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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文本，首先分析墨子时期“乐”的各层涵义，如：礼乐、尚未分化的艺术综合体等，再从“乐”的角度，分析墨子“非乐”的涵义，是非“礼乐”，还是非“一切乐”，还是非包括“乐”在内的一切享乐。
【关键词】乐；非乐；墨子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一、墨子时期“乐”之涵义
“乐”，在我国古代主要指音乐，同时也包括诗、歌舞，是一种尚未分化的艺术综合体。
据《吕氏春秋》的《古乐》记载，古代帝王作“乐”，都是用于祭祀上天或庆祝功绩等典礼活动，如朱襄氏因天下“多风而阳氣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而“作五弦瑟，以來阴氣，以定群生。”即用“乐（五弦瑟）”来祈求国泰民安。帝颛项命飞龙作《承云》，帝尧命质和瞽叟作《大章》，都是为了“祭上帝”。禹命皋陶作《夏龠九成》是为了“昭其功”（大禹治水之功），汤命伊尹作《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是为了表彰汤“率六州以讨桀罪”的功德。武王命周公作《大武》也是为了歌颂武王伐纣，“以锐兵克之于牧野”的武功。
在西周时，周公“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乐”还是配合各级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舞乐。舞乐的规模，必须同享受的级别保持一致。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文化争鸣，对于“乐”这种文艺活动各家各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看法，如：儒家的遵从“礼乐”，孔子崇尚“尽善尽美”的《韶》（乐），孟子 “与民同乐”的“乐”；道家老庄的“大音希声”、“至乐无乐”；墨家的“非乐”；还有法家的纯粹功利主义的“乐”等等。
二、墨子所“非”之“乐”的涵义
墨子提出“非乐”，而其所非之“乐”，首先决不能认为是今天我们普遍所认为的“音乐”，同时也不能仅仅看做是包括诗歌、舞蹈、音乐在内的这种单纯的综合艺术的总和。墨子所“非”之“乐”是有其特殊意义的“乐”。
对于墨子所非之“乐”的具体所指，主要有三种见解：一是繁复的儒家礼乐；一是一切“乐”（这里的“乐”应该理解为先秦时期包括歌舞乐等等艺术在内的综合艺术，而非现如今我们所说的单纯的“音乐”）；一是包括衣食住行诸方面的享乐。墨子所非之“乐”，究竟是反对“儒家礼乐”，还是反对“一切乐”，还是反对“衣食住行诸方面的享乐”，这就需要进行一番探究了。
首先，墨子所非之“乐”是“儒家礼乐”，这是可以解释的通的，“儒家礼乐”将音乐同社会的政教伦理相结合，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为了使“乐”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的上下尊卑关系，使“乐”越来越繁复，劳民伤财。从底层贱民天生的与统治阶层的阶级对立观来看，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子也同代表士大夫阶层的儒家是势不两立的，维护统治阶层利益的儒家礼乐肯定要为墨子所批驳，但墨子所非之“乐”却又绝不仅仅只是“儒家礼乐”，墨子所非之“乐”，还应包括更为广泛的涵义。
其次，说墨子所非之“乐”是“一切乐”，这种说法也是不确切的。墨子所“非”之“乐”，应该是有针对性的批驳某些“乐”，而不是全盘的否定“一切乐”，墨子对于少到于无的先王之乐，是不反对的，甚至是提倡的。“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墨子·三辩》）由此可以看出，墨子并不是反对“一切乐的”，只不过墨子认为“乐”不利于治国，越是繁复的音乐越影响君王治理国家的效率，所以反对不利于“君子听政”、“贱人从事”的繁复的“乐”。但墨子认为简单到无的“乐”，是没有影响国家治理的坏处的，所以也是不用“非”的，由此看来，墨子所非之“乐”，并不能理解为“一切乐”。
再次，认为墨子所非之“乐”是包括衣食住行诸方面的享乐，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墨子·公孟》篇中言道：“子墨子曰问于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这里“乐以为乐也”第一个“乐”做音乐讲，第二个“乐”就做娱乐讲，所以可以看出，在墨子时期，“乐”字可理解为音乐的“乐”，也可以理解为娱乐的“乐”、享乐的“乐”。所以墨子所非之“乐”，某些意义上也可看做是反对娱乐之“乐”、享乐之“乐”。
墨子反对享乐之“乐”这和墨子的“贱人”出身和墨子的“法夏”思想都是分不开的。墨子崇尚俭朴的生活，衣食住行都坚持最低的生活标准，奢侈的音乐也是奢侈生活享乐的一个部分，墨子认为包括音乐的奢侈糜烂的享乐生活都会使人民不得利，所以是墨子所反对的。
从流传下来的文献材料：“齐宜王使人吹笙，必三百人。”（《韩非子·内储说上》）、“食必梁肉，衣必文绣” （《墨子·非乐上》）等等和当今的考古发现：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编钟及大量乐器实物等等来看，当时确实存在非常奢靡的音乐，当时的统治者也确实过着非常奢侈糜烂的生活，而这些贵族享乐确实影响了下层人民的生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对人民有害而无利。为了趋利避害，统治阶级这些奢侈的音乐、糜烂的生活确实是应该禁止的。
由此看来，墨子的所非之“乐”里是应该包括衣食住行诸方面的享乐的，但这些衣食住行诸方面的享乐之“乐”，也是指不能使人民得利的享乐，是统治阶层夸张奢靡生活的享乐，而不能看作是普通人民的衣食住行之享乐。同时墨子所非的这种奢侈的生活享乐之“乐”，是非常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的，可以看做是一种很积极的对“乐”的态度。
总结以上分析，我认为墨子所非之“乐”从广义上看，是指包括“乐”在内的衣食住行的诸方面的享乐，当然尤指加重人民负担，使人民不能得利的统治阶层奢糜的享乐；狭义的看具有两层特定含义：一是指东周后期统治阶级的铺张奢靡之乐；二是指与儒家所提倡的同繁文缛节之礼相对应的礼乐。
参考文献
[1]许维遹，梁运华.新编诸子集成本《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孙诒让.新编诸子集成本《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王先慎.新編诸子集成本《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关键词】乐；非乐；墨子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一、墨子时期“乐”之涵义
“乐”，在我国古代主要指音乐，同时也包括诗、歌舞，是一种尚未分化的艺术综合体。
据《吕氏春秋》的《古乐》记载，古代帝王作“乐”，都是用于祭祀上天或庆祝功绩等典礼活动，如朱襄氏因天下“多风而阳氣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而“作五弦瑟，以來阴氣，以定群生。”即用“乐（五弦瑟）”来祈求国泰民安。帝颛项命飞龙作《承云》，帝尧命质和瞽叟作《大章》，都是为了“祭上帝”。禹命皋陶作《夏龠九成》是为了“昭其功”（大禹治水之功），汤命伊尹作《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是为了表彰汤“率六州以讨桀罪”的功德。武王命周公作《大武》也是为了歌颂武王伐纣，“以锐兵克之于牧野”的武功。
在西周时，周公“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乐”还是配合各级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舞乐。舞乐的规模，必须同享受的级别保持一致。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文化争鸣，对于“乐”这种文艺活动各家各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看法，如：儒家的遵从“礼乐”，孔子崇尚“尽善尽美”的《韶》（乐），孟子 “与民同乐”的“乐”；道家老庄的“大音希声”、“至乐无乐”；墨家的“非乐”；还有法家的纯粹功利主义的“乐”等等。
二、墨子所“非”之“乐”的涵义
墨子提出“非乐”，而其所非之“乐”，首先决不能认为是今天我们普遍所认为的“音乐”，同时也不能仅仅看做是包括诗歌、舞蹈、音乐在内的这种单纯的综合艺术的总和。墨子所“非”之“乐”是有其特殊意义的“乐”。
对于墨子所非之“乐”的具体所指，主要有三种见解：一是繁复的儒家礼乐；一是一切“乐”（这里的“乐”应该理解为先秦时期包括歌舞乐等等艺术在内的综合艺术，而非现如今我们所说的单纯的“音乐”）；一是包括衣食住行诸方面的享乐。墨子所非之“乐”，究竟是反对“儒家礼乐”，还是反对“一切乐”，还是反对“衣食住行诸方面的享乐”，这就需要进行一番探究了。
首先，墨子所非之“乐”是“儒家礼乐”，这是可以解释的通的，“儒家礼乐”将音乐同社会的政教伦理相结合，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为了使“乐”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的上下尊卑关系，使“乐”越来越繁复，劳民伤财。从底层贱民天生的与统治阶层的阶级对立观来看，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子也同代表士大夫阶层的儒家是势不两立的，维护统治阶层利益的儒家礼乐肯定要为墨子所批驳，但墨子所非之“乐”却又绝不仅仅只是“儒家礼乐”，墨子所非之“乐”，还应包括更为广泛的涵义。
其次，说墨子所非之“乐”是“一切乐”，这种说法也是不确切的。墨子所“非”之“乐”，应该是有针对性的批驳某些“乐”，而不是全盘的否定“一切乐”，墨子对于少到于无的先王之乐，是不反对的，甚至是提倡的。“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墨子·三辩》）由此可以看出，墨子并不是反对“一切乐的”，只不过墨子认为“乐”不利于治国，越是繁复的音乐越影响君王治理国家的效率，所以反对不利于“君子听政”、“贱人从事”的繁复的“乐”。但墨子认为简单到无的“乐”，是没有影响国家治理的坏处的，所以也是不用“非”的，由此看来，墨子所非之“乐”，并不能理解为“一切乐”。
再次，认为墨子所非之“乐”是包括衣食住行诸方面的享乐，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墨子·公孟》篇中言道：“子墨子曰问于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这里“乐以为乐也”第一个“乐”做音乐讲，第二个“乐”就做娱乐讲，所以可以看出，在墨子时期，“乐”字可理解为音乐的“乐”，也可以理解为娱乐的“乐”、享乐的“乐”。所以墨子所非之“乐”，某些意义上也可看做是反对娱乐之“乐”、享乐之“乐”。
墨子反对享乐之“乐”这和墨子的“贱人”出身和墨子的“法夏”思想都是分不开的。墨子崇尚俭朴的生活，衣食住行都坚持最低的生活标准，奢侈的音乐也是奢侈生活享乐的一个部分，墨子认为包括音乐的奢侈糜烂的享乐生活都会使人民不得利，所以是墨子所反对的。
从流传下来的文献材料：“齐宜王使人吹笙，必三百人。”（《韩非子·内储说上》）、“食必梁肉，衣必文绣” （《墨子·非乐上》）等等和当今的考古发现：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编钟及大量乐器实物等等来看，当时确实存在非常奢靡的音乐，当时的统治者也确实过着非常奢侈糜烂的生活，而这些贵族享乐确实影响了下层人民的生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对人民有害而无利。为了趋利避害，统治阶级这些奢侈的音乐、糜烂的生活确实是应该禁止的。
由此看来，墨子的所非之“乐”里是应该包括衣食住行诸方面的享乐的，但这些衣食住行诸方面的享乐之“乐”，也是指不能使人民得利的享乐，是统治阶层夸张奢靡生活的享乐，而不能看作是普通人民的衣食住行之享乐。同时墨子所非的这种奢侈的生活享乐之“乐”，是非常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的，可以看做是一种很积极的对“乐”的态度。
总结以上分析，我认为墨子所非之“乐”从广义上看，是指包括“乐”在内的衣食住行的诸方面的享乐，当然尤指加重人民负担，使人民不能得利的统治阶层奢糜的享乐；狭义的看具有两层特定含义：一是指东周后期统治阶级的铺张奢靡之乐；二是指与儒家所提倡的同繁文缛节之礼相对应的礼乐。
参考文献
[1]许维遹，梁运华.新编诸子集成本《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孙诒让.新编诸子集成本《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王先慎.新編诸子集成本《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