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打算活着回来”

　　1937年，15岁的饶平如就在南昌经历了日机轰炸。他见证了无辜百姓被屠戮的惨状。后来，他们举家回老家避难，依然不得不和同学们一起跑警报。在没有轰炸的日子，父亲如往年一般将书帖搬到外面去晒。岳飞那幅“还我河山”的拓片，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1940年7月，饶平如尚在读高中，他报考了黄埔军校。“上有兄长，下有幼弟，父母不愁供养。我可以放心上战场了，大不了就是战死沙场，反正也没打算活着回来。”带着200元钱和一个母亲给的戒指，他走上了通往黄埔的路。那个年代，是真的“走”。从上饶走到湖南株洲经广西象山再步行广西宜山、贵州贵阳、四川重庆……一天四五十里路，身上只一件夏天穿的单衣。大半年后，他才抵达。自小在家连洗脸水都没有倒过一次的“饶少爷”，为了吃饱肚子，一路上很快就花光了200块钱，还摆摊卖掉自己的手表和羊毛毯。最后饿着肚子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成都本校。如今，他依然记得校本部大门挂着那幅著名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两年半后，炮兵科优等生的他，没有接受学校留校的邀请，选择参军。 到了1945年，虽然整个战场形势已经扭转，但抗战胜利似乎还遥遥无期。日军依旧凶残，在湘西拼凑20万人进攻雪峰山，试图先取芷江机场，再威逼重庆。那年4月19日，日军开始往芷江机场方向移动。当时，饶平如能看见对面山上有一排一排的人马在行军，有骑马的，坐轿子的，还有坐滑竿的。他当即决定阻击敌军，但是迫击炮800米的射程显然够不着对面山头。年轻气盛的他当场违反了迫击炮的操作规定，将战线前移。于是，在15分钟内，他们狠狠发射100发炮弹，打得对面山头的日军措手不及。第二日，兴奋的饶平如又领着迫击炮排四、五十人在原地阻击，这一次日军有备而来。“只听见身边到处是机枪子弹打在土上的噗噗声。那时候，我抬头看看，蓝天白云，青山莽莽，自己葬在这块地方也不错……” 机枪子弹没有击中他，却打中了离他不远的四班班长。再后来，他们终于夺得了雪峰山会战的胜利。他不无兴奋地告诉说，那是他一生“最骄傲的事”了。

“炸死两个我就赚一个”

　　父母双亡后，跟着祖父生活的程峙，14岁便参军当兵。 1937年卢沟桥事变，15岁的程峙已经在装甲兵团当了1年兵了。当年，他的驻守地是南京。长江之上，程峙看到过鲜血染红江水的场面。日本飞机掩护四艘军舰封锁长江，军舰放下快艇，快艇上的机枪，见人就打。那是一场力量差异悬殊的战斗。年轻的他，枪法不好，也不打算游泳过江了。他抱着必死的决心对战友说：“把你们的手榴弹都拿给我，我（会）在阴暗角落里等着，日本人来了，我不开枪，我炸死一个就行了，炸死两个我就赚一个。” 两个战友连拖带拉，将他带上一个用木板扎成一个简易木筏。他们顺着木筏飘到了八卦洲，接近中午时，被沿江老百姓用大麻绳拉上了岸。当天下午，他们用芦苇扎成筏子，中间放上木板，半夜利用圆铲圆锹划到了对岸。程峙当时不知道的是，他曾短暂停留的八卦洲，不久后成为人间地狱。成千上万的南京军民在那里被屠杀，而他捡回了一条命。同样是1937年，原本一心想考取北京大学的赵振英决心弃笔从戎。他搭上最后一班火车缓缓驶出北京。那车头挂着的白旗和不远处不断被鬼子突破的中国军队阵地是他一生的痛。8年抗战，从苏北到粤北，最后到缅甸北部战场，赵振英辗转多处。1944年底，湘桂失守，日军突至贵州独山，直逼重庆。赵振英所在的部队从缅甸被急调回国救火。在湘西的雪峰山会战中，他们重创日军，取得了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场大战的胜利。

　　1945年9月9日，赵振英经历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举世瞩目的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赵振英所在的40团第1营是打前站的先头部队，在8月20几号便开始飞往南京做准备工作。“黃埔路一路彩旗高挂，大门口里的广场道路两旁，每十步就竖有彩旗，每根旗杆下就有一名我营的警卫士兵肃立。我营担任整个仪式的警戒任务。我们头上戴着美式钢盔，全部戴白手套，端美式冲锋枪，精神焕发，威武庄严……”
　　赵振英还记得受降仪式当天在会场里，他亲眼见到了何应钦、顾祝同、冷欣等大人物，也看见了盟军的几位高官，更目睹了岗村宁次灰头土脸地向中国军人递交降书的那个振奋人心的画面。那个画面曾经无数次被他自豪地提起。作为投降签字仪式会场内外警戒工作的负责人，他是当时“会场内唯一能自由走动的人”。几年前他还说：“亲历南京受降，这是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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