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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杨绛深居简出，绝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在她百岁诞辰之际，杨绛曾说：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没有“登泰山而
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英国诗人、作家沃尔特·萨维奇·兰德，74岁生日时曾写下这首小诗，表达自己暮年时与世无争的心境。晚年的杨绛很喜欢这首诗，曾将它翻译成中文，题名为《生与死》，发在散文选集《杨绛散文》卷首题辞上，并多次在文集自序中引用这首诗。
有关杨绛的研究文章、文集引述里，兰德这首《生与死》被多方引用，作为百岁老人杨绛通达从容、淡泊宁静人生态度的佐证。
兰德才华横溢，但性格热烈鲜明、嬉笑怒骂从无拘束，这让他屡遭挫折，以致坎坷潦倒一生，生前并未得到同辈作家、评论家的认可。
杨绛的命运则全然不同，晚年以写作散文《干校六记》《我们仨》为大众熟知，一生谨言慎行。钱钟书夫人、作家、通晓多国语言的翻译家、剧作家……杨绛身上有众多光环。
但她深居简出，绝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很少公开露面，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苏东坡这句词里的境界，杨绛达到了。
多年来，杨绛以低调睿智的百岁老人形象活在普通大众的想象中。
杨绛的生命之火萎了。
5月25日凌晨，著名翻译家、散文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此前几天，杨绛病逝的消息曾传出过，但很快被辟谣。
炎热漫长的夏季就要到来。再过不到两个月，差不多北京最热的时候，7月17日，就是杨绛105岁的生日。
民国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家闺秀，出身书香世家、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夫人，本人也是翻译家兼作家。穿越历史尘埃，过往的一切被蒙上神秘温情的色彩。105岁的杨绛，已成传奇。
杨绛和清华大学同岁。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杨绛也一百岁了。
作为中国最高学府，清华百年校庆注定是件大事。一系列校庆活动热闹举行，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校庆大会并发表了讲话，寄望青年学子“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负重任的栋梁之才”。
曾在清华大学外语系任教的杨绛，一如既往谢绝了清华校庆活动邀请，也谢绝了纷至沓来的采访请求。
这并不奇怪，清华校庆活动杨绛从来不参加。只在每年生日时，短暂接受学校领导登门拜访。唯一能让她公开露面参加的，大概只有清华大学的“好读书”奖学金捐赠仪式。
2001年，刚过完九十寿辰的杨绛，以先生钱钟书和女儿钱瑗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了一份《信托协议书》，将她与钱钟书的部分稿酬捐献给清华大学，成立“好读书”奖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学生完成学业。
“好读书”也是钱钟书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编纂时，所主编的馆刊名。
杨绛临近百岁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曾在位于三里河的寓所见到她，至今仍记得她从容可亲的样子：面色红润、皮肤白皙，脸上没有皱纹，精神也很好，像外婆一样和她聊家常。“完全不像一百岁的老人。”
2012年1月，百岁老人杨绛在北京家中，读书间隙靠着椅子上小憩。
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直属国务院，清一色三层的旧式小楼，楼间距很宽，乔木和草坪点缀其间，静谧幽深。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沒有封闭阳台的寓所，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此前，“文革”开始时，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先遣队”成员，钱钟书被下放至河南罗山县“五七干校”。1972年钱钟书和杨绛回京，但此前居住的学部宿舍已经住进了一对夫妇。两家人挤在一起，还爆发了打斗事件。
上世纪末，这段打斗往事被当事双方提及，曾在文坛热闹过一段时间，孰是孰非，至今没有定论。
此后钱钟书和杨绛逃离学部宿舍，先后在女儿钱瑗所在北师大集体宿舍、钱瑗朋友的两间教职工宿舍、学部一间堆放杂物的办公室居住过。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因为余震不断波及北京，两人曾被安排到大食堂居住。
1977年1月，学部办公处的工作人员给了杨绛一串钥匙，叫她坐学部的车，到三里河国务院新盖的宿舍区去看房子。一家三口仓促收拾家当，不到一个月就搬进这里。从此就再也没离开过，直到三人陆续离开人世。
丈夫钱钟书和女儿钱瑗先于她去世后，杨绛独自住在这里，“他们仨”的老地方。
水泥地，没有任何装修，水管和电线裸露在外面，整套房子保留着刚搬进来的样子。时间好像静止了。进门一条走廊，两侧各有两间屋子。左手边第二间就是客厅，大大的窗户，窗帘并没有拉上，暖春午后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在地面上，“温暖至极”。
杨绛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低头看一本书。左手边一个很大的书柜，一排钱钟书文集，还有她和钱钟书的多张合影。
她抬头见到了在门外踌躇的客人，招呼她到身边来坐。徐天问即将到来的百岁生日怎么过。杨绛说她不过生日，100岁了，“我生日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要是出去过生日，我还不得死啊？”
语调平淡，却给来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1年7月17日。再过两天，北京就进入伏天。
这年北京热得出奇。这是多年来北京出伏天最晚的一年，直到接近9月。后来中外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关于这一年的描述中，天象异常被作为背景反复提及。 这年是辛亥年，注定不同寻常的一年。杨绛后来和朋友的书信往来中，多次提及自己生于辛亥年。
4月，作为清华大学前身的清华学堂成立。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四年后，经过交涉，美国政府决定将赔款的一部分，在一定期限内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指定用于文化教育事业。清政府用这笔庚子赔款办了清华学堂。
晚于清华两个多月出生的杨绛，一生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一年，和这个国家众多有识之士一样，杨绛的父亲、出生于江苏无锡书香世家的杨荫杭，已经等待了多年。
杨荫杭，字补塘，出生于光绪四年，自幼受祖父和父亲教育。少年时代入天津中西学堂读书，后考入南洋公学，成绩优异，于1899年被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日本时，杨荫杭深受孙中山、黄兴等人影响，入学次年就和一批留日学生成立了励志会，从事反清活动。1905年，杨荫杭加入同盟会。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又远渡美国，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归国后，杨荫杭活跃在法学界，主张司法独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进步学者、法学家。
2013年，从拍卖公司撤拍的钱钟书及其家人杨绛、钱瑗的书信、手稿。
1911年7月，杨荫杭喜得千金，起名杨季康，就是后来的杨绛。
杨季康出生几个月后，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全国各地陆续爆发起义，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政府被推翻，史称辛亥革命。
楊荫杭多年努力推动的反清活动终于成功。跌宕起伏的中国近代史，就此拉开了序幕，也贯穿了杨季康一生。
此后，中国局势风云变幻，杨荫杭辗转各地任职，杨绛一直跟随，性格深受开明的父亲影响。
杨季康的姑姑杨荫榆，民国时著名的女教育家。曾获公费留学日本，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监。后又赴美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1924年，杨荫榆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开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杨绛，自然非同寻常。 受家庭环境影响，杨绛性格活泼、有主见。
1920年，杨绛进上海启明女校读书。这是法国天主教会为非教徒建立的一所女子学校，学校教育和管理完全西化，启明女校三年时间，杨绛在这里锻炼了独立生活能力。
这一能力刻进骨子里，此后跟随杨绛一生，帮助她和钱钟书度过了游学海外、回国自立、以至此后“文革”中一大段无比困难的时光。
1928年，杨绛17岁。她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清华虽然招收女生，这一年在苏州却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
在东吴大学，聪明好学、中英文俱佳的杨绛，很快就成为全校有名的“才女”。
很快，“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局势动荡，迅速波及至南方的校园。东吴大学很快就因学潮停课。杨绛面临毕业，不愿意浪费时间，于是与朋友一起北上去燕京大学借读。
这年3月，杨绛去清华看望好朋友蒋恩钿，老朋友孙令衔也要去看望他的表兄钱钟书，两人相约同行。在古月堂门口，杨绛与钱钟书见了短短一面。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杨绛临时变卦，去了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借读，学习外国语言学。1935年，她与钱钟书结为伉俪，同赴英法留学。一段伉俪佳话，就此徐徐展开。
在清华时，杨绛开始自己创作，老师朱自清很欣赏杨绛。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小说《璐璐，不用愁！》被朱自清推荐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
杨绛后来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研究员，但还没拿到学位就陪钱钟书西方游学。在此期间照顾二人起居，也未攻读任何学位。
但这并不妨碍她旁听自修，成为钱钟书口中“最才的女”。
钱钟书小说《围城》出版四年前，日本侵华期间，上海“孤岛”时期，杨绛编剧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就被搬上舞台，反响热烈，得到包括夏衍、柯灵在内的名家的赞誉，李健吾也称：“假如中国有喜剧，真的风俗喜剧……在现代中国的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里程碑。”学者罗郁正也称杨绛“原是数一数二的戏剧家”。
杨绛这一名字，正是写戏剧时期的笔名。《称心如意》被选中排演时，李健吾打来电话，问杨季康用什么笔名。杨季康想起家人叫她的名字时，说快了会把季康叫成“绛”，就回答李健吾说叫杨绛吧。
杨绛这一名字，从此一直用下来。
1957年，杨绛47岁，接到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著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堂·吉诃德》并不缺少高质量的英文和法文译版，杨绛精通英文和法文，但她想从西班牙原文直接翻译成中文，于是开始自学西班牙语。
此时“大跃进”开始，学术界兴起“拔白旗、插红旗”，反对浮夸风的知识分子，被当作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白旗”。学术创作和文学创作一样，很容易为写作者带来麻烦，一批学者转而遁进翻译领域。
学习西班牙语三年后，杨绛开始着手翻译《堂·吉诃德》。
1978年3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这是直接从西班牙文译为中文的第一个版本。那是一个对外国文化饥渴的年代，久旱甘霖，首印十万册很快就全部卖掉。
但“文革”刚开始时，《堂·吉诃德》译稿就被当做“黑稿子”没收。从干校回京后，所里提出要把没收的东西还给老先生们，杨绛提出要被没收的《堂·吉诃德》底稿。在办公室一个堆满废纸的垃圾堆里，外文组的支部书记翻出了《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出版后三个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和王后访华，作为礼物，邓小平将《堂·吉诃德》的中译本送给对方。杨绛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问她：“《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
2013年，杨绛意外出现在媒体上。
这年5月，北京一家拍卖公司宣布，一批总量110件的钱钟书及其家人杨绛、钱瑗的书信、手稿，将在北京拍卖。
杨绛和丈夫钱钟书。
向来低调、安静的杨绛突然发声。她公开表示，这些通信是私人往来之事，不同意公开拍卖。
在一封公开信件里，杨绛这样写道：“事情发展到现在，我一直想不明白，朋友之间的书信是人与人之间的信赖，这么多年的感情，怎么可以作为商品去交易？我已经100多岁，对于这件事，在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感情很受伤害！我打这官司，不仅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了大家，否则给别人的信都可以拿来拍卖，那以后谁还敢写信？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承诺都没有了。”
但拍卖并未因此撤销，杨绛愤而告上法庭，一场计划中的钱钟书杨绛书信拍卖取消了。后经法院审理判决，杨绛胜诉，一审获赔20万元。
胜诉获赔的20万元，杨绛全部捐给了清华大学法学院，用于普法讲座。
这年杨绛103岁，已经很久没出现在公众面前了。她终日坐在家里看书，整理、翻译钱钟书的作品。
前些年偶尔下楼散散步，近两年，已经很少再看到她出来。
1997年，钱瑗去世。1998年，钱钟书去世。
杨绛开始独居生活，她將自己埋进书堆里。百岁高龄，出散文集、整理钱钟书手稿。几乎每年都有作品整理出版。
2003年，92岁的杨绛重新提笔，在该年出版了散文集《我们仨》。书中回忆了她与钱钟书一路走来的时光，以及丈夫与女儿生前最后一段日子。
在第二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的开始，她如此谈论三个人的生活：“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她说，她是借写作来重温，让“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自己，和他们再聚聚。“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百岁生日前，杨绛在少有的一次笔谈采访中说：“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百岁这年，20卷《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出版。钱钟书生前曾阻止杨绛想补裰破旧笔记的想法，说“没用了”。钱钟书去世几年后，杨绛坚持了下来。“但是他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
“我应当尽我所能，为有志读书求知者，把钟书留下的笔记和日札妥为保存。”杨绛写道。
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9卷本《杨绛文集》，并为此举办了小范围的新闻发布会，杨绛照例未参加。
社科院陈奎元院长曾在2012年看望过杨绛，她提出三个要求：一、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二、不受奠仪;三、至多七八至亲送送。
杨绛去世后两天，27日，遗体在北京火化。上午九时从北京协和医院起灵前往八宝山。根据杨绛遗嘱，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发讣告称，钱钟书、杨绛先生家中所藏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及其他财产等，均作了安排交代，捐赠国家有关单位。
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英国诗人、作家沃尔特·萨维奇·兰德，74岁生日时曾写下这首小诗，表达自己暮年时与世无争的心境。晚年的杨绛很喜欢这首诗，曾将它翻译成中文，题名为《生与死》，发在散文选集《杨绛散文》卷首题辞上，并多次在文集自序中引用这首诗。
有关杨绛的研究文章、文集引述里，兰德这首《生与死》被多方引用，作为百岁老人杨绛通达从容、淡泊宁静人生态度的佐证。
兰德才华横溢，但性格热烈鲜明、嬉笑怒骂从无拘束，这让他屡遭挫折，以致坎坷潦倒一生，生前并未得到同辈作家、评论家的认可。
杨绛的命运则全然不同，晚年以写作散文《干校六记》《我们仨》为大众熟知，一生谨言慎行。钱钟书夫人、作家、通晓多国语言的翻译家、剧作家……杨绛身上有众多光环。
但她深居简出，绝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很少公开露面，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苏东坡这句词里的境界，杨绛达到了。
多年来，杨绛以低调睿智的百岁老人形象活在普通大众的想象中。
一
杨绛的生命之火萎了。
5月25日凌晨，著名翻译家、散文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此前几天，杨绛病逝的消息曾传出过，但很快被辟谣。
炎热漫长的夏季就要到来。再过不到两个月，差不多北京最热的时候，7月17日，就是杨绛105岁的生日。
民国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家闺秀，出身书香世家、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夫人，本人也是翻译家兼作家。穿越历史尘埃，过往的一切被蒙上神秘温情的色彩。105岁的杨绛，已成传奇。
杨绛和清华大学同岁。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杨绛也一百岁了。
作为中国最高学府，清华百年校庆注定是件大事。一系列校庆活动热闹举行，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校庆大会并发表了讲话，寄望青年学子“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负重任的栋梁之才”。
曾在清华大学外语系任教的杨绛，一如既往谢绝了清华校庆活动邀请，也谢绝了纷至沓来的采访请求。
这并不奇怪，清华校庆活动杨绛从来不参加。只在每年生日时，短暂接受学校领导登门拜访。唯一能让她公开露面参加的，大概只有清华大学的“好读书”奖学金捐赠仪式。
2001年，刚过完九十寿辰的杨绛，以先生钱钟书和女儿钱瑗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了一份《信托协议书》，将她与钱钟书的部分稿酬捐献给清华大学，成立“好读书”奖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学生完成学业。
“好读书”也是钱钟书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编纂时，所主编的馆刊名。
杨绛临近百岁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曾在位于三里河的寓所见到她，至今仍记得她从容可亲的样子：面色红润、皮肤白皙，脸上没有皱纹，精神也很好，像外婆一样和她聊家常。“完全不像一百岁的老人。”
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直属国务院，清一色三层的旧式小楼，楼间距很宽，乔木和草坪点缀其间，静谧幽深。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沒有封闭阳台的寓所，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此前，“文革”开始时，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先遣队”成员，钱钟书被下放至河南罗山县“五七干校”。1972年钱钟书和杨绛回京，但此前居住的学部宿舍已经住进了一对夫妇。两家人挤在一起，还爆发了打斗事件。
上世纪末，这段打斗往事被当事双方提及，曾在文坛热闹过一段时间，孰是孰非，至今没有定论。
此后钱钟书和杨绛逃离学部宿舍，先后在女儿钱瑗所在北师大集体宿舍、钱瑗朋友的两间教职工宿舍、学部一间堆放杂物的办公室居住过。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因为余震不断波及北京，两人曾被安排到大食堂居住。
1977年1月，学部办公处的工作人员给了杨绛一串钥匙，叫她坐学部的车，到三里河国务院新盖的宿舍区去看房子。一家三口仓促收拾家当，不到一个月就搬进这里。从此就再也没离开过，直到三人陆续离开人世。
丈夫钱钟书和女儿钱瑗先于她去世后，杨绛独自住在这里，“他们仨”的老地方。
水泥地，没有任何装修，水管和电线裸露在外面，整套房子保留着刚搬进来的样子。时间好像静止了。进门一条走廊，两侧各有两间屋子。左手边第二间就是客厅，大大的窗户，窗帘并没有拉上，暖春午后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在地面上，“温暖至极”。
杨绛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低头看一本书。左手边一个很大的书柜，一排钱钟书文集，还有她和钱钟书的多张合影。
她抬头见到了在门外踌躇的客人，招呼她到身边来坐。徐天问即将到来的百岁生日怎么过。杨绛说她不过生日，100岁了，“我生日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要是出去过生日，我还不得死啊？”
语调平淡，却给来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1911年7月17日。再过两天，北京就进入伏天。
这年北京热得出奇。这是多年来北京出伏天最晚的一年，直到接近9月。后来中外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关于这一年的描述中，天象异常被作为背景反复提及。 这年是辛亥年，注定不同寻常的一年。杨绛后来和朋友的书信往来中，多次提及自己生于辛亥年。
4月，作为清华大学前身的清华学堂成立。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四年后，经过交涉，美国政府决定将赔款的一部分，在一定期限内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指定用于文化教育事业。清政府用这笔庚子赔款办了清华学堂。
晚于清华两个多月出生的杨绛，一生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一年，和这个国家众多有识之士一样，杨绛的父亲、出生于江苏无锡书香世家的杨荫杭，已经等待了多年。
杨荫杭，字补塘，出生于光绪四年，自幼受祖父和父亲教育。少年时代入天津中西学堂读书，后考入南洋公学，成绩优异，于1899年被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日本时，杨荫杭深受孙中山、黄兴等人影响，入学次年就和一批留日学生成立了励志会，从事反清活动。1905年，杨荫杭加入同盟会。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又远渡美国，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归国后，杨荫杭活跃在法学界，主张司法独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进步学者、法学家。
1911年7月，杨荫杭喜得千金，起名杨季康，就是后来的杨绛。
杨季康出生几个月后，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全国各地陆续爆发起义，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政府被推翻，史称辛亥革命。
楊荫杭多年努力推动的反清活动终于成功。跌宕起伏的中国近代史，就此拉开了序幕，也贯穿了杨季康一生。
此后，中国局势风云变幻，杨荫杭辗转各地任职，杨绛一直跟随，性格深受开明的父亲影响。
杨季康的姑姑杨荫榆，民国时著名的女教育家。曾获公费留学日本，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监。后又赴美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1924年，杨荫榆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开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杨绛，自然非同寻常。 受家庭环境影响，杨绛性格活泼、有主见。
1920年，杨绛进上海启明女校读书。这是法国天主教会为非教徒建立的一所女子学校，学校教育和管理完全西化，启明女校三年时间，杨绛在这里锻炼了独立生活能力。
这一能力刻进骨子里，此后跟随杨绛一生，帮助她和钱钟书度过了游学海外、回国自立、以至此后“文革”中一大段无比困难的时光。
三
1928年，杨绛17岁。她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清华虽然招收女生，这一年在苏州却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
在东吴大学，聪明好学、中英文俱佳的杨绛，很快就成为全校有名的“才女”。
很快，“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局势动荡，迅速波及至南方的校园。东吴大学很快就因学潮停课。杨绛面临毕业，不愿意浪费时间，于是与朋友一起北上去燕京大学借读。
这年3月，杨绛去清华看望好朋友蒋恩钿，老朋友孙令衔也要去看望他的表兄钱钟书，两人相约同行。在古月堂门口，杨绛与钱钟书见了短短一面。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杨绛临时变卦，去了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借读，学习外国语言学。1935年，她与钱钟书结为伉俪，同赴英法留学。一段伉俪佳话，就此徐徐展开。
在清华时，杨绛开始自己创作，老师朱自清很欣赏杨绛。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小说《璐璐，不用愁！》被朱自清推荐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
杨绛后来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研究员，但还没拿到学位就陪钱钟书西方游学。在此期间照顾二人起居，也未攻读任何学位。
但这并不妨碍她旁听自修，成为钱钟书口中“最才的女”。
钱钟书小说《围城》出版四年前，日本侵华期间，上海“孤岛”时期，杨绛编剧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就被搬上舞台，反响热烈，得到包括夏衍、柯灵在内的名家的赞誉，李健吾也称：“假如中国有喜剧，真的风俗喜剧……在现代中国的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里程碑。”学者罗郁正也称杨绛“原是数一数二的戏剧家”。
杨绛这一名字，正是写戏剧时期的笔名。《称心如意》被选中排演时，李健吾打来电话，问杨季康用什么笔名。杨季康想起家人叫她的名字时，说快了会把季康叫成“绛”，就回答李健吾说叫杨绛吧。
杨绛这一名字，从此一直用下来。
1957年，杨绛47岁，接到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著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堂·吉诃德》并不缺少高质量的英文和法文译版，杨绛精通英文和法文，但她想从西班牙原文直接翻译成中文，于是开始自学西班牙语。
此时“大跃进”开始，学术界兴起“拔白旗、插红旗”，反对浮夸风的知识分子，被当作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白旗”。学术创作和文学创作一样，很容易为写作者带来麻烦，一批学者转而遁进翻译领域。
学习西班牙语三年后，杨绛开始着手翻译《堂·吉诃德》。
1978年3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这是直接从西班牙文译为中文的第一个版本。那是一个对外国文化饥渴的年代，久旱甘霖，首印十万册很快就全部卖掉。
但“文革”刚开始时，《堂·吉诃德》译稿就被当做“黑稿子”没收。从干校回京后，所里提出要把没收的东西还给老先生们，杨绛提出要被没收的《堂·吉诃德》底稿。在办公室一个堆满废纸的垃圾堆里，外文组的支部书记翻出了《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出版后三个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和王后访华，作为礼物，邓小平将《堂·吉诃德》的中译本送给对方。杨绛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问她：“《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
四
2013年，杨绛意外出现在媒体上。
这年5月，北京一家拍卖公司宣布，一批总量110件的钱钟书及其家人杨绛、钱瑗的书信、手稿，将在北京拍卖。
向来低调、安静的杨绛突然发声。她公开表示，这些通信是私人往来之事，不同意公开拍卖。
在一封公开信件里，杨绛这样写道：“事情发展到现在，我一直想不明白，朋友之间的书信是人与人之间的信赖，这么多年的感情，怎么可以作为商品去交易？我已经100多岁，对于这件事，在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感情很受伤害！我打这官司，不仅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了大家，否则给别人的信都可以拿来拍卖，那以后谁还敢写信？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承诺都没有了。”
但拍卖并未因此撤销，杨绛愤而告上法庭，一场计划中的钱钟书杨绛书信拍卖取消了。后经法院审理判决，杨绛胜诉，一审获赔20万元。
胜诉获赔的20万元，杨绛全部捐给了清华大学法学院，用于普法讲座。
这年杨绛103岁，已经很久没出现在公众面前了。她终日坐在家里看书，整理、翻译钱钟书的作品。
前些年偶尔下楼散散步，近两年，已经很少再看到她出来。
1997年，钱瑗去世。1998年，钱钟书去世。
杨绛开始独居生活，她將自己埋进书堆里。百岁高龄，出散文集、整理钱钟书手稿。几乎每年都有作品整理出版。
2003年，92岁的杨绛重新提笔，在该年出版了散文集《我们仨》。书中回忆了她与钱钟书一路走来的时光，以及丈夫与女儿生前最后一段日子。
在第二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的开始，她如此谈论三个人的生活：“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她说，她是借写作来重温，让“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自己，和他们再聚聚。“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百岁生日前，杨绛在少有的一次笔谈采访中说：“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百岁这年，20卷《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出版。钱钟书生前曾阻止杨绛想补裰破旧笔记的想法，说“没用了”。钱钟书去世几年后，杨绛坚持了下来。“但是他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
“我应当尽我所能，为有志读书求知者，把钟书留下的笔记和日札妥为保存。”杨绛写道。
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9卷本《杨绛文集》，并为此举办了小范围的新闻发布会，杨绛照例未参加。
社科院陈奎元院长曾在2012年看望过杨绛，她提出三个要求：一、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二、不受奠仪;三、至多七八至亲送送。
杨绛去世后两天，27日，遗体在北京火化。上午九时从北京协和医院起灵前往八宝山。根据杨绛遗嘱，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发讣告称，钱钟书、杨绛先生家中所藏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及其他财产等，均作了安排交代，捐赠国家有关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