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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康念祥是江西吉安禾埠桥康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1930年10月红军解放吉安时参加队伍，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斗。1934年8月，第五次反“围剿”时，父亲被安排担任博古的警卫员。
笑谈“掌玺大臣”
父亲回忆说：“博古了解了我的情况后，看到我强壮高大很高兴。”那时离战略转移（当时还没有提出“长征”的概念）只有10天的时间了（中央机关10月10日从瑞金开始转移）。按规定，中央首长身边配有4个警卫员，博古也不例外。警卫班长叫罗正基，警卫员有父亲康念祥、陈先光、陈年标。还有一个跟随博古的特务员，叫吴振英，主要从事译电兼警卫工作。吴振英和父亲一起活着走完了长征。
除了保卫首长的任务外，根据博古的意见，父亲在转移途中还要负责保管一匹马驮的挑子及行李，照顾好博古的生活、工作等。这副挑子挑的是两个铁皮箱子，这两个箱子象征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里面装有三颗印章：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二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还有重要的文件和党的经费，如金条等贵重物品，重50斤左右。行军时马驮着挑子，宿营时由父亲保管。遇到特殊情况，父亲也经常挑着这副挑子行军。博古当时对父亲说：小康，这个挑子很重啊！你一定要保管好。在外国有一种官，叫“掌玺大臣”，现在你就是“掌玺大臣”，在紧急情况下先顾好挑子，再来顾我，我和挑子比，我是第二位的。父亲问什么叫“掌玺大臣”？博古回答就是执掌印章的官，我们红军还没有设置这样的官位。说完就轻松地笑了。
刚开始，父亲叫博古“首长”或“博古首长”。博古听了很不习惯，就对父亲等警卫们说：“以后你们叫我博古或博古同志吧，不要老叫首长首长的。”于是大家就这样叫开了，“秦邦宪”这个名字叫得很少，有的只知博古，不知秦邦宪。
从这几件事情来看，博古是一位非常有信仰、有组织原则的中央总负责人。他对像父亲这样没有文化的警卫，又是从“AB团”重灾区红20军过来的战士，不挑剔不嫌弃，服从组织安排，并给予充分信任和赋予重要的工作。他的言语之中还有一种幽默，言谈举止给了警卫和红军战士很大信心和鼓励。
“革命力量是大的”
对于长征，父亲最初是有许多顾虑的。首先是红军要到哪里去？作为警卫人员，有纪律规定是不许向首长打听的，所以这个“谜”很长时间没有解开。离开瑞金转移时，大包小包的，雇来的挑夫有三四千人，排成长长的行军队伍，像大搬家似的，熙熙攘攘赶路。其次是离开苏区根据地，向没有群众支持的白区转移，部队兵员和武器弹药的补充，伤病员的安置，行军吃饭睡觉等，都是很困难的事，父亲最担心自己受伤，跟不上队伍。再次是父亲思想上产生了离乡背井的凄凉感，忧心忡忡。
博古常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激励着红军部队的每一个人。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相信“革命力量是大的”，鼓舞着红军战士克服困难奋勇向前。
父亲在《自传》里自我剖析：“看见中央首长都和我们一样苦，他们只是多匹牲口，可是到宿营地就开会，睡觉、休息的时间还没有我们多……他们这些大首长都能受这样的苦，我怎么受不了呢？别的部队比中央机关更苦，我这点苦算什么？所以在（野战）部队和首长的影响下，怕苦的思想才开始有些扭转。”
发了一次大脾气
1934年11月27日打响的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界首是中央红军过湘江最重要的渡河点，红三军曾在此发动群众，在江上搭建浮桥，而蒋介石派遣桂系部队前來阻击，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眼看前方红军将士为保护军委纵队的行军通道，每分每秒都在流血牺牲，博古很着急。父亲看到他多次催促加快行军速度，一休息就坐下开会，分析研究电报和行动方案。那个样子，父亲有个描述：皱着眉头，没有笑脸，光要发脾气，看电报时很专注，一边挠头，一边还不时地扶眼镜，谁来了都没有好脸，看见那个外国人李德也一副没好气的样子。心里沉重啊！
父亲没有办法解除博古的烦恼，只能小心翼翼地跟在身后，等待命令。
好不容易到了湘江渡口，却看见在渡口的便桥上，红军过桥的秩序大乱，于是，博古发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脾气。他拔出一把“勃朗宁”小手枪，踏上桥边的一个高点，将枪高举在空中，大声地喊道：“大家都不许乱，都退后几步，按规定顺序过江。谁乱就军法处置。”大家一看博古亲自出来维持秩序，混乱就好了许多，部队渐渐开始按编队过江了。
“毛泽东是对的”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会议期间（1935年1月15-17日），父亲等博古警卫担任了会议的内卫。有时他们挎着手枪威风凛凛地站在大门口，有时出现在二楼会议室给中央首长们送水倒茶添加炭火。父亲对遵义会议印象最深的是，会场里时不时传来激烈的辩论和争吵声，有时还伴有拍桌子声。会议批评了博古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血战以来错误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取消了博古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前后，博古的情绪有较大的波动。他很苦闷，也有些想不通，但坚决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
1935年2月5日春节刚过，在云南“鸡鸣三省村”，也就是扎西（威信）水田寨花房子村，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后，在博古的授意下，父亲把长征以来用忠诚和生命一直保管的那两个铁皮箱子交给了张闻天的警卫员，参与了党中央最高权力平稳移交的实际工作。
关于这次权力移交，刘英（张闻天夫人）有这样的回忆：“当时还有人在背后鼓捣，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以后博古也逐渐觉悟过来，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博古有捷才，善辩，是个能干的。”
凯丰（何克全）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他对当时的错误路线认识不足，对共产国际过于迷信，因而不支持毛泽东。他还认为，中国支部是共产国际的一级组织，改选总负责人是要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脱离共产国际的领导，反对交权。 “秦邦宪没有听凯丰的意见，也没有考虑个人得失，他以大局为重，根据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主动交了权，实现了中央领导层的平稳过渡，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博古交权后，父亲仍是他的警卫，仍是忠心耿耿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敢有半点差错，对博古生活上的照顾则更是尽心尽力了。
渡过金沙江后，有一次，父亲在博古的住处给他擦枪，父亲很喜欢这支“勃朗宁”手枪，分解后，对每一个零件都仔细地擦拭，努力做到一尘不染。正当父亲摆弄枪时，突然听到博古自言自语地说：“毛泽东是对的。”
“毛泽东是对的”这一观点，是博古在四渡赤水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后，经过长久的思考得出来的结论。他是真心拥护毛主席的，不管是后来的行动上还是言论上。
在“会理会议”上，他支持了毛泽东，反对由其他人代替毛泽东指挥红军；在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代主任时，利用《红星报》亲自撰写文章，宣传毛泽东强渡大渡河的战略方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主持的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维护了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张国焘搞分裂活动时，在“两河口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打松潘战役，支持北进陕甘开创根据地。在走出草地之后的“俄界会议”上，又支持毛泽东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在党的七大上，博古说：“……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主要的負责人。”
胸怀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讲原则守纪律，知错就改，知耻而后勇，博古就是这么一个襟怀坦荡的人。
书生气十足的“同志”
夹金山是红军长征徒步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在翻越夹金山前，父亲被直属队组织去听了一次课，了解了有关注意事项。父亲记住三点，一是行军速度不能太快，要保存好体力，要多穿衣服，上山前要喝一些辣汤或烧酒；二是途中不能停下休息，要紧跟队伍，一口气翻越雪山；三是不要东张西望，尽量看有颜色的东西，比如马匹、红军的衣服及被前面部队踩得变暗的雪路等，可以避免得“雪盲症”。
博古本身就体弱，但他是一不喝酒，二不吃辣，上山前父亲劝说他喝一碗辣汤，但他说什么也不肯，还说，在苏联天气那么冷，雪那么厚，我也没吃辣椒，也没有喝酒，都挺过来了，这点雪算什么？毛泽东倒是很爱吃辣椒的，他看到父亲在身边，随口对父亲说：“大个子，去搞点辣椒来吃。”父亲急忙四处寻找，跑了很远才发现老乡的一块菜地有几株辣椒。看看周围没人，叫了半天也没人应答，无奈之下，放下一个铜钱，就把辣椒摘回去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
博古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同志”，搞得父亲很无奈。父亲为上山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从老乡那里搞到一些旧棉花，又把绑腿布加长一些，帮博古把腿绑得严严实实，但又不能太紧，防止血脉不通，看上去，腿比平时粗了许多。博古很满意，他拍拍绑腿，在地上踩了几脚，走了几步，跃跃欲试，好像已经把夹金山踩在脚下了。父亲还为博古用树枝做了一根拐杖，但后来一直没有用上。
1935年6月14日上午，太阳已经很高了，中央纵队上山的队伍开始行动。为了保护马匹，大家谁都不愿意骑马。刚开始还算顺利，爬到半山腰时，父亲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博古开始出现缺氧性眩晕，他用手捂住头，有点站不住了。父亲赶紧上去扶住他，只见他脸色苍白，身体不住地摇晃。父亲想起“注意事项”的要求，就和警卫班长罗正基一起搀扶他往前走，走几步停一停，过了一会儿，博古缓过劲来说，现在好一点了，风太大了，有一点冷。父亲情急之中，把一条毯子从马背上取下来给他披上，裹好。大家都很疲惫，这时跟在后面的又瘦又小的吴振英，也已经很艰难了，但他的头脑很清醒，他提醒博古拽着马尾巴上山。这一招果然很奏效，支撑着博古爬到了山顶。途中，博古看见一些雪堆，指着对父亲说：这下面是牺牲的红军，我小看雪山了！
下山时，几乎所有的红军都坐了回“雪滑梯”，没有哪一个老老实实走下来的。博古也裹着毯子过了一回“雪滑梯”的瘾。
“铁的人物”
行军是枯燥艰苦的，有一天在草地上，博古快走不动了，父亲上去搀扶着他前进，于是他与父亲拉起了家常。
博古告诉父亲，他本名叫秦邦宪，祖先是宋代大词家，叫秦观。父亲是不懂这些的，他留下来的记忆是，博古的先人是很有文化的大文人，他的家庭是书香世家，是无锡人。从他的口中，父亲知道了他的入党，知道了“五卅惨案”中的博古，是个追求真理，正直正义，热烈激昂，嫉恶如仇的年轻人，他在发表极具渲染力的演讲时，愤怒激动使他当场口中大量喷血；知道了博古在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期间，因组织工人暴动在上海被军阀逮捕，在敌人面前保守革命秘密，不屈不挠；知道了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马列主义，具有较深的理论基础，也有很大的学问，他见过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及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们；知道了博古这个称呼原来是他的苏联名字博古诺夫的简称；还知道博古因反对“立三路线”受过处分，他是一个勇敢的斗士。
通过与博古的交流，父亲看到了博古的革命坚定性，在革命前进发展时，他激昂亢奋，敢作敢为；在革命受到挫折危难时，他从不灰心，坚持斗争，表现出激流勇进的革命精神；在自己犯了错误时，他勇于承担责任，总结教训，从不委过于人，从不消沉，积极维护党的团结。博古就红军过草地，对父亲讲：红军就像一股“铁流”，无论什么都挡不住他的前进。父亲认为博古就是红军铁流中“铁的人物”，而红军的斗争就是“血的战斗”。后来郭沫若在“黑茶山事件”后的一首《哭博古》悼念诗中，也称赞：“博古，钢铁一样的人……推动历史的铁人……”
博古也常自勉坚强，喜欢钢铁的意志，后来他给两个儿子分别取名秦钢和秦铁。
在红军长征一年中，父亲与博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博古后来深情地说：“要不是康念祥在长征中照顾了我，我几乎走不出长征。”瓦窑堡会议后，1936年2月，博古等中央领导都“忍痛割爱”，将长期跟随自己的警卫们送进红军学校学习。父亲作为其中一员，从此离开了博古。
1946年4月，39岁的博古在重庆谈判后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牺牲，史称“黑茶山事件”。父亲是在中原突围时得到这一消息，从来没哭过的他，眼睛湿润了。一生一死，乃知交情啊！
毛泽东为博古题词：“为人民而死 虽死犹荣”，他的死是重于泰山的，他的品格，他的为党、为人民、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笑谈“掌玺大臣”
父亲回忆说：“博古了解了我的情况后，看到我强壮高大很高兴。”那时离战略转移（当时还没有提出“长征”的概念）只有10天的时间了（中央机关10月10日从瑞金开始转移）。按规定，中央首长身边配有4个警卫员，博古也不例外。警卫班长叫罗正基，警卫员有父亲康念祥、陈先光、陈年标。还有一个跟随博古的特务员，叫吴振英，主要从事译电兼警卫工作。吴振英和父亲一起活着走完了长征。
除了保卫首长的任务外，根据博古的意见，父亲在转移途中还要负责保管一匹马驮的挑子及行李，照顾好博古的生活、工作等。这副挑子挑的是两个铁皮箱子，这两个箱子象征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里面装有三颗印章：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二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还有重要的文件和党的经费，如金条等贵重物品，重50斤左右。行军时马驮着挑子，宿营时由父亲保管。遇到特殊情况，父亲也经常挑着这副挑子行军。博古当时对父亲说：小康，这个挑子很重啊！你一定要保管好。在外国有一种官，叫“掌玺大臣”，现在你就是“掌玺大臣”，在紧急情况下先顾好挑子，再来顾我，我和挑子比，我是第二位的。父亲问什么叫“掌玺大臣”？博古回答就是执掌印章的官，我们红军还没有设置这样的官位。说完就轻松地笑了。
刚开始，父亲叫博古“首长”或“博古首长”。博古听了很不习惯，就对父亲等警卫们说：“以后你们叫我博古或博古同志吧，不要老叫首长首长的。”于是大家就这样叫开了，“秦邦宪”这个名字叫得很少，有的只知博古，不知秦邦宪。
从这几件事情来看，博古是一位非常有信仰、有组织原则的中央总负责人。他对像父亲这样没有文化的警卫，又是从“AB团”重灾区红20军过来的战士，不挑剔不嫌弃，服从组织安排，并给予充分信任和赋予重要的工作。他的言语之中还有一种幽默，言谈举止给了警卫和红军战士很大信心和鼓励。
“革命力量是大的”
对于长征，父亲最初是有许多顾虑的。首先是红军要到哪里去？作为警卫人员，有纪律规定是不许向首长打听的，所以这个“谜”很长时间没有解开。离开瑞金转移时，大包小包的，雇来的挑夫有三四千人，排成长长的行军队伍，像大搬家似的，熙熙攘攘赶路。其次是离开苏区根据地，向没有群众支持的白区转移，部队兵员和武器弹药的补充，伤病员的安置，行军吃饭睡觉等，都是很困难的事，父亲最担心自己受伤，跟不上队伍。再次是父亲思想上产生了离乡背井的凄凉感，忧心忡忡。
博古常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激励着红军部队的每一个人。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相信“革命力量是大的”，鼓舞着红军战士克服困难奋勇向前。
父亲在《自传》里自我剖析：“看见中央首长都和我们一样苦，他们只是多匹牲口，可是到宿营地就开会，睡觉、休息的时间还没有我们多……他们这些大首长都能受这样的苦，我怎么受不了呢？别的部队比中央机关更苦，我这点苦算什么？所以在（野战）部队和首长的影响下，怕苦的思想才开始有些扭转。”
发了一次大脾气
1934年11月27日打响的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界首是中央红军过湘江最重要的渡河点，红三军曾在此发动群众，在江上搭建浮桥，而蒋介石派遣桂系部队前來阻击，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眼看前方红军将士为保护军委纵队的行军通道，每分每秒都在流血牺牲，博古很着急。父亲看到他多次催促加快行军速度，一休息就坐下开会，分析研究电报和行动方案。那个样子，父亲有个描述：皱着眉头，没有笑脸，光要发脾气，看电报时很专注，一边挠头，一边还不时地扶眼镜，谁来了都没有好脸，看见那个外国人李德也一副没好气的样子。心里沉重啊！
父亲没有办法解除博古的烦恼，只能小心翼翼地跟在身后，等待命令。
好不容易到了湘江渡口，却看见在渡口的便桥上，红军过桥的秩序大乱，于是，博古发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脾气。他拔出一把“勃朗宁”小手枪，踏上桥边的一个高点，将枪高举在空中，大声地喊道：“大家都不许乱，都退后几步，按规定顺序过江。谁乱就军法处置。”大家一看博古亲自出来维持秩序，混乱就好了许多，部队渐渐开始按编队过江了。
“毛泽东是对的”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会议期间（1935年1月15-17日），父亲等博古警卫担任了会议的内卫。有时他们挎着手枪威风凛凛地站在大门口，有时出现在二楼会议室给中央首长们送水倒茶添加炭火。父亲对遵义会议印象最深的是，会场里时不时传来激烈的辩论和争吵声，有时还伴有拍桌子声。会议批评了博古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血战以来错误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取消了博古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前后，博古的情绪有较大的波动。他很苦闷，也有些想不通，但坚决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
1935年2月5日春节刚过，在云南“鸡鸣三省村”，也就是扎西（威信）水田寨花房子村，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后，在博古的授意下，父亲把长征以来用忠诚和生命一直保管的那两个铁皮箱子交给了张闻天的警卫员，参与了党中央最高权力平稳移交的实际工作。
关于这次权力移交，刘英（张闻天夫人）有这样的回忆：“当时还有人在背后鼓捣，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以后博古也逐渐觉悟过来，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博古有捷才，善辩，是个能干的。”
凯丰（何克全）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他对当时的错误路线认识不足，对共产国际过于迷信，因而不支持毛泽东。他还认为，中国支部是共产国际的一级组织，改选总负责人是要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脱离共产国际的领导，反对交权。 “秦邦宪没有听凯丰的意见，也没有考虑个人得失，他以大局为重，根据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主动交了权，实现了中央领导层的平稳过渡，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博古交权后，父亲仍是他的警卫，仍是忠心耿耿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敢有半点差错，对博古生活上的照顾则更是尽心尽力了。
渡过金沙江后，有一次，父亲在博古的住处给他擦枪，父亲很喜欢这支“勃朗宁”手枪，分解后，对每一个零件都仔细地擦拭，努力做到一尘不染。正当父亲摆弄枪时，突然听到博古自言自语地说：“毛泽东是对的。”
“毛泽东是对的”这一观点，是博古在四渡赤水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后，经过长久的思考得出来的结论。他是真心拥护毛主席的，不管是后来的行动上还是言论上。
在“会理会议”上，他支持了毛泽东，反对由其他人代替毛泽东指挥红军；在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代主任时，利用《红星报》亲自撰写文章，宣传毛泽东强渡大渡河的战略方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主持的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维护了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张国焘搞分裂活动时，在“两河口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打松潘战役，支持北进陕甘开创根据地。在走出草地之后的“俄界会议”上，又支持毛泽东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在党的七大上，博古说：“……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主要的負责人。”
胸怀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讲原则守纪律，知错就改，知耻而后勇，博古就是这么一个襟怀坦荡的人。
书生气十足的“同志”
夹金山是红军长征徒步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在翻越夹金山前，父亲被直属队组织去听了一次课，了解了有关注意事项。父亲记住三点，一是行军速度不能太快，要保存好体力，要多穿衣服，上山前要喝一些辣汤或烧酒；二是途中不能停下休息，要紧跟队伍，一口气翻越雪山；三是不要东张西望，尽量看有颜色的东西，比如马匹、红军的衣服及被前面部队踩得变暗的雪路等，可以避免得“雪盲症”。
博古本身就体弱，但他是一不喝酒，二不吃辣，上山前父亲劝说他喝一碗辣汤，但他说什么也不肯，还说，在苏联天气那么冷，雪那么厚，我也没吃辣椒，也没有喝酒，都挺过来了，这点雪算什么？毛泽东倒是很爱吃辣椒的，他看到父亲在身边，随口对父亲说：“大个子，去搞点辣椒来吃。”父亲急忙四处寻找，跑了很远才发现老乡的一块菜地有几株辣椒。看看周围没人，叫了半天也没人应答，无奈之下，放下一个铜钱，就把辣椒摘回去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
博古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同志”，搞得父亲很无奈。父亲为上山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从老乡那里搞到一些旧棉花，又把绑腿布加长一些，帮博古把腿绑得严严实实，但又不能太紧，防止血脉不通，看上去，腿比平时粗了许多。博古很满意，他拍拍绑腿，在地上踩了几脚，走了几步，跃跃欲试，好像已经把夹金山踩在脚下了。父亲还为博古用树枝做了一根拐杖，但后来一直没有用上。
1935年6月14日上午，太阳已经很高了，中央纵队上山的队伍开始行动。为了保护马匹，大家谁都不愿意骑马。刚开始还算顺利，爬到半山腰时，父亲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博古开始出现缺氧性眩晕，他用手捂住头，有点站不住了。父亲赶紧上去扶住他，只见他脸色苍白，身体不住地摇晃。父亲想起“注意事项”的要求，就和警卫班长罗正基一起搀扶他往前走，走几步停一停，过了一会儿，博古缓过劲来说，现在好一点了，风太大了，有一点冷。父亲情急之中，把一条毯子从马背上取下来给他披上，裹好。大家都很疲惫，这时跟在后面的又瘦又小的吴振英，也已经很艰难了，但他的头脑很清醒，他提醒博古拽着马尾巴上山。这一招果然很奏效，支撑着博古爬到了山顶。途中，博古看见一些雪堆，指着对父亲说：这下面是牺牲的红军，我小看雪山了！
下山时，几乎所有的红军都坐了回“雪滑梯”，没有哪一个老老实实走下来的。博古也裹着毯子过了一回“雪滑梯”的瘾。
“铁的人物”
行军是枯燥艰苦的，有一天在草地上，博古快走不动了，父亲上去搀扶着他前进，于是他与父亲拉起了家常。
博古告诉父亲，他本名叫秦邦宪，祖先是宋代大词家，叫秦观。父亲是不懂这些的，他留下来的记忆是，博古的先人是很有文化的大文人，他的家庭是书香世家，是无锡人。从他的口中，父亲知道了他的入党，知道了“五卅惨案”中的博古，是个追求真理，正直正义，热烈激昂，嫉恶如仇的年轻人，他在发表极具渲染力的演讲时，愤怒激动使他当场口中大量喷血；知道了博古在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期间，因组织工人暴动在上海被军阀逮捕，在敌人面前保守革命秘密，不屈不挠；知道了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马列主义，具有较深的理论基础，也有很大的学问，他见过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及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们；知道了博古这个称呼原来是他的苏联名字博古诺夫的简称；还知道博古因反对“立三路线”受过处分，他是一个勇敢的斗士。
通过与博古的交流，父亲看到了博古的革命坚定性，在革命前进发展时，他激昂亢奋，敢作敢为；在革命受到挫折危难时，他从不灰心，坚持斗争，表现出激流勇进的革命精神；在自己犯了错误时，他勇于承担责任，总结教训，从不委过于人，从不消沉，积极维护党的团结。博古就红军过草地，对父亲讲：红军就像一股“铁流”，无论什么都挡不住他的前进。父亲认为博古就是红军铁流中“铁的人物”，而红军的斗争就是“血的战斗”。后来郭沫若在“黑茶山事件”后的一首《哭博古》悼念诗中，也称赞：“博古，钢铁一样的人……推动历史的铁人……”
博古也常自勉坚强，喜欢钢铁的意志，后来他给两个儿子分别取名秦钢和秦铁。
在红军长征一年中，父亲与博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博古后来深情地说：“要不是康念祥在长征中照顾了我，我几乎走不出长征。”瓦窑堡会议后，1936年2月，博古等中央领导都“忍痛割爱”，将长期跟随自己的警卫们送进红军学校学习。父亲作为其中一员，从此离开了博古。
1946年4月，39岁的博古在重庆谈判后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牺牲，史称“黑茶山事件”。父亲是在中原突围时得到这一消息，从来没哭过的他，眼睛湿润了。一生一死，乃知交情啊！
毛泽东为博古题词：“为人民而死 虽死犹荣”，他的死是重于泰山的，他的品格，他的为党、为人民、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