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好的时候我出去散步，小花园里有一个爷爷带着孙子玩耍。小孩子一岁多，大概刚刚会跑——中国话是很精确的，是会“跑”而不是会“走”，因为他还不会走，只会跑。走其实比跑要难，需要更强的平衡能力。
　　小孩子虽然小，却被打扮得很成熟，小分头，小西服，皱巴巴的牛仔裤——可爱是可爱，我是不会这么给孩子穿的，因为不舒服。套用朱自清《荷塘月色》的话就是，“可爱是你们的，我什么都没有”。
　　忽然爷爷登高望远了一下，神秘地对孩子说：你看看，谁来了？
　　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得意，好像埋伏了一个宝藏一样，预知看到它的人会有大惊喜。
　　孩子傻乎乎地抬头看了一下，没有看见什么，再看了一下，看见了。他马上扭着屁股跑过去，用他如今所能掌控的最勇敢的速度。
　　妈妈！妈妈！
　　他叫着。
　　这个孩子的妈妈看起来是个比较神经大条的妇女。她皱着眉头在想着什么事，看到孩子向她跑过来，也没有让她的眉头舒展开。
　　她大概觉得一个简单的拥抱就足够了。
　　但显然不是。
　　孩子在她的怀抱里扭来扭去、拱来拱去地喊着：妈妈，妈妈。
　　很快这个妈妈放弃了她的烦恼，投入到妈妈的角色里去，她抚摸着孩子的头和背，嘴巴里说着：喔，宝宝乖，喔呀呀，宝宝乖，噢。
　　在我的生命里，有两个人曾经这样全心全意地扑向我，一个是我弟弟，一个是我儿子。
　　我比弟弟大六岁。从学校放学回来，走过一条种满石榴树的小径，就拐上了一条红色的砖路。一般而言，我弟弟正被保姆带着在那条路上玩。我弟弟看见我，就会和那个小孩子一样，用最快的速度歪歪扭扭地向我扑过来，不同的是他高声地喊叫着：姐姐！姐姐！
　　有的时候他像头小牛一样把我顶个屁股蹲儿。
　　这种动作特别能够激发一个人的母性，哪怕这个人是个小女孩。
　　很小我就像个妈一样管理弟弟。我家的小院子有棵香椿树，为了让我弟弟能够长个高个子，我常常端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督促他一遍遍地跑过去，跳起来去够香椿叶子。那时候他也就八九岁，我真是高瞻远瞩。大学我读英语系，他刚入初中，寒暑假我就是最严苛的家庭教师，完不成作业会体罚——扭脸蛋、打屁股。我弟弟是个老实认真的孩子，只会哭。长大后他控诉我——我则只记得我的善行，不记恶举——这么做的不是我一个。我读博士时，弟弟考上山大，军训时候我买好吃的给他，带他吃所有我们能吃得起的馆子，帮他出谋划策追女孩子，生病的时候带他看病，租各种好看的碟子让他消磨病中时光。
　　之所以记得这些事，是因为我的身体出现了事故。这个事故一出，亲人们纷纷跳出来说多么爱我。我弟弟说我为他做过的所有事，他全部都记得。
　　我其实不怎么记得了，因为我其实是个凉薄的人。爱只有那么多，有了自己的孩子，就几乎全部转给了他。
　　我妈妈有时候喊我儿子的名字时会口误成我弟弟的名字，我有时候也会。
　　这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正好看到远处儿子和他奶奶从幼儿园回来。他腿很长，身体细细的，是介于幼童和少年之间的样子。他看到我就笑了，我想了想，忽然蹲下来，对他伸开双手。他停住了，显然对这个久已不见的动作感到有点陌生。可是很快他就恢复了所有的回忆，快乐地用少年的步伐向我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
　　他身上有黄色太阳暖暖的光。摸着他刚刚剃的头发，对我而言，瞬间就是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