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生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主要策划、编辑少儿图书，包括在世界享有盛誉的《蓝熊船长的13条半命》《法老的诅咒》《公主与船长》等。自2000年始，将“哈利·波特”系列引进中国。
　　马爱农，1964年生于江苏南京。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编辑，“哈利·波特”系列主要译者。翻译作品还有《绿山墙的安妮》《古堡里的月亮公主》《船讯》《到灯塔去》《五日谈》等。

林品

　　1989年生于福建福鼎。骨灰级“哈迷”，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20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长相酷似哈利·波特，长期研究“哈利·波特”现象，因写相关论文而走红。
　　王瑞琴的工作室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的二楼，门口挂着一块蓝色的门帘，上面写着“霍格沃茨驻京办”。整个屋子三面墙都立着高高的书柜，其中两个书柜被各种版本的“哈利·波特”填满，从2000年第一版，到后来的全彩绘版、经典版，再到为“引进中国20周年”特意出版的学院版和20卷版等。
　　她至今还记得2000年9月23日那一天的情景。就在这栋楼四楼的大会议室，一场特别的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国内外媒体到场。当时，人文社刚刚拿到“哈利·波特”前三部的中文版样书，准备向全国发布消息。
　　“放眼望去，乌泱乌泱一大片都是人，差不多都是外国记者，”王瑞琴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个个扛着大相机，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像‘哈利·波特’这样充满西方文化的书引进中国，会不会水土不服？”
　　很多人对中国人是否能接受持怀疑态度。因为“哈利·波特”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儿童文学，里面有魔法、巫师、狼人、巨怪等。王瑞琴当时的回答是，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而且开放速度非常快，她还开了一个玩笑，“现在麦当劳和肯德基到处都是，咱们中国孩子也爱吃，能接受这个，也就能接受‘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和它的魔法故事，就这样来到了中国。如今20年过去，它陪伴着很多人一起成长，也在中国创造了销售神话——“哈利·波特”系列及其衍生产品在中国的总发行码洋达到17亿，它也从“课外闲书”变成教育部指定推荐阅读图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编辑：打开一扇奇幻文学的大门

　　20年前，王瑞琴之所以如此坚定地引进“哈利·波特”系列，一方面来自于她本人的文学审美，一方面是作品本身。
　　上世纪70年代，王瑞琴到人文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做编辑。刚一入社，社里就安排年轻编辑脱产两年，学习古今中外文学，授课的老师都是名人大家，如季羡林等。她每天和同事一起，看大量的书，讨论文学、写论文，“两年的学习，培养了我的文学素养和审美”。之后，她编辑出版外国经典名著，有成人读物也有儿童读物，比如《黑骏马》《爱丽丝漫游仙境》等，学阿拉伯语的她还翻译了《一千零一夜》。
　　1999年，人文社增设少儿编辑室，王瑞琴挑起大梁担任主任。少儿室面世，需要有一个重点产品开局，时任社长聂震宁的构想是：“无论它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必须要闪亮登场，不能没有冲击力。”王瑞琴自己也一心想要开拓新的领域，她开始关注儿童文学，尤其是国外最新的儿童文学，想要引进出版。
　　当时，人文社有一个类似图书馆的资料室，订购了世界各大语种的文学刊物或读书杂志，里面有很多最新的国外新书报道。王瑞琴就是在这些刊物上知道了“哈利·波特”。“有一阵，我总看到罗琳的名字，现在还记得她站在国王十字车站前的一张照片。读那些文章，我大概了解到她正在講一个叫哈利·波特的小男孩会魔法的故事”。 那时“哈利·波特”系列在英国已出版了前三部，被翻译为35个语种，火遍全球。

　　王瑞琴决定引进“哈利·波特”。一开始，有人对书中的魔法提出异议，提醒她引进需谨慎。但她坚持自己的想法，“‘哈利·波特’系列就是一部文学作品。所谓魔法，它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不论是狼人、吸血鬼还是巫师，就如同《聊斋志异》《东周列国志》，都反映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几经辗转，王瑞琴联系上罗琳的版权代理人，双方开始邮件往来，进行一轮又一轮“艰苦的谈判”。2000年4月，人文社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共有七大中国出版社在争夺版权。收到了英国寄来的“哈利·波特”前三部样书后，很快，她组织起翻译团队，快马加鞭翻译。译者每翻译一章，她就拿来读，越读越入迷，“儿童文学竟然能够这么写：大量的魔法和咒语，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而且还很幽默”。 　　在“哈利·波特”前三部小说中，小男孩哈利·波特父母双亡，从小在姨妈家的储物间长大，备受姨妈一家三口的欺凌。11岁生日那天，他收到了来自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入学通知书，还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他父母都是巫师，后来被黑魔王伏地魔杀害了。之后，他到魔法学校学习魔法，结交朋友，他们一起保护魔法石，在密室里刺死蛇怪，从小天狼星那里找到父母去世的秘密，不断地和伏地魔做斗争。读完后，王瑞琴更加坚定中国的孩子会爱上“哈利·波特”这一系列小说， “它不仅讲述了一个孩子在魔法学校的成长故事，还宣扬了爱、勇敢、善良，甚至展现了不同的生死观”。
　　2000年10月6日，“哈利·波特”前三部中文版首发式在王府井书店举行。人文社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找来一个小演员，扮成哈利·波特，穿着魔法长袍，拿着魔杖，在人群中穿梭。王瑞琴也站在人群里，不时有人走过来问她：“一个人可以买几本？”当天，不到两小时就售出了1500册，王瑞琴知道自己成功了。很快，全国掀起一股“哈利·波特”热潮。
　　那一年，“80后”的马博正读小学六年级。他记得“哈利·波特”刚一出现就风靡校园。起初看到很多人读，又是儿童文学，他就很抗拒，后经同学推荐才开始读，“打开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内容完全不是自己能够想象的，它的世界观、它的幽默感、它的悬疑性，让我立刻掉了进去，直到现在”。如今，他已加入 “哈利·波特”系列编辑的团队，成为“霍格沃茨驻京办”的一员。
　　有了前三部的热销，2001年第四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刚一出版，许多读者就早早来到首发式现场排队，开售后一个小时销售突破2500册，同时带动了全套书的销量。次年，传来好莱坞制成《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电影的消息，中影公司在考虑是否引进时，找到王瑞琴，请她去介绍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王瑞琴介绍得很成功，对方主动与人文社合作，形成了电影与图书的互动，使得全套图书的销量产生了新一轮的爆发。
　　此后的三部，小男孩哈利·波特在书中成长，读者在现实世界同步成长，每一部都在“哈迷”的期盼中出现，每次的新书发布会都成为属于“哈迷”的狂欢盛宴。
　　“‘哈利·波特’的到来，不仅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它在中国打开了一扇奇幻文学的大门：国内儿童文学创作一时掀起了魔法、奇幻的写作热潮，同时，国内涌现了很多使用同样开本的奇幻文学译作，包括在《魔戒》等。”王瑞琴说，从那时起，中国读者对很多西方奇幻文学变得越来越熟悉，而中国作家也发展出了中国的奇幻文学体系。
　　王瑞琴已年近七十，仍然在为“哈利·波特”奔波忙碌着。“它改变了我的人生，像我的孩子一样。我看着它长大成人，早已离不开它了。”

译者：把自己当成罗琳

　　“哈利·波特”系列在中国的畅销，也让翻译者出了大名，尤其是马爱农。
　　2000年4月，收到英国寄来的前三部样书后，王瑞琴就开始找寻译者，为的是赶上当年10月首发。考虑到罗琳是一位女性作者，她找来4位女翻译家：老翻译家曹苏玲翻译第一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马爱新翻译第二部;新华社的一位老译者郑须弥翻译第三部。后来，为赶进度，马爱新的姐姐、人文社外文编辑室的马爱农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当时，曹苏玲已经70岁了，翻译完第一部第八章，她提出疑问：这可是写魔法的书啊，这书能出吗？她对这种奇幻故事“不太能接受”，觉得里面的魔法、奇幻世界会“鼓励小孩子想入非非”。不久之后，她退出翻译，马爱农接下第一部剩余章节的翻译任务。
　　马爱农一直对儿童文学翻译情有独钟。当年在南京大学英语系读书时，她就翻译了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绿山墙的安妮》。之后，她的译作还有《绿野仙踪》《彼得·潘》《小王子》等。“第一次接触‘哈利·波特’的书，没想到儿童文学还能这么写。它既是魔法的、奇幻的，让想象力展翅飞翔的;同时又贴近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和情感成长。罗琳的故事很吸引人，所以翻译起来也不觉得累。”马爱农回忆说。
　　当时，社里给她“放假”，让她在家专职翻译。“翻译时就把自己当作罗琳，想象她的情绪、语气、想法等，翻译出来就比较契合了。”唯一容易卡住的地方就是一些译名的确定，那些咒语、神奇动物、魔法界的器物，都是罗琳自己想象出来的，字典里查不到，翻译也只能靠想象。马爱农至今记得翻译的第一个咒语是“让羽毛飘起来”，因为没有看到后面作品，翻译时采用了音译的方式，译了七八个字。随着翻译的推进，她觉得应该用更加简短铿锵的词，才能表达咒语的力度。后来每遇到咒语，她都采用4个字，如神锋无影、幻影移形等。
　　为了统一风格，“哈利·波特”后4部，都由马爱农和马爱新姐妹共同完成。对马爱农来说，翻译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得到惊喜的过程。“每次拿到新书的时候都会觉得，哟，她又想象出了这么多新东西。有些故事和人物发展是我原先完全没有想到的，它不断地在拓宽想象的世界。”马爱农说。前三部看起来还属于儿童文学，但随着主人公成长，书也在成长，基调慢慢變得沉重，逐渐不再属于儿童文学，“这套书是一个成长的作品”。
　　2007年，终结篇《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到来，对许多人来说也意味着童年的终结。翻译完最后一部，马爱农怅然若失，难过了好一阵。但对译者来说，故事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翻译工作的完结。自中文版出版后，网上就有各种关于翻译的讨论，有读者还在她的微博下留言，指出翻译的疏漏。“有的意见我会接受，在下一版中修正过来。有的我会坚持己见。”马爱农说，毕竟每个译者都会有自己的语感与标准。
　　20年来，作为罗琳在中国的“代言人”，马爱农不断地收到“哈迷”的来信。有人说，因为哈利·波特而爱上读书;有人说，哈利·波特陪伴他成长;有人说，想起哈利·波特就想起自己的青葱岁月……“我能做的就是继续打磨译文，让大家有更好的阅读体验。我也相信，这套书是能够作为经典留存下去的。”

“学者粉”：“哈利·波特”是一部现代性寓言

　　林品说，没有哈利·波特，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他第一次遇到哈利·波特，是在2001年春天——“哈利·波特”前三部来到中国半年后。當时，他正读初一，班里有同学读完后推荐给他。“很快被魔法学校的校园生活吸引，有魔法、巫师、怪兽等奇幻历险，读起来很有趣。”林品回忆说，读着读着他就入了“坑”。后来，他去书店买书，正赶上第四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上市，一下子买来4部，反复地读，读得每本书都卷了边。

　　同年年底，班里举办元旦晚会。林品和几个同学一起排演了一出“哈利·波特”舞台剧。他外形神似哈利，再借来同学奶奶的老花镜戴上，像极了哈利本人，朋友都叫他“哈利”。之后，因眼睛近视，他特意去配了一副黑色圆框眼镜，从此“哈利”变成了他的标志。
　　初三暑假，第五部《哈利·波特与凤凰社》英文版在全球同步发行，他找人代购了一本，对照着英汉双语词典，一边翻词典一边读，读到哈利的教父小天狼星去世时，他特别伤心。等到上高一，学校组织诗歌朗诵比赛，他花了几百块钱买来魔法袍、领带、围巾，cosplay （角色扮演）哈利，朗诵了自己原创的一首悼念小天狼星的诗。在台上表演完之后，有人感动，也有人觉得“这个人疯了，穿着奇装异服”，对他指指点点。

　　高三时为备战高考，老师在班里禁止学生读长篇小说，他却私下里读完了第六部，并且做了很多拓展知识面的阅读。后来，因热爱文学，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7部“哈利·波特”，林品完整地读过9遍，对书中的内容熟悉到只要某人说到某一部的某一章节，他都能讲出那一章节的梗概。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除了理解文本字面意思和故事本身，他还去关注和研究哈利·波特文化背后的深意。
　　大三那年，林品以“哈利·波特”为研究对象撰写了一篇名为《作为现代性寓言的后童话——论〈哈利·波特〉》的论文。在论文中，他提到全球有一种“哈利·波特现象”：一方面，不少精英人士认为“哈利·波特”是“儿童读物”;另一方面，不少孩子的家长、老师、儿童教育专家们则指出它的主题“对于孩子们来说太成熟”。吊诡的是，这样一部处于尴尬地位的书，却激起了全球范围内儿童和成人共同的阅读狂热。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罗琳讲故事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哈利·波特’早已超越了儿童文学的范畴，它是一部现实性与奇幻性交织的作品。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又有现实讽刺和批判。”林品说，在“哈利·波特”中，罗琳笔下的魔法世界， “基本上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戏拟和仿真，比如魔法世界里的监狱、酒吧、医院、银行、学校、体育赛事、大众媒体等，设置和运行方式都与现实社会相似。让人在读的过程中有代入感，有共鸣，体验到严酷的真实，由此引发对现实的反思”。
　　林品说，以死亡为主题探讨善恶的“哈利·波特”，其实是一部在现代性框架内反思现代性的现代性寓言。
　　这篇5万字的论文，得了那一年中文系论文的最高分95分。后来，论文在网上迅速传播，林品也因此而走红。再后来，他以哈利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哈利·波特相关的活动上，将这一角色带到人们面前。他还加入“哈迷”组织——北京魁地奇俱乐部，不同于魔法学校里球员骑着扫帚在天上飞，他们骑着扫帚在球场上奔跑。
　　“奇幻文学里庞大的世界观、丰富人物，助推了‘趣缘社群’的形成。”林品说。在国内，“哈利·波特”促成了许多“哈迷”组织的成立，比如“SHHO魔法部”“哈迷有求必应屋”“魁地奇俱乐部”等，在这些社群里，“哈迷”聚在一起分析小说的细节、讨论翻译、续写故事、举办线下活动等，“愿意躲在故事丛林中构建自己的小宇宙，并在其中活得有血有肉、有滋有味”。
　　如今，“北大的哈利·波特”已经成为首都师范大学的老师，在讲台上讲大众文化，他计划开设一门新的课程：哈利·波特与西方文化。“哈利·波特的故事早已终结，但因哈利·波特而产生的衍生品、流行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讨论依然在继续。魔法永不消逝。”林品说。
　　林品：1989年生于福建福鼎。骨灰级“哈迷”，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20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长相酷似哈利·波特，长期研究“哈利·波特”现象，因写相关论文而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