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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本刊上一期刊发的“她等谁，等什么呢……”和本期刊发的“慈善会轶事——老陈的疑虑和慰藉”，以及今后陆续刊发的“慈善会轶事”中的其他文章都是作者创作的小说作品。其中的人物、故事、环境，以及流行的文化元素和地域文化的符号虽然皆源于我们实际的慈善生活，但并不是真人真事，不是某个特定的人、特定的事。其中对慈善人物的塑造、慈善环境的描写、慈善故事的叙述皆是实际生活的集中和升华。作者力图通过对慈善人物性格的深刻挖掘，对慈善环境的深入探讨，使这些能够生动反映我国慈善事业的文学作品更具思想性和艺术性，a力争使大家能够在这些故事中找到认同感，盼望和大家一起营造一个感悟和思考慈善的空间。
2001年夏天。
徽市的那个夏天天旱无雨，空气像有颗火星也会点燃似的燥热。
老陈的办公室没有空调。一个吱吱作响的摆头电扇，有气无力地给他吹来没有多少凉意的冷风。老陈心里装的那件事把燥热的感觉淹没了。他看了看眼前的黑色老式电话机，又瞥了一眼墙上的电表，郑重地拿起电话机话筒，听了一下里面传出的长声，随即拨动已经记熟了的那个手机号码。
电话通了，他挺了一下腰板儿，听着、等着那个会使他兴奋的声音，熟悉的乡音。可他最终等到的是嘀声后一句“电话无人接听”的告白。
又没有接通，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他有点失落有点疑惑地放下话筒，又瞥了一眼墙上的电表，难捱的燥热顿时包围了他。“时间不对？”他想，有点儿想不明白。
这一段时间，老陈的心情一直不错，感觉生活充实了很多，不像刚到这间办公室的那些日子。
一年前，厅长找他谈话，安排他到省慈善会办公室，组织几个退休老同志开展慈善工作。他心里不觉一沉，眼皮子跳了几跳，嘴上虽然没有说什么，脑袋里却全是抵触和抱怨。慈善会是刚成立的社会团体，是没有什么实权的群众组织。他本来巴望着退休前在职务上再提升一步，现在看来没戏了，领导显然没有考虑过他的升迁。他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以往组织上对他的安排，他从来没说过“不”字。这次尽管不痛快，却一样没说什么别扭话。他识时务，老实厚道，知道提了也是找不自在。干什么都是干，应付呗！反正没有几年就到退休年龄了。
慈善会办公室的条件比他厅里的办公室差多了，这也让他郁闷沮丧了好久。不过，工作一段时间后，他的感觉不知不觉有了些变化，似乎让他发现了自身一种不曾相识的价值。以前他在民政厅的工作也是面对困难群体、服务困难群体，但那是花政府拨付的钱，上面给多少，他们往下拨多少，而且很少直接面对困难群众。到慈善会就不同了，没有政府拨款，完全靠慈善会向社会募捐，花的是老百姓、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捐款。能募捐到多少钱，完全靠他们的责任心、诚信和本事。他和慈善会几位同事先是确定了一个资助贫困山区已经辍学或面临失学儿童的慈善募捐项目。老陈专门到山区搞了一次调查，大山里孩子们的生活状况和对上学读书渴求与希望的眼神儿，一直在他眼前晃动，令他寝食难安。
那一次，在崎岖的山路上盘旋了三个多小时后，老陈走进山上一个有着一对双生子的家庭。那算是什么样的家呀！屋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也没有多少光亮。当他走进那低矮、简陋、黑糊糊、摇摇欲坠的房子时，女主人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昏暗中，老陈无法看清那个女人的容貌，也无法揣测她的年岁。但听声音看动作，估计不会超过40岁。她已经没有丈夫了。一年前，她的丈夫干活时被车上掉下的毛竹压死了。说到这里，她那模糊的神情里多了许多让人明显感觉到的悲哀。她的一对9岁的双生子，正在读书。她现在的生活主要靠她丈夫死后，人家给的那2000元钱。她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可还是要花完了。很快，她的两个还在读书的孩子就无力再走进学校的大门了。老陈看着、听着，眼眶子有点发紧，从衣兜掏了两百元钱给她，还特别叮嘱县里的同志帮助这一户人家修一修房子，并告诉她，一定要让孩子继续上学。她家两个孩子这几年的学费，慈善会和社会上好心人一定会帮助她解决的。这时，她流泪了。她很久没哭了。丈夫死时，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这时，老陈的眼泪也差点没流出来。心里、肩头更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在更高一点的山上，老陈走进的那个家庭也是只有一个女人支撑着全家的生活。她的男人是生了几年病之后死的。生病时，男人依旧干活，并没有好好医治，也没有好好休养。他们没有医治、休养的实力和条件。其实，男人那只是由感冒引起的肺炎，本来是不该死人的。她家有两个男孩，大的16岁，已经辍学多年，当时正在山上干活。小的10岁，正在上学，放学后也要到山上干活。他们到山上干什么活呢？树是绝对不能砍伐的，而且，山上那些树也没有多少值得砍伐的了。毛竹可以砍伐。从山上扛下一根毛竹，身强力壮的男人也要一天的时间。而到了山下，这一根毛竹至多能卖五六元钱，相当于城市里一个盒饭的价钱。山上还有药材，可药材不是很容易就能采到的，而且也不是取之不尽的。这里可开垦的土地是很少的，一路上，老陈甚至没有看到一块像样的庄稼地。他一直在想：这里的人们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真正脱贫致富呢？他琢磨：如果掌握不了科学知识，如果没有文化，这里的人们绝对无法真正改变命运，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脱贫。一个孩子，如果连小学都上不了，或者上不下来，那他和他的家庭今后无论如何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前景、太好的希望了。
老陈还到了那里的一所小学，希望小学，也忘不了那对漂亮的女孩。她们圆圆的脸庞上写满了腼腆和不安，一双大大的，本该像钻石一样明亮的眼睛里面游移着令人心痛的感伤和忧虑。老陈从她们的老师那里得知，因家庭的困窘，她们从下学期就不能再来上学了。老陈弯下腰，尽量轻松地微笑着询问她们的学习和生活。她们都很懂事，知道如何努力，学习非常刻苦，学习成绩也很好，只是缺少了属于孩子们的天真的微笑。老陈告诉她们：“你们不会辍学的，你们一定会在这里高兴地完成自己的学业。”老陈向她们道别时，看到了她们脸上那转瞬即逝的微笑。那微笑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在他眼前晃动。 老陈他们了解到山里的孩子每人每年只要有300元的资助，就可以免受失学的痛苦。那些日子，他逢人便讲他在贫困山区见到的那些孩子，逢人便说他们慈善会的助学项目，还整理好文字材料，给了报社电台。
他介绍的那些情况，他近乎于神经质的执着，感动了好多人。很快就有人捐款了，尽管数额都不是很大，可还是让他激动不已。一天，上级转给他一封有省长批示的信件。那封字体工整、语言生动的信件是一位远在天城市发展的徽州籍老板写给省领导的。这位老板在信中说，自己过去曾饱尝没有文化的苦恼，又深知家乡的孩子们读书的艰难，所以决定资助家乡100名贫困山区的孩子完成小学的学业。省长看到这封充满感情、激情、真情的信很高兴，马上批示给省慈善会，充分肯定了这位老板的爱心善举，指示慈善会的同志尽快将这件好事办好。老陈把这封信反复看了三遍，越看心里越热乎，越激动。资助100个山区的孩子，每个孩子300元，就是说这位老板要捐赠3万元，这是这个项目实施以来最大的一笔捐款。老陈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老陈注意到这位老板为了方便联络，在信中很清楚地写明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吴良，吴量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并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是一个又有6又有8的吉祥号。电话号码大约能看出持有者的身份，这位先生无疑是位很有作为很有钱的成功人士。
老陈即刻拨打了那个电话号码，电话马上就通了，马上就有人接了。
“你好！哪位？”一个爽快、热情的声音，尽管说的是普通话，可老陈还是从中品出了乡音的味道。
老陈马上用家乡话做了自我介绍，还特别说到是按照省长批示的要求与吴老板联系的，并说要把省长批示的复印件给吴老板寄一份，还说要通过报纸、电台进行宣传。吴老板这时高兴地连声说好，表露出更大的热情与激情。这时，吴老板已经完全是家乡的口音了。老陈问吴老板对将要资助的100个山区孩子有哪些具体要求，比如希望资助哪个地区哪个村庄的，对男孩还是女孩是否有特别的想法。老陈说他们一定会尊重吴老板的意愿和要求，一定圆满地落实这件事。吴老板这时笑了，笑声里充盈着一种十足的信任和满足，说：“你们安排就是了，只要确实是上不起学的孩子就行。我完全信任你们。”老陈说：“那好，我们即刻就准备，准备好了马上联系您。”吴老板又笑着更加爽快地连声说：“好好好！”
老陈一点都没有耽误，即刻又跑到大别山区，与那里的民政、慈善、教育部门的同志一起调查，走村入户、马不停蹄，很快确定了100名急需得到救助的孩子。老陈下山那天是星期日，他家也没回便一头扎进办公室，整理好这些孩子的名单、家庭情况、学习情况，连同孩子们的照片以最快的速度寄送给吴老板。
估摸吴老板见到他寄送的资料了，老陈便给吴老板打电话联系。电话打通了，可无人接听。老陈想，吴老板一定正忙，不方便接电话，或者电话没在身边，决定过一会再打过去。正想着，他眼前的电话响了。老陈拿起电话，一听，竟是吴老板把电话打过来了。老陈高兴得声音都变了，说：“我寄的那100个孩子的资料您是否收到了？”
吴老板稍稍迟疑了一下，马上高兴地说：“见到了，见到了！我正要跟你们联系呢。”
老陈又问：“您有什么意见吗？”
老板连忙说：“没意见、没意见！只是这100个孩子还不够，我决定再资助一些，再资助100名，增至200个孩子。你们把这新加的100个孩子的资料传过来后，我一块儿把钱给你们汇过去。”
老陈没想到又有了新的收获，想吴老板显然是被那些孩子的困难和渴望感动了。老陈心里清楚，那些孩子实在太可爱，太令人心痛，太让人心生爱意了。
老陈很快就把新加的100个孩子的情况整理好，同样以最快的速度给吴老板寄送过去。
估摸吴老板已经见到那些孩子的资料了，老陈便拨打了吴老板的电话。
已经第二次了，还是无人接听。老陈心里有点发毛，他又看看眼前安静的电话机，心想：吴老板一定会把电话打过来的，就像上一次一样。
正想着，电话铃真的就响起来了。
老陈不由得一激灵，忙把电话听筒拿起。
“你好……”老陈说，刚要喊出吴老板这三个字，却听到里面传出一个细细的女声。那声音柔柔的，从中似乎能听出几分羞涩几分胆怯。她说她想给山区失学的孩子捐点款。她是看了报纸上对那些孩子的介绍，才想着一定要给他们捐款的。
老陈沉了一会儿才醒过神来，忙说：“哦，好，好啊！”接着问道：“怎么称呼您？哦，您叫什么名字？”
电话那头好像迟疑着，说：“您甭问了，我是自己要捐款的，没跟家里人说……”
老陈的心稍沉了沉，又问她现在哪里工作。
电话那头的她分明又在迟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们单位已经不行了，我现在暂时还没有固定工作。我的生活不是太富裕，捐的款不多……”
老陈的心又一沉，胡撸一把脸上不知什么时候冒出的汗水，说：“您的心意是非常好的，我现在就代表山区的孩子们向您表示由衷的谢意。但根据您的情况，捐款的事是否考虑在以后……”
“不不不，”电话那头的话语突然变得急切了，“我现在的情况虽不太好，可比起山区的孩子们可好多了，真的好多了。”她几乎是一口气地说完，没等老陈再张嘴，便又说：“我现在就把钱送过去行吗？”
……
没有多一会儿，老陈的办公室门前就有了一位来访者，正是刚刚打来电话的那位女士。老陈急忙站起来，一边请她坐，一边打量眼前这位让他感动又不安的女士。她大概有40多岁，沉静、端庄，穿着一件不新、式样也不时髦的白色衬衣、浅灰色长裤。她静静地进屋，没有坐，依旧站着，从衣兜里拿出钱来，是100元一张的票子，12张，都是崭新的，1200元，是可以资助4个失学儿童的钱数。
老陈没想到她会捐这么多，一个下了岗的女工。老陈劝她少捐点，又一次请她坐下。老陈想问她原先的工作单位，问她目前的状况和家里的情况，问她决定捐款时的想法。那位女士依旧不坐，分明不想和老陈多说什么，只想捐了款就走。老陈无奈地把财务人员叫来，领她去办理相关手续，并特别嘱咐财务人员把捐赠人的姓名地址都记好。 财务人员说，那位女士到底没有说自己的真实姓名，在登记簿捐款人一栏就写了“一个女工”，还说了声“谢谢你们！”就走了。
老陈听了，本来燥热的心里涌入一种清爽爽的气息。他感动了好一会儿。忽然，他又想到了吴老板，想吴老板肯定会联系他的。
想着，电话铃声真的又响起。他想这个电话应该就是吴老板打来的了。他没有马上接电话，待铃声响了三声以后，才把电话听筒拿起，听着，没有马上说话。
电话那头传来的还是一个女声。只是这个女声比较爽朗，而且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她说自己看了报纸上对山区失学儿童的介绍心里很是不安；说她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尚在大学读书，她的先生不久前病逝，家庭生活也是不怎么富裕的；说她先前已经资助了一个失学儿童，还要请慈善会帮忙联系，再捐助一个失学女童；她说她要资助女童，一是因为女孩失学的多，二是因为她们是未来的母亲，而母亲的素质对下一代影响更大……
老陈听了，鼻子突然有点发酸，连声说：“好好！您放心，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意愿安排好，很快就把失学女童的情况告诉您。”
老陈又一次感觉心里头好像涌进了一种清爽爽的东西，难捱的暑热对他完全没有了冲击力，肩膀头一下子似乎有了些分量。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这一次，他没有想吴老板，拿起话筒后，先高声打招呼：“您好！”
“是慈善会吧？”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熟悉的乡音。啊，是吴老板的声音！老陈激动起来，高兴地说：“是吴老板吧！”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愣了一下，说：“对，我是吴老板。你怎么认识我？”
老陈也愣了一下，听出此吴老板并不是他盼的彼吴老板。他对自己苦笑了一下，没做过多的解释。
“我的确是吴老板，一个小老板。看来你们才是真佛。我这几年生意不错，想给寺庙捐9000元，表达我对佛的感谢，可拿着钞票接连三次都没送成。今天，我无意中看了一眼报纸，一下子就看到你们为失学儿童募捐的报道。您知道我本来是不看报的，我这才想到，佛不收我的钱，是为了让我把钱给那些失学儿童啊！我看你们那儿离我这里不远，我这就把钱给你们送去。”
老陈笑着，说：“好！您做得好，做得对。我们等着您，随时为您办这件好事。还要给您捐赠证书，给您记到功劳榜上。”
……
这时，老陈心情好极了。想想这位吴老板，禁不住自己笑出声来。突然，他又想到还没有回电话的吴老板，额头顿时又冒出了汗水。
“要不要再给吴老板打电话呢？”他想，起身，在屋里走了几步，一边擦汗一边想：“还是等一等吧。”
马上到下班时间了，他忍不住又拨打了吴老板的手机，可那头传来的却是“您拨打的手机已关机”的回答。老陈越发感到了无法回避的燥热，比太阳当头那会儿还要热。
以后接连几天里，老陈每天至少给吴老板打两次电话，可就是联系不上。就这样，终日忙碌的老陈尽管有许多欣喜、慰藉，可还是在疑惑与焦虑中过了两个多月，天气虽然不那么热了，可老陈一想到这事，依旧会浑身燥热。毕竟，他和当地政府、教育、慈善组织，特别是那些充满期待的孩子们都信誓旦旦地说了这件肯定会兑现的好事，也介绍了这位家乡走出去的吴老板。
这是为什么呢？
老陈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时一位远在天城市的慈善媒体的朋友要来他们这里采访。老陈决定见到这位记者时，把这个情况介绍介绍，请这位记者回去以后帮助他们找一找这位无法联系上的吴老板。
老陈依旧期待着。
期待中，他更加忙碌了。
本刊上一期刊发的“她等谁，等什么呢……”和本期刊发的“慈善会轶事——老陈的疑虑和慰藉”，以及今后陆续刊发的“慈善会轶事”中的其他文章都是作者创作的小说作品。其中的人物、故事、环境，以及流行的文化元素和地域文化的符号虽然皆源于我们实际的慈善生活，但并不是真人真事，不是某个特定的人、特定的事。其中对慈善人物的塑造、慈善环境的描写、慈善故事的叙述皆是实际生活的集中和升华。作者力图通过对慈善人物性格的深刻挖掘，对慈善环境的深入探讨，使这些能够生动反映我国慈善事业的文学作品更具思想性和艺术性，a力争使大家能够在这些故事中找到认同感，盼望和大家一起营造一个感悟和思考慈善的空间。
2001年夏天。
徽市的那个夏天天旱无雨，空气像有颗火星也会点燃似的燥热。
老陈的办公室没有空调。一个吱吱作响的摆头电扇，有气无力地给他吹来没有多少凉意的冷风。老陈心里装的那件事把燥热的感觉淹没了。他看了看眼前的黑色老式电话机，又瞥了一眼墙上的电表，郑重地拿起电话机话筒，听了一下里面传出的长声，随即拨动已经记熟了的那个手机号码。
电话通了，他挺了一下腰板儿，听着、等着那个会使他兴奋的声音，熟悉的乡音。可他最终等到的是嘀声后一句“电话无人接听”的告白。
又没有接通，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他有点失落有点疑惑地放下话筒，又瞥了一眼墙上的电表，难捱的燥热顿时包围了他。“时间不对？”他想，有点儿想不明白。
这一段时间，老陈的心情一直不错，感觉生活充实了很多，不像刚到这间办公室的那些日子。
一年前，厅长找他谈话，安排他到省慈善会办公室，组织几个退休老同志开展慈善工作。他心里不觉一沉，眼皮子跳了几跳，嘴上虽然没有说什么，脑袋里却全是抵触和抱怨。慈善会是刚成立的社会团体，是没有什么实权的群众组织。他本来巴望着退休前在职务上再提升一步，现在看来没戏了，领导显然没有考虑过他的升迁。他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以往组织上对他的安排，他从来没说过“不”字。这次尽管不痛快，却一样没说什么别扭话。他识时务，老实厚道，知道提了也是找不自在。干什么都是干，应付呗！反正没有几年就到退休年龄了。
慈善会办公室的条件比他厅里的办公室差多了，这也让他郁闷沮丧了好久。不过，工作一段时间后，他的感觉不知不觉有了些变化，似乎让他发现了自身一种不曾相识的价值。以前他在民政厅的工作也是面对困难群体、服务困难群体，但那是花政府拨付的钱，上面给多少，他们往下拨多少，而且很少直接面对困难群众。到慈善会就不同了，没有政府拨款，完全靠慈善会向社会募捐，花的是老百姓、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捐款。能募捐到多少钱，完全靠他们的责任心、诚信和本事。他和慈善会几位同事先是确定了一个资助贫困山区已经辍学或面临失学儿童的慈善募捐项目。老陈专门到山区搞了一次调查，大山里孩子们的生活状况和对上学读书渴求与希望的眼神儿，一直在他眼前晃动，令他寝食难安。
那一次，在崎岖的山路上盘旋了三个多小时后，老陈走进山上一个有着一对双生子的家庭。那算是什么样的家呀！屋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也没有多少光亮。当他走进那低矮、简陋、黑糊糊、摇摇欲坠的房子时，女主人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昏暗中，老陈无法看清那个女人的容貌，也无法揣测她的年岁。但听声音看动作，估计不会超过40岁。她已经没有丈夫了。一年前，她的丈夫干活时被车上掉下的毛竹压死了。说到这里，她那模糊的神情里多了许多让人明显感觉到的悲哀。她的一对9岁的双生子，正在读书。她现在的生活主要靠她丈夫死后，人家给的那2000元钱。她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可还是要花完了。很快，她的两个还在读书的孩子就无力再走进学校的大门了。老陈看着、听着，眼眶子有点发紧，从衣兜掏了两百元钱给她，还特别叮嘱县里的同志帮助这一户人家修一修房子，并告诉她，一定要让孩子继续上学。她家两个孩子这几年的学费，慈善会和社会上好心人一定会帮助她解决的。这时，她流泪了。她很久没哭了。丈夫死时，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这时，老陈的眼泪也差点没流出来。心里、肩头更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在更高一点的山上，老陈走进的那个家庭也是只有一个女人支撑着全家的生活。她的男人是生了几年病之后死的。生病时，男人依旧干活，并没有好好医治，也没有好好休养。他们没有医治、休养的实力和条件。其实，男人那只是由感冒引起的肺炎，本来是不该死人的。她家有两个男孩，大的16岁，已经辍学多年，当时正在山上干活。小的10岁，正在上学，放学后也要到山上干活。他们到山上干什么活呢？树是绝对不能砍伐的，而且，山上那些树也没有多少值得砍伐的了。毛竹可以砍伐。从山上扛下一根毛竹，身强力壮的男人也要一天的时间。而到了山下，这一根毛竹至多能卖五六元钱，相当于城市里一个盒饭的价钱。山上还有药材，可药材不是很容易就能采到的，而且也不是取之不尽的。这里可开垦的土地是很少的，一路上，老陈甚至没有看到一块像样的庄稼地。他一直在想：这里的人们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真正脱贫致富呢？他琢磨：如果掌握不了科学知识，如果没有文化，这里的人们绝对无法真正改变命运，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脱贫。一个孩子，如果连小学都上不了，或者上不下来，那他和他的家庭今后无论如何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前景、太好的希望了。
老陈还到了那里的一所小学，希望小学，也忘不了那对漂亮的女孩。她们圆圆的脸庞上写满了腼腆和不安，一双大大的，本该像钻石一样明亮的眼睛里面游移着令人心痛的感伤和忧虑。老陈从她们的老师那里得知，因家庭的困窘，她们从下学期就不能再来上学了。老陈弯下腰，尽量轻松地微笑着询问她们的学习和生活。她们都很懂事，知道如何努力，学习非常刻苦，学习成绩也很好，只是缺少了属于孩子们的天真的微笑。老陈告诉她们：“你们不会辍学的，你们一定会在这里高兴地完成自己的学业。”老陈向她们道别时，看到了她们脸上那转瞬即逝的微笑。那微笑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在他眼前晃动。 老陈他们了解到山里的孩子每人每年只要有300元的资助，就可以免受失学的痛苦。那些日子，他逢人便讲他在贫困山区见到的那些孩子，逢人便说他们慈善会的助学项目，还整理好文字材料，给了报社电台。
他介绍的那些情况，他近乎于神经质的执着，感动了好多人。很快就有人捐款了，尽管数额都不是很大，可还是让他激动不已。一天，上级转给他一封有省长批示的信件。那封字体工整、语言生动的信件是一位远在天城市发展的徽州籍老板写给省领导的。这位老板在信中说，自己过去曾饱尝没有文化的苦恼，又深知家乡的孩子们读书的艰难，所以决定资助家乡100名贫困山区的孩子完成小学的学业。省长看到这封充满感情、激情、真情的信很高兴，马上批示给省慈善会，充分肯定了这位老板的爱心善举，指示慈善会的同志尽快将这件好事办好。老陈把这封信反复看了三遍，越看心里越热乎，越激动。资助100个山区的孩子，每个孩子300元，就是说这位老板要捐赠3万元，这是这个项目实施以来最大的一笔捐款。老陈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老陈注意到这位老板为了方便联络，在信中很清楚地写明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吴良，吴量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并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是一个又有6又有8的吉祥号。电话号码大约能看出持有者的身份，这位先生无疑是位很有作为很有钱的成功人士。
老陈即刻拨打了那个电话号码，电话马上就通了，马上就有人接了。
“你好！哪位？”一个爽快、热情的声音，尽管说的是普通话，可老陈还是从中品出了乡音的味道。
老陈马上用家乡话做了自我介绍，还特别说到是按照省长批示的要求与吴老板联系的，并说要把省长批示的复印件给吴老板寄一份，还说要通过报纸、电台进行宣传。吴老板这时高兴地连声说好，表露出更大的热情与激情。这时，吴老板已经完全是家乡的口音了。老陈问吴老板对将要资助的100个山区孩子有哪些具体要求，比如希望资助哪个地区哪个村庄的，对男孩还是女孩是否有特别的想法。老陈说他们一定会尊重吴老板的意愿和要求，一定圆满地落实这件事。吴老板这时笑了，笑声里充盈着一种十足的信任和满足，说：“你们安排就是了，只要确实是上不起学的孩子就行。我完全信任你们。”老陈说：“那好，我们即刻就准备，准备好了马上联系您。”吴老板又笑着更加爽快地连声说：“好好好！”
老陈一点都没有耽误，即刻又跑到大别山区，与那里的民政、慈善、教育部门的同志一起调查，走村入户、马不停蹄，很快确定了100名急需得到救助的孩子。老陈下山那天是星期日，他家也没回便一头扎进办公室，整理好这些孩子的名单、家庭情况、学习情况，连同孩子们的照片以最快的速度寄送给吴老板。
估摸吴老板见到他寄送的资料了，老陈便给吴老板打电话联系。电话打通了，可无人接听。老陈想，吴老板一定正忙，不方便接电话，或者电话没在身边，决定过一会再打过去。正想着，他眼前的电话响了。老陈拿起电话，一听，竟是吴老板把电话打过来了。老陈高兴得声音都变了，说：“我寄的那100个孩子的资料您是否收到了？”
吴老板稍稍迟疑了一下，马上高兴地说：“见到了，见到了！我正要跟你们联系呢。”
老陈又问：“您有什么意见吗？”
老板连忙说：“没意见、没意见！只是这100个孩子还不够，我决定再资助一些，再资助100名，增至200个孩子。你们把这新加的100个孩子的资料传过来后，我一块儿把钱给你们汇过去。”
老陈没想到又有了新的收获，想吴老板显然是被那些孩子的困难和渴望感动了。老陈心里清楚，那些孩子实在太可爱，太令人心痛，太让人心生爱意了。
老陈很快就把新加的100个孩子的情况整理好，同样以最快的速度给吴老板寄送过去。
估摸吴老板已经见到那些孩子的资料了，老陈便拨打了吴老板的电话。
已经第二次了，还是无人接听。老陈心里有点发毛，他又看看眼前安静的电话机，心想：吴老板一定会把电话打过来的，就像上一次一样。
正想着，电话铃真的就响起来了。
老陈不由得一激灵，忙把电话听筒拿起。
“你好……”老陈说，刚要喊出吴老板这三个字，却听到里面传出一个细细的女声。那声音柔柔的，从中似乎能听出几分羞涩几分胆怯。她说她想给山区失学的孩子捐点款。她是看了报纸上对那些孩子的介绍，才想着一定要给他们捐款的。
老陈沉了一会儿才醒过神来，忙说：“哦，好，好啊！”接着问道：“怎么称呼您？哦，您叫什么名字？”
电话那头好像迟疑着，说：“您甭问了，我是自己要捐款的，没跟家里人说……”
老陈的心稍沉了沉，又问她现在哪里工作。
电话那头的她分明又在迟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们单位已经不行了，我现在暂时还没有固定工作。我的生活不是太富裕，捐的款不多……”
老陈的心又一沉，胡撸一把脸上不知什么时候冒出的汗水，说：“您的心意是非常好的，我现在就代表山区的孩子们向您表示由衷的谢意。但根据您的情况，捐款的事是否考虑在以后……”
“不不不，”电话那头的话语突然变得急切了，“我现在的情况虽不太好，可比起山区的孩子们可好多了，真的好多了。”她几乎是一口气地说完，没等老陈再张嘴，便又说：“我现在就把钱送过去行吗？”
……
没有多一会儿，老陈的办公室门前就有了一位来访者，正是刚刚打来电话的那位女士。老陈急忙站起来，一边请她坐，一边打量眼前这位让他感动又不安的女士。她大概有40多岁，沉静、端庄，穿着一件不新、式样也不时髦的白色衬衣、浅灰色长裤。她静静地进屋，没有坐，依旧站着，从衣兜里拿出钱来，是100元一张的票子，12张，都是崭新的，1200元，是可以资助4个失学儿童的钱数。
老陈没想到她会捐这么多，一个下了岗的女工。老陈劝她少捐点，又一次请她坐下。老陈想问她原先的工作单位，问她目前的状况和家里的情况，问她决定捐款时的想法。那位女士依旧不坐，分明不想和老陈多说什么，只想捐了款就走。老陈无奈地把财务人员叫来，领她去办理相关手续，并特别嘱咐财务人员把捐赠人的姓名地址都记好。 财务人员说，那位女士到底没有说自己的真实姓名，在登记簿捐款人一栏就写了“一个女工”，还说了声“谢谢你们！”就走了。
老陈听了，本来燥热的心里涌入一种清爽爽的气息。他感动了好一会儿。忽然，他又想到了吴老板，想吴老板肯定会联系他的。
想着，电话铃声真的又响起。他想这个电话应该就是吴老板打来的了。他没有马上接电话，待铃声响了三声以后，才把电话听筒拿起，听着，没有马上说话。
电话那头传来的还是一个女声。只是这个女声比较爽朗，而且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她说自己看了报纸上对山区失学儿童的介绍心里很是不安；说她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尚在大学读书，她的先生不久前病逝，家庭生活也是不怎么富裕的；说她先前已经资助了一个失学儿童，还要请慈善会帮忙联系，再捐助一个失学女童；她说她要资助女童，一是因为女孩失学的多，二是因为她们是未来的母亲，而母亲的素质对下一代影响更大……
老陈听了，鼻子突然有点发酸，连声说：“好好！您放心，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意愿安排好，很快就把失学女童的情况告诉您。”
老陈又一次感觉心里头好像涌进了一种清爽爽的东西，难捱的暑热对他完全没有了冲击力，肩膀头一下子似乎有了些分量。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这一次，他没有想吴老板，拿起话筒后，先高声打招呼：“您好！”
“是慈善会吧？”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熟悉的乡音。啊，是吴老板的声音！老陈激动起来，高兴地说：“是吴老板吧！”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愣了一下，说：“对，我是吴老板。你怎么认识我？”
老陈也愣了一下，听出此吴老板并不是他盼的彼吴老板。他对自己苦笑了一下，没做过多的解释。
“我的确是吴老板，一个小老板。看来你们才是真佛。我这几年生意不错，想给寺庙捐9000元，表达我对佛的感谢，可拿着钞票接连三次都没送成。今天，我无意中看了一眼报纸，一下子就看到你们为失学儿童募捐的报道。您知道我本来是不看报的，我这才想到，佛不收我的钱，是为了让我把钱给那些失学儿童啊！我看你们那儿离我这里不远，我这就把钱给你们送去。”
老陈笑着，说：“好！您做得好，做得对。我们等着您，随时为您办这件好事。还要给您捐赠证书，给您记到功劳榜上。”
……
这时，老陈心情好极了。想想这位吴老板，禁不住自己笑出声来。突然，他又想到还没有回电话的吴老板，额头顿时又冒出了汗水。
“要不要再给吴老板打电话呢？”他想，起身，在屋里走了几步，一边擦汗一边想：“还是等一等吧。”
马上到下班时间了，他忍不住又拨打了吴老板的手机，可那头传来的却是“您拨打的手机已关机”的回答。老陈越发感到了无法回避的燥热，比太阳当头那会儿还要热。
以后接连几天里，老陈每天至少给吴老板打两次电话，可就是联系不上。就这样，终日忙碌的老陈尽管有许多欣喜、慰藉，可还是在疑惑与焦虑中过了两个多月，天气虽然不那么热了，可老陈一想到这事，依旧会浑身燥热。毕竟，他和当地政府、教育、慈善组织，特别是那些充满期待的孩子们都信誓旦旦地说了这件肯定会兑现的好事，也介绍了这位家乡走出去的吴老板。
这是为什么呢？
老陈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时一位远在天城市的慈善媒体的朋友要来他们这里采访。老陈决定见到这位记者时，把这个情况介绍介绍，请这位记者回去以后帮助他们找一找这位无法联系上的吴老板。
老陈依旧期待着。
期待中，他更加忙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