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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争论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的众多活跃话题之一。对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研究涉及到哲学，历史，文化与艺术等领域。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的基本概念可以帮助更好地了解后现代主义发展的文化与美学背号。
[关键词]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 语言学 现象 符号 德里达 列维·斯特劳斯 索绪尔
1966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座谈会上，一位来自德国的名叫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家伙。作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Structure，Sigh and Play in the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的报告。突然向西方的权威语言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De Levi－Strauss)发难，这是在西方现代学术界内的第一次对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挑战和批评，于是这位当时尚年轻的德里达一举成名，成为了“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的领军人物。随之而来的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中，出现了“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 ralism)”，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也被奉为前卫精神。自此，结构主义甚嚣尘上。20世纪80年代，当现代西方哲学被引入中国之后，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专家就此词的翻译，请教钱钟书先生。默存先生笑了笑，就译为“解构主义”。
1、结构主义的基本要点概述
结构主义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它受到著名法国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号语言学的影响。索绪尔把语言识别为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是由被文化设定的，以某种方式专断地相互联结在一起的表意者，即词语(terms)和被表意者，概念(concept)所组成的。结构主义者试图孤立于其他的现象来解释现象。他们不同于传统的通过事件的顺序来解释事情的学者。结构主义学者诸如列维·斯特劳斯，首先在人类学研究中运用了语言学的分析：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则发展了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路易斯·阿尔杜塞(Louis A’erdusai)则从结构主义中提升了新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这些新的结构主义者和大师们都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在不同的学科内试图发现存在于现象之下的所谓的无意识的密码和规则；他们所欣赏的是那些为客观性的、连贯性的、严肃的、严格的、理性的理论：也欣赏那些追随他们的现代主义的学生们和学者们。这些人试图把他们的理论上升到科学化的地位，而迷信主观的净化理论。可惜和可悲的是，他们的努力不过是被后现代主义哲学者诸如德里达等所讥讽的“揪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努力”。
西方现代哲学的理性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是笛卡尔(Rene Descartes)、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等。笛卡尔试图对于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际演绎逻辑的清理，这就是使得他首先要寻求整个逻辑推理的大前提。他很聪明地认识到，这个前提应该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然是所有的逻辑前提，那么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演绎推出”的逻辑结论。笛卡尔万般无奈，不得不从古希腊的思维方式找出这样的前提：即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言之，能够被思考的，必定是存在的。于是，在“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 evident)：于是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就诞生了。思维成为了存在的充分的、而且必要的条件，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所信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思维模式。笛卡尔试图以科学领域的机械论模式，来作为阐明真实的基础。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以机械论的科学模式来解说“人”主体的谬误。笛卡尔的抽象化，简单化的思考，是从客观唯心主义到主观唯心主义的发展，无怪会引起很多的批评和挑战。但也毕竟影响了一些人。法国的结构主义先锋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保罗·沙特(J Paul Sartre)和梅罗·庞蒂(Merleau Ponty)等人，他们的理论后来又成为了法国存在主义现象学(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的基础，都受到了笛卡尔的影响。海德格尔提出任何富有意义的本文(text)或意象，实际上则受制于先觉的信码记号(code)所具有的涵义。人，我们作为“人”是无法控制的而且是不能采纳的，而我们人的情况仅仅是“在那儿”，“曾在那儿”，“将在那儿”和“不在那儿”的区别，从语言与法学来看，仅是“时态”的区别。
列维·斯特劳斯在这些大师们的理论基础上，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人在潜意识层次内和灵魂内已经存在有一种假设的状况。心智的宇宙则起源于斯，以至于获得相共得的经验。按照斯特劳斯的理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语言和文化构成之前，其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雅克·德里达反对西方哲学中的理智主义传统。因为西方现代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中的to 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思索的中心课题：由于on或to be具有双重的意义：它既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动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次上面对于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上对于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地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在西方现代哲学中，“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混为一谈了。这就形成了西方哲学中特有的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所谓理性主义传统。海德格尔作为现代哲学的大师也不能逃脱“语言的牢笼”，不得不随波逐流地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弱点和矛盾，被德里达一下子就抓住了，于是他提出了要超越西方现代哲学——去解构。
2、解构主义究竟要解什么
西方现代理性主义哲学在语言学的分析——逻辑分析上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们“拒斥形而上学”，而把哲学归结于语言——逻辑分析，实际上不过是古希腊哲学的那种以思想来取代存在的，以“能知”代替“所知”的思路的现代翻版。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就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毛泽东主席当年同罗素先生讨论哲学时，也就是集中在这点上，而终于罗素承认了：毛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地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他的著名的解释：“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就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 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没有赋予任何意义。”按照这个理论，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而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的”。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就是现代理智主义导致绝对唯心主义的绝妙例证。
维也纳语言学派即语言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基地，就更进一步自陈，他们的使命就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知识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如果，当初普罗太戈拉曾经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这批语言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一语言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这当然是彻底的唯心主义了。
雅克·德里达1 930年生于阿尔及利亚，他和米歇尔·傅柯(Mlchel Foucault1926－1985)同师与于列维·斯特劳斯门下：1985年傅柯去世之后，德里达声望大增，成为法国当代哲学自斯特劳斯之后的大师级领军人物，加上如同所有的后现代主义家们一样，这个家伙懂得如何利用媒体，结果，不久就大名远扬，不但风靡了美国，也闻名中国等国家。实际上，几年来，他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
德里达反对自古以来的西方哲学体系所惯用的语言中心论(Iogocent risme)的思维方式，而直接把矛头对向自己的老师列维·斯特劳斯。虽然斯特劳斯先生的“结构主义”已经扬弃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观，也就是笛卡尔等主张的“我思故我在”的以“自我”为中心和为出发点的传统：而以语言的结构来规划出“人”的思维(不是人支配主宰语言)，并以此作为研究的架构和理念规范的先验方法。德里达等新的解构主义者不但反对这种以强制规范模式的先验方法，也批评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者依然迷信于形而上学。
德里达的早期论述是针对柏拉图。黑格尔，弗洛伊德，胡塞尔(E．G．Albrecht Husserl)的观点和理论的，因此，他早期是一个地道的结构主义分子。此后，他把矛头一转，冲向老师海德格尔和斯特劳斯，所以，他的早期著作大多被收集在结构主义的文集内。
德里达把矛头对准自己的老师列维·斯特劳斯：是因为后者的语言学中心论的权威地位。德里达认为必须以书写语言学(Grammatology)来替代语言符号学：他反对西方长久以来的认为音符超越字符的传统，坚持认为书写语言是独立于声音语言系统的另一种包括所有视觉的与空间的记号系统。
对于语言学权威索绪尔的符号学，德里达也提出批评。他反对索绪尔的所指(Signifled)和能指(Signifier)是分开的，而使得两者成为二个对立的封闭的系统的理论，德里达的书写语言学是借助语言分解的过程，追述语句或本文的“踪迹”(trace)，踪迹之间不断发生交感，并且可以任意串联，使得语言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不同的相异的踪迹，可能出现在另外一个总计踪迹之内，而每一个总计踪迹都可能依据另外一个踪迹而存在：因此永无具有绝对统一涵义的可能，意义是一连串无止无休的连锁反应中所“区分相异”和“时间逗留延长”所出现的状况。德里达自创了“延异”(diff e rance)一词，与“区别，相异”(diffe rence)一词的发音完全一样，而所代表的意思是defer－ment的postponement组合，将区分相异的实现或发生包容了时间性。这种意义所指时间化了的效果，就使得读者(或观者)在诠释本文的过程中，由于参与踪迹反应程度不同，而使得意义成为永远不能确定的主观性。所谓“解构”的运作，就是书写语言中记号不断地破解，记号与记号之间不断地产生新意再不断地破解：反应时间某一个程度的逗留，时间发生后旋即成为了过去，全然“现存”自无可能，因而没有任何方法去窥得语义的全貌，更无从由语意的表达形式来应证“真实”或反应“真实”，这样语意就处于无尽的不稳定状态中。这样一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就和原来的结构主义——特别是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重视的忠实的结构主义哲学者，后者一直追求稳定的、先验规范、以逻辑思维设法发挥符号学约化出次序架构的功能正好相左。这就是解构主义的真相。
由于德里达的理论过于饶舌和复杂，一直到现在，谁也无法弄清楚。在现代艺术创作中，解构主义，虽然被广泛使用，但最早具有解构倾向的要算是毕加索和勃拉克的立体主义或立体派艺术创作了，以及此后出现的德国表现主义等。
[关键词]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 语言学 现象 符号 德里达 列维·斯特劳斯 索绪尔
1966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座谈会上，一位来自德国的名叫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家伙。作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Structure，Sigh and Play in the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的报告。突然向西方的权威语言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De Levi－Strauss)发难，这是在西方现代学术界内的第一次对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挑战和批评，于是这位当时尚年轻的德里达一举成名，成为了“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的领军人物。随之而来的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中，出现了“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 ralism)”，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也被奉为前卫精神。自此，结构主义甚嚣尘上。20世纪80年代，当现代西方哲学被引入中国之后，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专家就此词的翻译，请教钱钟书先生。默存先生笑了笑，就译为“解构主义”。
1、结构主义的基本要点概述
结构主义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它受到著名法国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号语言学的影响。索绪尔把语言识别为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是由被文化设定的，以某种方式专断地相互联结在一起的表意者，即词语(terms)和被表意者，概念(concept)所组成的。结构主义者试图孤立于其他的现象来解释现象。他们不同于传统的通过事件的顺序来解释事情的学者。结构主义学者诸如列维·斯特劳斯，首先在人类学研究中运用了语言学的分析：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则发展了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路易斯·阿尔杜塞(Louis A’erdusai)则从结构主义中提升了新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这些新的结构主义者和大师们都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在不同的学科内试图发现存在于现象之下的所谓的无意识的密码和规则；他们所欣赏的是那些为客观性的、连贯性的、严肃的、严格的、理性的理论：也欣赏那些追随他们的现代主义的学生们和学者们。这些人试图把他们的理论上升到科学化的地位，而迷信主观的净化理论。可惜和可悲的是，他们的努力不过是被后现代主义哲学者诸如德里达等所讥讽的“揪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努力”。
西方现代哲学的理性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是笛卡尔(Rene Descartes)、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等。笛卡尔试图对于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际演绎逻辑的清理，这就是使得他首先要寻求整个逻辑推理的大前提。他很聪明地认识到，这个前提应该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然是所有的逻辑前提，那么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演绎推出”的逻辑结论。笛卡尔万般无奈，不得不从古希腊的思维方式找出这样的前提：即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言之，能够被思考的，必定是存在的。于是，在“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 evident)：于是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就诞生了。思维成为了存在的充分的、而且必要的条件，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所信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思维模式。笛卡尔试图以科学领域的机械论模式，来作为阐明真实的基础。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以机械论的科学模式来解说“人”主体的谬误。笛卡尔的抽象化，简单化的思考，是从客观唯心主义到主观唯心主义的发展，无怪会引起很多的批评和挑战。但也毕竟影响了一些人。法国的结构主义先锋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保罗·沙特(J Paul Sartre)和梅罗·庞蒂(Merleau Ponty)等人，他们的理论后来又成为了法国存在主义现象学(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的基础，都受到了笛卡尔的影响。海德格尔提出任何富有意义的本文(text)或意象，实际上则受制于先觉的信码记号(code)所具有的涵义。人，我们作为“人”是无法控制的而且是不能采纳的，而我们人的情况仅仅是“在那儿”，“曾在那儿”，“将在那儿”和“不在那儿”的区别，从语言与法学来看，仅是“时态”的区别。
列维·斯特劳斯在这些大师们的理论基础上，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人在潜意识层次内和灵魂内已经存在有一种假设的状况。心智的宇宙则起源于斯，以至于获得相共得的经验。按照斯特劳斯的理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语言和文化构成之前，其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雅克·德里达反对西方哲学中的理智主义传统。因为西方现代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中的to 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思索的中心课题：由于on或to be具有双重的意义：它既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动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次上面对于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上对于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地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在西方现代哲学中，“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混为一谈了。这就形成了西方哲学中特有的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所谓理性主义传统。海德格尔作为现代哲学的大师也不能逃脱“语言的牢笼”，不得不随波逐流地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弱点和矛盾，被德里达一下子就抓住了，于是他提出了要超越西方现代哲学——去解构。
2、解构主义究竟要解什么
西方现代理性主义哲学在语言学的分析——逻辑分析上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们“拒斥形而上学”，而把哲学归结于语言——逻辑分析，实际上不过是古希腊哲学的那种以思想来取代存在的，以“能知”代替“所知”的思路的现代翻版。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就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毛泽东主席当年同罗素先生讨论哲学时，也就是集中在这点上，而终于罗素承认了：毛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地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他的著名的解释：“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就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 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没有赋予任何意义。”按照这个理论，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而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的”。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就是现代理智主义导致绝对唯心主义的绝妙例证。
维也纳语言学派即语言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基地，就更进一步自陈，他们的使命就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知识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如果，当初普罗太戈拉曾经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这批语言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一语言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这当然是彻底的唯心主义了。
雅克·德里达1 930年生于阿尔及利亚，他和米歇尔·傅柯(Mlchel Foucault1926－1985)同师与于列维·斯特劳斯门下：1985年傅柯去世之后，德里达声望大增，成为法国当代哲学自斯特劳斯之后的大师级领军人物，加上如同所有的后现代主义家们一样，这个家伙懂得如何利用媒体，结果，不久就大名远扬，不但风靡了美国，也闻名中国等国家。实际上，几年来，他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
德里达反对自古以来的西方哲学体系所惯用的语言中心论(Iogocent risme)的思维方式，而直接把矛头对向自己的老师列维·斯特劳斯。虽然斯特劳斯先生的“结构主义”已经扬弃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观，也就是笛卡尔等主张的“我思故我在”的以“自我”为中心和为出发点的传统：而以语言的结构来规划出“人”的思维(不是人支配主宰语言)，并以此作为研究的架构和理念规范的先验方法。德里达等新的解构主义者不但反对这种以强制规范模式的先验方法，也批评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者依然迷信于形而上学。
德里达的早期论述是针对柏拉图。黑格尔，弗洛伊德，胡塞尔(E．G．Albrecht Husserl)的观点和理论的，因此，他早期是一个地道的结构主义分子。此后，他把矛头一转，冲向老师海德格尔和斯特劳斯，所以，他的早期著作大多被收集在结构主义的文集内。
德里达把矛头对准自己的老师列维·斯特劳斯：是因为后者的语言学中心论的权威地位。德里达认为必须以书写语言学(Grammatology)来替代语言符号学：他反对西方长久以来的认为音符超越字符的传统，坚持认为书写语言是独立于声音语言系统的另一种包括所有视觉的与空间的记号系统。
对于语言学权威索绪尔的符号学，德里达也提出批评。他反对索绪尔的所指(Signifled)和能指(Signifier)是分开的，而使得两者成为二个对立的封闭的系统的理论，德里达的书写语言学是借助语言分解的过程，追述语句或本文的“踪迹”(trace)，踪迹之间不断发生交感，并且可以任意串联，使得语言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不同的相异的踪迹，可能出现在另外一个总计踪迹之内，而每一个总计踪迹都可能依据另外一个踪迹而存在：因此永无具有绝对统一涵义的可能，意义是一连串无止无休的连锁反应中所“区分相异”和“时间逗留延长”所出现的状况。德里达自创了“延异”(diff e rance)一词，与“区别，相异”(diffe rence)一词的发音完全一样，而所代表的意思是defer－ment的postponement组合，将区分相异的实现或发生包容了时间性。这种意义所指时间化了的效果，就使得读者(或观者)在诠释本文的过程中，由于参与踪迹反应程度不同，而使得意义成为永远不能确定的主观性。所谓“解构”的运作，就是书写语言中记号不断地破解，记号与记号之间不断地产生新意再不断地破解：反应时间某一个程度的逗留，时间发生后旋即成为了过去，全然“现存”自无可能，因而没有任何方法去窥得语义的全貌，更无从由语意的表达形式来应证“真实”或反应“真实”，这样语意就处于无尽的不稳定状态中。这样一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就和原来的结构主义——特别是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重视的忠实的结构主义哲学者，后者一直追求稳定的、先验规范、以逻辑思维设法发挥符号学约化出次序架构的功能正好相左。这就是解构主义的真相。
由于德里达的理论过于饶舌和复杂，一直到现在，谁也无法弄清楚。在现代艺术创作中，解构主义，虽然被广泛使用，但最早具有解构倾向的要算是毕加索和勃拉克的立体主义或立体派艺术创作了，以及此后出现的德国表现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