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人道灾难重重，包括气候变化、资源耗竭、金融危机、教育缺乏、贫困蔓延和食品不安全在内的问题层出不穷。但是，尽管无法纠正这些问题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目前我们尚有能力应对局面。
　　不管是受危机打击的经济体还是欣欣向荣的经济体，都无法完全消除贫困、改善教育等公共品的供给，以及公平有效地保持和配置渔业和热带雨林等集体财产。与此同时，社会越来越分裂，与孤独感和压力相关的疾病发病率不断上升。现有的治理结构无法改善状况。
　　显然，我们需要新方法。但要开发出能解决这些人类共同挑战的有效机制，则必须从对人类动机和认知的理解的根本性转变开始。
　　“理性经济人”的理念认为，人类是理性行动者，各自基于狭隘的个人利益作出决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主导着我们的政治经济思想。但是，尽管在某些环境下追求自利具有优势，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唯一、甚至也不是主要的人类行为动机，将注意力放在它身上也无益于克服当今紧迫的全球性问题。
　　我们应该将理性经济人框架替换为另一种模型，而后者是能反映人类作出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的能力。这一框架通过刻画人类合作机会，从而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基础，能够在现有安排失灵之处取得成功。
　　要获得对人类天性的这一理解，需要超越社会科学的一种更为全面的、跨学科的方法。近几年来，在演化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神经经济学、社会认知神经学、冥想神经学等新兴领域的发展表明，人类行为确有可能受有利于社会的偏好驱动，比如公正和对他人福利和权利的关心。
　　事实上，人类经常出于同情和怜悯而自发地帮助有需要的人，哪怕对方对他/她而言完全陌生。这一观点有大量神经学证据支持，这与西方社会普遍强调的个人主义是矛盾的，它表明人的大脑天生会产生情感共鸣，人们会自然地反映彼此的心理和动机状态。
　　此外，实验数据表明，与主流经济理论相反，人们的偏好是可以变化的。环境因素的改变通过激活人类的动机系统，可以决定人类所作的决策—这个动机系统包含威胁动机、成就动机、权力动机以及关注他人和社会关系的动机等等。
　　新兴的冥想神经学已开始发现关于人有利他偏好，以及动机具可塑性的证据。短期和长期心理训练研究（如ReSource计划等）揭示，心理训练项目能强化认知和社会情感官能，如关注、怜悯和同情。更具体地说，旨在有利于社会的动机的训练项目，能增加与正面情绪和正面关系相关的神经网络的活动。同时，当参与者处于与他人产生冲突时，心理训练项目能减少压力引起的荷尔蒙反应、产生更多的免疫学标记物（immune marker）。
　　换句话说，心理训练项目让参与者更有效率、更专注，同时增强了他们处理压力的能力。与此同时，这些项目促进了利他的行为，以及让人在一个更宽广的、不那么自我中心的视野下相处，以利于人类的彼此依存。这些发现已开始对某些学科带来启发，比如实验微观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等，而这些学科的发展将慢慢把人类的利他偏好纳入其决策模型中。
　　这些令人振奋的发现应该被纳入新的经济学模型和具体政策方案中。大脑在儿童时期的可塑性最强，因此在学校中进行心理训练最有助于建立坚实的世俗伦理基础，从而有利于发展更具同情心的社会。但心理训练对成人也有好处，因此企业、政府和研究机构应该参与建立“心理健身房”。
　　此外，制度性改革应该致力于塑造一个可以培养合作而不是竞争态势的社会环境。同时这个制度应可以激活人们更多参与体恤照顾他人的行为，而不是只以追求成就、权力和地位为动机。从长期看，眼中只有后者将导致人类社会的失衡和资源耗竭，不但对个人是如此，对整个世界也是如此。
　　人类有能力摆脱自私和物质的桎梏。事实上，我们有能力建设可持续、平等、有同情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全球各国的领导人不应继续醉心于那些最具破坏性的人类行为动机，而应致力于发展可以让个人尽可能实现其社会-心理潜能和认知潜能的制度，从而创造一个我们愿意置身其中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