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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3日，星期三，大战告终第三天。万里之外的巴黎和伦敦依旧沉浸在与初冬气候迥异的欢喜气氛中，革命的狂飙则仍在柏林、维也纳和彼得格勒继续上演。在中华民国首都北京，宝洁公司联合创始人詹姆斯·甘博的孙子、28岁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美籍干事西德尼·甘博（Sidney D. Gamble）用他的Speed Graphic型大画幅4×5英尺照相机记录下了两个特殊的场景：在东单北大街与西总布胡同西口交叉处，身着黑色制服的中国巡警正指挥着一队民夫，手忙脚乱地将一座四柱七楼的汉白玉石牌坊拆卸成大大小小的散件。在象征国家尊严、平日大门紧闭的中华门（原址现为毛主席纪念堂）正前方，樹立起了一座六柱五楼的竹制彩牌楼，正中央悬挂着新任国务总理钱能训亲笔题写的四个大字——“公理战胜”。
那座被拆卸一空的石牌坊，曾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物“克林德碑”。1900年6月20日，时任德国驻华公使冯·克林德男爵在西总布胡同西口被清军击毙，成为引发八国联军侵华之役的导火索。战后德方强迫清廷派专使赴柏林谢罪，并在克林德毙命之处兴建一座纪念坊，上刻光绪皇帝亲笔起草的“惋惜凶事之旨”，“以彰令名，并表朕旌善恶恶之意”。这座耻辱性的牌坊距离东堂子胡同的前清总理衙门旧址和石大人胡同的北洋政府外交部大楼仅有咫尺之遥，在鼎革前后的中国外交官心中皆是最刺目的疮疤，如今终于随着德国的战败被一扫而光。牌坊拆开后的构件被装上平板车，转移到故宫南侧的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在西郊朗润园中的战俘营，被拘禁一年有余的原驻华德军官兵也得到了准备回国的通知。
11月28日，太和殿前广场举行了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次阅兵式。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悉心编练的“参战军”一部，与自东交民巷调来的协约国各使馆卫队一道，接受了中国政府要人与各国驻华使节的联合检阅。几位在中国参战问题上发挥过关键作用的名角实施：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前财政总长梁启超、暂时退居幕后的段祺瑞、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以及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悉数列席观礼。须发皆白的大总统徐世昌向到场的两万多名宾客发表了感慨深沉的演讲，回顾了自1914年大战爆发以来，中国在“侨工之协助，粮食之输供，原料之补充，军需之制给”等事务上对协约国集团倾力相助，“事无巨细，必竭其勤”的历史；并寄望在战后缔造“全世界之和平”的进程中，中国亦能“克尽相当之义务，奋力疾追”。阅兵式结束后，太和殿前鸣放了108响礼炮，全国开始为期三天的公共休假。
即使是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2018年，不同国家的民众对那场首度被冠以“世界大战”之名的漫长冲突的集体记忆，依旧有着明显的歧义。在英国，数十万青年士兵遗尸于1915年的弗兰德战场造成的震撼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弗兰德海岸盛产的红色虞美人花从此被冠以“悼亡虞美人”（Remembrance Poppy）之名。每年11月11日，佩戴悼亡虞美人徽章已经成为英联邦成员国国民共通的仪式，以警醒战争带来的浩劫。在美国，对壮志未酬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评述被再度提起；由他首倡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使美国第一次得以跻身传统上由欧洲列强独占的世界外交舞台中心，但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却收获了一言难尽的终局。然而对“十四点”尤其是其中革命性的“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理念，东欧、巴尔干和中近东一系列中小国家至今抱有感激之情。对这些国家而言，“民族自决”赋予的正当性支持使它们得以从沙俄、奥匈、土耳其三大帝国崩溃的废墟中破茧而出，收获新生。而这正是大战直接催生的结果。
唯独在中国，大战带来的转变，迅速为其他一系列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所遮蔽。距离徐世昌发表那番热情洋溢的演说仅仅5个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遭遇外交失败，未能收回战时已为日本攫取的山东权益。此事成为历史性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也使中国民众关于“一战”的长期情感记忆，耻辱性远大过成就感。战争后期曾短暂为中国所收回的外蒙古主权，在20年代初远东政治的新动荡中亦得而复失，并最终在1945年被永久化。当中国人回顾本国在1914～1918年经历的历史时，直观感觉往往是异常突出的混乱、无序和涣散：在大战进行的四年多里，北京政府累计经历过12次内阁彻底改组，有9人出任或代理过国务总理，两度发生帝制复辟，爆发过两次南北全面内战。1915年的《二十一条》交涉以及1918年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几乎使中国置于遭近邻日本独占的处境。就在徐世昌宣布中国已“（凭）公理战胜（强权）”的那一天，全国仍有两个互相对立的国会和政府，分裂状况直至1928年底才告一段落。加之中国并未派正规军赴欧参战，致使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巴黎和会期间，竟发表了中国对此役“未出一先令，未死一个人”的攻击性言辞，似乎坐实了中国困顿于内乱、对大战殊少贡献的习惯性印象。
然而此次大战之所以会被冠以“世界”之名，新意恰恰在于涵盖范围更广的全球图景，尤其是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国际行为准则，在战争进程中的浮现。在19世纪能以欧洲一隅撬动全球权势格局的英、法、德等传统列强，在财富、人力和物质损耗空前惊人的总体战时代已无暇他顾。在东北亚—西太平洋，逐渐兴起了以“中国之命运”为核心命题的区域国际关系体系，使日美两大新兴强国皆卷入其中，从而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的亚洲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在战后的1922年，太平洋和远东秩序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成为华盛顿会议上全球关注的焦点，新的《九国公约》由此诞生，日本独霸东亚大陆的野心遭到挫败。而以“五四运动”以及作为大战副产品的中苏关系交涉为契机，中国深刻进入了战后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大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就此开启，最终使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变化并非纯系运气或机缘造就，而是中国政府决策者、外交官、知识分子乃至社会各阶层在大战期间审时度势、主动争取的结果。1901年灾难性的《辛丑条约》宣告了中国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对近代国际体系持久抵抗的失败；中国正式进入国际社会，但依旧是以不平等、受摆布和宰割的客体身份。以近代欧洲为发源地的一整套国际社会运作机制和文明准则，通过暴力强加给了中国，收获的则是夹杂有顿悟和愤懑的复杂情绪。第一代“西化论”者和共和主义者试图通过推进内部革命，以建成与欧美同质的宪政体制来博取外交上的平等地位。但在北洋政府成立之后，谋求改订平等新约的尝试依旧为列强稳固的在华均势（Balance of Power）体制所挫败。中国在财政独立和边疆安全上仍无法实现自主。 1914年爆发的大战，给中国的国际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带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机会。随着欧洲列强走向全面军事冲突，均势体制不复存在，世界秩序乃至东北亚国际关系迎来了新一轮洗牌。中国重新定位本国与国际社会间关系的可能性就此出现。从大战爆发之日起，以梁士诒、梁启超、顾维钧等“外交政策群体”（Foreign Policy Public）為基干的北洋政府外事和决策精英就已经意识到：获得参与战后和平体制缔造的机会，是中国摆脱“辛丑体制”、赢取具有主体性的平等国际地位的最大希望；而要获得此种机会，就必须加入更有希望赢得大战的协约国阵营，为最终的胜利做出贡献。从1914年到1917年，中国三次谋求对德奥宣战，其间曾历经国内政局动荡的纷扰和日本独霸野心的威胁，最终得以如愿。由梁士诒首倡的“以工代兵”模式，自1916年起将14万名“中国劳工旅”（Chinese Labour Corps）成员输送到欧洲战场，在最大限度地抵消了中国宣战偏晚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实际贡献。一番苦心运作之后，中国终究得以以平等身份参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在战后世界秩序的缔造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与“一战”关系史研究专家徐国琦指出：“中国参加‘一战’，从小处着眼，是为了应付日本，为了在战后和会上占一席之地。但从长远看，是为了加入国际社会，为了国际化，为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有发言权。”从直接结果看，参战使得德奥两国在华的租借地、势力范围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种种不平等权益被一扫而空，并在事实上终结了中国对屈辱性的庚子赔款的支付。20年代初北洋政府与德、奥两国新政府签订的全新双边条约，成为民国初年改订平等新约进程中的关键节点。而通过在战后历次国际会议上勉力发声，特别是利用日美关系的变化寻求国际支持，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最终得以收回山东权益，从而有效弥补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造成的损失。而在参战以及战后和平问题造成的内部涟漪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通过著书立说、发表演讲、联络工商界和学界以及与闻国是，形成了覆盖范围甚广的社会动员机制。“五四运动”的兴起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便是这种机制的直接成果。
那位以影像记录了中国人在胜利之日欢庆场景以及“五四运动”爆发时刻的美国人甘博，战后参与到了协助在欧美华工回国的志愿服务活动中。与此同时，另一位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耶鲁大学毕业生晏阳初也在法国前线的华工营地里，义务为同胞们承担代写书信、教授文化等工作。1931年，第四次来华做社会学研究的甘博在河北定县与晏阳初相遇，后者当时已经把他在华工营中的实践经历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平民教育理念，并在定县进行集中实验。回到美国后，甘博出版了三卷本汉学名著《定县：一个华北乡村社区》；他和晏阳初的人生道路，都被那场发生在遥远欧洲的大战彻底改变了。
1920年7月4日，被拆散的克林德牌坊在中央公园南门重新树立起来。三块坊心石上与“惋惜凶事”和“谢罪”有关的文字被全部抹去，钱能训题写的“公理战胜”四个大字被郑重地镌刻在中央的匾额上。1952年10月，有37个国家代表出席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决定再度更换匾额，由郭沫若题写了“保卫和平”四字，至今尚存。那时节，中国已经经历了一场新的革命和新的世界大战，成功跻身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和全球主要大国之一。始于“一战”的转折，终于结出了果实。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43期）
那座被拆卸一空的石牌坊，曾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物“克林德碑”。1900年6月20日，时任德国驻华公使冯·克林德男爵在西总布胡同西口被清军击毙，成为引发八国联军侵华之役的导火索。战后德方强迫清廷派专使赴柏林谢罪，并在克林德毙命之处兴建一座纪念坊，上刻光绪皇帝亲笔起草的“惋惜凶事之旨”，“以彰令名，并表朕旌善恶恶之意”。这座耻辱性的牌坊距离东堂子胡同的前清总理衙门旧址和石大人胡同的北洋政府外交部大楼仅有咫尺之遥，在鼎革前后的中国外交官心中皆是最刺目的疮疤，如今终于随着德国的战败被一扫而光。牌坊拆开后的构件被装上平板车，转移到故宫南侧的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在西郊朗润园中的战俘营，被拘禁一年有余的原驻华德军官兵也得到了准备回国的通知。
11月28日，太和殿前广场举行了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次阅兵式。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悉心编练的“参战军”一部，与自东交民巷调来的协约国各使馆卫队一道，接受了中国政府要人与各国驻华使节的联合检阅。几位在中国参战问题上发挥过关键作用的名角实施：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前财政总长梁启超、暂时退居幕后的段祺瑞、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以及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悉数列席观礼。须发皆白的大总统徐世昌向到场的两万多名宾客发表了感慨深沉的演讲，回顾了自1914年大战爆发以来，中国在“侨工之协助，粮食之输供，原料之补充，军需之制给”等事务上对协约国集团倾力相助，“事无巨细，必竭其勤”的历史；并寄望在战后缔造“全世界之和平”的进程中，中国亦能“克尽相当之义务，奋力疾追”。阅兵式结束后，太和殿前鸣放了108响礼炮，全国开始为期三天的公共休假。
即使是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2018年，不同国家的民众对那场首度被冠以“世界大战”之名的漫长冲突的集体记忆，依旧有着明显的歧义。在英国，数十万青年士兵遗尸于1915年的弗兰德战场造成的震撼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弗兰德海岸盛产的红色虞美人花从此被冠以“悼亡虞美人”（Remembrance Poppy）之名。每年11月11日，佩戴悼亡虞美人徽章已经成为英联邦成员国国民共通的仪式，以警醒战争带来的浩劫。在美国，对壮志未酬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评述被再度提起；由他首倡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使美国第一次得以跻身传统上由欧洲列强独占的世界外交舞台中心，但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却收获了一言难尽的终局。然而对“十四点”尤其是其中革命性的“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理念，东欧、巴尔干和中近东一系列中小国家至今抱有感激之情。对这些国家而言，“民族自决”赋予的正当性支持使它们得以从沙俄、奥匈、土耳其三大帝国崩溃的废墟中破茧而出，收获新生。而这正是大战直接催生的结果。
唯独在中国，大战带来的转变，迅速为其他一系列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所遮蔽。距离徐世昌发表那番热情洋溢的演说仅仅5个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遭遇外交失败，未能收回战时已为日本攫取的山东权益。此事成为历史性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也使中国民众关于“一战”的长期情感记忆，耻辱性远大过成就感。战争后期曾短暂为中国所收回的外蒙古主权，在20年代初远东政治的新动荡中亦得而复失，并最终在1945年被永久化。当中国人回顾本国在1914～1918年经历的历史时，直观感觉往往是异常突出的混乱、无序和涣散：在大战进行的四年多里，北京政府累计经历过12次内阁彻底改组，有9人出任或代理过国务总理，两度发生帝制复辟，爆发过两次南北全面内战。1915年的《二十一条》交涉以及1918年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几乎使中国置于遭近邻日本独占的处境。就在徐世昌宣布中国已“（凭）公理战胜（强权）”的那一天，全国仍有两个互相对立的国会和政府，分裂状况直至1928年底才告一段落。加之中国并未派正规军赴欧参战，致使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巴黎和会期间，竟发表了中国对此役“未出一先令，未死一个人”的攻击性言辞，似乎坐实了中国困顿于内乱、对大战殊少贡献的习惯性印象。
然而此次大战之所以会被冠以“世界”之名，新意恰恰在于涵盖范围更广的全球图景，尤其是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国际行为准则，在战争进程中的浮现。在19世纪能以欧洲一隅撬动全球权势格局的英、法、德等传统列强，在财富、人力和物质损耗空前惊人的总体战时代已无暇他顾。在东北亚—西太平洋，逐渐兴起了以“中国之命运”为核心命题的区域国际关系体系，使日美两大新兴强国皆卷入其中，从而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的亚洲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在战后的1922年，太平洋和远东秩序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成为华盛顿会议上全球关注的焦点，新的《九国公约》由此诞生，日本独霸东亚大陆的野心遭到挫败。而以“五四运动”以及作为大战副产品的中苏关系交涉为契机，中国深刻进入了战后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大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就此开启，最终使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变化并非纯系运气或机缘造就，而是中国政府决策者、外交官、知识分子乃至社会各阶层在大战期间审时度势、主动争取的结果。1901年灾难性的《辛丑条约》宣告了中国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对近代国际体系持久抵抗的失败；中国正式进入国际社会，但依旧是以不平等、受摆布和宰割的客体身份。以近代欧洲为发源地的一整套国际社会运作机制和文明准则，通过暴力强加给了中国，收获的则是夹杂有顿悟和愤懑的复杂情绪。第一代“西化论”者和共和主义者试图通过推进内部革命，以建成与欧美同质的宪政体制来博取外交上的平等地位。但在北洋政府成立之后，谋求改订平等新约的尝试依旧为列强稳固的在华均势（Balance of Power）体制所挫败。中国在财政独立和边疆安全上仍无法实现自主。 1914年爆发的大战，给中国的国际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带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机会。随着欧洲列强走向全面军事冲突，均势体制不复存在，世界秩序乃至东北亚国际关系迎来了新一轮洗牌。中国重新定位本国与国际社会间关系的可能性就此出现。从大战爆发之日起，以梁士诒、梁启超、顾维钧等“外交政策群体”（Foreign Policy Public）為基干的北洋政府外事和决策精英就已经意识到：获得参与战后和平体制缔造的机会，是中国摆脱“辛丑体制”、赢取具有主体性的平等国际地位的最大希望；而要获得此种机会，就必须加入更有希望赢得大战的协约国阵营，为最终的胜利做出贡献。从1914年到1917年，中国三次谋求对德奥宣战，其间曾历经国内政局动荡的纷扰和日本独霸野心的威胁，最终得以如愿。由梁士诒首倡的“以工代兵”模式，自1916年起将14万名“中国劳工旅”（Chinese Labour Corps）成员输送到欧洲战场，在最大限度地抵消了中国宣战偏晚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实际贡献。一番苦心运作之后，中国终究得以以平等身份参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在战后世界秩序的缔造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与“一战”关系史研究专家徐国琦指出：“中国参加‘一战’，从小处着眼，是为了应付日本，为了在战后和会上占一席之地。但从长远看，是为了加入国际社会，为了国际化，为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有发言权。”从直接结果看，参战使得德奥两国在华的租借地、势力范围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种种不平等权益被一扫而空，并在事实上终结了中国对屈辱性的庚子赔款的支付。20年代初北洋政府与德、奥两国新政府签订的全新双边条约，成为民国初年改订平等新约进程中的关键节点。而通过在战后历次国际会议上勉力发声，特别是利用日美关系的变化寻求国际支持，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最终得以收回山东权益，从而有效弥补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造成的损失。而在参战以及战后和平问题造成的内部涟漪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通过著书立说、发表演讲、联络工商界和学界以及与闻国是，形成了覆盖范围甚广的社会动员机制。“五四运动”的兴起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便是这种机制的直接成果。
那位以影像记录了中国人在胜利之日欢庆场景以及“五四运动”爆发时刻的美国人甘博，战后参与到了协助在欧美华工回国的志愿服务活动中。与此同时，另一位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耶鲁大学毕业生晏阳初也在法国前线的华工营地里，义务为同胞们承担代写书信、教授文化等工作。1931年，第四次来华做社会学研究的甘博在河北定县与晏阳初相遇，后者当时已经把他在华工营中的实践经历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平民教育理念，并在定县进行集中实验。回到美国后，甘博出版了三卷本汉学名著《定县：一个华北乡村社区》；他和晏阳初的人生道路，都被那场发生在遥远欧洲的大战彻底改变了。
1920年7月4日，被拆散的克林德牌坊在中央公园南门重新树立起来。三块坊心石上与“惋惜凶事”和“谢罪”有关的文字被全部抹去，钱能训题写的“公理战胜”四个大字被郑重地镌刻在中央的匾额上。1952年10月，有37个国家代表出席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决定再度更换匾额，由郭沫若题写了“保卫和平”四字，至今尚存。那时节，中国已经经历了一场新的革命和新的世界大战，成功跻身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和全球主要大国之一。始于“一战”的转折，终于结出了果实。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8年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