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已经被说得太多。
　　她的身世，她的情史，她和胡兰成之间的一切私语。两个文艺分子的恋爱是灾难，向来沉默类似双边协议，有一边不遵守，秘密就无处遁形。切身的爱与痛是作家最唾手可得的好素材，胡兰成又是出了名的沾沾自喜，能舍得不写？每道伤疤都映在镜子里，被放大，被变形，被人看和猜。
　　甚至连这种被说得太多本身，也被说得太多了。典型的例子是张爱玲晚年在美国隐居，《美洲中报》的编辑戴文采，受托来采访张爱玲，她知道张不肯见人，于是挖空心思，住进张所在的公寓隔壁，以为这样就能偶遇。没想到张总不出门，除了隔墙听动静，始终得不到更多线索。最后戴文采是依靠在垃圾箱里翻捡张爱玲丢弃的垃圾，写出了整版报道。牙线，沾带牙龈血迹的棉球，药品外包装，冷冻食品的罐头……这些缄默的冷面证人，指证了女作家疏于自我照顾的晚境。
　　据说戴文采曾经从门缝下面给张爱玲塞过一张纸条，大致是说自己来自台湾，想见一面，问几个问题，如不反对的话，第二天某个时间再来拜访。这种一厢情愿的安排，也有点不由分说。到了约定的时间，戴文采再去，发现张爱玲的房子空空荡荡，人没了，悄无声息地搬家走了，像《聊斋》里大多数痴情寻访的结局一样令人愕然生怅——此地一片荒芜，似有孤坟隆起，哪曾有什么欢好与美人。
　　就连这个故事，也被反复引用，最后沦为陈词滥调。
　　张爱玲没有给我们多少机会。《小团圆》差点被烧掉，她连孤坟亦没有。她死后，依其遗愿，骨灰撒在加州附近的公海海面。她不想留下话柄，甚至不想留下痕迹。如果今天还有戴文采式的张迷，试图在物理性上去接近她、了解她，大约只能去采访太平洋里的鱼。许多张爱玲的研究者，都表达过相似的意思：关于张，历来的研究史料就那么些，近些年来，也没啥新发现了。

扫盲

　　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余斌教授，是大陆最早研究张爱玲、并最早为张爱玲作传的文学研究学者。他在1984年读到张爱玲的作品，当时还是南京大学的硕士在读生。在堆满老旧杂志的中文系资料室，跟半个世纪前的书虫一起啃旧纸张，令人昏昏欲睡——大部分文学作品都过时了，反不如刊缝报尾里那些广告、启事有乐子。直至读到张爱玲的小说，才让他眼前一亮，生出惊艳的感觉。
　　“民国时期的旧刊资料室里基本上都有，张爱玲发表小说最主要的就是《杂志》。苏青编的《天地》，还有《万象》，基本还是全须全尾的。我们那时候一天到晚泡在资料室里，大量读现代作家作品，读得垂头丧气。”在余斌看来，不少现代作家的历史地位都被高估了，放到今天，如果不是教材硬性要求，能让年轻人自发阅读的中国现代作家只剩仅有的几个人，张爱玲肯定是其中被读得最多的。
　　在系统地阅读张爱玲的作品之前，余斌已经接触到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书中引用的一些节选片段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张爱玲在学界“出土”，这本文学史功不可没。余斌很快决定，硕士论文选题，就选张爱玲作为研究对象。
　　“当我决定硕士选题选张爱玲，我马上要给老师做科普的，连我的老师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他们是专业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知道这个人，完全是空白。只有一个老师知道她，他是上海人，但他没看过她的作品。为了指导我写论文，老师说，你把她的书拿来给我看看。当时选这个方向，确实是有点冒险。1984年前后，时不时的还会有一些运动，刮一阵风来，幸好南京大学的老师都比较开明，如果换一个小一点的学校，或者不那么开放的学校，这个选题可能就通不过。”

　　阿城也是在同一年看到张爱玲的文字，并为之心惊。“记得是84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后纳闷了好几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惊人。心下惭愧自己当年刚发了一篇小说，这张爱玲不知如何冷笑呢。于是到处打听这张爱玲，却没有人知道，看过的人又都说《倾城之恋》没有什么嘛，我知道话不投机，只好继续纳闷下去。幸亏不久又见到柯灵先生对张爱玲的介绍，才明白过来。”
　　“整个90年代，在大陆对张爱玲的认知有一个很大的反差，一方面她的读者特别多，另一方面，学术界却没有给她什么评价。而且当时所谓的‘第二渠道’正在兴起，就是说张爱玲的书很多不是从新华书店走的，她是出现在盗版地摊上的。加上90年代胡兰成的书在台湾出版，这也为认知张爱玲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余斌说，恰恰地攤渠道对普及张爱玲是有好处的，似乎这样就可以把她归类在一个只写男女情爱的通俗作家范畴，一个鸳鸯蝴蝶派里的边缘人物，从而避开意识形态上的过度解读。

隐者

　　1990年，许子东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参加一个研讨课程，主题是“女性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讨由李欧梵教授主持，参考教材是周蕾（Rey Chow）的《女性与中国的现代性》（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课程中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细读和讨论张爱玲。张爱玲一人独占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半壁江山，另外的一半，则是丁玲、冰心、卢隐、萧红……
　　“基本上就是拿女性主义的理论往那些作品里套，有的套得上，有的套不上。萧红是套得上的，丁玲也有《莎菲女士》可以往里套，冰心就是她们的反面，太服从男人的梦想，诸如此类，观点都很极端。”其时，女性主义运动在美国甚嚣尘上，非常激进，许子东记得他和汪晖坐在下面，听得愁眉苦脸，一头雾水。“美国的女学生就在会上讲，她说pencil（笔）就是你们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文学历来都是你们男人的事。我就说，那打字机又算什么？但没用，只要你是男的，你讲什么都吃亏。” 　　许子东曾误闯一家美国的女性主义书店，书店里都是女作家的书，来自中国的丁玲、王安忆赫然在列，当然也少不了张爱玲的翻译小说。“当晚我就碰到台湾的学生，我告诉他们，我在的那个地方离张爱玲最后的居所很近，那里还有这么一家书店，他们就笑话我说：你怎么敢进去？那个书店很激进，通常男人进去都要被轰出去的。然后一个美国学生拍拍我的肩，开了个很损的玩笑，他说你没事，They don’t consider Asian man as a man（她们不把亚洲男人当男人）。”
　　参加课程期间，许子东常常一边在大学南面的Westwood和Rochester路口找停车位，一边在脑中构思关于张爱玲的英文论文，他当时还不知道张爱玲最后的居所就在那个路口，她平日里去的超市、邮局、文印店，也是他常常出入的那几家。
　　“在UCLA我们当然也议论过张爱玲的近况，只听说她隐居在洛杉矶，我们想象她大概隐居在Santa Monica Beach或比弗利山庄。她那么出名，生活应该会舒适高雅，文化界谁也找不到她。谁也没想到她原来就住在我天天停车的路口。”他后来想，真是奇特，一群文学研究者在课程上那么热烈地讨论一个作家，结果这个作家就隐居在咫尺之遥，早知道他们就去找她了。但找了多半也是白找，她肯定像见鬼一样就逃掉了。
　　也是在1990年，许子东在洛杉矶细读张爱玲的同一年，中国大陆从台湾引进了一部爱情电影，林青霞、秦汉、张曼玉主演的《滚滚红尘》，编剧是当时时髦女青年心目中的文艺教母三毛。电影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有人质疑为什么要在大银幕表现“汉奸的爱情”。大家都默认了这是以张爱玲为原型的电影，默认了女主角是旧社会的传奇，多半早已作古，没想到伊好端端地在大洋彼岸活着。
　　余斌说，对于张爱玲，研究者早早地就用起了“在场与离席”的概念。一方面，她始终在场，读者拥趸极多，但另一方面，所有的人又都已经视她为前朝人物，早早离席。

　　在张爱玲去世的前一年，台湾《中国时报》授予她特别成就奖，以表彰她一生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这是她一生中得到的唯一一次文学奖，少女时代获得的《西风》杂志征文三等奖不算。远隔重洋，她只写了份答谢辞，并附“近照”——为了证明确是近照，她效法绑匪，让肉票手持当日报纸，以示“此时此刻，我还活着”，而当天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一行竖立的黑体字：“主席金日成昨猝逝”。张爱玲在照片里骨瘦如柴，花白的头发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是假发套，她年轻时向往的“横云度岭”般的刘海遮掉全部额头，此刻只觉得寒窘。但她脸上努力憋住的一点笑意，机敏和幽默感不减，好像很得意自己这个恶作剧般的噱头。
　　一年后，她死在自己的寓所里。在去世前一个月，她已经很清楚自己大限将至，之前，她早已将后事安排托付给一位建筑师朋友林式同。她把重要的证件放进手提袋，放在进门可见处，独自静候死亡的降临。

好意

　　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写过：我此生收到过的一切好意，都来自文章。
　　正如她最早的散文《天才梦》里起首所写：“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她3岁背诵唐诗，天才少女从小被秀来秀去，展示才艺。她被大人抱去站在藤椅前向一位前朝遗留下来的老太爷背诗，她背的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尤唱后庭花”，看见大滴老泪从老太爷的眼睛里滚出来。她7岁开始写第一部小说，“从9岁起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在一个父母离异、家族落败、开始要为银钱犯愁的旧式家庭里，她很早便深知，才华是她唯一可傍靠的武器。
　　那个时代夹杂在新旧之间。母亲提过一个很公允的办法：要是打算早早嫁人呢，教育费就可以省下来，好好打扮自己;要是打算读书，那就别添置什么时髦行头了。换言之，要么做旧女性，靠容貌和妇德博得长期饭票;要么做新女性，壮大自己，凭本事逐鹿中原。要么聪明，要么美，但你只能选一头。张爱玲正在最爱美的年龄，还是选择了宁可不要衣装要读书，她要当新女性，她小时候看到的女性榜样都是新女性：母亲，姑姑，搭伴出国留学，连男人都不要了。所以她会在小说里写：平生最恨，一个有才华的女子，突然嫁了人。
　　她收到的一切好意都来自文章，并非夸张，在她生活中帮助过她的一切人，无论是佛朗士先生、柯灵、宋淇、夏志清……无不是因为爱惜她的才情。就连最初，她懵懂间收获的爱情，也是男人像一只莽兔，一头撞上了才华这棵大树桩——虽然刚刚露头，她的才华可格外结实粗壮。不管胡兰成后来如何卖弄词藻，写与爱玲初见时的“房中亦有兵气”也好，写爱玲脸蛋上的黄色眼镜也好，写爱玲“艳不是那种艳法，惊也不是那种惊法”也好，潜台词里都是一句话：她不漂亮。
　　即便挖空心思，夸她“正大仙容”，也是出于一个乡村小子对她传奇贵族身世的仰望，用的是宋江从破庙里望见九天玄女的典故。他不過是惊艳于报刊上她的文章，就起念要寻上门去，结识此人。

　　《我的今生今生》里，胡兰成对爱玲所有的赞美，几乎都建立在识见和才情之上，对她性情、为人的喜爱都像是后来的衍生品。他们短暂的同居生活总是被动荡时局打散，但相处之时，智力上愉悦的“同缘同相、同住同修”还是让“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令胡兰成惊异的是，张爱玲的识见来自天分的直觉，她是生而知之者。胡兰成长张爱玲14岁，但论艺文上的灵气，张爱玲更像一个引领者。张英文好，把萧伯纳、赫克斯莱、劳伦斯的作品一一讲给胡兰成听。音乐和钢琴张从9岁学到15岁，也能谈得头头是道。又领胡同看外国画册，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到日本浮世绘，乃至古印度的壁画集，“我都伺候看她的脸色，听她说哪一幅好，即使只是只言片语的指点，我才也能懂得它果然是非常好的。”就连胡兰成一向自负的中国古典文学，一开口他也发现自己不如爱玲。 　　前人说夫妇琴瑟和鸣，胡兰成却说自己是“从爱玲才调弦正柱”。晚年他写出了得意的作品，还是觉得“第一炷香要烧给爱玲，因是她开了我的聪明。”
　　基于智力的爱情，无论结局收场如何，在最热恋时分，总还是非常滋养的。胡兰成在《今生今生》里写这种男女相悦，坐在房里说话，张爱玲只顾孜孜看他，赞他：“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 张爱玲也在《小团圆》里写过类似场景：邵之雍一把把九莉抱将起来：“崇拜自己的老婆”。
　　这种智力上的欢喜，直接转化成了创作的动力，更不用说后来胡兰成还短暂地办了一份艺文性杂志《苦竹》。张爱玲当时已负文名，索稿的刊物甚多，但她那段时期较为重要的作品，悉数留给《苦竹》发表。“不管张爱玲后来怎么离群索居，她还是需要在文学中得到呼应的，她在上海写作最旺盛的时候，也是胡兰成给予她精神呼应最多的那几年。虽然她讲抽象的读者，但我想她在上海的时候脑中的读者是很具体的：文章出来胡兰成要读的、苏青要读的、姑姑要读的……你看《传奇》里面，她对生命兴趣盎然，虽然她看到好多灰暗的东西，但是她也有兴趣，把她的发现，哪怕这个发现是生活的肮脏，急切地要告诉别人。后来因为年龄和境遇，她这个兴头没有了，她对他人，像在不断地划出界限：你们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水晶那次去找她，罕见地跟她长聊了七个小时，但是聊完她马上跟水晶说，这样的谈话，以后亦不必再有。也是马上就地划出一个道道：到此为止吧。”余斌说。

出走

　　在张爱玲出走之前，她的名字实际上已经从中国文坛上消失。
　　从1945年8月到1947年4月，因受到胡兰成的影响，情绪低落，正在创作高峰期的张爱玲有将近两年没有发表过一行字。抗战胜利之后，她的处境变得更为尴尬。之前她发表文章的几家杂志，在沦陷区都有“背景复杂”的污点，加上她又是“汉奸之妻”，虽然她本人不问政治，无党无派，与文坛上的任何一派势力都无瓜葛，但大时代下又岂有政治的漏网之鱼？1949年之后，她在大陆出版的《十八春》、《小艾》，署的都是“梁京”的笔名。

　　1950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受邀参加，个中缘由，是因为左联元老夏衍爱才。当时夏衍刚刚从重庆回到上海，成为上海文艺界第一号领导人物，身兼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文化局长数职，在柯灵的力荐之下，他读过张爱玲的作品。但个别领导人物的善意，并不能抵挡时代变局给张爱玲带来的不安。对于她的贵族身世来说，岂止痛苦是她的乡音，时代大开大阖带来的起落也是她的乡音。她不谙政治，却对外界的气息变化极度敏感。她曾在小说里写过她父母这一辈人，因是“洋务派”的后代，“海外”两个字就像是写在他们的基因里，就像世世辈辈打鱼的人一样，一有风吹草动，就想往海上跑。
　　据说夏衍为了让张爱玲有用武之地，颇费了一番脑筋。当时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衍亲任所长，张爱玲之前跟导演桑弧合作，编剧的电影《不了情》、《太太万岁》颇受欢迎，夏衍就跟他的副手柯灵提起，要请张爱玲当编剧，但因有人反对，还需暂缓，等待时机斡旋。
　　柯灵还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张爱玲已经悄然出走，只身离开内地，前往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
　　这是张爱玲第二次到香港读书，之前她在港大的奖学金依然有效，但这次，因从内地来，香港大学并不欢迎她，申请奖学金的时候，一度有人怀疑她是间谍。港大黄德伟教授后来在学校的档案里查到了香港大学拒绝张爱玲再次入学的文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时至今日，每年港大招生，都会把知名校友张爱玲的肖像隆重张挂，作为招徕学子注意的高光亮点。
　　张爱玲在香港生计无着，只能靠投稿谋生。当时美国新闻处为海明威《老人与海》登报征集一个合适的翻译，张爱玲从应征者中胜出，约她前来面谈的人就是宋淇。“我们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这一次相见，也开启了宋淇夫妇和张爱玲后来长达40年的友谊。
　　宋淇的儿子、张爱玲文学遗嘱执行人宋以朗在他的《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一书里澄清说，文学界普遍认为张爱玲到香港后写作的《秧歌》是得到美新处资助、甚至是美新处给她大纲让她撰写的，但事实上，她早在得知“美新处”这个名字前就开始写了。因为在美新处对她的第一次面试里，当时的美新处负责人麦卡锡问她在做什么，她的回答是正在撰写和润色小说《秧歌》。但张爱玲在香港并未久留，三年后，她便去了美国。

夭折 ？

　　2000年世纪之交，岭南大学主办“张爱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许子东是会议组织者之一，第一场是便是王德威、郑树森、刘再复读跟张爱玲有关的论文。刘再复在讨论会上提到，中国现代作家里他最喜欢5个人，分别是鲁迅、丁玲、萧红、张爱玲、李劼人，这其中又以鲁迅和张爱玲为最。如果一定要相比的话，刘再复觉得还是鲁迅更伟大，他的理由是：鲁迅和张爱玲都是天才，但张爱玲是夭折的天才——她到香港之后，在美新处的资助下写作，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在刘再复看来，比起她早年在上海的作品，这是跌落。
　　“夭折的天才”一言既出，一旁与会的夏志清马上发言道：我不同意。他認为张爱玲的夭折不过是受困于经济和生活的压力，但是鲁迅夭折得更甚，鲁迅后期被“左联”奉为文艺领袖，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创作，“鲁迅那才是夭折呢！”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争论起来，作为会议策划人之一，我很高兴看到有这样的争论……争论双方都是学界权威，而且分别代表了中国内地跟海外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价值系统，他们的争论恰恰是不同文学史观的焦点分歧。”许子东后来在他的《许子东细读张爱玲》里这样写道。
　　张爱玲在美国的英文创作生涯，可以说处处碰壁，最初六年，她所有的创作竟无一出版。当她的《粉泪》被出版商拒绝之后，她沮丧到病倒，卧床数日，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恢复过来。两年后《北地胭脂》又被拒，张潸然泪下，情绪低落到极点。一日她梦见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作家取得了极大成就，相形之下她觉得自己很丢人，第二天，她泪流满面地向丈夫赖雅复述了这个梦境。连赖雅都不免疑心，这次退稿，她怕是要被美国文坛彻底抛弃了。
　　张爱玲年轻时，专门在英文写作方面下过功夫，少女时代她就想过：将来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初到美国的时候，对自己的一支健笔，她是踌躇满志的。

　　“张爱玲翻译自己的作品，其实完全不是翻译，而是用另一门语言改写，”她就像一个歌唱家，又能唱中文歌，又能唱英文歌，还能根据需要改词，余斌说，但是，跟惯写散文的林语堂不同，张爱玲骨子里还是一个小说家，她无法放低对小说的追求，“林语堂是完全迎着西方读者的心理去写的，他的小说等于是中国文化习俗的一个载体，他找个情节，然后给西方人解释东方习俗。写到上花轿，就给你解释上一大段上花轿是怎么回事，林语堂是把东西嚼碎了喂给西方人。但张爱玲做不到，她骨子里的小说家拒绝她这么做，她还在追求所谓between lines（字里行间）的东西。”
　　用许子东的话说，在美国的张爱玲，既不愿意做“孔子学院”，也不愿意做“红色望远镜”。但是用英文写作，又分明让她水土不服。许子东举过一个很精彩的例子，张爱玲最后的20年一直在打磨《海上花列传》的英文翻译，这个书名，最直接的译法就是The Flowers of Shanghai ， 既明白晓畅，也语带双关。但是张爱玲一定要把它翻译成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上海歌女，亦所谓“先生姑娘”。因为当年上海长三堂子里的高级妓女，是被称为“先生”的，这也是这群女人身份独特性的一个象征，她们虽是烟花女子，但自幼受到严格的琴棋书画训练，因此在文化阶层上显得优越娴雅。跟当时普通良家女子包办婚姻不同，青楼里这群被称为“先生”的高级交际花享有自由恋爱的特权，甚至可以自主选择心仪的恩客。而“Sing-song（唱歌）”一词的发音，就酷肖上海方言里的“先生”。不得不说，这种翻译，苦心孤诣，妙趣横生，老外读者却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需要依靠大量的注解，才能捕捉到其中的一点点会心处。
　　所以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美国编辑就说，“It’s very good，But People don’t talk like this”——（她英文）是很好，但人们一般不这么说话。
　　在张爱玲中后期的文学生涯里，她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她并不喜欢翻译，只是为了生计不得不勉为其难。她曾说，“我逼着自己译爱默生，实在是没办法。即使是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而翻译华盛顿·欧文的作品，则“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

饭票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常有一类女人，找老公就是为了找长期饭票。但张自己，却总是找不到这张长期饭票。她的一生，也像她笔下写到的那几个劳工阶层的女性一样，“总是自做自吃”，一点靠不到人。
　　胡兰成早期给过张爱玲一笔钱，后来胡逃难的几年里生活拮据，张一直在经济上接济他，分手时还把自己做电影剧本新得的一笔稿酬30万元，一次性付给了他，以示从此两不相欠。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写：“我在人情上银钱上，总是人欠欠人，爱玲却是两讫，凡事像刀截的分明，总不拖泥带水。她与她姑姑分房而居，两人锱铢必较。”
　　这种汤清水利，在胡兰成说来是“一钱如命”，对从小任何一分钱都要看大人脸色的张爱玲来说，却是一种尊严和自保。张爱玲两次最为郑重的攒钱还钱，都是对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段亲密关系做清算，一次是跟胡兰成，另一次是跟母亲。《小团圆》里女儿把母亲栽培自己的钱数算清，悉数兑成金子，终有一日递到漂泊的母亲手中。在女儿来说，这是报偿，“不然她也不知道她是真的不过意。”但母亲却勃然变色，认为这是决裂之姿，是对自己一生浪漫的终极审判，类似哪吒的剔骨还父。
　　赖雅也不是一张合格的长期饭票，他虽然是久负文名的左翼作家，但张爱玲在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写作营地邂逅他的时候，他已经65岁，创作上江郎才尽，生活亦没有保障。张爱玲与他却十分投缘，两个人相处短短两个月后，他因为驻留期满，先行离开了营地，又过了不到两个月，他接到张爱玲的来信，她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

　　赖雅随即向张爱玲求婚，但她必须去做人工流产。
　　曾经有人质疑张爱玲是为了拿到绿卡，才与美国人赖雅闪婚。宋以朗澄清说，1955年张爱玲以中国专才难民身份抵达美国，“落地”即有美国绿卡，她完全可以自由选择配偶。
　　这对异国鸳鸯在一切方面都令人驚异，无论是年龄上的差异、性情上的背离，还是政治态度上的南辕北辙，但这也昭示出张爱玲在爱情上的非功利性，她终究不是那种寻觅长期饭票的女人。 　　赖雅此时的经济状态风雨飘摇，在他们婚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是靠张爱玲独立支撑家庭开销，每到撑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打开张爱玲母亲留下的箱子。张母人生的最后阶段就靠变卖从中国带出的几箱古董度日，临死时，她把卖剩的最后一只箱子留给了女儿。
　　张爱玲和赖雅闪婚后两个月，赖雅就中风了，事实上，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次中风。

啮咬

　　在美国学院的游戏规则里，当教授必须苦熬学位出身，作家驻校通常只是短期项目。张爱玲到了美国之后，几乎不断地在申请各种创作营和驻留项目，夏志清也一直动员其他朋友帮助张爱玲申请大学的职位。

　　1969年，张爱玲得到过一次工作机会，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主持者陈世骧，给了她高级研究员的职位。跟她之前短暂的文艺营地、大学研究项目不同，这是正式的工作，研究任务是“文革”中的新词汇。
　　陈世骧一开始对张爱玲颇多期许，然而两年后，张爱玲只交了篇短短的论文，附了两页名词。给出的理由是：那两年中国国内报纸闹“名词荒”，没有产出什么新名词。陈世骧极为失望和生气，盛怒之下，随即解雇张爱玲。张本来以为还有挽回的余地，但不久后陈世骧自己也心脏病猝发去世了。对于张来说，这无异于双重坏消息。在夏志清看来，这次失业，也是张爱玲在美国16年来所遭受的最大打击。张爱玲再没缓过气来，她从此放弃了求职，也再不去大学，之后的生涯，就是在找房子、捉虫、搬家、拆账单。
　　跟张爱玲相似，许子东的研究专题方向是中国“文革”小说，“我在美国也做过这种研究员，在我看来‘文革’词汇研究这个太好做了，其实就是名词解释：什么叫‘五一六’，什么叫‘文攻武卫’，诸如此类。每一个名词概念下面都可以写成文章，一堆资料收集整理出来。但她就是交不成像样的功课。我想她一方面不擅长，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没兴趣。如果张爱玲好好珍惜工作，是可以持久做下去的。而且她白天不去办公室，她怕见人，她要晚上才去，同事永远觉得她是不来上班的。”

　　在晚年，张爱玲罹患一种古怪的皮肤病，用当今医学的观点来看，应该是长期精神压力造成的免疫功能紊乱，但她自己却固执地认为是某种虱子。她说这些虱子产于南美，生命力极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存活。为了躲避虱子，她在洛杉矶近郊的汽车旅馆间搬来搬去，最频繁的时候每周都要搬一次家。在这种搬来搬去中，她甚至遗失了许多重要的手稿和证件，她花费了大量心血的《海上花》英译稿就这么弄丢了。她不停地在找房子，寻找一间足够新的、虱子还来不及入驻的房子。
　　为了方便搬家，她几乎不用家具，所有的家当都放在十来个纸盒里，随时准备跑路。纸盒同时也是她的凳子和桌子，她就在箱子上写作。年轻时，她热爱奇装异服，此刻她早已放弃了打扮，可那些上好的衣服总也舍不得丢掉，只好跟着她搬来搬去。为了不给虱子可趁之机，她连头发都剪了，终日穿一双最廉价的拖鞋。她买了许多这样的拖鞋，方便随时丢弃。“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年轻时写下的箴言，此刻变成了如影随形的啮咬。她只身带着十几个纸盒在前面落荒而逃，而看不见的虱子永远在身后尾随而至。

团圆

　　張爱玲与宋淇夫妇的鱼雁往来，始于1955年。实际上，她从搭上离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起就开始给宋淇夫妇写信。在他们40年的友谊中，宋淇始终在帮张爱玲接洽工作机会，给予文学意见，但实际上，这桩友谊中真正的核心是宋淇的太太邝文美。
　　“一般人都说张爱玲和姑姑、焱樱很要好，却忽略了我的母亲邝文美才是她下半生最好的朋友，彼此的书信也最频繁。”宋以朗说，仅在他手中保存的张爱玲与他父母三人的通信就有六百多封。而张爱玲跟夏志清之间的通信共有118封。
　　她离别香港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邝文美的，用的就是邮轮上的信笺纸，“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后一刹那我并没有觉得难过，只觉得忙乱和抱歉。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坍了下来一样，脑子里还是很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