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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清原人，1933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
1959年生于北京，俄罗斯籍，医学博士，俄罗斯工程院院士、医疗工程院院士，现任俄罗斯国家研究中心外科部副主任。
这几年，赵联强来中国的次数不断增加。他是俄罗斯工程院院士、医疗工程院院士，两个多月前刚受邀到河南信阳市的医院，为医生进行手术方面的咨询和指导。他也常到广东的复大医院等地做医学交流。不过，他来中国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看望父亲。赵联强算是半个中国人，父亲是著名数学地质学家、矿产勘探学家、中国地质大学前校长赵鹏大。赵鹏大是第一位获得国际数学地质最高奖——克伦宾奖章的亚洲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和工程院的外籍院士。
不久前，赵联强来中国参加会议，在大会开始的前一天，竟然和父亲在火车站偶遇，才发现两人去的是同一场会议，这段轶事传开后，许多人用“中俄院士父子”称呼他们，父子俩的故事也广受关注。
2019年12月7日，《环球人物》记者在中国地质大学采访了这对“父子院士”。赵鹏大缓缓向记者走来，他年近九旬了，说话声音仍特别洪亮;赵联强则跟在父亲背后，虽不搀扶，眼光却总落在老人的身上。父子俩坐下，边聊天边回忆了在中俄两地的60年经历。
地大职工宿舍里的混血儿
赵鹏大是辽宁人，小时候家里很穷，北京大学是公立学校，不用交学费，赵鹏大就拼命考上了北大地质学系。上学时，赵鹏大到甘肃的祁连山勘探，海拔4000多米，突然下起冰雹，他戴着的头盔被砸得乒乓作響，就赶紧跑。到了雪山的冰面，特别滑，他就像壁虎贴着岩壁，慢慢地往前挪。有时候，赵鹏大和同学出去跑矿山，远处的村民看到了，就喊“强盗来了，土匪来了”，因为他们扛着“枪”。原来，他们手上拿的是凿石用的钢钎、铁锤以及雨伞，远远望去好像长枪、短枪。就这样，赵鹏大度过了惊险而有趣的大学生活。
1954年，他被公派到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攻读研究生。在一次地质考察活动中，赵鹏大认识了同校的伊琳娜·伊萨科维奇。两人一起跑了十几座矿山，回校后又一起上课，之后赵鹏大进行野外资料收集时，伊琳娜还成为他的助手。两人都对地质学情有独钟，有许多共同话题，渐渐坠入爱河，后来结为跨国夫妻。1958年3月，赵鹏大学成归国，进入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工作，伊琳娜也跟随他来到北京。
1959年，赵联强出生了，名字的意思是两个强国的联合。他们一家住在地质学院附近的职工宿舍，父亲白天出门做研究、教课，赵联强就在家附近和邻居家的小朋友玩耍。一到晚上，宿舍附近放露天电影，赵联强和其他小朋友没买到票，就躲在人群后偷瞄。虽然赵联强是混血儿，长得和普通人不太一样，但常和本地小孩子玩耍，说的大多是中国话。说到这里，赵鹏大笑了笑，在旁补充：“当时他北京话说得好极了，连骂人的话都讲得很溜！”赵联强家里有位保姆，经常带他去颐和园、故宫、北海公园玩，保姆告诉他中国的传说，还教他用筷子吃饭，两人感情很好，赵联强便喊她“奶奶”。
然而，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国内也发生了“文革”，赵鹏大曾在苏联学习，而被怀疑是苏联特务，赵联强和母亲也受到牵连。伊琳娜希望赵鹏大和她一起回苏联，赵鹏大说：“我是共产党员，要留在中国，不能离开。”他希望伊琳娜加入中国籍，这样就能和他一起留在中国。伊琳娜摇摇头：“我的妈妈和其他亲人都在莫斯科，我不能丢下他们。”1966年，两人决定分手，伊琳娜带着赵联强离开中国，回到莫斯科。
“那场离别，我的理解和父亲不太一样”
“那场离别，应该是永别。”赵鹏大对记者说。“我和伊琳娜是好合好离，有各自的追求和牵挂才分开了。”决定离别的那一天，伊琳娜哭了，两人拥抱了很久。然后，赵鹏大把自己的日记本、乒乓球拍、钢笔、灯笼拿给儿子小联强。“当时，我嘴上说‘你带回国吧，可以拿去玩儿’，心里想的是：留作纪念吧，你再也见不到爸爸了。”
采访当天，赵联强赶着与同父异母的妹妹聚会，便提前离开了。数天后，当他回到莫斯科，记者拨通了他的电话，才知道，对于那一场分别，赵联强与父亲有着不同的理解。“当年回到莫斯科，母亲告诉我，可能很长时间回不了中国，也见不到父亲了。我没多想，毕竟以前常和母亲回莫斯科看望亲人。但有一天，妈妈的朋友告诉我‘你爸爸已经死了’。我现在形容不出当时怎么想的，就是本能地抗拒她说的，我觉得父亲不会死的。”
此后这对父子度过了20多年没有彼此的日子。对赵鹏大而言，一开始，知识分子要上山下乡，他被弄去五七干校，插秧、种地、修路、架桥、烧水做饭，啥都干。“文革”结束，他才得以继续搞研究，之后成为武汉地质学院院长、中国地质大学校长，也认识了新的人，组建了新的家庭。
而赵联强远在5000多公里外的莫斯科。由于中苏关系很差，有人知道他的父亲是中国人，对他不太友好，中苏混血的身份让他觉得很尴尬。好在他还有很多朋友。那段时期，在莫斯科，许多人的遭遇和赵联强很像：在“文革”前后完成学业，被迫离开中国，回到苏联。赵联强有一个朋友，3岁离开中国，父亲留在那儿，后来去世了，“两人始终没见过面，真的是天人永别”。
赵鹏大父子因中苏关系恶化而分开，却也因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得以重聚。赵鹏大回忆，他在中国带过一个硕士生，上世纪80年代在苏联留学，正是通过这个学生，才得到了儿子赵联强的消息。
“我的儿子在找我！”赵鹏大顿了顿说，“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反应很奇怪：除了开心，更多的是担心。十几年来，我没有抚养他，他会不会觉得我抛弃了他？他妈妈、外婆会不会怨我？我不敢直接跟儿子联系，便决定让我的学生去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
赵联强对那一天永生难忘：“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中国的访问学者，他告诉我，他的老师是赵鹏大······听完后，我和妈妈、外婆都高兴坏了！”赵联强赶紧要到父亲所在学校的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亲爱的爸爸，我现在是一名外科医生了。我想快点见到您！”当时，信寄到中国得花两到三周甚至一个月的时间，但等信的日子却充满希望，他一年就写了6封。
远在北京的赵鹏大收到信后，心就放下了，赶紧给赵联强发了一封官方邀请函，让他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赵联强拿到签证，立刻动身来中国。赵鹏大要去火车站接他，“但是，我好怕他认不出我，就写信告诉他：左手拿着风衣外套的就是我”。
那是1989年4月的一天，趙鹏大拿着风衣，静静站在月台上，等着从莫斯科过来的火车。火车即将抵达时，天特别蓝，赵联强坐了那么久却不觉得累。“火车还没停下，就看到父亲了，他的样子一点也没变，表情还是那么严肃，只不过头发全白了”。很巧，车厢正停在父亲所站的地方，赵联强下火车，走到他面前：“您不用拿风衣，我一眼就能认出您。”然后他紧紧抱住了父亲。
中俄医学交流热起来
如今，赵联强是俄罗斯国家研究中心外科部的副主任。这所研究中心是俄罗斯卫生部主管下的医学中心，赵联强主管科研和外科手术，负责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医生沟通协调医疗机构设置。他每天早上7点开始工作，帮医生咨询肝脏外科手术。他还是医学杂志《高科技医学》的主编，不仅要编辑医生的科研作品，自己也写文章，经常工作到晚上七八点钟。
虽然父母都是地质学家，但赵联强从小特别喜欢生物，高中毕业后开始学医，攻读外科。1989年，赵联强到中国见父亲，偶然结识了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的外科医生。那之后，赵联强邀请几位专家到他正在实习的莫斯科第十五医院参观，并促成了两家机构的医学合作。
上世纪90年代，赵联强受邀去美国访学，在匹兹堡大学当研究员，后来回到俄罗斯，研究生物技术。1999年，他受邀加入著名的莫斯科肺移植中心，并在那里工作了10年，每年平均要做上百台手术。当时，医学界急需懂医学的工程学专家，研发手术工具，比如手术牵开器——在做手术时将人体器官撑开，以便医生动手术。赵联强对此深有研究，研发了许多工具，还发表很多医学和工程学相结合的论文，成为俄罗斯医疗工程院院士。2015年，赵联强因在两个领域的贡献，成为俄罗斯工程院院士，该工程院是俄罗斯三大跨行业科研机构之一，首位院长是诺贝尔得主普罗霍罗夫。
赵联强与中国医学界的合作，也与父亲息息相关。赵鹏大是俄罗斯自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也是莫斯科大学的名誉教授，去莫斯科教书时，认识了在那里留学的一名学生。这名学生是河南信阳人，经由赵鹏大介绍认识了赵联强。这位留学生毕业后回到家乡信阳，和当地政府合作，邀请外国专家参与当地的发展计划，便找到了赵联强。去年5月，赵联强到信阳新建的圣德医院参观，回莫斯科后，俄罗斯卫生部希望他加强与中国医院的合作。最终，赵联强与圣德医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定期来此进行学术交流、医学研究和临床手术。
每年5月，赵联强总会回到中国，给赵鹏大过生日。今年，他有了新的打算，希望也能？在俄罗斯办一家中俄合作的医院，把他的专业以及他与父亲、中国的纽带带到俄罗斯。
赵鹏大 辽宁清原人，1933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
赵联强 1959年生于北京，俄罗斯籍，医学博士，俄罗斯工程院院士、医疗工程院院士，现任俄罗斯国家研究中心外科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