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中国经历了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承诺后的第一轮“大考”。拥有153个成员的WTO对全球第二大贸易国进行审议,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政策,欧、美、墨西哥等各成员一连串抛出1508个问题。
　　贸易政策审议,是WTO对所有成员适用的一个永久性定期机制,旨在增加成员政策透明度,促进成员间交流和相互理解,最终促进和完善多边贸易体系。贸易额前4位成员,每两年接受一次审议。
　　中国自2005年开始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因此从2006年起,WTO每两年对中国进行常规性政策审议。本轮贸易政策审议是第三次,也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后的首度公开亮相。
　　如果说前两次审议更侧重于鼓励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关注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情况,那么此次审议各方关注焦点进入纵深领域,对中国要求和期待更高,利益背后的博弈正式开始。贸易政策审议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中国贸易气候的晴雨表、贸易环境的风向标、贸易规则的信号灯。
　　中国入世10年,因为开放创造了巨大的竞争力。作为第一大出口国,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各国的关注;而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自然吸引着各国政府和企业的目光。除宏观政策走向、贸易政策体制、机构建设和法律框架外,自主创新、政府采购、原材料限制、人民币汇率,这些美欧各国在双边层面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甚至是多边谈判乃至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已经提出的争议,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在审议中得到体现。
　　而WTO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其秘书处在与中国充分沟通后,会以相对独立乃至隐含政治妥协的立场来全面审视中国的政策,并以传统市场经济教科书的理念进行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很自然,其观点一方面会在各成员国中得到一定的共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美、欧等成员国的质疑。
　　这对中国来说,一是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二是存在善意的警醒乃至规劝,如国企和市场、税制的成本收益分析、农业政策的困境等。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除印度等国外,人民币汇率问题并没有被过多提及,这也反映了WTO乃至部分成员国对此问题的高度审慎态度。
　　贸易政策审议对中国颇有启示。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很难有闭门造车的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世界各国相互依存而利益仍分轻重,边界模糊但国别依旧清晰。中国在深度融入国际社会后,利益已经多样化,并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中国自身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以及地方GDP冲动,均要求中央政府提高政策刚性和可执行性,而政府各部门绩效的差异和协调不够,则造成了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乃至发展政策的目标不同。
　　贸易政策在相关政策缺失的情况下承载了太多的功能,自然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和质疑的焦点,其最终效果也往往事与愿违,如资源税的姗姗来迟,引资优惠、劳动力报酬偏低带来的要素价格扭曲,早已超出了贸易政策本身的范围。
　　相对于二战后不久的日本、韩国,中国在当前全球化时代的内外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开放型经济格局下,政府政策运作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需要更多政经智慧和技巧。公共政策需要权衡利弊,统筹协调,政策制定过程需要伴随内外条件约束分析、规则过滤、过程公正、惯例借鉴和确保结果导向,也需要国内外的互动过程。
　　贸易政策审议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如何从基本理念、价值取向、政策目标、决策过程到实际效果方面,最终制定全球化时代中国公共政策。有必要参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等机构的模式,成立中国公共政策协调委员会,由兼具国际视野和国情意识的专家组成,一是为政府提供公共政策建议,二是增强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有效性,三是审查相关部门出台政策的合规性,四是防止部门利益绑架国家利益。
　　国家战略最终体现在细节的落实,如国家创新战略。公共政策是政府工作的核心,我们需要做到攻防兼备,主动超前,避免雷声大、雨点小,或者“只闻楼板响,不见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