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怀《序志》,以驭群篇”,《序志》作为对群篇的驾驭,位列《文心雕龙》的最末,在全书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总结作用。在此篇文章中刘勰解释了书名、论述了写作本书的目的并规划了全书的结构,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而作者掺杂了儒释道的复杂的思想,在本篇中也有集中的体现。
　　首段提到了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作者列举的这两部著作应该不是随意提及,而是有他的用意的。涓子属道家,王孙子属儒家,刘勰写出此二人表明了他对儒、道两家思想均持肯定与欣赏的态度,而并不排除哪一方的思想。接着作者阐述了创作《文心雕龙》的缘由与目的:“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因为芸芸众生之中的个体“形同草木之脆”,只有“名逾金石之坚”,人的肉体脆弱而不能长久,但声名却能超越肉体的存在而永恒。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作者不仅直接化用《孟子》的“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而且其君子树德建言的思想乃由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转化而来。古代知识分子“首立功,次立德,不得已而立言”,在立功、立德失败的情况下,不得已才立言。刘勰受儒家积极用世思想的影响,是希望能有一番大作为的,此书也是他的干谒之作,而他不得已立言也反映了怀才不遇的无奈。在中国所有知识分子中,“树德建言”以达不朽最成功的莫过于孔子了,而孔子又何尝不是不得已而立言?孔子的境遇让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产生了共鸣,刘勰也从古时圣贤那里找到了慰藉,也许这也是作者崇拜孔子的一个原因吧。而且立言以树德不是一般的文章所能达到的高度,只有孔孟这样的圣人才能做到。可见刘勰对《文心雕龙》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的文学抱负实在不浅,而孔子整编群书的刻苦精神正是刘勰需要继承和实践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追求功名德行的原动力激励着刘勰,他最终完成了《文心雕龙》这部著作。
　　第二段开头刘勰在《序志》中记叙了他少年时的一个梦:“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刘勰在梦中“攀而采之”的“若锦”之“彩云”,是自然生成的美好事物,暗指了作者对自然而成的美文的追求。攀云采锦,昭示了要超越尘世、摒弃媚俗、解脱与逍遥,颇有道家神游物外、远离世俗而成仙的高洁、洒脱之气。接着即写了作者对孔子的极度崇拜:“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 乃怡然而喜”,捧着祭器随孔子走,就是成为了孔子的学生协助老师完成某种典礼,是刘勰“怡然而喜”的原因。而且,此处的“丹漆之礼器”大概是指笾豆、觞、瑚琏、俎一类用来祭祀的礼器。古代的礼法制度等级森严,礼仪活动庄严肃穆,用来祭祀的礼器大多没有华美的雕饰。“丹漆之礼器”尽管十分朴质但也是有所修饰,只不过修饰的十分朴素而已。这也暗示了《文心雕龙》很多篇幅都在解决文与质的关系问题,“斟酌乎文质之间”,坚持质先于文、文质并重,“文”要附“质”才能存在,“质”也必须有相宜的“文”来表达自己。刘勰“执丹漆之礼器”就是要解决六朝文学文质不和谐这一问题。而“随仲尼而南行”,则反映了刘勰亦步亦趋的跟随孔子,全书的主导思想是孔子的儒家思想。“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刘勰毫不掩饰地表明了他对儒家古圣先贤的推崇,其思想虽混杂了儒、道、佛三家观点,但他始终是将儒家思想摆在第一位的。接下来刘勰进一步认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这里的经典即指儒家的经典,刘勰强调儒家经典的巨大社会功用,主张发挥文学的教化功能。所以,“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作者以周公、孔子为榜样,以期纠正当时过分繁缛的文风。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辞之所以能鼓动天下者,乃道之文也”,“道”即是儒家之道;“圣”是为文者的标准,是儒家的先贤;“经”是作文的典范,是儒家的经典,儒家思想在全书中占据了“文之枢纽”的地位。而其“轻采毛发,深极骨髓”,又颇有道家“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意味。全书的态度是“唯物折衷”。“折衷”来自儒家的中庸之道,即“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不偏不倚,不狂不狷,不走极端。“言不尽意,圣人所难”也是由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演变而来。
　　除此之外,刘勰在《序志》的“赞”中又寄寓了道家之心:“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即希望能依照自己的性情,过着吾所好的生活,远离尘世的纷繁喧哗、世人的尔虞我诈,高傲地在泉石间隐居,推敲文义。亦颇有老庄道家“逍遥浮世”之韵, 有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之风。“傲岸泉石”实为刘勰之道家文心的诗性寄托。
　　一方面,刘勰对儒家圣贤顶礼膜拜、忠诚追随,“征之周礼,则文有师矣。” 同时,他又对老庄的“五千精妙”、“辩雕万物”神往不已。《序志》也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名行出处的问题,出则积极用世、兼济天下,隐则悠闲自适、独善其身,儒道混合,出与不出纠结在刘勰的思想中,“文果载心, 余心有寄”中的“心”即兼容了儒家的功业之志与道家的自然之旨。
　　
　　刘琦,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