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老板林如新在义乌为民工设摊施粥，每天花费1200元救助1000人，该善举得到社会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却由于现行政策的约束，施粥善举在坚持65天后被迫停止。这件事情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后，《中国青年报》评论认为，一方是等待救助的弱势群体，一方是有能力且愿意救助的富人，为什么没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呢？压力不是来自资金，也不是来自民工需求的泛滥，更不是来自施舍能力和意愿的不足，而是来自政府的管制。为施粥摊服务的志愿者没有健康证，碗筷不符合消毒标准，聚众施粥是一种有组织的群体行为，其正当性要受民政部门“关于社会团体管理制度”的约束。最终，慈善在制度环境中夭折了。
　　这件让人遗憾甚至痛心的事情里最值得、恐怕也是唯一值得分析的就是那些相关政府部门的心态。这种心态说白了就是：我怕出事，所以不许你做事。那些志愿者没有健康证是事实，可我要问的是：义乌市所有的餐饮从业者都有健康证吗？我看他们卫生监督部门的领导谁也不敢拍这个胸脯。可他们偏偏要对这些慈善志愿者严格行政，绝不宽容！“聚众施粥”恐怕是咱们国家最古老的慈善方式之一了，我到今天才明白这竟然属于“有组织的群体行为”，属于民政部门的“社团管理范畴”，我们的社会管理真是滴水不漏啊！可我要问的是，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晚上，中国足球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那个晚上，几乎每个中国大城市都有数万，甚至数十万人上街，谁批准他们这样大规模聚众了？民政局没批，公安局也没批吧？你说什么？那是偶然的，特殊情况？好，那么每个城市的清早都能看到在公园里、广场上聚集在一起晨练的人们，打太极拳的，扭秧歌的，跳舞的，少则几十人，多则有上百人。难道这不是聚众吗？而且还天天来。我必须向民政部门举报那些人：他们聚众晨练，有没有向政府打报告申请过？谁批准他们天天在一起聚众活动？民政部门就不怕出事吗？怎么给民工施粥你们就那么害怕？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再者说，一个最浅显的道理是：没有健康证的人未必不健康。可偏偏在我们这样一个事事都要政府批准的国家里，各种证明、证书、证件是老百姓过生活须臾不能离开的东西，否则你将寸步难行。而哪怕小到街道一级的政府部门要干什么事情都可以无视一切法规。雨花区一个街道的招商项目“中阮华通”2700万造价的大楼竟然没有规划许可证，没有施工证，什么证都没办，这样一个赤裸裸的、标标准准的非法建筑不是照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建好了吗？谁奈其何？
　　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喊着“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口号，但是一到有问题出现的时候，那些政府部门最先想到的不是“服务”，而是“别出事”——在别的地方出事我管不着，只要别在我这出事就行。如果义乌的卫生监督部门怕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你们能不能提供一点服务呢？怕秩序混乱，警方能不能提供一点服务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的天平总是善恶分明的，如果我们能肯定“给民工施粥”是一种善行，那么非但不鼓励，反而禁止这种善行的行为又当如何界定呢？
　　（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非说不可》 作者：孟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