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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文精神的内容很多，她的精髓可以归之于民族精神和创造精神这两点。
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时间的考验和兴衰变化，而一直能稳固地凝聚在一起，并保持一个伟大民族的生机与活力。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过，而是连绵不断，经历风雨沧桑，有过兴旺发达和暂时衰落的历史命运。中华民族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近代几乎遭受过所有列强的欺凌和宰割，但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完全吞并或消灭。中华民族的民情风俗和文化传统有其鲜明的特色。所有这些都是事实。这就引起国际间有关人士加以研究的兴趣，他们在思考：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进程中所体现的永不衰竭的活力究竟是什么？
活力，通俗地说就是物质和精神的力量。这当然不止一种，但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这就是中华人文精神中的国家民族观念。中华民族对于正气、操守，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当历史发展到近代，民族精神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革命历史内容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为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古代人文精神的人生价值观，例如司马迁所说“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哲理，被民族的优秀代表们所继承和发展，将个人融汇进整个民族复兴的汹涌澎湃的洪流之中，以为人民服务为人生价值的尺度，进行了不懈的奋斗，为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的民族精神和秦汉以来统一国家的建立是分不开的。由于在二千多年前，我们有了统一国家，这样才能使中国历史连绵不断而没有出现空白，才使得国家的尊严和独立得到维持，才使得农业和水利工程在古代有了很大发展，才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伟大的活力和生机。我们今天反观历史，深感秦朝建立统一国家，且有了统一的文字，这个功绩的深远意义是很难用笔墨来形容的。
还不能不着重说明，中华人文精神的主流是创造精神，而且是一种独特的创造。不过也有人认为中华人文精神是一种所谓“保守”“守成”类型的文化。果真是这样，那么，许多问题就难以解决。一个保守的文化类型能创造出悠久的灿烂文化吗？这种文化能够数千年以来不断给人以智慧和启迪吗？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不是这样看的，他在《西方科学的基础和古代的发明》的一封信中这样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提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第46页）那么，“形式逻辑体系”和“因果关系”究竟在中国文化中的哪些部分被发现出来了呢？爱因斯坦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代他回答，这就是中国哲学。具体说，就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究天人之际”以及“万物莫不有对”的充满求实精神和探索精神的辩证思维。这才是古代自然科学的“根”，是人文精神的灵魂。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毕竟看出了这一点，他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在这方面，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国是高深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第33页）像爱因斯坦、李约瑟这样的科学家是很有洞察力和远见的，他们看到了中华人文精神中科学与哲学的结合，这是中国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原因之一。由于在世界近代历史中，中国在实验科学，即科学工艺或技术科学上的落后导致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但如果由此否定中国古代科学的先进性和创造性，这是不全面的。
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像中国古代哲学这样具有丰富的辩证思维和唯物论以及人生价值观，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内容广泛和深刻，其表述方法不同于西方哲学，但是她所包含的客观真理及其普遍性，并不因为历史的流逝而失去光辉。
历史总是流动的、具体的。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历史的相异性和同一性。如果看不到古与今的差异和区别，以为它们是一个模式，那就曲解了历史，从而看不见历史的前进和发展。另一方面，历史又具有同一性，古与今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某些共性，所以说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如果认为历史没有同一性，那么人们研究历史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是相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正如睿智的哲人所说，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绝对真理的粒子近似地反映了客观世界某些方面的规律，历史的烟云不会淹没它的光彩。这些绝对真理的粒子亦可称之为真理的普遍性，有了它，古代思想文化才具有现代价值，它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同时还需要看到中国历史文化与西方的区别。中国传统文化（或人文精神）是充分入世的，重现实，重实际。这从儒家思想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道家思想虽然否定道德、法制，但不能说它是出世的，倒不如说它以此为手段达到入世的目的。至于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它中国化了，成为中国自己特有的佛教，减少了出世的成分。完全出世的佛教流派，在中国难以存在。在中国封建社会并没有真正的宗教统治。而欧洲与此不同，其中世纪乃是宗教统治的历史时期，因而欧洲的历史从中世纪转向近代，经过了宗教改革的艰巨历程，使其价值观念向世俗化转移，使人从神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于是，欧洲“文艺复兴”便以“回到希腊”为口号，希望以古希腊的人文文化作为近代文化的模型。这一转换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中国由中世纪向近代的转换，所遇到的问题和欧洲不同，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使中华民族从殖民主义的统治压迫下解放出来；第二，保持民族文化的精神和活力。后者实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其内容是区别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使精华与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结合，使它成为国人的精神纽带。因此，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并不是只看到本民族的文化，而应当放眼全人类、全世界。更不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鼓励人们在文化民族化的基础上，不但为自己的国家，而且为整个人类多做贡献。
因此，研究中华古代人文精神需要有历史的观点，这并不是说今天和未来的科学创造只是以往思想文化的翻版。没有科学的继承，便谈不上科学的发展；同样，如果没有创新，所谓继承便失去了意义。我们探讨中华人文精神，是为了用它来激发我们的创造力，推动科学的创新。
（选自《中华人文精神》，西北大学出版社。作者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工作）
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时间的考验和兴衰变化，而一直能稳固地凝聚在一起，并保持一个伟大民族的生机与活力。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过，而是连绵不断，经历风雨沧桑，有过兴旺发达和暂时衰落的历史命运。中华民族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近代几乎遭受过所有列强的欺凌和宰割，但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完全吞并或消灭。中华民族的民情风俗和文化传统有其鲜明的特色。所有这些都是事实。这就引起国际间有关人士加以研究的兴趣，他们在思考：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进程中所体现的永不衰竭的活力究竟是什么？
活力，通俗地说就是物质和精神的力量。这当然不止一种，但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这就是中华人文精神中的国家民族观念。中华民族对于正气、操守，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当历史发展到近代，民族精神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革命历史内容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为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古代人文精神的人生价值观，例如司马迁所说“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哲理，被民族的优秀代表们所继承和发展，将个人融汇进整个民族复兴的汹涌澎湃的洪流之中，以为人民服务为人生价值的尺度，进行了不懈的奋斗，为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的民族精神和秦汉以来统一国家的建立是分不开的。由于在二千多年前，我们有了统一国家，这样才能使中国历史连绵不断而没有出现空白，才使得国家的尊严和独立得到维持，才使得农业和水利工程在古代有了很大发展，才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伟大的活力和生机。我们今天反观历史，深感秦朝建立统一国家，且有了统一的文字，这个功绩的深远意义是很难用笔墨来形容的。
还不能不着重说明，中华人文精神的主流是创造精神，而且是一种独特的创造。不过也有人认为中华人文精神是一种所谓“保守”“守成”类型的文化。果真是这样，那么，许多问题就难以解决。一个保守的文化类型能创造出悠久的灿烂文化吗？这种文化能够数千年以来不断给人以智慧和启迪吗？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不是这样看的，他在《西方科学的基础和古代的发明》的一封信中这样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提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第46页）那么，“形式逻辑体系”和“因果关系”究竟在中国文化中的哪些部分被发现出来了呢？爱因斯坦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代他回答，这就是中国哲学。具体说，就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究天人之际”以及“万物莫不有对”的充满求实精神和探索精神的辩证思维。这才是古代自然科学的“根”，是人文精神的灵魂。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毕竟看出了这一点，他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在这方面，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国是高深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第33页）像爱因斯坦、李约瑟这样的科学家是很有洞察力和远见的，他们看到了中华人文精神中科学与哲学的结合，这是中国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原因之一。由于在世界近代历史中，中国在实验科学，即科学工艺或技术科学上的落后导致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但如果由此否定中国古代科学的先进性和创造性，这是不全面的。
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像中国古代哲学这样具有丰富的辩证思维和唯物论以及人生价值观，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内容广泛和深刻，其表述方法不同于西方哲学，但是她所包含的客观真理及其普遍性，并不因为历史的流逝而失去光辉。
历史总是流动的、具体的。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历史的相异性和同一性。如果看不到古与今的差异和区别，以为它们是一个模式，那就曲解了历史，从而看不见历史的前进和发展。另一方面，历史又具有同一性，古与今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某些共性，所以说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如果认为历史没有同一性，那么人们研究历史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是相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正如睿智的哲人所说，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绝对真理的粒子近似地反映了客观世界某些方面的规律，历史的烟云不会淹没它的光彩。这些绝对真理的粒子亦可称之为真理的普遍性，有了它，古代思想文化才具有现代价值，它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同时还需要看到中国历史文化与西方的区别。中国传统文化（或人文精神）是充分入世的，重现实，重实际。这从儒家思想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道家思想虽然否定道德、法制，但不能说它是出世的，倒不如说它以此为手段达到入世的目的。至于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它中国化了，成为中国自己特有的佛教，减少了出世的成分。完全出世的佛教流派，在中国难以存在。在中国封建社会并没有真正的宗教统治。而欧洲与此不同，其中世纪乃是宗教统治的历史时期，因而欧洲的历史从中世纪转向近代，经过了宗教改革的艰巨历程，使其价值观念向世俗化转移，使人从神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于是，欧洲“文艺复兴”便以“回到希腊”为口号，希望以古希腊的人文文化作为近代文化的模型。这一转换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中国由中世纪向近代的转换，所遇到的问题和欧洲不同，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使中华民族从殖民主义的统治压迫下解放出来；第二，保持民族文化的精神和活力。后者实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其内容是区别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使精华与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结合，使它成为国人的精神纽带。因此，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并不是只看到本民族的文化，而应当放眼全人类、全世界。更不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鼓励人们在文化民族化的基础上，不但为自己的国家，而且为整个人类多做贡献。
因此，研究中华古代人文精神需要有历史的观点，这并不是说今天和未来的科学创造只是以往思想文化的翻版。没有科学的继承，便谈不上科学的发展；同样，如果没有创新，所谓继承便失去了意义。我们探讨中华人文精神，是为了用它来激发我们的创造力，推动科学的创新。
（选自《中华人文精神》，西北大学出版社。作者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