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消费国和受害国，中国一直尴尬地保持着多项“世界第一”：烟叶种植面积第一，烟叶收购量第一，卷烟产量第一，卷烟消费量第一，吸烟人数世界第一，烟草利税第一，死于吸烟相关疾病人数第一……而这些，也意味着中国的控烟之路，必然一路坎坷艰难。
　　漫漫控烟路
　　今年5月31日是第27个世界无烟日。以“提高烟草税”为主题，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提高烟草税、减少烟草消费的倡议。在中国，一系列相关的宣传活动也在各个城市积极展开，通过公益宣传海报、电视公益广告、广播、互联网等方式，再一次让人们了解和意识到吸烟对于人类健康、自然环境甚至子孙后代的危害，从而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倡导控烟和禁烟。
　　然而，中国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国，按照公约的要求，早在三年前就应该完成包括室内办公场所在内的所有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烟。然而，按照目前的情况，中国控烟与公约要求依然相去甚远。2014年中国履行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仍未达到公约标准，因为公约呼吁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而目前我国《广告法》修订草案只对部分烟草广告实行限制，例如以广告牌等形式进行的烟草广告仍被许可。
　　烟草大国的尴尬
　　在中国，控烟之所以步履维艰，最大的原因在于烟草行业是中国实现税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型烟草企业是国内多个省份重要的纳税来源。2013年，烟草行业全年实现工商税利9559.86亿元，同比增长10.53%。全年上缴财政总额8161.22亿元，增长13.9%。而预计今年实现税利总额将超过1万亿元，对于国家税收来说可谓功不可没。
　　一方面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支柱来源，另一方面是吸烟为国民健康和生活环境带来的严重危害；一方面是肯定烟草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成果，另一方面又难免担忧这会对吸烟人群与潜在的吸烟者产生变相的激励、暗示、诱导；中国烟草行业就这样站在这个尴尬的天平之上，左右摇摆。
　　中国如此庞大的烟民人数，令中国的控烟成本和难度巨大。据中国控烟协会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吸烟的主要原因为社会交往、个性显示、生活放松。而不良生活方式的沉疴、人情往来的习俗、广告及影视作品的诱导以及地方烟草经济的保护等因素，令中国控烟难上加难。以男性为主体的吸烟人群，具有明显的群体性影响效应，尤其是在19—30岁的年龄群体上这一特征尤其突出，这一群体恰恰是最不愿意接受控烟的群体。
　　“事实上，国民烟草消费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已经远远超过它带来的税收”，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因为烟草消费是立刻能见到的税收，但是烟草带来的危害是长期的，中国人吸烟导致各种疾病治疗的直接成本，以及吸烟导致的间接成本——包括误工损失、被动吸烟、火灾、环境污染等，这些损失的数字更加触目惊心。”
　　长效机制在何方
　　尽管中国半数以上的城市都制定了控烟条例，而实际上却由于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管机制而执行效果甚微。2013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一举措，是要从根治“权力烟”、“腐败烟”入手，从而带动社会整体取得全面控烟的长远成效。
　　在中国，领导干部带头禁烟只是新机制尝试的一小步。要确保公共场所禁烟、全面控烟取得长久实效，彻底遏制陋习，保障公众健康，尚需多措并举，方可逐渐建立长效机制。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全面控烟的全国性法律，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虽有“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条款，但该实施细则为卫生部规章，缺乏刚性约束力。虽然在社会各界推动下，全面无烟环境立法和执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无法从根本上实现控烟的目标。
　　“控烟最需要的是严厉的立法监管和公众的监督。”原中国预防科学院副院长、知名控烟专家吴宜群表示，全面控烟需要立法的强制性，以及细化措施和强化监督。同时，要持续、广泛开展禁烟控烟宣传教育。要强化宣传、文化、教育、卫生部门控烟教育中的社会责任，加大烟草危害健康的社会干预，纠正公众对于吸烟不良认识，大力塑造廉洁、健康、阳光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