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4日，大年三十，辛德勇写了一篇《猪尾鼠头谈十二生肖纪年的渊源》。
　　16年前，他从社科院到了北大历史系教书，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知识，就是为了给本科生讲课而自学的，学到现在，差不多摸清了一点门道。他这几年写了一些相关文章，收录于最近出版的《辛德勇读书随笔集·天文与历法》中。
　　在那篇谈十二生肖的文章结尾，辛德勇写道：“我们在生活中能做的，都只是壮起鼠胆来过这个马上就要到来的鼠年。”
　　5月之前，辛德勇基本靠网购维持生活，没离开过小区大门5米外。他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6点多发微信公号，然后坐在电脑前，开两个文档，一边干自己的事，一边回复后台的留言。
　　“辛德勇自述”这个公号，已成为大江南北学术青年与“辛神”进行亲密交流的平台。上面发的东西，有正经而不“八股”的学术文章，有个人抒怀的小散文，有只言片语的“晨思录”，有丰子恺的漫画、手书的诗词、古籍的内页以及各种表情包。还有个人写真，有的出自摄影师之手，造型拉风;有的出自泳池边自拍，角度清奇。无论如何，其所展示的形象——头发浓密、不戴眼镜、擅长冬泳、有胸肌，算是以一己之力，突破了人们对一位61岁文史学者的刻板想象。
　　今年开始，辛德勇每周录一段视频，讲古籍版本知识。拍摄就靠苹果电脑的前置镜头，且一镜到底，开场一句带着东北口音的亲切问候：“朋友们，早上好。”随后举起印着小熊维尼的马克杯，微笑致意。这一系列已更新到第十七期，中间只停更过一次——那天，他玩了5个多月的《健身环大冒险》，终于通了关。

东北

　　《健身环大冒险》是日本任天堂开发的一款游戏，辛德勇把它当作健身器械。2016年，他突发脑梗，到今年年初，右腿走路还有点跛，练了3个月健身环，能跑了，“只是嘴还有点歪，录视频就看出来了”。
　　辛德勇从小身体就不好，他的老家在内蒙古一个叫那吉镇的边陲小城，挨着嫩江的支流阿伦河，属于“松花江流域”，黑土地无边无际。他生不逢时，1959年秋天，即使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的东北，也没啥吃的。小学刚上几天，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课上得断断续续、稀里糊涂，基本是靠自学过来的。
　　他的父亲中专毕业，搞财会工作，爱看书，在一个荒僻的小地方，竟张罗着给单位工会的图书室置办了不少书。辛德勇高二那年，父亲一本本地借回《史记》和《汉书》，“我就跟着他看，看完一本，还回去一本，也不知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囫囵吞枣地翻过了一遍”。

　　1977年夏天，辛德勇在海拉尔市高中毕业，短暂地做过一阵“知识青年”，去了大兴安岭的林区，干些清理场地的零活儿，晚上休息时，就点着灯，趴在被窝里看从家里带来的书。
　　他那时身体弱，和一个强壮的小伙子搭伴儿，4米长的木头俩人扛，每次都是他扛小头儿，人家扛大头儿。他心里过意不去，给家里拍电报说想回去。父亲不同意，让他学保尔·柯察金，想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又向母亲求援，终于得到了“速回”的恩赦。
　　回来后，辛德勇到一所初中教书，给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孩子上地理课。一边学、一边教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此时距离考试，只剩一个多月。
　　1977年冬天，全国570多万考生从车间、农田、军营走入考场。“临时抱佛脚”几乎没用，只能用过去积累的知识傍身，見招拆招。辛德勇那一场的作文题目是《每当我想起〈东方红〉》，被他写成了一篇“一韵到底”的散文，每一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字都押韵。
　　他那时候喜欢读现代诗，报考时填了文科，一心想上中文系。没想到大学10年没招生，很多省份弄错了学科分类，把他招到了哈尔滨师范学院地理系，一上来学的就是“让人伤心泪下”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但多上了几堂课，也就安下心来，我虽然数数不利索，但对高等数学很有兴趣，特别锻炼逻辑思维。”
　　但学文之心不死。大一一年，辛德勇把课外时间都给了中国古典文学。两条战线同时作战，为此先得拼命锻炼身体。他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跑步5000米，晚上从图书馆回来，先练半个小时哑铃操，再到水房浇上3盆冷水，一年四季，雷打不动。一位当过知青的老大姐还教会了他游泳，从此一游游到了今天。
　　辛德勇至今记得，冬天一头扎进水里，用头破开冰碴儿的感觉。他后来每次看到北京雪天里人们小心翼翼地挪动，都觉得“小题大做”，想起当年在家乡顶风冒雪的通透畅快。严酷的气候会带来另一种生命感受，就像他面对一望无际的荒野以及大小兴安岭的森林，“那是一种开阔的气象”，后来在别人那里斤斤计较、疙疙瘩瘩的事情，在他看来，“其实都不是事儿”。

关中

　　这种地理与人心的关系，多年后辛德勇才有所察觉。
　　大二那年，睡在上铺的老大哥假期后从杭州老家回来，带来一套杭州大学地理系的研究生考题，其中包括陈桥驿先生的历史地理学试题。他当时被“两条战线”拖得疲累，也意识到自己没什么“文学细胞”，一看“历史地理”，既有文史，又有正在学的地理，也许能行。
　　他试着给一些能招收研究生的老前辈写信求教，陕西师范大学的史念海先生给了他最多的鼓励。他的毕业论文《试述石器时代东北地区的聚落》，思路就来自史先生的一篇旧作，没有老师指导，只能自己揣摩，跑了许多趟省图书馆查资料。还特地去扎赉诺尔蘑菇山遗址做了考察，在山上捡到几块可能是旧石器的石块，以及两件像羊头或牛头的古生物化石后，得出了一个体会：外行乱跑是不会有多大收获的，还是老老实实看书。 　　1982年，辛德勇投入史念海先生门下。“那时先生已经70多岁了，还亲自带队，领着我们去西南考察交通，去河南考察黄河故道，在陕西考察壶口瀑布。”那时条件艰苦，老先生又不愿麻烦别人，每次出门，都是学生们排队买火车票。有时坐长途车，座位在最后一排，“史先生坐在后面，一颠一颠的，脑袋就撞在车顶棚上”。
　　与那些束书不观、“满世界乱跑”的人不同，史念海先生同样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他让学生准备两个笔记本，每天写读书笔记，一周再写一篇读书札记，上课时交上去，下周再交去另一本新的，取回上次的——这是从他的老师顾颉刚那里传承下来的治学方法。他还要求学生去学黄永年先生的各门课程，特别是学好版本目录学知识，常告诫他们，“永年先生每天读书花多长时间，你们就要读多长时间”。
　　辛德勇回忆，对黄永年先生的第一印象是“惶恐和敬畏”。一次和黄先生一起走在校园路上，经过放映电影的露天场地，他好奇：“怎么会是这样看电影？”黄先生皱眉，不耐烦地说：“管它干什么，反正我从来不看电影。”随后经过浴池，他自语：“原来是在这里洗澡。”黄先生又皱着眉头：“管它干什么，反正我从来不来洗澡。”说罢，带着他们几个学生直奔图书馆而去。
　　黄永年师从吕思勉、顾颉刚，又是龙榆生的弟子，学问广博精深。那时在课堂上，辛德勇有时会心不在焉地开小差，反而是在老师客厅聊天交谈、东拉西扯的时候，各种杂七杂八的吉光片羽，才会激荡、流露出来。
　　辛德勇这一代人，不像后辈拥有种种“与国际接轨”的专业配置。他上大学时，学校外语老师紧缺，最后派了一位俄语老师来给他们上日语课;到了研究生，终于有机会上英语课了，老师一张嘴，外语里带着浓重的陕西腔。
　　但在他看来，他读书的那些年“是当代中国继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第二个学术黄金时代”。“不论老师还是学生，大家对前途充满了希望，珍惜每一分钟，拼命读书，积极奋发，不能让我们的学术落后于国际学界，要努力赶上、甚至超过他们。”

北京

　　1992年，辛德勇从西安转调北京，到社科院历史所工作。那些年他节衣缩食，钱都用来买了书，搬家时，用了一个6吨的集装箱来装。火车站的人说，大多数人搬家，全套家当加起来，也装不满一个4吨的。
　　北京那时候还是旧书业的天堂，辛德勇常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等店面里翻翻古籍，试着买一点线装书。而琉璃厂的古旧书市，更是爱书之人的盛宴。开市第一天，大门一开，买书的人狂奔而入，烟尘飞扬，像打仗一样，学养和眼力已经没用，靠的是结结实实的力气。“那时书价便宜，不抢不行，大家也没有包，看到感兴趣的就夹在腋下，熊瞎子掰苞米一样，挑着挑着，前边拿的就掉了。”辛德勇凭着体格壮实，每次都能捡捡漏，但囊中羞涩，面对那些珍稀的古刻旧本，只能远远看一眼。

　　通过买书，辛德勇打开了一片学术天地。“那时穷，就得使劲琢磨，学古籍知识，查很多目录，把钱花在刀刃上。这样买一本书，带动学了一大片知识;再买一本;又学了一大片知识。”这些年他做的研究，已从本专业的历史地理学，延伸至版本目录学、碑刻学、印刷史、政治史、文化史等各个学科，“随手捡到什么就研究什么”。他有一本文集叫《祭獭食蹠（音同直）》，自嘲自己的研究“琐琐不为大雅所屑”，像啃鸡爪子，尽管也有些肉，但只一点点;又“累累赘赘地大量罗列史料”，像把捕到的鱼一条条摆到岸上的水獭。
　　他始终记得史、黄两位老师传授的治学方法：放宽视野，读书得间，重视传世基本史料，再加上头拱地往前爬，“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切忌空谈理论、理念、境界、范式、方法之类不着边际的东西。
　　2015年，辛德勇出版《制造汉武帝》。他前后花费5年，用扎扎实实读史料的“笨功夫”，向田余庆先生发表于30多年前的史学名篇《论轮台诏》发起质疑，指出《资治通鉴》中汉武帝晚年幡然悔悟的形象，完全来自司马光的“刻意制造”，在史学界掀起激烈争论。
　　2016年，他写出《海昏侯刘贺》，以人物传记的通俗形式，通过刘贺跌宕起伏的一生，展开汉朝宫廷权力斗争的真实样貌，一經出版就一售而空，其中大部分读者是非专业的一般文史爱好者。
　　在2019年的《生死秦始皇》里，他试图破解由一部因盗墓流出的古书简《赵正书》引发的“秦皇之死”悬案，一番考辨后得出结论：太史公就是太史公，《史记》就是《史记》。司马迁治史的态度严肃认真，《史记》的信史性质谁也动摇不了;相比之下，被迷信出土文献者尊奉的《赵正书》，不过是一篇借事儿说事儿的“小说”而已，丝毫不足信据。
　　这几年，辛德勇一直思考“如何让历史研究回归社会公众”。在那些高扬“秦皇汉武”丰功伟业的论调下，他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残暴无道，写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劳扰天下，都寄寓着自己的爱憎与褒贬。微信的读者留言里，有人问他心目中的“帝王圣贤”是谁，他说自己崇尚自由，所以“看他们都是王八蛋”。
　　他常说自己是个“从理科硬混进来的非正途出身从业者”，没有一套套外洋舶来的理论范式作为“新方法”，也不紧盯着从地下挖出来的古物文献来做“新材料”，只是沿着史事考辨的陈旧路数，解决一个个细微、具体、基本的问题。 　　前辈学人里，辛德勇最崇敬王国维。王国维曾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辛德勇一直把这句话当作“自信动摇”时的支撑。“国学大师都这么说了，后生小子，自不妨任性一下，耐得住寂寞就是了。在我看来，学术有两项本质特征，一项是朴素，另一项就是寂寞。”

“鸡生蛋”

　　《环球人物》：有些学者谈论问题，会有一个“高大上”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您好像反对这一点？
　　辛德勇：每个人在研究问题时都有一个预设，胡适先生说的“大胆假设”就是如此。关键是，后边还要有个“小心求证”的过程。我反对的是，这个预设是不可改变的，它不经过严谨、科学、靠得住的实证，甚至回避掉一切与预设相反的东西，只找对自己有利的材料。

　　好的研究应该是“读书得见”，在读书中发现问题、产生想法、积累材料。我经常是想到一个问题，打开电脑，建一个Word，把大致的思考记下来，然后放着它不管。以后再看书，遇到某条材料，印证了我当初那个想法，就记到原来那个Word里;如果很不幸，遇到一条材料证明我是荒唐的，就干脆放弃。
　　有时别人看我的文章，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会引用那本书里的那条材料？因为我完全是“无意”的。我的做法就像鸡生蛋，一个一个鸡卵，越积累越成熟，长到七八成的时候，再有意地主动查一些资料。整个论证过程就是这样，自然而然，没有一点强迫，非要做成啥不可，一点儿一点儿，意思就成了。
　　《环球人物》：相对而言，您更喜欢具体地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
　　辛德勇：如果历史研究只是为了得出一个宏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已经讲明白了，大家只要讨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是春秋、战国、西周还是魏晋，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界是明朝、清朝还是民国？在我们可以想象的范围内，10种差不多了，大家投票，看哪个支持率最高不就行了？
　　历史的丰富性、它的诱人魅力，在于具体的东西。你要把它“干巴”出一个概念或者规律，就不好玩了。事实上，这种宏观认识好像很难得到一个稳定的结论，它不停地随着时代在变，可能到地球毁灭那一天，大家也没弄清楚。但事情一个一个发生，历史一幕一幕演进。重要的不是每隔三五年就提出一个全新的解释，而是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
　　你当然可以完全抽象，就像明末的学者，谈学问都是谈禅，“禅”到一定程度，谁都不懂谁说的是啥了。拉帮结伙，高谈阔论，谁也不敢说自己不懂，可到底啥意思，谁也不知道，谈来谈去，捎带着葬送了朱家的江山。
　　《环球人物》：您后来写刘贺、写汉武帝、写秦始皇，相对学术论文，也会投入自己的褒贬态度。
　　辛德勇：历史研究的核心是什么？是人。把相对抽象的制度史、思想史，通过具体的人体现出来，这样在学术上更有深度，在社会大众接受的层面上，也更生动具体。有些人觉得这是在媚俗、在迎合社会，好像降低了学术标准，我不这样看。
　　在传统中国，大致都是基于一般、简单的人情事理来分析社会。近代以来，我们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强调超越具体的个人，找到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这当然是巨大的进步，让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刻。但这样谈问题也有弊端。现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脱离、违背基本人情事理的东西太多了，它一定是荒谬的。
　　你别窝在书斋里，放眼看看社会，想想现在的人怎样生活，其实古人也就那样。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人，都有个人的欲望、利益追求、复杂的人际关系。回避这些东西，谈那些抽象的道理，最后弄得历史人物好像只是一些木偶和机械。
　　《环球人物》：這么多年做学问、写文章，有没有经常反思和警惕自己的地方？
　　辛德勇：当我考证、推导出一个结论，这个过程过于复杂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大对，怀疑它有问题。我喜欢详尽，追求细节和论证链条的严密性。但是，严密完整性并不等于曲折复杂性。一个好的研究，不管你费了多大劲，怎样周密地四面八方论证，实际上最后一看，是简单明了的。你说出来以后，别人看着很简单;但是你不说出来，谁也不知道——这才是真正好的研究。
　　辛德勇 1959年生于内蒙古，1982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跟随史念海先生读研究生，同时问学于黄永年先生，学习古籍版本目录知识。2004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制造汉武帝》《海昏侯刘贺》《生死秦始皇》等。2020年8月，陆续推出《辛德勇读书随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