别”，姐姐知道后叫我向学校写了一份报告，虽然获得平反，但很多事情照样受影响。哥哥始终没有为我说一句话。
佀志广：岳父从河南调到广东后，找我谈过一次话，要我一辈子不要做官，要做事。做官做不好，“祸国殃民”。说他这辈子官做得不大，也不小，但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河南人民。他要向毛主席、党中央写检讨，写十年。这件事令我印象很深，记得很清楚。岳父用十分沉重的心情严厉批判“大跃进”时期自己工作的严重失误，其实河南的浮夸风有很复杂的社会背景。1958年11月和1959年2月，毛主席发现这一全国性的问题，在郑州两次召开会议，“压缩空气”反对浮夸，都没有很快扭转过来，岳父作为省委书记更难把握当时局面。但岳父从来没有强调这些，也没有强调下面的干部报假数字，而是像毛主席当年一样，将严重失误的主要责任记在了自己头上。
岳父的自我批评和批判发自肺腑。他每年都给党中央毛主席写检讨，一直写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曾对他说，真正认识了，改了就可以了。但他还是坚持写检讨。他曾对我说过，河南的浮夸饿死人是他终生感到罪过的事情。他的内疚和深刻自责一直伴随他到临终。1979年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为张际春、徐海东、吴芝圃、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刘裕民等8人一起召开平反昭雪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岳父的悼词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党中央给岳父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开追悼会前，原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农业的史向生找到我，说河南有百余老干部要求参加追悼会，因为他们感念吴书记为了保护下面干部，把一切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岳父对下面干部是爱护的，对毛主席是崇敬的，自律比较严。
岳父到死，没有一件像样的衬衣。他一生最好的衣服，就是他的学生替他买的一块布料，做了一套中山装，质地比较好，但缺一个帽子。去世时，我给他买了一顶帽子。他里面穿的衬衣都带有补丁。在他衣橱里没有一件不带补丁的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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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书一辈子
笔者在采访过程中，吴芝圃的胞弟吴振国、女婿佀志广、吴芝圃1961年至1966年的保健医生梁同印均提到他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嗜书，说他一辈子爱读书，他拥有的每本书，几乎都有一段令人回味和感动的故事。
吴振国：我父亲吴钦堂是个老中医，古文基础比较好。我哥吴芝圃，原名叫吴殿祥。从小在老家随父亲念《四书》、《诗经》，养成晨读习惯，黎明即起，读书背书。1922年，哥哥16岁开始接触有关社会主义著作。1927年，哥哥组织豫东农民武装起义失败，被判处无期徒刑，被迫离开杞县，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每天仍然天不亮就起床读书。1938年，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成立，哥哥任司令员。其他领导干部是人骑马，哥哥的马主要用来驮书。解放后河南省政府给他分配的家中办公室，也成了他的书房，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书。每天坚持凌晨5点钟就起床读书。他说，我工作比较忙，白天晚上都有会，又要经常下乡下厂搞调查，读书只有靠早晨。他几十年来持之以恒，天天鸡鸣而起读书，不容易。
哥哥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他一生的津贴工资，除了抚养孩子外，基本上都用在了买书上。
佀志广：我的岳父吴芝圃参加革命几十年，唯一的财产就是书。在广州，中南局安排他家住进梅花村原陈济棠别墅。三个大客厅，最大的一间，陈济棠原用来跳舞。岳父则全部用来放书。岳父当年从河南运到广州的50多箱书，满满地放了一大屋子。每本书都是他自己亲自放上架。广州天气潮湿，他每年都要检查一次。我岳父病故后，他的一部分书被赠送给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还有一部分书仍留在广州。
梁同印：吴芝圃有非常多的书。我曾问过他，他死后这些书怎么办？他说将来有可能就让人运回河南，书上盖一个“吴芝圃藏书”章，为家乡的读者服务。我觉得现在仍留在广州的那些书也应该运回河南，在郑州搞个吴芝圃藏书屋，供大家参观浏览使用。因为他生前有这样一个心愿。
说起吴芝圃的藏书，几乎每本都有一段令人回味和感动的事。就说购买《清史稿》吧。吴芝圃在河南任职时，经常去北京开会。古旧书店一听说他到北京了，就来找他。他有个小本子，上面写着他想要买的书名。但他往往没有那么多钱买齐这些书。他在京常常一有时间就到古旧书店看书，一看半天，舍不得动弹，书店送来凳子让他坐。一次看《清史稿》，一问35元，买不起，坐在那里看了两个多小时。中午回到北京饭店，还是想买，下午就叫我去，凑了35元让我买了回来，还再三叮嘱我不要还价。
吴振国：我哥哥一辈子喜欢读书，文化程度比较高。他的原配是我父亲包办的，两人16岁结婚。1927年，原配病故，留下一个儿子，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1929年，哥哥23岁时，头顶国民党反动政权判的无期徒刑帽子，身患伤寒，秘密回到家中养病。我父亲又给哥哥结了一门亲，就是宋传芬，嫂子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小脚，典型的农村妇女。但哥哥和她的感情一直很好。兄嫂孩子多，彭雪枫父亲曾笑着说嫂子是“革命的老母鸡”。生了一群孩子：白妮、黑妮、红妮、小五、小六、老七。
吴永杞（吴芝圃二女儿）：我家老七是个儿子，上面都是女儿，但父亲对我们都很疼爱，记得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女儿，躲过敌人围追抓捕，来到部队中父亲身边。父亲用慈爱的目光一一扫视着我们，热情地对母亲说：“欢迎你带着我们的娃娃兵胜利归来！”那种兴奋和疼爱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和母亲的感情很深。
梁同印：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鼓动吴芝圃离婚。他不予理会。我问过他为什么？他说，共产党员不能忘本！1929年自己有病回家，躲抓捕，人家老宋没有嫌弃。当时“左”倾路线当道，鼓动四处暴动，要求各级党组织搞钱买枪，是他老丈人卖了十亩地付的枪钱。他不能忘本。宋大姐虽然长相很一般，又是小脚，但吴芝圃和她几十年相敬如宾，很少红脸。吴芝圃不吸烟，不喝酒，不跳舞。新中国成立之初，吴芝圃喜欢看戏，有同志提意见，此后他再也不看戏了，“说改，就完全彻底地改”。吴芝圃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活作风一丝不苟。
一生廉洁，勇于自我批评
吴芝圃家人及梁同印对笔者谈了很多吴芝圃生活上的往事，他们都说，吴芝圃一生廉洁自律，不仅对自己，对家人也是一样。对于自己“大跃进”时期在河南的工作失误，他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他的内疚感及深刻自责一直伴随到临终。
梁同印：吴芝圃多年没有呢子大衣。河南省几大领导班子就数他一人没有呢子大衣。冬天，中央领导下来视察工作，吴芝圃总是穿着一身厚棉袄陪同，其他领导干部也就不便穿呢子大衣。像省委常委宋致和，妻子是河南省高院院长，又没有小孩，生活比较好，衣服也多。但只要和吴芝圃一起出门，都不好意思穿呢子大衣。省委办公厅注意到这个问题，觉得长期下去对河南省领导形象有些影响。就去问吴芝圃家人：吴书记有没有呢子大衣？宋大姐实话实说：俺家没有。省委办公厅就给吴芝圃做了一件。下次外出，吴芝圃就穿上了呢子大衣，他以为是宋大姐给做的。不久，吴芝圃和警卫员一起过党的组织生活，会上警卫员提意见说吴芝圃穿公家做的大衣。吴芝圃这才知道呢子大衣的来历，赶忙向公家补交了大衣钱，还给家里人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定下规矩：此后不许瞒着他接受公家任何东西！那几个月，为了那件呢子大衣，吴芝圃家生活水平下降了一大截。
这种事情在那个时代是很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啊！领导干部从上到下都比较注意“闻过则喜”。吴芝圃对宋大姐管得很严，宋大姐从1929年开始，就担负为革命放哨送信等工作，后来一起在部队从事革命工作。解放后，河南省委安排宋大姐担任机关大院图书管理员，当时大院干部子女年龄都比较小，放学后喜欢到图书馆看书，宋大姐对他们严格管理，不许孩子们损坏和拿走图书。宋大姐工作认真、热情，但工资很低。1962年吴芝圃要调广州去中南局，就让河南省委给宋大姐办了提前退休，每月50元退休金。吴芝圃去世后，中南局才敢为宋大姐恢复了土地革命时期老红军待遇，因为吴芝圃在世时坚决反对，组织部门办不成。
吴芝圃生前，宋大姐没有去过一次北京，即使挂一节公务车，车里空荡荡的，吴芝圃也不让家人同去，说干部家属不能讨公家便宜。他有不少老战友，如张震等人想见宋大姐，也未能同行。对孩子们更是这样。吴芝圃到中南局工作后一次因公回河南，坐公务车。三女儿吴白云和男朋友佀志广也有事回河南。他们在读大学没有钱，希望随同坐个便车，吴芝圃不允许。后来还是佀志广家从河南寄了200元，他们自己另外买的车票。
吴白云（吴芝圃三女儿）：父亲一生自律，生活十分俭朴，但对别人很大方。解放后，我们家姊妹多，生活并不宽裕，父亲还主动抚养几个烈士子弟，长期资助他们。
吴晓红（吴芝圃四女儿）：父亲在河南工作时，过年经常带我们到市郊农村拜年。像走亲戚一样，坐公交车去，每次带一两个孩子，从来不在下面吃饭，都是自带干粮，或回来吃。父亲不许我们吃村里和农家食物，怕增加村里负担。记得只有一次父亲同意我接受村里的礼物，那是社员自家做的柿饼，且只许拿4个，带给弟弟妹妹，现在回想起来，那柿饼很甜。
吴振国：哥哥对全家人要求都比较严格。说起来，我家参加革命都比较早。抗战爆发，河南成立豫东抗日部队时，我们全家都参加了革命，包括父亲和我。在战争中牺牲了6位亲人。父亲是个老中医，在部队救死扶伤，做了很多工作。刚解放时，省里成立军政门诊部，不久改为省直门诊部，1953年又改为省中医院。医院党组提名父亲担任名誉院长，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将任命书都写好了。哥哥知道后，不同意，请收回任命。父亲一辈子医术高明，哥哥却不让父亲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只管认真看病。三年困难时期，听说毛主席带头降了工资，哥哥自己主动降一级工资。哥哥还叫我父亲不要工资，要求从他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供养父亲，省卫生厅没有同意。他还鼓动我父亲不涨工资，所以，我父亲从1958后一直没有涨工资。
1957年反右时，我在铁路运输学校读书，我们班上有7个调干生，带薪学习，生活穿衣比较讲究。这种现象现在来看是不算问题的，但那时确实让人看不惯。在团支部生活会上，互相提意见，我就提出来，说调干生脱离大家，在班上影响不好。团支部书记也是一个调干生。反右运动开始后，他就组织同学批斗我，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鼓动大家打我右派。那时候各个学校按人数比例分右派名额。这样，我的右派帽子在劫难逃。我感到非常委屈，星期六回家，就对哥哥说这件事，表示要向上级鸣冤。哥哥叫我不要这样做，说事情总有搞清楚的一天。他作为省委书记不能给学校打招呼，要尊重基层组织的意见。如此一来，我被打成了“右派”。1961年党中央要求对右派进行“甄别”，姐姐知道后叫我向学校写了一份报告，虽然获得平反，但很多事情照样受影响。哥哥始终没有为我说一句话。
佀志广：岳父从河南调到广东后，找我谈过一次话，要我一辈子不要做官，要做事。做官做不好，“祸国殃民”。说他这辈子官做得不大，也不小，但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河南人民。他要向毛主席、党中央写检讨，写十年。这件事令我印象很深，记得很清楚。岳父用十分沉重的心情严厉批判“大跃进”时期自己工作的严重失误，其实河南的浮夸风有很复杂的社会背景。1958年11月和1959年2月，毛主席发现这一全国性的问题，在郑州两次召开会议，“压缩空气”反对浮夸，都没有很快扭转过来，岳父作为省委书记更难把握当时局面。但岳父从来没有强调这些，也没有强调下面的干部报假数字，而是像毛主席当年一样，将严重失误的主要责任记在了自己头上。
岳父的自我批评和批判发自肺腑。他每年都给党中央毛主席写检讨，一直写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曾对他说，真正认识了，改了就可以了。但他还是坚持写检讨。他曾对我说过，河南的浮夸饿死人是他终生感到罪过的事情。他的内疚和深刻自责一直伴随他到临终。1979年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为张际春、徐海东、吴芝圃、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刘裕民等8人一起召开平反昭雪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岳父的悼词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党中央给岳父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开追悼会前，原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农业的史向生找到我，说河南有百余老干部要求参加追悼会，因为他们感念吴书记为了保护下面干部，把一切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岳父对下面干部是爱护的，对毛主席是崇敬的，自律比较严。
岳父到死，没有一件像样的衬衣。他一生最好的衣服，就是他的学生替他买的一块布料，做了一套中山装，质地比较好，但缺一个帽子。去世时，我给他买了一顶帽子。他里面穿的衬衣都带有补丁。在他衣橱里没有一件不带补丁的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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