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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十国集团（G20）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产物，是现阶段唯一由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联合共治并较好地兼顾了代表性与有效性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目前，G20正处在发展关键节点上，面临着由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杭州峰会为G20的转型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成为G20转型和全球治理变革的新起点。
关键词：二十国集团；七国集团；长效治理机制；非正式机制
二十国集团（G20）诞生于1999年，是由七国集团（G7）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倡导创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在其最初近十年时间里，G20在国际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2008年，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传统的以G7为核心的国际治理机制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G20却一跃成为应对危机的最主要的机制，迅速地由原来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提升为峰会，并在匹兹堡峰会后被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
随着危机的阴霾渐渐退去，G20面临着由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艰巨任务。中国作为2016年杭州峰会主席国，展现了大国担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G20的转型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一、二十国集团发展的新阶段：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G20的诞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主要归诸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对共同脆弱性的认知，传统国际治理机制的失效和新兴经济体实力的日益增长。正如对G7深有研究的美国学者普特南所言，当出现压倒性的压力时，“世界经济的现实变化会强迫全球‘行政委员会’构成的改变”[1]。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无疑就提供了这种“改变的压力”。
到目前为止，G20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机制创建。G20的前三次会议都是由G7主导，由被誉为“G20之父”的加拿大财政部长保罗·马丁担任主席。在此阶段，G20确立了其宗旨是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2.走向制度化。2002年的新德里会议在G20走向制度化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它第一次实现了G20主办权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的移交；确立了前任、现任和候任主席国组成的“三驾马车”机制，保证了G20机制的连续性；就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轮值主席制度达成了共识。在印度之后，墨西哥、中国、南非也担任了G20主席国，由于新兴国家的参与，G20在继续将重点放在金融领域的同时，也纳入发展议题、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关切。
3.机制升级。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 实现了从部长级会议到领导人峰会的升级转型。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G20在从2008年11月到2010年6月这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密集地举行了四次峰会，成为应对危机的核心国际机制。2009年匹兹堡峰会提出“领导人共同指定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确立了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的地位，具有里程碑意义。
4.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2010年以来，随着危机逐渐消退和全球性挑战的凸显，G20开始进入转型时期。2010年11月的首尔峰会正式纳入发展议题，标志着G20开始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目前，G20转型仍在继续，需克服诸多严峻挑战。
二、二十国集团转型的新节点：优势与挑战并存
在杭州峰会之前，G20领导人峰会已经举行310届，在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制度变革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效，并形成了其他多边机制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但与此同时，前方的道路并不平坦，仍面临许多严峻考验。杭州峰会正处在关键发展节点上。
G20峰会机制的制度优势：
1.成员国集体的体系主导性优势。G20创建之际考虑成员资格时，综合了体系重要性和地区平衡性两个因素。成员国必须是世界经济中具有体系重要性的国家，对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并能做出重要贡献；成员国构成必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平衡。如今，G20成员的总人口占世界总量的2/3，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90%，国际贸易占世界总量的80%，这使其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无可比拟的主导性优势。
2.领导人峰会外交优势。G20的核心是首脑会议，最高领导人都是各国决策体制中的核心人物，拥有较高的决策自主权，能够避免一般官僚体制的曲折和普通官员授权有限的制约；与此同时，作为现代国家领导人，他们一般阅历丰富，视野开阔，对国家利益的把握和对国际合作的认识往往比其他人更准确。因此，峰会外交较之其他外交渠道效率更高，更易达成共识和做出决策。
3.非正式性机制优势。G20不是建立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上，没有常设的秘书处和组织机构，不采取投票表决的决策程序，主席采取轮换制，不设置固定议题。有学者曾分析非正式机制的优势，因其没有法律约束力，达成的协议不需要经过成员国国内立法部门的批准，从而可以避开国内政治阻力，能够在危机时期快速达成一致行动，同时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非正式机制达成的协议更容易进行修正，以灵活地应对新的情况，因此，非正式机制较之正式国际组织更易于成员国达成共识[2]。G20“松散的论坛式的制度形式满足了大多数成员国的制度偏好”[3]。
4.核心多边平台优势。G20与许多国际组织形成了良性互补的关系，其中联系较为密切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经合组织。一方面，这些国际组织受G20委托，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就有关具体议题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这些国际组织也成为G20重要成果的落实者和执行者[4]。
但随着G20逐渐开始向长效机制转型，其自身机制性问题和各种内外部掣肘因素凸显，使得G20的转型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 1.内部团结的考验。随着发达经济体逐渐走出困境，他们进行体系改革的意愿大为减退，更为关注维护当前既得利益，从而使G20内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增加，有效地决策和执行的难度增大。
2.外部合法性的挑战。G20虽然较之于G7较好地体现了代表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平衡，但仍面临着外界对其代表性和合法性的质疑，非洲和中东欧在G20中的代表性不足，广大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难以在G20中得到反映。
3.机制非正式性的双重效应。G20机制的非正式性在提高其灵活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缺乏清晰连贯的议事日程和有效的执行能力。
4.议程设置与角色定位上的争议。有认为G20应专注于国际经济协调与经济治理，也有认为G20应扩大议题范围，能够对全球性重大政治、外交、反恐、能源及环境等问题提出权威性建议，成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
因此，G20在未来能否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取决于更有远见的国际合作和更富智慧的制度设计，而这也成为杭州峰会的历史使命。
三、杭州峰会：二十国集团转型的新起点
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作为主席国，以自身的治理经验积极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方案，发表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和28份具体成果文件，有力地推动了G20的转型升级。
1.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为G20谋划长远发展。峰会着力从创新、改革、开放三个方面来推动增长：首次把“创新”纳入主题，制定“G20创新增长蓝图”以及“创新行动计划”“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配套的行动计划，为全球可持续增长指明了新方向；强调结构性改革对提高G20成员国生产率、潜在产出以及促进创新增长的关键作用，制定“G20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确定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48项指导原则及12项指标体系，力图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加强G20贸易投资机制建设，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激发世界经济增长活力。
2.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为G20夯实共赢基础。G20杭州峰会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核心位置，首次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首次就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开展合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接2030年议程有效促进G20机制的转型，它一方面为G20确立了一个新的中长期目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升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政治合法性”。
杭州峰会还是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G20峰会。除G20成员领导人外，中方还邀请了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以及哈萨克斯坦、埃及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出席。峰会有力地向国际社会传递这样一个信号，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二十个成员，也属于全世界。
3.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巩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地位，以此提升G20机制本身的效力。峰会将“建设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作为重点议题之一，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落实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并致力于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新的份额公式；支持世界银行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时间表及原则实施股份审议，目标是逐渐实现平等投票权；强调份额调整应提高有活力经济体的份额占比，以反映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承诺保护最贫困国家的发言权及代表性。
同时，杭州峰会有效推动G20从短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在完善全球贸易、投资、金融格局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对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从G20的发展轨迹来看，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一定会沿着这个正确方向走下去，更加平等，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加有效，这既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期待，也是整个世界的需要。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G20杭州峰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引领世界经济增长新方向，谋划世界发展新蓝图，开创全球治理新愿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杭州峰会已成为G20转型的新起点。
四、杭州峰会的深远意义与二十国集团的未来新图景
进入新世纪，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巨大的困境和挑战，一方面日益具备更强大经济能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G20刚好适应了这种国际经济结构的变迁，为新兴国家发挥影响力和领导力提供了平台。当前，尽管G20尚未充分实现变革国际经济秩序的宏大使命，但其较好地兼顾了南北共同利益和代表性与有效性的平衡，由守成大国与新兴国家联合共治的方式却有着不同于以G7为核心的传统国际治理的鲜明特点，有助于推动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的国际秩序变革。
1.与G7代表和维护的是守成集团的既得利益不同，G20峰会关注国际体系的改革议程，致力于扩大新兴国家的权力。杭州峰会推动G20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进一步巩固G20峰会作为讨论全球经济议题的首要平台之地位，打破了发达国家对国际金融与经济治理的垄断性权力，峰会还支持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与投票权转移，从而有助于推动守成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
2.G7传统的发展议程因其援助国与受援国关系中权力的非对称性和援助的“条件性”而饱受诟病，而G20则倡导一种主体更加多元化、性质更加平等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杭州峰会制定“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发起“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和“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从而有助于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平衡。
3.G7一直强调其“有限规模，志同道合”的同质化特征，强调同质化带来的风险是对异质的焦虑和排斥，而G20则开始倡导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的多元包容。峰会始终强调各国发展的自主性，明确表示要尊重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际，重视发展中国家间的知识和经验交流，制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而不是照搬发达国家模式，从而有助于推动多元文明的包容共存。
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并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进步路径，现存国际体系正处在深刻转型之中。国际社会须有政治智慧和战略远见，思考如何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平衡、多元文明之间的包容共存创造一种制度性保障。就此而言，G20为未来全球治理的制度创新和秩序变革提供了崭新可能，推动G20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Robert D. Putnam. Western Summitry in the 1990： American Perspectives[J].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29， No. 2 （April/June 1994）： 81-93.
[2]Charles Lipson. Why are Som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formal？[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01. 45， No. 4， 1991： 495-538.
[3]崔志楠，邢悦. 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1）：154.
[4]金中夏. 中国与G20：全球经济治理的高端博弈[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12-16.
关键词：二十国集团；七国集团；长效治理机制；非正式机制
二十国集团（G20）诞生于1999年，是由七国集团（G7）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倡导创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在其最初近十年时间里，G20在国际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2008年，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传统的以G7为核心的国际治理机制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G20却一跃成为应对危机的最主要的机制，迅速地由原来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提升为峰会，并在匹兹堡峰会后被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
随着危机的阴霾渐渐退去，G20面临着由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艰巨任务。中国作为2016年杭州峰会主席国，展现了大国担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G20的转型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一、二十国集团发展的新阶段：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
G20的诞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主要归诸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对共同脆弱性的认知，传统国际治理机制的失效和新兴经济体实力的日益增长。正如对G7深有研究的美国学者普特南所言，当出现压倒性的压力时，“世界经济的现实变化会强迫全球‘行政委员会’构成的改变”[1]。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无疑就提供了这种“改变的压力”。
到目前为止，G20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机制创建。G20的前三次会议都是由G7主导，由被誉为“G20之父”的加拿大财政部长保罗·马丁担任主席。在此阶段，G20确立了其宗旨是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2.走向制度化。2002年的新德里会议在G20走向制度化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它第一次实现了G20主办权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的移交；确立了前任、现任和候任主席国组成的“三驾马车”机制，保证了G20机制的连续性；就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轮值主席制度达成了共识。在印度之后，墨西哥、中国、南非也担任了G20主席国，由于新兴国家的参与，G20在继续将重点放在金融领域的同时，也纳入发展议题、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关切。
3.机制升级。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 实现了从部长级会议到领导人峰会的升级转型。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G20在从2008年11月到2010年6月这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密集地举行了四次峰会，成为应对危机的核心国际机制。2009年匹兹堡峰会提出“领导人共同指定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确立了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的地位，具有里程碑意义。
4.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2010年以来，随着危机逐渐消退和全球性挑战的凸显，G20开始进入转型时期。2010年11月的首尔峰会正式纳入发展议题，标志着G20开始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目前，G20转型仍在继续，需克服诸多严峻挑战。
二、二十国集团转型的新节点：优势与挑战并存
在杭州峰会之前，G20领导人峰会已经举行310届，在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制度变革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效，并形成了其他多边机制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但与此同时，前方的道路并不平坦，仍面临许多严峻考验。杭州峰会正处在关键发展节点上。
G20峰会机制的制度优势：
1.成员国集体的体系主导性优势。G20创建之际考虑成员资格时，综合了体系重要性和地区平衡性两个因素。成员国必须是世界经济中具有体系重要性的国家，对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并能做出重要贡献；成员国构成必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平衡。如今，G20成员的总人口占世界总量的2/3，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90%，国际贸易占世界总量的80%，这使其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无可比拟的主导性优势。
2.领导人峰会外交优势。G20的核心是首脑会议，最高领导人都是各国决策体制中的核心人物，拥有较高的决策自主权，能够避免一般官僚体制的曲折和普通官员授权有限的制约；与此同时，作为现代国家领导人，他们一般阅历丰富，视野开阔，对国家利益的把握和对国际合作的认识往往比其他人更准确。因此，峰会外交较之其他外交渠道效率更高，更易达成共识和做出决策。
3.非正式性机制优势。G20不是建立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上，没有常设的秘书处和组织机构，不采取投票表决的决策程序，主席采取轮换制，不设置固定议题。有学者曾分析非正式机制的优势，因其没有法律约束力，达成的协议不需要经过成员国国内立法部门的批准，从而可以避开国内政治阻力，能够在危机时期快速达成一致行动，同时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非正式机制达成的协议更容易进行修正，以灵活地应对新的情况，因此，非正式机制较之正式国际组织更易于成员国达成共识[2]。G20“松散的论坛式的制度形式满足了大多数成员国的制度偏好”[3]。
4.核心多边平台优势。G20与许多国际组织形成了良性互补的关系，其中联系较为密切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经合组织。一方面，这些国际组织受G20委托，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就有关具体议题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这些国际组织也成为G20重要成果的落实者和执行者[4]。
但随着G20逐渐开始向长效机制转型，其自身机制性问题和各种内外部掣肘因素凸显，使得G20的转型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 1.内部团结的考验。随着发达经济体逐渐走出困境，他们进行体系改革的意愿大为减退，更为关注维护当前既得利益，从而使G20内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增加，有效地决策和执行的难度增大。
2.外部合法性的挑战。G20虽然较之于G7较好地体现了代表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平衡，但仍面临着外界对其代表性和合法性的质疑，非洲和中东欧在G20中的代表性不足，广大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难以在G20中得到反映。
3.机制非正式性的双重效应。G20机制的非正式性在提高其灵活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缺乏清晰连贯的议事日程和有效的执行能力。
4.议程设置与角色定位上的争议。有认为G20应专注于国际经济协调与经济治理，也有认为G20应扩大议题范围，能够对全球性重大政治、外交、反恐、能源及环境等问题提出权威性建议，成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
因此，G20在未来能否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取决于更有远见的国际合作和更富智慧的制度设计，而这也成为杭州峰会的历史使命。
三、杭州峰会：二十国集团转型的新起点
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作为主席国，以自身的治理经验积极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方案，发表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和28份具体成果文件，有力地推动了G20的转型升级。
1.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为G20谋划长远发展。峰会着力从创新、改革、开放三个方面来推动增长：首次把“创新”纳入主题，制定“G20创新增长蓝图”以及“创新行动计划”“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配套的行动计划，为全球可持续增长指明了新方向；强调结构性改革对提高G20成员国生产率、潜在产出以及促进创新增长的关键作用，制定“G20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确定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48项指导原则及12项指标体系，力图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加强G20贸易投资机制建设，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激发世界经济增长活力。
2.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为G20夯实共赢基础。G20杭州峰会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核心位置，首次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首次就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开展合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接2030年议程有效促进G20机制的转型，它一方面为G20确立了一个新的中长期目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升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政治合法性”。
杭州峰会还是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G20峰会。除G20成员领导人外，中方还邀请了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以及哈萨克斯坦、埃及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出席。峰会有力地向国际社会传递这样一个信号，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二十个成员，也属于全世界。
3.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巩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地位，以此提升G20机制本身的效力。峰会将“建设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作为重点议题之一，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落实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并致力于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新的份额公式；支持世界银行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时间表及原则实施股份审议，目标是逐渐实现平等投票权；强调份额调整应提高有活力经济体的份额占比，以反映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承诺保护最贫困国家的发言权及代表性。
同时，杭州峰会有效推动G20从短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在完善全球贸易、投资、金融格局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对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从G20的发展轨迹来看，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一定会沿着这个正确方向走下去，更加平等，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加有效，这既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期待，也是整个世界的需要。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G20杭州峰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引领世界经济增长新方向，谋划世界发展新蓝图，开创全球治理新愿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杭州峰会已成为G20转型的新起点。
四、杭州峰会的深远意义与二十国集团的未来新图景
进入新世纪，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巨大的困境和挑战，一方面日益具备更强大经济能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G20刚好适应了这种国际经济结构的变迁，为新兴国家发挥影响力和领导力提供了平台。当前，尽管G20尚未充分实现变革国际经济秩序的宏大使命，但其较好地兼顾了南北共同利益和代表性与有效性的平衡，由守成大国与新兴国家联合共治的方式却有着不同于以G7为核心的传统国际治理的鲜明特点，有助于推动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的国际秩序变革。
1.与G7代表和维护的是守成集团的既得利益不同，G20峰会关注国际体系的改革议程，致力于扩大新兴国家的权力。杭州峰会推动G20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进一步巩固G20峰会作为讨论全球经济议题的首要平台之地位，打破了发达国家对国际金融与经济治理的垄断性权力，峰会还支持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与投票权转移，从而有助于推动守成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
2.G7传统的发展议程因其援助国与受援国关系中权力的非对称性和援助的“条件性”而饱受诟病，而G20则倡导一种主体更加多元化、性质更加平等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杭州峰会制定“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发起“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和“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从而有助于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平衡。
3.G7一直强调其“有限规模，志同道合”的同质化特征，强调同质化带来的风险是对异质的焦虑和排斥，而G20则开始倡导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的多元包容。峰会始终强调各国发展的自主性，明确表示要尊重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际，重视发展中国家间的知识和经验交流，制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而不是照搬发达国家模式，从而有助于推动多元文明的包容共存。
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并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进步路径，现存国际体系正处在深刻转型之中。国际社会须有政治智慧和战略远见，思考如何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平衡、多元文明之间的包容共存创造一种制度性保障。就此而言，G20为未来全球治理的制度创新和秩序变革提供了崭新可能，推动G20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Robert D. Putnam. Western Summitry in the 1990： American Perspectives[J].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29， No. 2 （April/June 1994）： 81-93.
[2]Charles Lipson. Why are Som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formal？[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01. 45， No. 4， 1991： 495-538.
[3]崔志楠，邢悦. 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1）：154.
[4]金中夏. 中国与G20：全球经济治理的高端博弈[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